對證據開示制度的理性思考

吳岳堅

摘要：在中國當前刑事司法模式下，建立和完善證據開示制度是較好的選擇和出路。但這項制度在過去的實踐中，由于人們的理解不一，存在理論分歧，實施中面臨許多困撓和挑戰，各地的做法不盡統一、規范和健全。本文對實施這一制度作了理性分析和現實可行性研究，旨在探索和尋找更加符合理性又發揮實際價值的模式和方法，提出規制和完善的建議。

關鍵詞：證據開示；現狀分析；理性思考；制度完善

1996年我國對刑訴法的修改是以英美法系的對抗制為藍本，吸收了在庭審中的對抗和制衡的原則，重視了程序正義的價值觀，這無疑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巨大進步。但在實施后不久就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致使理論界與實務界都對具體司法實踐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持不同的見解和爭論。有的學者指出，目前的庭審方式僅是從形式上貌似對抗性，卻未從根本上避免法官提前介入案情和審前預斷，證人出庭困難重重,律師辯護無實質抗辯等，要求進一步吸收英美法系的起訴書一本主義的訴訟模式；有的針對在實際操作中確實存在的諸多疑難和困惑，主張尊重目前中國司法狀況和法律文化習慣，應采取部分卷宗移送主義；也有的從中國目前法官實際駕馭能力和水平的角度分析，主張采用全部卷宗移送主義才能做到對案件的全面分析和裁判。對于今后刑事訴訟究竟采用哪種模式，目前仍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莫衷一是。筆者看來，這都是刑事審判程序中的價值取向和選擇問題，在目前大量出現非對抗性（即合作性司法模式）的情況下，采用證據開示制度并加以完善，是一種較好的選擇和出路。

一、現狀分析

對于證據開示制度，各地作了許多的探討和嘗試，如有的地方是公訴部門與律師簽訂證據開示協作條款,也有的地方是制訂證據開示規則,收到一些好的效果。但各地做法不盡統一和完善，至今沒有一個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實施文本。實踐的現狀總體上可概括為：

（一）理論分歧多。由于當前各種社會現象紛呈多樣，法律的滯后性和各種矛盾逐步凸現，于是有了各種理論觀點和主張，有的對律師的介入主張限制說，有的對律師的抗辯主張保障說，有的則是折衷說。關于刑事訴訟中如何向法庭提交證據，目前在理論上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既要防止法官的提前介入和審前預斷，又要正確把握庭審主動權，提高訴訟審判效率；既要加強對被告人或辯護律師的平等武裝，增加其庭審的抗辯性，又要保證有效打擊刑事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使犯罪分子不漏網；既要防止律師的突襲，又要阻止控方的不當起訴。這一對對矛盾，似乎構成了關于卷宗怎樣移送始終繞不開的一個悖論。

有的認為卷宗移送主義是一種歷史倒退，它違背控辯雙方平等原則，造成控辯雙方力量不均衡，只有使法官看不到卷宗，才有可能站在公正立場上悉心聽取雙方證據、陳述和辯駁［1］；而有的則認為證人出庭而卷宗不移送，會造成法官審判效率低下，掌握不了庭審主動權，在中國目前沒有實現讓證人到庭作證的各種條件，也不符合中國法律文化習慣和倫理觀念［2］；也有人主張在對抗制審判方式下通過證據交換，采取判決理由制度來保障程序公正，既可使法官預覽卷宗，也可使控辯雙方和社會公眾了解法官心證過程，也是防止法官裁判隨意性的有效辦法。但到底移送多少，目前“六部委”的司法解釋又過于籠統和原則，而且對主要證據的范圍又缺乏科學合理的界定，目前各地司法人員在理解上存在較大差異，對主要證據交換的范圍、時間、方式、程序等也都沒有具體合理的解釋。開示過多，擔心陷入卷宗移送主義的泥潭，開示過少，也擔心給律師以限制辯護權的把柄，促使律師搞突襲。

（二）制度不健全。由于目前刑事訴訟的制度模式構建尚無定型，各地都在探索嘗試之中，各種矛盾現象突出，一方面是理論的超前要求，另一方面是實踐的滯后，兩者脫節距離較大。在偵查階段，基本上是以保密為由盡理拒絕律師參與，更談不上證據交換；在審查起訴階段，大多數也是讓其復印、抄錄一些基本信息，如法律文書、鑒定材料、證據目錄、證人名單等，而對言詞證據幾乎搞得很神秘，誠恐有變而加以保密。目前大多數地方的做法是來個半起訴狀主義，控方出于策略而不完全移送，辯方因律師活動受到限制，不全面了解案情，辯護職能得不到發揮，只得把花九牛二虎之力收集的一些另碎的證據密而不宣地帶到法庭上作炮彈攻擊，以圖取得突襲效果，把辯護重點放在搞突襲上。這種狀況下，使控辯雙方都如進退維谷，搖擺不定，操作極不規范。

