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馮玉祥將軍一起離渝還都

張廉云

抗戰期間，山城重慶聚集了許多下江人（四川人對外省人的習慣稱謂），得到抗戰勝利的消息，人們在狂歡、高歌了一陣子后，大小機關和各階層的人們都在想著“復員”回家了。但出川的路太難了！除極少數人能夠乘飛機、一些人乘汽車出川外，大多數人都要借助長江水運這條大通道，順江而下，奔回闊別已久的家鄉。

抗戰結束了，復旦大學也要“復員”從重慶北碚遷回上海了。一所大學，那么多教職員工和學生，“復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當時在復旦大學讀一年級，宋哲元先生的女兒宋景文讀先修班。1946年5月，我們聽說國民政府專門為馮玉祥和李濟深調撥民生公司的“民聯號”輪船，送他們從重慶回南京，便由北碚趕往馮先生在重慶上清寺的住處打聽消息。消息傳得很快，與馮先生熟悉的人都紛紛登門要求搭船。馮先生告訴我和景文，5月下旬或6月初輪船起航，讓我們等候通知。

馮先生對我父親張自忠情義極深。1940年后，每逢5月16日父親的犧牲日，他必定趕到北碚梅花山，參加父親的紀念會。1946年的紀念會，他也照例參加了。由于他的參加，引起各界重視，墓地臨時搭建的會場掛了許多挽聯。中共四川省委送的一副掛在很醒目的位置，挽聯是“已使日寇滅亡忠魂可慰；再令生靈涂炭人民何堪”，借此機會表明中共為反對發生內戰敲起的警鐘，引起了人們的高度注意。

開完紀念會，“民聯號”也準備起航，我們征得學校同意，可以自己離開四川。拿到船票后，我、景文和15歲的大侄慶宜、13歲的二侄慶安，一同登上“民聯號”客輪。

我們安頓好床位后，看著人們熙熙攘攘地往船上搬運行李，各等艙位很快住滿了人。我和景文住的統艙，上下鋪，對面床，艙的兩個門通往左右步行甲板。兩個侄子住在甲板上。上船的人越來越多，船頭、船尾和窄窄的步行甲板上也陸續占滿了人。經過8年抗戰，人們適應環境和生存的能力極強，住在甲板上的旅客很快安頓好自己，并在船的各個部位都掛放上毛巾、背包、水杯等物件。

5月30日，民聯輪滿載著大家勝利的興奮、返家的喜悅、離川的留戀和對未來的憧憬，乘風破浪前進。船的載量是超重的，據說約900余人。人們的感情是錯綜復雜的，但我們確實感受到“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歡樂。

馮先生交往極廣又樂于助人。一大批民主人士搭馮先生的船，其中有很多文化界的名家。因年代相隔久遠，許多人名記不起來了。只記得女作家安娥和我們住在一起。徐悲鴻先生和夫人廖靜文聞訊太遲，上船時床位已滿，只好住在甲板上。

眾多名人同乘民聯輪，馮先生又是位善于團結大家、做起事來極有活力的人，船上很快就形成了濃厚的民主和文化氣氛，召開了豐富多彩的演講會。馮先生是第一位演講的。他善于言辭，講的是大眾的語言，既生動又風趣，極富感染力和號召力，會場里熱氣騰騰，大家聽得津津有味。第二位演講的是李濟深先生。接著演講的還有好幾位名家……民聯輪上臨時辦起的《民聯日報》，船行8天，出版了6期，馮先生自任社長。我的山東老鄉李士釗是位活動家，他是報紙的編輯之一，也是組稿人。我的兩個侄子也參加了分送報紙的隊伍。

20世紀40年代的川江航道非常艱險。過往船只一律清晨啟航，傍晚停泊，不夜航。每一艘船都有專人導航。特別是過三峽時，一定要由經驗豐富、諳熟水情的導航者站在駕駛室前沿，神情專注地做著各種手勢。站在他后面的輪舵手目不轉睛地按照他的手勢疾速或徐緩地轉動輪盤，忽時左，忽時右，躲過險灘、暗礁、旋渦和湍流，稍有差錯，就會船毀人亡。

