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實錄》史料的來源與流向

謝貴安

[摘要]《宋實錄》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總匯。它汲納了宋朝官方從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檔案、初級史書《起居注》、《時政記》和二級史書《日歷》等史料，進行“編年附傳”武的編纂與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為其后的宋朝《國史》、元修《宋史》、編年史、雜史等著作所采掇，成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端螌嶄洝吩谒未偈肥妨系牧鞒讨?，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宋實錄；史料；來源；流向

[中圖分類號]K244－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81X(2009)04—0423—06

《宋實錄》屬于已佚實錄，對它的關注相對較少，目前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爭議較多的《神宗實錄》上面，如胡昭曦《(宋神宗實錄)朱墨本輯佚簡論》、吳振清《北宋(神宗實錄>五修始末》以及孔學《王安石(日錄>與(神宗實錄)》等均對《神宗實錄》的修纂與黨爭的關系作了考察。其它實錄的研究，似只有燕永成《關于宋太宗實錄的若干問題》一文，以及蔡崇榜在《宋代修書制度研究》一書中對《宋實錄》修纂情況的涉及。與本文相關的研究，有燕永成《<宋朝要錄)考略》對《宋朝要錄》一書與《宋實錄》關系的討論，認為前者所載內容多來源于宋代《實錄》，疑為《實錄》之脫本。然而，系統地對《宋實錄》的史源與史流進行探討的論著，尚未多見。故本文擬對此問題作一較詳細的探究。

《宋實錄》是宋代官修系列史書，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以上北宋9朝)、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以上南宋5朝)共14朝實錄。像所有亡國之君一樣，度宗以及其后的恭、端二宗均無實錄?！端螌嶄洝穼儆凇熬幠旮絺鳌钡膶嶄涹w史書，是當時最大的官史類著作之一，《宋實錄》共為2999卷。元蘇天爵曾稱：“宋自太祖至寧宗《實錄》，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余卷?！薄?卷25《雜著·三史質疑》)再加上《理宗實錄》，肯定超過3000卷，而整個宋修紀傳體《國史》也只600卷，僅為《實錄》的1／5。

一、《宋實錄》史料來源

(一)官方原始檔案及文獻

作為官史史料的匯總，《宋實錄》首先來源于宋朝官方從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檔案和文獻。

中國自唐代以來便形成了《實錄》修纂的史料儲備制度，即注重保存詔敕、奏疏、公文等檔案文件，作為修纂《實錄》的基本史料?！端螌嶄洝肥撬未械凼论E及朝政的重要大典，它的史料儲備受到極大關注，自真宗始宋廷便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較為嚴密的制度作為保證。至道三年，奉詔修纂《太宗實錄》的史官錢若水等請求“于前任見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使、三司使等處移牒求訪(有關君臣決策的檔案)，以備闕文”(卷18)，得到批準。從此，宋朝的史料儲備和供應制度獲得確立。陸游曾回顧了真宗朝修纂《太宗實錄》和重修《太祖實錄》時，因有完善的史料儲備及供應制度，而修纂效率大大提高的事實，并指出關鍵的原因在于史料儲備與供應制度的完善。。史料源源不斷地流入史館，因此兩朝《實錄》皆得以在9個月之內告成。

《宋實錄》修纂的原始史料的儲備制度包括以下內涵：

首先，皇帝、太上皇的詔令、事跡得到保存并向實錄院提供?；实鄣脑t令常被編集成《御集》，并提供給實錄院作為修纂實錄的檔案材料。紹圣間進呈《神宗實錄》時，哲宗曾下一詔，被編進《哲宗實錄》，“《實錄》蓋用《御集》所載正月十九日手札”(卷520，哲宗元符三年正月丁亥)。有些詔書則直接付實錄院修史。劉摯等曾要求哲宗“降一詔書，辯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實錄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論”(卷395，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丁亥)。同時，皇帝或太上皇的事跡也被記錄下來，提交實錄院修史。如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宮事跡》三卷，命送實錄院”(卷43)。