由于這些制度不健全，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現了證據單向開示的困境局面，并長期處于惡性循環之中。反過來也不利于控方在庭審中的揭露犯罪和證明效果，雙方都搞起了伏擊戰，增加了庭審難度，降低審判效率，還可能增加無故的纏訟。這種低水平的運作方式，也導致控辯雙方由于焦點不明確，觀點不透明，增加了許多重復勞動，達不到訴訟經濟的目的。

（三）實施困撓大。目前實施證據開示制度，存在著許多困撓：一是體制的困撓。我國目前刑事司法的狀況，一方面是公檢法配合的原則，共同承擔打擊刑事犯罪，一方面又是將舉證責任落在公訴（偵查）部門身上，由于刑事司法機關的資源緊缺，難以使每個案件都做到保質保量的全面調查取證，那么只得把案件的審理期限延長，甚至造成超期羈押，不能做到及時審判犯罪，同樣難以實現公平正義的目標。

二是警察力量薄弱的困撓。目前我國各地警察力量都顯得薄弱，且人員素質普遍較低，證據意識不強，工作責任心有待考驗，加上考核體系的不科學，強調破案率，在不能全面承擔繁重的刑事破案任務的同時，又要做到證據體系的完善和證據鏈的完整，使案件萬無一失，似乎難以做到。

三是偵查手段、技術落后的困撓。我國的公安機關既承擔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繁重任務，又負責大部分刑事案件的破案任務，目前只能是采用一個接一個的專項斗爭為主要手段，在技術和智慧上不能完全適應日益翻新的犯罪手段和智能更新，對社會生成證據能力不足，個人數據庫和監控設施不全，在原有手段失效、新的手段尚未完善的情況下，很有可能就是因不能及時破案而放縱犯罪。

四是執法觀念的困撓。公安機關既有行政執法的屬性，又有司法的屬性，在日?；顒又惺苄姓L官的牽涉較大，而行政長官往往有一種重打擊的思維慣性，尤其在“重點工作”、“中心工作”的招牌下，總希望司法機關迅速抓幾個人來平定局面，而忽視程序正義的重要價值。這種在高要求下的低水平運作方式，在基層的司法活動中大量存在，嚴重困撓了證據開示制度的實施。

（四）面臨挑戰多。目前實施證據開示制度，面臨著許多挑戰：一是新律師法實施后的挑戰。新律師法的頒布和實施，主要解決了律師會見、閱卷、調查取證三大難題，為律師掌握證據和實施辯護提供了更好的便利條件，而對案件事實真相揭露的任務更加落在了控方（偵查和公訴）身上，為此，偵查、公訴機關在取證和掌握信息量上失去了特定的優勢，所掌握的證據對于辯護律師來說完全處于公開狀態，與律師在取證上形成了兩條平行線，并處在同一起跑線上，在訴訟抗辯上是進一步增強并均衡化了，于此增加了公訴難度。但刑事訴訟規律告訴我們：讓被告人參與越充分，對其保護力度越強，就越有可能使其逃脫法律的制裁，那么，對于被害人來說也可能造成另一種不公平，使其無法實現復仇、補償、慰籍的期望。

二是西方訴訟模式和理論對我國訴訟現狀的挑戰。改革開放后，西方訴訟模式、人權觀念和價值理念的逐步引入，許多原則和觀點也被我國大眾所接受，為此，在法律文化上造成了東西方文化的沖突，在引入西方模式與本土習俗的繼承上意見分歧嚴重。按英美法系的原則和理論，證人出庭作證是重要標志，而在中國要求證人出庭作證則在硬件軟件上和理念上都嚴重缺陷，這就構成嚴重的挑戰。

