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１年歐洲防務集團方案的緣起與意義

王飛麟

[摘要]歐洲防務集團方案是兩極對峙格局業已形成之時，西方軍事安全需要與對德政治情勢的妥協產物。它綜合了美國全球戰略、美歐關系、歐洲國家間尤其是法德間利益等諸多因素，體現了從普利文計劃的出籠到斯波福德計劃的妥協，直至彼得斯堡與巴黎的爭執的發展過程。它不僅能通過歐洲框架融合法德關系，消弭西德與北約歐洲成員的矛盾，從而為最終以北約方式武裝西德創造條件；而且，對促進西德平等地獲取主權、進而入盟西方意義深遠。

[關鍵詞]歐洲防務集團；西德；法國；美國

[中圖分類號]K516.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81X(2009)04—0416—07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西方軍事安全亟須從冷戰大背景下全面考量。重新武裝西德呼之欲出。如何協調美國全球戰略、美歐關系、歐洲國家間尤其是法德間利益等諸多因素將是此后西方政治家必須面對的問題。歐洲防務集團方案的出現既是冷戰環境中重新武裝西德的必經之途，也是戰后重建背景下，西德獲取完全主權，進而入盟西方的鎖鑰。

一、普利文計劃和斯波德福計劃的產生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法美兩國雖最終表示支持重新武裝西德，但法美利益的不同使得兩國一開始便出現了巨大分歧。美國自朝戰爆發后，軍政雙方都趨于重新武裝西德，而這種支持的方式則是1949年的《防務互助協定》(MDAA)的延伸?！斗绖栈ブ鷧f定》秉承NSCl4號文件的宗旨，即以受援國與美國間的互助為原則。它反映了美國與各受援國之間的雙邊聯系，但從某種程度上忽略了歐洲國家之間的集體利害關系。朝戰后，這種方式更進一步試圖將西德作為一個普通的受援伙伴，施以軍援，最終將于1948年4月的一份五角大樓文件中所提出的那樣(第34頁)，邀請德國參加北大西洋區域防務協定。也就是說，美國主張重新武裝西德在大西洋框架內進行。但對西歐國家，尤其是法國而言，重新武裝西德始終是一件難以痛下決斷的事，法國始終在回避這一問題。正如莫內所說，“我們認為不應該使德國再成為賭注。這樣，才有可能不討論德國的防務問題(第149頁)。而隨著朝戰的臨近，加強西歐防務迫在眉睫，重新武裝西德勢在必行。1950年4月的NSC68號文件就顯現，美國的對德政策開始以抗蘇為核心(第132頁)。艾奇遜甚至指出，西德境內盡管有歐洲盟國的駐扎與保護，但他仍然是西方世界的薄弱之處，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改變它的實力地位(第378頁)。朝戰爆發后，美國更是果斷引領起重新武裝西德的步伐。而法國此時也意識到，西德重新武裝不可避免。同時，國內不佳的經濟狀況，也使法國覺得有借助德國的防務貢獻來彌補西歐防務漏洞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第67頁)。而越南局面的惡化則使法國在財政與物資上更依賴美國，故而在德國問題上，法國也不得不對美國有所服從(第72頁)。但是，法國又不會放棄自己對大國地位的追求，因而在西德重新武裝問題上，它不能坐待美國在大西洋框架內武裝西德，從而將舒曼計劃的經濟與政治成果付諸東流。這正如莫內所擔憂的，“對待重新武裝德國的問題，法國采取的否定立場將會引出雙重后果。一是使德國懷疑我們的合作愿望，二是使德國看到美國所給予的日益增大的好處。這兩點對我們都很不利?！?第160頁)于是，法國決定拿出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重新武裝西德的方案。該方案既能順應朝戰后冷戰形勢的需要，又能在兩極對抗中維護法國的獨立性。普利文計劃便由此誕生。