其次，大臣的奏疏也按例提供給實錄院，作為《實錄》取用的重要史料。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得實錄院牒”，要他提供在“太宗朝所上諫疏”，于是他“寫錄”了一份，“于二月二日送實錄院”(卷43，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乙未)以備修史。仁宗朝，修纂《真宗實錄》時，也取用了大量的機密檔案，包括宰相王旦薦用人才的奏疏。哲宗元祐二年二月，御史中丞劉摯、侍御史王巖叟為韓琦和歐陽修定策立英宗之功，上疏駁斥那些攘為己功的人，并要求“以臣等章付實錄院，照會考正，以成信史”。接著，韓琦之子韓忠彥針對王同老提出立英宗的定策功是其父王堯臣一事，擔心“由此是非雜揉，寢失本源，儻承誤書于《實錄》，何以追改”?因此請求宣仁太后，“如蒙圣慈以臣言為不妄，乞即付之實錄院，特敕史臣正此差誤”。他的這本奏疏后收錄于《哲宗實錄》元祐二年三月中(卷395，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丁亥)。由以上記載可知，大臣的奏疏有交付實錄院以備修《實錄》之用的制度或慣例。

其三，實錄的史料儲備制度還包括從“四方萬里郡國之遠”的府縣地方調集方志、墓志、行狀等史實，由史院“行下諸州索行實、墓志之屬”，由“運司專差一人督促，史院卻去督促運司”(卷107)，逐級進行。南宋朱熹也建議“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于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志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后有可下筆處”。

《宋實錄》便是在這樣的史料儲備及提供制度下，源源不斷地獲得檔案和文獻資料。

(二)宋代史料性史書

除了原始史料外，《宋實錄》史料的另一大來源，便是稍加整理的初級史書《起居注》、《時政記》，以及在此二書基礎上編撰成的二級史書《日歷》。無論初級史書還是二級史書的修撰，均屬于《宋實錄》修纂工程的史料儲備制度的組成部分。

宋代的兩大史料性初級史書之一是《起居注》。張似曾指出：“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世之序，禮樂師旅之政，本于《起居注》，以為《實錄》?！?卷35)這說明，《起居注》是以《宋實錄》編纂為目的的。為了向《實錄》提供史料，宋朝建立了《起居注》的記注制度。早在太祖和太宗時，“以起居舍人寄祿，而更命他官領其事，謂之同修起居注官”(卷15，《制作》)。淳化五年，張佖提出“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為《起居注》”的建議，太宗覽奏而嘉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卷35，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丙戌)。宋神宗元豐五年，新官制施行，將起居注官制加以正名，革去原來的寄祿官，而正式確立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為記錄皇帝言動的官員：“制行，復為郎、舍人?！?卷15，《制作》)南宋時，彭龜年在其上奏中反映了當時《光宗起居注》的記注情況：“臣竊見《起居注》，每于車駕過宮(看望太上皇)日分，必書t某日車駕詣重華宮、慈福宮起居。如不出，即書云‘恭承壽皇(即太上皇趙構)圣旨免到宮。如一月不出，即四次如此書。只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即如此書幾三十次?！贝俗啾砻?，當時起居注制度一直存在，并發揮著記注的作用。由于《起居注》是《實錄》的史料基礎，因此對君主圣德隆污的歷史記錄具有決定性影