三是公眾法律意識習慣的挑戰。中國幾千年積淀下來的法律文化習慣，秉承“和為貴”的儒家思想，不適應出庭作證，我們曾習慣于對沉默權的喧揚，但在中國目前司法狀況下，犯罪嫌疑人如果在偵查階段行使沉默權可能會招至更嚴重的刑訊逼供，在法庭上仍保持沉默，那就等于是默認了那些厚厚的偵查卷宗。中國民眾在價值選擇上往往重視個案結果和實體正義，忽視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就警察、檢察官、法官、律師、媒體和社會公眾都尚未形成完善的主體個性，都還無法憑自已的理解作出理性的判斷，其核心價值體系尚未形成，為此，公眾法律意識文化習慣對于證據開示制度的實施還面臨許多挑戰。

四是司法機關和人員能力的挑戰。要實行更加均衡的抗辯，那么，對偵查公訴人員的要求就更加嚴格，美國的卡多佐大法官說：因為警察違法就放縱犯罪，也是一種不公平［3］，為此，如何提高揭露犯罪的能力，如何遏制犯罪，將是各級警察面臨的一種嚴重的挑戰。

（五）違反難制裁。從目前的施行狀況看，作為控方來說，在偵查階段，基本上以保密為由，設置重重障礙阻止律師會見和取證，在公訴階段也無明確規定證據開示的范圍、時間、程序等，更無規定制裁措施。作為辯方來說，較為突出的表現是單向開示，不向控方開示任何證據和信息，違背開示義務，但也缺乏制裁措施，有的地方規定了簡單的一句話：即未經開示的證據在法庭上不得采用，但現實的情況是非常復雜的，對于檢察機關撤訴后補充的證據如何采用？對于辯方的證據在初審法庭不能用，而到了上訴即二審法庭時又如何采用？這里又出現了另一些理論上的問題值得去研究。

二、理性思考

我們在選擇一項制度時，既要大膽吸收外國訴訟模式的合理部分，又要結合本土實際，這里就面臨著如何進行價值取舍的問題，正是需要人們進行理性思考的。

（一）價值取向。無論何種模式，其實都是一種對社會管理的博弈，對社會調控的價值選擇。

英美法系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它強調控辯雙方當事人地位平等和對其平等武裝，強調證人出庭作證，在偵查階段就已經有律師介入了，其案卷材料、證據和偵查活動都已處于公開透明狀態。其好處是使犯罪嫌疑人有效對抗追訴提供必要的準備機會與便利條件，增強防御能力，同時也為了防止法官先入為主的審前預斷。但這種訴訟模式忽視了對實體真實的追求，降低訴訟效率，從而影響了刑事訴訟中懲治犯罪、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功能的有效發揮。

以德法為代表的大陸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法官的審判活動以案情的調查為主線而展開，強調國家干預，控辯雙方事實上處于不平等地位，偵查活動不公開，辯方在偵查中的參與受到限制，難以與處于優勢的控方相抗衡，同時法官對控方具有天然的信賴感。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注重實體真實的追求，對懲治犯罪的力度大，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的效率高，最大限度地減少犯罪分子逃避懲罰的機會和可能，避免了英美法系中由于雙方對抗而故意拖延訴訟、無故爭執的現象，提高了訴訟效率。

混合折衷主義的主要有日本、意大利等實行起訴便宜主義，建立證據展示制度，一方面防止法官審前預斷，削弱檢察官的優勢地位，使辯護活動切實有效地展開［4］。日本的這種模式克服了英美當事人主義的肆意爭辯和德法職權主義中辯護人難以充分辯駁的弊端，既保證庭審的公正，又保證庭審的效率。

以上幾種模式各有優劣，我們在價值選擇時，應當從東西方文化沖突中不斷改善模式和行為方式，吸收當事人主義合理的原則、觀念和方式。但我們又不可能全盤移植英美模式，任何價值取向和制度設計都要受制于具體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因素、社會的整體觀念和環境因素。而日本的混合折衷模式可能更適合中國的現實土壤和觀念支持。

（二）現實可行性。制度的運行和功能的發揮，歸根結底必須通過制度框架中具體的操作者通過特定的活動來完成，歸根結底取決于具體實施者的司法素質及其與制度需要之間的整合度［5］。我們沒有必要對形式的理性過于理想化，其實質目的在于使制度得到不折不扣的實施和便于操作。筆者認為實行證據開示制度具有實踐可行性。

一是從司法者主體的心理活動規律來講。我們過去總是對法官的自由心證過程和接觸部分證據過于緊張，在是否承認法官和檢察官的自由心證問題上我們總有一個誤區：那就是對自由判斷原則和內心確信原則的懷疑和忽視。其實，法官對于有罪無罪兩種證據是在進行比較之后才形成心證的，他不可能肓目地通過拷問得來的坦白作為判決的基礎，而在充分考慮了證人的證言之后再決定是否采用［6］。訴訟的過程其實就是一一對話的過程，在審判過程中，法官的工作就是對每一證據進行分析判斷，整個法律思維過程不在于尋求結論，而是尋求支持結論的理由，當找不到理由，法官就會放棄先前結論去找另一結論，再尋求支持該結論的理由，法官一旦找到了一個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時，判決就產生了［7］。