雷內·普利文(Ren~P16ven)時任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政府總理，他是一個熟諳法德事務的人。他在1950年10月24日向國會宣讀了經過5個月反復修改的關于建立歐洲共同防務的聲明。聲明中表示：“法國政府建議，以實現共同體計劃的精神和方法來解決歐洲安全……為了共同的防務，法國政府建議建立歐洲軍隊，隸屬于統一的歐洲政治機構的領導?！?第66—67頁)普利文計劃籌備之時，戴高樂將軍還在1950年7月11日對美聯社副總裁布拉德福德(A.L.Bradford)說，“我支持德國、西班牙加入西方防務體系。但西德需提前通過一項與法國的協定，加入擬議中的歐洲聯邦?！?第297頁)依照普利文計劃，西德不可能建成自己的國家軍隊，從而消除了因德國再度軍事化所造成的威脅；更為重要的是，它可以以法德聯合的方式，以法德和解為誘餌，避免德美過于接近，從而保證西德的經濟實力能為法國的政治影響所用，進而牢固樹立法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

從另一方面說，普利文計劃也有其對重新武裝的消極作用。普利文計劃只是一項政府聲明，尚需國民議會的討論，而且其中建軍的細節，法國軍方也表示出異議。如某些法國軍官表示，他們拒絕在營級水平上的聯合，因為這樣在軍事上是不妥的，他們也對計劃本身所包含的要犧牲部分軍事主權表示不滿(第132-133頁)。法國的兩個主要北約盟友英、美也大為惱怒。英國國防大臣辛維爾(Emannel Shinwell)指出：“這只會引起嘲笑與愚弄，而它本應該是用來威嚇蘇聯的?！?第420頁)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則將普利文計劃視作是法國在美國將西德以最快速度納入到反蘇陣線過程中設置的障礙(Monkey Wrench)[9](第411-412頁)。它的真實目的是用以阻撓美國武裝西德。筆者認為，普利文計劃雖然將西德重新武裝導入了兩種方案(美國的大西洋方案、法國的歐洲方案)相互競爭的軌道中，但它并非粗率的權宜之計，而是與舒曼計劃相并行的軍事方針，它的艱辛與曲折可從《莫內回憶錄》中的記載看出。莫內寫道：“普利文計劃從5月9日起草到10月24日公布，一共10易其稿?！?第161頁)而且，莫內本人還說：“普利文計劃既不是拖延時間的策略，又不是擺脫困境的手段?！?第162頁)因而，普利文計劃不是可有可無的插曲，它是順應時代條件與各方利益的，是在重新武裝西德進程中起到承前啟后作用的關鍵步驟。

普利文計劃要求，“參加國所提供的兵員將混合編入歐洲軍，但建制單位盡可能小?！?第162頁)因而，關于建制單位的問題在普利文計劃中表達得極其含糊。按法國軍界觀點，這個盡可能小的建制指營級單位(battalion—sized units)。但該計劃公布后，連法國軍方也在懷疑這樣的建制能否具有足夠的國家間的聚合力來使這支軍隊有效戰斗(第449頁)。因而，普利文計劃的實施細則一方面達到了限制西德軍備發展，禁止其建立國家軍隊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因其建制單位過小而無法適應冷戰背景下西方抗蘇的整體需要。普利文計劃的缺陷被美國嚴厲斥責。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只有師一級的單位才有實戰效果(第449頁)。而聯邦德國的軍事安全專家們則更是對普利文計劃惴惴不安，惟恐會將德國的民族利益犧牲在歐洲統一的祭壇上(第379頁)。曾在前納粹國防軍中服過役，戰后又轉事西德重建工作的斯派德爾與豪伊辛格將軍堅持認為，德國軍隊應有平等權力，這是西德重新武裝的先決條件。不僅如此，德軍的建制中還應裝備有最新武器的裝甲師，因為德國人不能在戰爭中用作炮灰(第67-71頁)。

為打破僵局，時任美國駐北約常設理事會代表的查爾斯·斯波福德(Charles Spofford)于1950年11月拿出了一個妥協方案，該方案以其締造者的姓名稱為斯波福德計劃。斯波福德計劃同時還得到了美駐英大使道格拉斯、駐法大使布魯斯、駐德專員麥克羅伊的支持。