響。宋代的起居注還負責將大臣與皇帝秘殿獨對和造膝之語記錄下來。

宋代另一大史料性初級史書是《時政記》。它是由宰臣撰述的有關高層決策和官吏任免的記錄。早在真宗景德三年(1006)，便建立了由中書樞密撰寫《時政記》以授史官修纂《實錄》的制度。據《真宗實錄》記載：“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樞密院始置《時政記》，月終送中書。用王文穆、陳文忠之請也。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館?！?卷1)歐陽修指出：北宋初“有兩府之臣撰《時政》”，但‘‘近年以來”的《時政記》，tt員具而職廢”，“惟據諸司供報”修纂成政府官員任免的“除目辭見之類的公告。他建議令修《時政記》之臣，不僅根據諸司供報編次成冊，而且要對事實加以考證。宋代《時政記》的編纂是以修纂《宋實錄》為最終目的。元祐四年八月，范祖禹負責修纂《神宗實錄》日寸，指出宣仁太皇太后宣諭三省、樞密院大臣的“圣語”，“合詳書于《時政記》以傳示萬世”，但樞密院所記圣語，“安燾卻不簽書，至今收藏不出。若不書載，則他日無所信”。故要求太皇太后遣人于安燾處“取索元記圣語文字，降付樞密院，令書入《時政記》，并乞付實錄院，令書于元豐八年《實錄》”(卷431)。南宋時，《時政記》的修纂制度仍然存在。當時不同部門修有不同名稱的《時政記》，有《三省宣諭圣語》、《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樞密院時政記》等，并成為《日歷》修纂的史料：“凡修《日歷》照用文字，《三省宣諭圣語》(初名《時政記》，乾道七年改為《宣諭圣語》)，宰執編次進入，或一兩月，或半年，降付《日歷》所?！吨袝T下省時政記》、《樞密院時政記》、《宣諭圣語》亦如之?！?第39頁)這各種《日寸政記》是修纂《日歷》的照用文字，而《日歷》則是以《實錄》修纂為最終目的。

《日歷》是建立在《起居注》和《時政記》兩大初級史料性史書之上的二級史料性史書，是《宋實錄》修纂的直接史料來源。北宋張似《上太宗乞復左右史之職》建議“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卷60，《百官門·史官》)。這與前引汪藻的話相印證：將《時政記》和《起居注》“類而次之，渭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梢?，宋代的《起居注》及《時政記》修纂的目的是為《日歷》纂修提供史料，而《日歷》最終又是為《宋實錄》修纂提供史料。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76載，紹興四年五月庚申，“詔日歷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實錄》事件”。日歷所所修的只是修纂《實錄》用的“事件”?！赌纤勿^閣錄》卷4《修纂上》載，乾道三年，洪邁奉命修纂《欽宗實錄》。朱熹反復強調“而今《實錄》他們也是將《日歷》做骨”，“本朝史以《日歷》為骨，而參之以他書-E43(卷107)。意思是說《日歷》是《實錄》修纂的骨架，是最基本的史料。

宋代《日歷》修纂制度比較完善，其修纂機構是日歷所，初隸屬于門下省編修院。元豐五年新官制施行，日歷所歸屬秘書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執《時政記》、左右史《起居注》所書會集修撰為一代之典”。南宋紹興元年，為修《(高宗)皇帝日歷》，詔以修日歷所為名，由秘書省監、少監通行修纂Ⅲ(卷164，《職官志四》)。宋代的《日歷》代有修纂。仁宗時，歐陽修上《論史館日歷奏》，提出了改進《日歷》編撰制度的建議，試圖通過《日歷》等史書的修纂，建立起一種由各部門配合的更加廣泛的史料搜集和儲備制度。然而，兩宋之交，時局動蕩，“三十余年，并無《日歷》”。為此，紹興間湖州知府汪藻主動請求“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采擇”(卷60，紹興二年十一月壬午)，并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元符以來詔旨等書八百余卷，于《實錄》最為有力”。王應麟指出：“汪藻纂元符以來詔旨至宣和，凡八百六十五卷，《實錄》所取，十蓋七八?！?卷48，《藝文，實錄》)由此可知，《實錄》有時從《日歷》采錄的內容達到70～80％，說明《日歷》是《宋實錄》直接而主要的史料來源。

二、《宋實錄》史料的流向

(一)宋修《國史》和元修《宋史》

作為宋代官史的一大總匯，《宋實錄》在聚集了大量的官方史料后，又成為后人擷取的重要對象，從而使其史料繼續向下游流動，構成一部部新史的史料基礎?！端螌嶄洝肪拖褚粋€心臟似的泵站，將宋史史料的血液加壓后輸向布滿全身的動脈、靜脈和血管末梢。