二是從一般人的認識發展過程來講。人的認識過程總是先從感性認識再通過判斷、分析而上升至理性認識?？陀^世界的繁雜性和多樣性決定了任何某個歷史性的主體都不可能全面感知客體所有層次和所有關系，為此，自由心證的確立是以人的理性覺醒及獲得普遍性的確定知識的自信為前提的，它受到智力水平、思維方式和總體科學發展水平的制約［8］。與理論界普遍認為的證據依次組合最終形成事實的情況不同，案件事實的輪廓在法官進入事實發現階段后很快就出現了，法官以后的工作就是論證設想輪廓的合理性，這就是理論與實務的區別。法官心證的形成是穿棱于事實與法律之間?；裟匪姑裕悍傻氖澜缡墙涷灥氖澜?，而非邏輯的世界［9］。

三是從人們判斷事物的心理活動過程來講。心理研究表明：判斷過程很少是從由此得出結論的一個前提開始的，相反的它一般是從一個模糊的形成結論開始的，即從這樣一個結論出發，然后試圖找到證明這一結論的前提，如果找不到使自已滿意的證據，無法將他的結論和他的認為可以接受的前提聯系起來。也就是說，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心證形成過程并非無目的的證據拼圖過程，而是以一定法定目的為指向的證據匯流［10］。事實上，刑事訴訟案件中，控方向法院提起公訴，這種公訴總是以某一罪名的指控為前提的，法官的任務就是確認控方的指控是否成立，要對罪行是否成立作出判斷，實際上就是對控方描述的犯罪事實全景作出是否可信的表態。在確認事實的行為與對之作法律評判的行為之間相互穿透［11］。以對抗式或存在嚴重分歧的案件為例，由于刑事訴訟的證明責任分配的特殊性，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至少在檢察官看來犯罪的嫌疑在實體法上要件是構成的，也有信心得到法官的支持作有罪判決是可期待的。所以呈現的是支持其主張的有罪證據。而辯方最隹的辯護可能就是描繪一幅以被告無罪為中心的足以使法官信服的生活圖景，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也盡力破壞檢察官的有罪圖景的完整性，削弱其信服力。這種控方與辯方傾向性的描繪方法不同，要求法官中立，本來應當作無罪推定的，但是，美國一位聯邦地區法官說：事實上我從來未見到過人們不把一位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視為有罪的［13］。

（三）實踐意義。我們在分析了英美法系一本主義的利弊和大陸法系職權主義的不足時，一個折衷的辦法自然而生，那就是應當采取證據開示制度，既可避免一本主義在中國的不適，又可彌補職權主義的嚴重不足，同時也遵循了當事人對等的原則，為保障人權起到重要作用，使被告人權利有可能實現，也符合訴訟經濟的原則，提高訴訟效率。概括起來：

一是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設置這個制度之后，促使司法的公開透明，在程序上保證了公正的要求，避免負面猜疑，提高被告和律師對控方的信任，提高服判、息訴率和裁判公信度，樹立司法機關權威。

二是有利于被告訴訟權利。通過證據開示，使雙方都充分了解證據情況，盡早明確訴爭焦點，最大限度再現案件事實真相，使被告知道罪過所在和應承擔的責任，做到心服口服，為保護被告人的辯護權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也為保障人權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有利于保障審判質量。法官了解一定的案件信息是必要的，但又從程序上避免了法官的先入為主和審前預斷，使雙方都了解對方的證據和意見后，減少不必要的爭論和糾纏，提高法官的審判質量，達到訴訟經濟的原則，提高訴訟效率。

四是有利于控辯雙方制衡。由于遵循了當事人對等的原則，建立了控辯審三方的訴訟機制，形成控辯對抗的格局。從控方角度，基于辯方的證據作好充分準備，進行有效的指控，提高公訴水平保證公訴質量；從辯方角度，通過案件信息交換，有更多的參與機會，明確案件爭訴焦點，確定辯護策略，解決了由于信息不暢造成的不對等不平衡問題，實現控辯雙方制衡。如辯護人在證據開示時提出比較充分的無罪證據和理由，檢察官就可以在查明事實真相的基礎上作出不起訴決定，減少起訴失當，強化不起訴制度的準確適用。