斯波福德計劃的核心在于將德國重新武裝從軍事與政治兩方面分開處理(第502-505頁)。因為在政治上，法國反對德國東山再起，更不用說是重新武裝；在軍事上，迫于冷戰形勢，法國又不能不支持重新武裝兩德，并還得使這種武裝強而有效，上述矛盾非常明顯地反映在普利文計劃中。因此，上述普利文計劃雖作出了重新武裝西德的姿態，但又加上了種種限制，這使德國人感到了被歧視，同時也將使擬議中的歐洲軍徒具形式，喪失了實際意義。而斯波福德計劃則用以醫治普利文計劃的“內傷”，它建議設置一個“過渡期”(interim period)，在這一過渡期內，德國軍隊將被限制在人數為5 000—6 000的團級戰斗隊(RCT)的規模上(第397，398頁)。期間法國人可使德國與其它西歐國家接受其歐洲防務聯盟(EDF)的觀念(第471，472頁)。而在過渡期行將結束時，德國人的團級戰斗隊將被合并到整師中去，由法國所提議的歐洲軍領導，或者在普利文計劃失敗后，改由美國所提議的北約直接領導。此外，斯波福德計劃還在普利文計劃基礎上對德軍的裝備水平作了更為寬松的修改。如，它允許西德建立有限規模的防御空軍，以及一支由輕型艦只組成的海軍(第380頁)。

盡管斯波福德計劃為彌合法美兩國在重新武裝西德問題上的分歧煞費苦心，但它仍然遭到了法美兩國軍方的強烈反對。法國人計劃在歐洲防務聯盟建立之前，拒絕西德受大西洋聯合司令部指揮(第508-510頁)。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則堅持要求建立德國師級軍事單位(第517-519頁)。不僅如此，西德軍界也對斯波福德計劃表示不滿，其中反響最大的是有關軍事組織的問題。德國人引用了他們二戰中東線與俄國人作戰的經驗，并指出：唯一可組織起來加以運用的戰斗單位是師(第999頁)。在普利文計劃中，戰斗單位雖為營級，但并非多國混和。而在斯波福德計劃中，團級戰斗隊雖較營級為大，但多國混和的性質使得德國人認為缺乏作戰效率。斯派德爾將軍就不無詼諧地指出：“這種多國團級戰斗隊中，協調與通訊都會受到限制。甚至對軍需部門所提供的食物都會發生爭吵。巴伐利亞人要酸菜與啤酒，而法國人要面包與紅酒，意大利人則要面條與甜酒?！?第1024頁)于是，西德重新武裝的步伐就在美、法德各執己見與朝鮮戰況的遷延中遲滯著。

斯波福德計劃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西歐防務建設問題，因為該計劃并未決定使西德這個戰略位置最前沿，并且能對蘇東集團的進攻形成有效阻擊的國家從軍事效率的角度與標準武裝起來。由于法國戰后恪守歐陸大國地位，反對德國東山再起，因此有關西歐安全建設與西德重新武裝的政治方面的問題的阻力主要來自法國。于是，德法兩國從1951年1月至7月，分別于彼得斯堡和巴黎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有關西歐安全與重新武裝西德的討論。從表面上看，這是執行了布魯塞爾會議的決議，而實際上，由于西歐安全與政治狀況的不同步發展，彼得斯堡與巴黎就像拔河繩索的兩端，呈相互競斗之勢。但這場相互競斗對西歐防務建設是有積極意義的，由于它的廣泛系統和深入，它為歐洲防務集團方案的出爐鋪平了道路。