《宋實錄》最主要的下游史書便是宋朝所修的本朝紀傳體《國史》。宋朝國史共有4部，即北宋《三朝國史》、《兩朝國史》、《四朝國史》和南宋《四朝國史》。從唐朝以來，都是先修《實錄》，后修《國史》，《國史》是在《實錄》基礎上增刪而成的。宋代也是如此。紹興二十八年八月戊戌，提舉實錄院湯思退等“上《徽宗實錄》一百五十卷”。兩天后，朝廷便決定動工修纂《徽宗國史》：“庚子，命尚書右仆射湯思退監修《國史》，權吏部尚書賀允中、中書舍人周麟之兼同修《國史》?！?卷180)寧宗嘉泰二年正月，“《高宗實錄》成”，至二月，便“修《高宗皇帝正史》、《寶訓》”卷29下)?？梢?，《實錄》先于《國史》(即正史)修纂，只有《實錄》修成，才有可能修纂《國史》。

《國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實錄》的改編，從“編年附傳”體改纂為紀傳體。在改編過程中，刪多增少，如《太祖實錄》有50卷，《太宗實錄》80卷，《真宗實錄>>150卷，三者相加為280卷，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總共只有150卷。而增加的部分主要在傳記和志。仁宗、英宗的《兩朝國史》共有“紀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實錄》事跡頗多”m(卷1)。這里的“事跡頗多”是指人物傳記。因為《仁宗實錄》有200卷，《英宗實錄》有30卷，兩部實錄共為230卷，遠遠超過《兩朝國史》的120卷。宋代《國史》的修纂順序是先本紀，后志，最后傳記。這種次序與《實錄》相關，因為帝紀和志容易從《實錄》中取材，而傳記只能從《實錄》中移取部分，超過一半的傳記還須另外搜羅史料，故修纂最遲?！秾嶄洝分械膫饔洸荒軡M足《國史》之需，因此才需要另外征集史事。其他史實，也有從《實錄》以外的史書征集的，如宋寧宗開禧二年，國史實錄院便征集費袞所撰《梁谿漫志》，據該書卷端所錄國史實錄院牒文稱“編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取是書以備參考”(卷121)。

盡管如此，《宋實錄》仍然是宋朝《國史》修纂的基本史料來源?！秶贰芬蕾囉凇端螌嶄洝返南刃行拮?。史院編修李燾曾經鮮明地指出過這一修纂流程：“竊緣修正史當據《實錄》，《實錄》儻差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筆?！庇终f：“《實錄》先具，正史便當趨成?！?卷25上)，充分反映了宋代先修《實錄》后修《國史》的工作流程和史料流向。

在《宋實錄》的史料流向《國史》之后，繼續趨下流向元修紀傳體正史《宋史》。一般認為，《宋史》“以宋人國史為稿本”(卷46)，中華書局《宋史》的《出版說明》也沿襲此說：“宋人國史記載北宋特別詳細，南宋中葉以后‘罕所記載，《宋史》依樣畫葫蘆，顯得前詳后略，頭重腳輕?！钡珦Ⅳ攬D所上《進宋史表》，

其中并無以宋人《國史》為稿本的記載，只是說：元朝滅南宋時“收圖書于勝國，輯黼冔于神京，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秘府”。(卷末附錄)，這里的“宋史”既可能是指宋代《國史》，亦可能是指《宋實錄》。筆者以為應該是兩者都包括。因此，除以宋代《國史》為據外，元修《宋史》還廣采了《宋實錄》的史料。也就是說，《宋史》同時也是以《宋實錄》為史源的。筆者提出的證據是元修《宋史》卷210(<表第一·宰輔一》的序：“今纂修《宋史》，故一以《實錄》為據，旁搜博采紀、傳以為是表?！睆摹端螌嶄洝返健端问贰返氖妨狭鞒?，既是“《實錄》一《國史》一《宋史》”的走向，部分史料也呈現“《實錄》一《宋史》”的流向。