五是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效率是刑事訴訟的生命，通過雙向的證據開示，避免了控辯雙方在審判前互不了解對方掌握證據情況，從而在法庭審判過程中出現令對方毫無準備的證據而措手不及，無法對該證據進行防御準備從而導致休庭核實，通過證據開示后，雙方明確焦點，保證了庭審的集中持續進行，大大縮短庭審時間，也避免了重復多次開庭，這樣就提高了檢察官出庭支持公訴的質量和水平。

三、制度完善

對抗制如何能在中國生根、開花并結出司法公正之果，需要與許多相關的司法制度相契合。96年刑訴法的缺陷在于制度的不完善，使許多地方在實踐中穿新鞋走老路，片面強調法庭的被動性，而忽視了訴訟關照的義務，協助被告實施辯護，片面強調當庭出示證據而忽視了被告人根本沒有還手之力的現實。它在理論上借鑒了起訴書一本主義的基本精神，弱化了庭前審查的實體內容，防止審前預斷，以促進法庭審理的實質化，似乎已經無可挑剔，但操作起來卻是不切合實際的。為此，規制和完善證據開示制度，以保證有序高效的庭審活動，將成為貫徹這項制度的當務之急。

（一）立法選擇。在今后刑訴法修改的立法選擇上，應該考慮價值利益的多樣化，考慮對被告人與被害人利益的雙重保護，于是筆者建議：一是設置審前程序。把事務性的工作交給程序法官去做，將程序法官與實體審判法官相分離，由程序法官接待當事人來訪、咨詢、交換證據、庭前調解、文書草擬打印分發等。而審判法官在開庭審理時，對經過證據開示并無異議的不必再經過質證。法院設置審前程序的好處是：將案件材料、文書、接待等實行統一管理，一個窗口對外，有效阻斷審判法官與有關當事人的聯系，排除審判法官因過早參與案件而帶來的受外界干擾和影響。也使審判法官集中精力審理案件，促進專業化建設。

二是實行案件分流。理論上的定位以控辯雙方平衡為基礎構建對抗關系是正確的、必要的，但現實中大量案件可以用非對抗模式去解決爭訟問題，也可以用多樣化方式進行案件分流。對于重大刑事案件，嚴格按照證據開示制度進行證據交換展示，針對對抗情況下的爭論焦點集中進行證據質證。對于輕罪案件，在沒有實質對抗的前提下可以通過意見交換，進行刑事和解，或采用簡易程序審理判決。對于被告人已經認罪，對證據無實質疑問的案件，通過展示后沒有疑問的，就不必要再在庭上質證，這樣可簡化庭審對質，建立快速辦理機制。

三是必須堅持雙向的證據開示原則。開示的目的在于進行充分的信息交流，構建交流平臺，這是雙方都有的權利、義務和責任，既然是交流，那就應當是雙方相互的；檢察機關應當不保留地將信息向律師交流，而律師也應交流對案件被告人有利不利的各種證據信息；原則上，只要有需要，對方有要求，就應當進行證據開示，否則故意拖延和隱瞞都要承擔不利后果。

四是建立幾種沖突時的解決機制。如打擊與保護的沖突、程序與實體的沖突、被告人與被害人利益保護的沖突、制約與配合的沖突。雖然在目前還無法通過有效途徑來解決，我們要努力尋求建立這種解決的機制。并做到既有剛性的原則又有柔性的方法。

五是檢察機關應主動建立溝通平臺和專門的服務機制。檢察機關要立足于創新工作機制，主動搭建溝通平臺，尤其是公訴部門要有人專門接待律師的會見、閱卷、復印等具體事務，主動與律師進行證據及信息交流，交換有關對案件的看法和意見，并盡量做到操作上的規范化，這樣也可以使許多案件在庭前消化，構建訴前合意機制。

（二）制度設計。目前爭論最多的是證據開示的范圍、時間、方式和程序等問題。筆者認為，在范圍上，只要與事實有關的證據都可以開示，要有給予平等武裝，給予充分的參與機會的觀念。證據范圍不宜以定量的方法確定，而是根據案件爭論的需要而定，有時爭論的焦點恰恰是在一份不起眼的言詞證據上，那么就要進行交換和開示，事實上，一個證據鏈當中是無法以量來衡量的，也無法區別哪些是主要證據，哪些就不是主要證據。