二、歐洲防務集團方案的出爐

從1951年1月9日開始，在西德的彼得斯堡，盟國高級專員的代表們，包括英國的沃爾德(JohnWard)、w.瓊斯少將(Major General w.Jones)，美國的海斯將軍(General G.P.Hays)、布頓威澤(B.P.Buttenwieser)，法國的A.貝拉德(Armanel Berard)與讓·加內瓦將軍(General Jean Ganeval)同由特奧多·布蘭克(Theodor Blank)、漢斯·斯派德爾(Hans Speidel)、阿道夫·豪伊辛格(Adolf Heusinger)等人所組成的西德代表團就北約布魯塞爾會議后的西德防衛貢獻問題的軍事細節進行討論(第990頁)。在這次會議上，西德代表團公開表述了德方關于重新武裝的設想。首先，重新武裝須經聯邦大會的通過，并得通過必要的立法程序，該項工作將耗時三四個月。然后，重新武裝將分三步走。第一步，將用4個月時間建成并訓練占未來西德軍隊規模15％的核心部隊；第二步，德軍將用3個月時間將其擴大至全體數量40％的基干部隊；第三步，這些基干部隊進一步擴充至全體，這一步耗時4個月。因此，重新武裝全程得耗時一年半。同時，西德代表團還提出了西德重新武裝的五項前提條件：(1)盟國必須駐扎足夠數量的部隊在西德，以保護西德在重建軍隊過程中遭受共產主義侵略；(2)盟國占領法規必須轉變為同德國的條件性決定；(3)盟國高級專員公署必須變為使館；(4)西德軍隊在組織、武器、指揮機構方面必須擁有與其余盟國軍隊同等的權力；(5)德國必須得到來自盟國充足的財政援助，否則重新武裝步驟不能開始。斯波福德計劃是法美兩國對重新武裝西德立場分歧下的妥協，它力求通過分開處理政治與軍事事務來使西德盡快地不受政治因素干擾地武裝起來。彼得斯堡會談的進行也是斯波福德計劃的實施，它的目的也就僅在于讓德國人與盟國共同商討重新武裝的軍事細節。但事與愿違，德國人并未遵循北約布魯塞爾決議的總體安排。他們在會談開始時，就表現出欲與盟國商討主權地位、占領法規、聯邦德國與盟國的雙邊關系等一系列政治問題的架勢。這就不能不使斯波福德計劃中關于重新武裝西德問題政治、軍事分頭進行的方針受到削弱，同時也將使重新武裝問題在1951年荊棘叢生。

彼得斯堡會談開始大約半個月后，為了解決建立歐洲軍和重新武裝德國所涉及的政治問題，同時，也是為了協調法德兩國在上述問題上的分歧，法國向西德發出了邀請，邀請德國人以平等的地位參加討論建立歐洲軍的會議(第125頁)。1951年2月15日，巴黎會議開幕，除法德兩個主角外，比、意、盧三國也派團參加。另外，美、英、加、丹、挪、葡、荷也向本次會議派遣了觀察員。足見這次會議在歐洲安全框架建設歷程中的深遠影響。巴黎會議是與彼得斯堡會談針鋒相對的，矛盾仍主要集中在軍事單位的規模上。法國人堅持認為由多國兵員組成的師是切合實際的，而且出于政治原因，法國人認為德國軍隊最好限制在5000—6000人的旅群上。德國人也毫不示弱，他們指出，師級軍事單位是作戰的需要，為照顧法國人的情緒，他們愿意將來的德國師加入到多國兵團中，但即便如此，仍遭到法國拒絕。于是巴黎會議無法越過軍事單位的確定這一絆腳石。而1951年6月17日，法國國民議會選舉將開始，這令法國國內的政治目光都集中到黨派政治中。巴黎會議中有關德國軍事單位的問題就此遭到擱置。巴黎會議的與會者們試圖打破僵局，想通過繞過軍事單位規模的問題，進而討論歐洲防務的總體框架問題，但一旦討論深入，此類問題就如同軍事單位的規模問題一樣復雜，整個會議也就未因軍事單位規模問題的