此外，《宋實錄》的史料還通過南宋淳熙間王傅所撰的《東都事略》，流向《宋史》?！稏|都事略》有本紀十二，世家五，列傳一百五，附錄八，“其書特掇取《五朝史傳》及四朝《實錄》附傳，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卷4，《制作》)。清人“汪琬復謂元修《宋史》實據此書為稿本”，紀昀等“考之，惟《文苑傳》為《宋史》所資取。故所載北宋為多，南宋文人寥寥無幾(卷50)。既然《宋史·藝文傳》取資《東都事略》，而《事略》又取資《實錄》，因此，形成了“《宋實錄》一《東都事略》一《宋史·文苑傳》”的史料流程。

(二)編年史和雜史

《宋實錄》總匯而來的史料還不斷地流向其它史書，成為這些下游史書的史料來源。

《宋實錄》的編年性質，使其史料之流更多地趨向有關宋代的編年史書?！独m資治通鑒長編》是作者李燾針對“當時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家自為說”的情況，“因踵司馬光《通鑒》之例，采一祖八宗事跡，薈稗討論，作為此書”，史料多從《實錄》中采擷而來：“自《實錄》、《正史》、官府文書以逮家錄野紀，無不遞相稽審，質驗異同?！崩顮c長期擔任《實錄》的修纂工作，有機會接觸到北宋列朝《實錄》，因此該書取自《實錄》的部分較多，自謂“旁采異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略”，證明他是以《實錄》為主體，而“闕略”的部分才“旁采異聞”的，仍以《實錄》的史料為主源。

南宋佚名所撰《靖康要錄》16卷，其內容是“記欽宗在儲時及靖康一年之事，按日編次”，其史料就是撮錄自《欽宗實錄》：“今觀其書，記事具有日月，載文具有首尾，絕非草野之士不睹《國史》、《日歷》者所能作”，“此必《(欽宗)實錄》既成之后，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此編，故以《要錄》名也”(卷47)。

陳均的《宋九朝編年備要》，“始太祖至欽宗，凡九朝事跡”，自稱“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鑒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于是“刪繁撮要為一書，以便省閱”。清紀昀等亦稱“其書取《日歷》、《實錄》及李燾《續通鑒長編》，刪繁撮要，勒成一帙”(卷47)。陳均還撰有《皇朝編年備要》(《九朝編年備要》的一部分)和《中興編年備要》二書，皆以《實錄》等史為其史料來源：“其書用《國史》、《實錄》等書為編年體例，起于建隆，迄于淳熙。書法蓋微仿《綱目》之例，而加斟酌焉?！?卷5上)“宋末山林之士”所撰《兩朝綱目備要》，敘“自宋光宗紹熙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事跡”，是“續陳均《宋編年》”而成，“本《(光、寧)兩朝實錄》，參以李心傳所論”(巷47)。

高載所著《通鑒巨編》也是從《實錄》等史籍中取材的。他“以其暇覽前朝史牒，嘆熙豐祐圣迄于隆乾淳熙黨論屢變，國勢僨起不常，慨然有感，乃取制詞之褒貶，廷論之是非，萃成巨編，而自以己意識其后。大抵以《國史》、《實錄》、《長編》、《會要》為之據依”(卷92，《著作記第二，史部》)。

除了流向編年史外，《宋實錄》的史料還流向有關宋史的諸多雜史。所謂雜史指上述國史、正史、編年以外的其他史體，如別史、傳記乃至筆記小說等。

北宋仁宗天圣五年，監修國史王曾提出仿《貞觀政要》形式撰一本宋朝的類似著作：“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歷》、《時政》、《起居注》，其間事跡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與《正史》并行”從之‘¨(卷105)。這是《實錄》史料較早的流向別史的例子。