在時間（時效）上因辦案工序就是流動的，其舉證期限也應當是浮動的（在舉證遭遇意外時還可以中斷或延長）。只能是規定最后期限，而不必計較起始時間，只要是在最后期限不開示的，就要承擔不利后果。

在方式上不必拘泥于形式，只要雙方能協調并以協作態度完成開示工作就行，不要非在法庭主持下開示，因為在法庭主持下開示就等于是一次預備庭，是庭審的熱身賽、預賽或彩排，并無實質意義。最近紹興縣院在全省率先研發電子閱卷系統，律師經過出示相關證件后，可到檢察公訴部門打開電子閱卷系統查閱，并可直接打印所需材料，這就是一種很好的模式。

在地點上，不需要建立一個固定的交換地點，至于交換的次數更是無法確定，只要根據需要能搭建起溝通平臺就可以。但筆者認為對開示過程的合法性必須予以重視，必須有合法的程序，追求公正的法律程序必須是公開透明的，要使雙方都能認可。

（三）措施落實。要明確違反證據開示制度而應承擔義務責任的后果。一是責令開示。對于對方已經提出，或在庭審前就已經掌握的證據必須在規定期限內開示，否則，對方都有權責令予以開示，如果仍不開示的，在法庭上則不予采用；二是延期審理或令其撤消起訴，如果是控方違反開示義務的，法庭則可以延期審理或令其撤訴，或不采用該證據，如果是辯方違反開示義務的，法庭則不采用該證據；三是追究藐視法庭的責任，這對于雙方是對等的，以藐視法庭的責任予以警告或給予相應的處罰；四是職業紀律的處罰。由于律師違反保密義務，泄漏有關機密，引起關聯人員串供翻供或造成嚴重后果的，要給予職業紀律的處罰；五是救濟措施的落實，對于未開示的證據，要查明其動機、原因和是否有過錯，并根據其危害性質，采取有效的救濟措施予以彌補。

（四）思維轉變。要落實和完善證據開示制度，首先是執法人員必須更新理念。程序正義植根于信賴，它發育的源泉是濃厚的基督教文化，最早的聽證會起源于上帝對亞當和夏娃的審判（給予申辯的機會），正義女神被蒙住眼睛的基本理念就在于以防止先入為主來顯示程序正義。但程序正義也有局限性，即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程序正義的限度，有時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帶來結果的正確，而關鍵在于它的公開透明性。

其次是克服特權思想。對被告人與被害人進行雙重的保護，不僅向被告（律師）開示證據，還要建立與被害人的告知制度，讓其參與，聽取意見，要著重建立民本民生思想，為大多數民眾的利益著想，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處理協調各種社會關系。

其三是建立大眾法律文化思想。法律文化是法治扎根的土壤，是一切法律制度和思想賴以存在、運作的條件。公開透明的法律規范必須是固定的，要形成一種社會意識和文化定型定勢，才形成一個強力的心理和文化磁場，形成一種為法律而犧牲的精神，達到普遍的社會預防效果。

注釋：

［1］見檢察日報2006年2月16日，劉根菊、宋志軍《恢復卷宗移送主義是一種倒退》一文。

［2］見檢察日報2006年4月13日蔣嘯《案卷移送：保障訴訟價值下實現本土化》一文。

［3］陳瑞華著《法律人的思維方式》法律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77頁。

［4］王然冀主編《當代中國檢察學》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相關部分。

［5］宋世杰等著《比較刑事訴訟法學》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176頁。

［6］日庭山英雄著《自由心證主義》學陽書房1983年版第186頁。

［7］威爾、杜蘭特著《探索的世界》朱安等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頁。

［8］葛洪義主編《法律方法與法律思維》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輯。

［9］波斯納《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頁。

［10］美龐德著《法理學》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頁。

［11］德拉倫茨著《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62頁。

［12］美馬丁、梅耶著《美國律師》胡顯耀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

參考文獻：

［1］陳正茂著：《比較法學探析》中國法制出版社

［2］秦宗文著：《自由心證研究》法律出版社

［3］陳瑞華著：《法律人的思維方式》法律出版社

［4］宋世杰等著：《比較刑事訴訟法學》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

［5］李交發著：《法律文化散論》人民法院出版社

［6］檢察日報劉根菊、宋志軍《恢復卷宗移送主義是一種倒退》一文

［7］檢察日報蔣嘯《卷宗移送：保障訴訟價值下實現本土化》一文

［8］王然冀主編《當代法律出版社中國檢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