暫時繞過而簡化，進展反而更為緩慢。

彼得斯堡會談與巴黎會議是德法兩國就歐洲防務建設問題的觀點的紛呈。因為法國不能容許德國的復興，所以凡涉及德國軍事化的關鍵之處，如軍事單位的大小、武器裝備的狀況等，彼得斯堡與巴黎間就呈現出“拔河之勢”。這場“拔河”源自普利文計劃的產生。它使西德重新武裝的節奏開始受制于法國人。同時，普利文計劃清晰呈現了法國的重新武裝西德方案，避免了法國在這一問題上有可能的含糊與閃爍，使重新武裝的矛盾得以簡化與突出。正是由于普利文計劃使美國人感受到了法國的壓力，才使斯波福德妥協方案產生。而妥協方案的不足又進一步引出了法德兩國在都認可重新武裝的前提下，對待具體細節的分歧?！鞍魏又畡荨鳖D生。正當彼得斯堡與巴黎間的“拔河”處于僵持之時，法國國內政治的變化迅即改變了停滯局面，而歐洲防務集團方案則將西德重新武裝進程推上了新臺階。

彼得斯堡與巴黎間的這場“拔河”在1951年初進入膠著狀態。這與阿登納一心謀求盡快入盟西方的愿望是相背離的。于是，阿登納告誡在彼得斯堡的德方代表們，應根據情勢變化稍加變通，對原有的強硬姿態進行調整，以求在與西方大國的妥協中盡快入盟。但這時，除了法國外，美英也顯露出不愿過快拉動西德入盟的架勢(第1026—1027頁)。就英國而言，它不愿在美國的兵力增援尚未抵達歐洲時，由于德國問題而激怒蘇聯人。因而，英國人在1951年初急于盡可能地拖延與德國人的談判(第56-58頁)。相對于英國人與法國人而言，美國人無疑更要傾向于加快西德重新武裝。在彼得斯堡會議中，豪伊辛格提議建立由12個師組成的、人數為25萬的德國軍隊，另外還附帶建設若干后勤保障部隊、一支戰術空軍、一支海岸部隊(第1034頁)。德國人所要求的海軍的規模也不容小視，盡管西德海軍僅只防衛波羅的海，在側翼牽制蘇聯陸軍，但其艦船與艦載機數量則分別達到242艘與352架。對于豪伊辛格建議，盟國是不滿的。于是，在盟國的壓力下，德國人不得不拿出一個替代方案。對于斯派德爾建議，最先表示反對意見的是法國。在巴黎主持會議的法國代表阿爾方(Herve Aiphand)在聽到斯派德爾建議后，強烈斥責了它，認為它完全與歐洲軍的概念相違背，是無法接受的。阿爾方還稱，如果不在團級戰斗隊的規模上整合歐洲軍事力量，并組建混和師，德國人的建議只會產生各國國家軍隊的簡單相加，而絕不會產生超國家的歐洲軍隊(第774-778頁)。而當1951年6月8日，德國人把彼得斯堡最終報告呈給北約時，法國人也加快了他們在巴黎會議上的步子。他們開始朝著彼得斯堡報告的方向作出某些讓步，以求在妥協中盡可能保持某些普利文計劃的精神。7月24日，法國提出了阿爾方報告。該報告建議成立歐洲防務集團，到1953年年底，組建人數為60萬到70萬之間的20個戰斗群(Groupments)。而這支歐洲軍的給養、預算、軍火生產將為各成員國共有(第843頁)。阿爾方報告是1951年2月以來巴黎會議上法國觀點的總匯。盡管它幾經調整，但仍很難取得德國人的贊同。事實上，阿登納早在巴黎會議的最初階段，就認為法國人的關于建立歐洲軍的建議是有很多缺陷的。而后，盡管麥克羅伊勸慰阿登納在談判結束前，對這一問題保持一份開朗的心情，但隨后幾個月中，法國人的表現仍未使阿登納舒心(第205頁)。因此，法德兩國的“拔河”難分高下。這時，只有美國的態度來決定這場“拔河”的走勢了。