南宋高、孝間人王栐所撰《燕翼詒謀錄》5卷，也曾從實錄中擷取史料。書中自序謂：“考之《國史》、《實錄》、《寶訓》、《圣政》等書，上起建隆，下迄嘉祐，所采凡一百六十二條，皆祖宗良法美政可為世守者?！?卷163，《繹籍考-雜史》)清紀昀等人稱：“自序謂悉考之《國史》、《實錄》、《寶訓》、《圣政》等書，凡稗官小說，悉棄不取。今觀其臚陳故實，如絲聯繩貫，本末燦然，誠雜史中之最有典據者也?！?卷51，《史部雜史類》)可見，雜史之雜，亦有《實錄》之一份在內，正因為如此，所以才為“雜史中之最有典據者”。

北宋仁、神問司馬光所撰《溫公日記》，以及《涑水記聞》和《朔記》，是司馬光熙寧間在朝所記的有關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前后奏對，此三書當為《實錄》的史流。

傳記類著作如《建隆遺事》1卷，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有著錄：“近取《實錄》，入禁中，親自筆削?！绷硪徊總饔涱愔鳌堆孕惺斑z事錄》4卷，“記范仲淹言行事跡，為《行狀》、《墓志》所未載者，故日拾遺。大抵取諸《實錄》、《長編》、《東都事略》、《九朝通略》諸書，而說部之可采者亦附列焉?！?卷59，《傳記類存日》)看來，這也是部分取材于《實錄》的史著。

光宗時蔡幼學所撰《國史編年政要》40卷、《國朝實錄列傳舉要》12卷、《皇朝宰輔拜罷錄》1卷、《續百官公卿表》20卷四書，也是《宋實錄》的史料之流。此四書乃其任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時，利用職務之便從《實錄》中摘抄而來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國史、正史、編年和雜史，在接受《實錄》的史料之源時，也汲納了其它的支流性史料。如《溫公日記》“事亦有與《正史》、《實錄》不同者”。前述《續資治通鑒》也是自《實錄》以外，“官府文書”和“家錄野紀”均在采納之列。這說明，上述史書雖為《宋實錄》的史流，但也接納了其它條條支流。

宋代《實錄》的史料來源于原始記錄和初、二級史料性史書，成為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總匯，然后繼續為史流性史書所采掇，成為有關宋代《國史》、元修《宋史》、編年史、雜史的史料來源。它就像一個巨大的高原湖泊，承接雪峰融化的涓涓細流，經過匯集和蓄勢之后，向下游奔涌而去，成為穿行在較低地勢中的河流之源。弄清《宋實錄》的這種承前啟后的地位，無論對其本身還是對于宋代歷史，都具有不可輕視的學術價值。時至今日，已佚的《宋實錄》雖然像羅布泊一樣消失了，但它的史料卻早為眾多的宋史著述所吸納和采入，成為我們了解和研究宋朝的重要歷史信息?！端螌嶄洝返氖妨蠈W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注釋：

①參見胡昭曦：《<宋神宗實錄)朱墨本輯佚簡論》，載《四川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吳振清：《北宋<神宗實錄>五修始未》，載《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2期；孔學：《王安石(日錄)與(神宗實錄)》，載《史學史研究552002年第4期。

②參見燕永成：《關于宋太宗實錄的若干問題》，載《史學史研究552005年第3期；蔡崇榜：《宋代修書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燕永成：《《宋朝要錄)考略》，載《史學史研究91998年第4期。

③關于宋朝史料儲備和供應制度，史界多有論及。詳見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參考文獻]

[1]蘇天爵：《滋溪文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2]徐乾學：《資治通鑒后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4]朱熹：《朱子語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5]李心傳：《建炎雜記乙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6]李心傳：《舊聞證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7]陳騤：《南宋館閻錄》，北京：中華書局1 998年版。

[8]趙汝愚：《宋名臣奏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9]《宋史》，北京：中華書局i977年版。

[10]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11]王應麟：《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12]《宋史全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13]晁公武、趙希弁：《郡齋讀書志后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14]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

[15]曹學儉：《蜀中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16]嵇璜等：《續文獻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責任編輯桂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