民聯輪第一個夜晚宿在萬縣。5月31日一早離開萬縣，為了第二天順利通過三峽，船只開了半天就停在奉節。從船上遙遙望去，已可見到三峽的入口，首見夔門，巍峨聳立在大江岸邊，雖然幾十年過去了，至今我仍模糊地記得當時的印象，夔門像一位古人，頭戴方巾，身披斗篷，守衛在峽口，那么雄壯、那么威嚴。我一下子呆住了，歡呼起來，繼而對大自然造化者產生了崇敬并有一絲恐懼的感覺。后來再過巫峽時，我才發現，最初對夔門的印象有誤，誤將夔門和后面的大山映在一起了，想象中的古人，只是峽后的高山。

巍巍夔門，不僅以雄奇的自然風光聞名天下，其峽內巨大的摩崖石刻也聞名遐邇。瞿塘峽眾多石刻中，尤以馮玉祥先生題寫的“踏出夔巫，打走倭寇”八個大字為世人所重。這起源于馮先生1939年4月29日乘民主輪入川，路經奉節。5月9日，“五九”國恥紀念日這天，馮先生在重慶專門題寫，囑人將此八字刻在瞿塘石壁上，字大如牛，激勵著每一位乘船過往的愛國志士。在當時局勢下，其巨大的號召力和感染力可想而知。

7年后的馮先生乘民聯輪離渝還都，又經奉節，目睹石壁上歷歷大字，百感交集。于是又提筆寫下：

打出夔門去，驅逐小倭寇。

我曾題此語，刻在崖上頭。

勝利還都日，此愿果已酬。

仍需共爭取，和平與自由。

當時我只是個20歲出頭的孩子，不知道這一段緣由。新中國建立后，我去重慶為父親掃墓再次路過奉節時，才看到這八個大字，也才知道馮先生的這個故事。而當時的自己，因為船在奉節停留的時間稍長一點，天時尚早，我們幾個人隨著大隊人馬登上了白帝城?，F在只記得那高高的石臺階和我們吃力地攀登的情景。

6月1日，民聯輪早早就開船了，大家非常興奮地擠在甲板上觀看兩岸美景。對于第一次過三峽的我，一切都是那么新鮮和有趣，我伸長了耳朵聽同船的人指指點點：那是神女峰，那是古代人放的懸棺……當日下午，民聯輪平安地駛出三峽，在群山環抱的重慶生活了幾年，突然看到兩岸平坦的大地，天也開闊，地也開闊，人們的心情也開闊起來。

船停在湖北宜昌。我們趕緊上岸，找到一個大飯館，準備好好吃一頓。我們誰也不會叫菜，只知道要清蒸鰣魚，此后沿路也每餐必點鰣魚。在宜昌的大街上遇到不少同船的人，高高興興地遛馬路，我們還遇到了馮先生的秘書霍濟光先生。

6月6日上午民聯輪到達南京。短暫的旅途結束了，同船人匆匆告別，興奮地忙著下船。許多來歡迎馮先生的人們，圍著他談話，我們無法與他告別。沒想到，從此再也沒有見過敬愛的馮先生。再次聽到馮先生的消息是在和平解放前夕的北平，當時我在自忠小學從事地下工作，通過收音機收聽解放區廣播時，突然聽到馮先生在黑海不幸遇難的消息，當時就哭了。

20世紀90年代初，40多年后，我和霍濟光先生又在北京見面了。南京分別后，他隨馮先生去了美國，后來便一直留在美國，創辦了中國文化學院，自任院長，成了國畫和書法名家。他回北京辦書畫展，并向他的家鄉捐贈藏書。他回美國后還給我寄來了一件珍貴的禮物：1946年船泊宜昌時霍濟光、景文、我與兩個侄子合拍的一張照片，照片背后他還寫下了一段文字，回憶當年和北京的再次見面，頗有感慨。

照片中的宜昌雖然只是一面墻，但照片上的兩個侄子童稚未脫，我和景文也那么年輕。這張照片，連是誰幫我們拍的我都不記得了，卻記下了我在民聯輪難忘的6天，令我感慨良多，浮想聯翩。

責任編輯：王文運

（選自《難忘一九四九》一書，中國文史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