到底走彼得斯堡路線，還是走巴黎路線?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它不僅決定著歐洲安全與德國問題的最終解決，而且它的取舍對戰后歐洲史的發展意義深遠。彼得斯堡路線意味著西德在軍事上迅速壯大，這無疑將增強西方抗蘇的常規力量，同時，阿登納借軍事安全問題，推動西德入盟西方的戰略規劃能直接完成。但由此產生的政治險情可能是法國的激烈反對，從而導致法美分歧的公開化，而這又極有可能使蘇聯在西德還未真正在軍事上重建起來之時，從中漁利。巴黎路線雖然政治意義濃于軍事意義，是用政治方法處理歐洲軍事問題，但若采取它，則可從大局上穩住法國人，堅固西歐的政治方向。即使德國人在軍事上不能立竿見影，但長久來看，是可以求得不斷改觀的。故而，盡管美國軍方認為歐洲防務集團只不過是推遲德國重新武裝的借口，并且他們還催促政府盡快使西德加入北約與聯合國，但令德國人吃驚、美國軍方頭痛、法國軍方喜笑顏開的是，美國政府突然重新定位了自己的政策，開始擁護歐洲防務集團方案了。

美國政府的這一態度應從布魯斯長電說起。戴維·布魯斯(David Bruce)時任美國駐法大使，他在拍往國務院的電報中指出，以德國人的彼得斯堡報告為基礎武裝德國將威脅到美國在歐的長期利益(第805-812頁)。布魯斯堅持認為，彼得斯堡路線將導致德國國家軍隊的產生，而重建德國國家軍隊只有美國在歐陸保持大量軍隊才有可能。而一旦美國駐軍從該地區撤走，歐洲各國必將組建各自的國家軍隊，除非有一個永久的歐洲政治機構(第806頁)。這則長電在國務院引發了激烈爭論。有官員認為，這樣的安排將對西德重新武裝構成新的障礙。而關鍵人物艾奇遜則表示，布魯斯長電反映了在大西洋共同體內無視軍事及其它領域的發展與合作問題的趨勢。將歐洲一體化與建立歐洲均勢作為處理所有問題，包括德國問題的最終辦法是危險的。從美國的長遠利益來看，這個趨勢應予以制止(第835頁)。

再看另一關鍵人物艾森豪威爾。普利文計劃出臺時，他就指出，該計劃就效果來說，與其是統一歐洲，毋寧說是分裂歐洲。他還反對建立歐洲軍，因為他認為歐洲軍事一體化的政治基礎尚不具備。但到了1951年6月，即在彼得斯堡與巴黎兩條路線作取舍的重要時刻，艾森豪威爾態度忽變，轉而支持布魯斯，他認為兩德重新武裝應在歐洲軍框架內進行。艾森豪威爾態度之所以發生重大轉變，是因為他覺得蘇聯攻擊西歐的危險并不像NSC68號文件中分析的那樣可怕，即使他們掌握了原子彈技術。正是出于以上考慮，時任北約盟軍最高司令官的艾森豪威爾覺得美國政府應盡快推動歐洲軍的建立，漸進的或者遲緩的舉動都將是不可取的。于是，他在1951年6月下旬致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一封信中稱：“我認為對于歐洲的問題，除了建立歐洲合眾國，別無它法。按照目前的緊急狀況，歐洲領導人們應采取這一步驟。越快越好!我已極其厭煩對這一問題的蝸牛般的進度。美英兩國甘愿承擔促進歐洲統一的一切風險。因為通過這種行動，我們在這一地區的目標能立刻達到?！?第647-648頁)艾森豪威爾的盡快建立歐洲軍的觀點甚至影響到了杜魯門總統。杜魯門不僅欣然贊同了艾森豪威爾的觀點，而且同意歐洲北約盟軍最高司令部派遣一名代表到巴黎協助有關歐洲防務集團的談判。7月30日，杜魯門批準了這一新政策。隨后，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了NSCll5號文件，該文件表明，美國政府開始改變斯波福德計劃中政治、軍事分頭進行的方針，而是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處理包括西德重新武裝在內的歐洲軍事安全問題。

三、歐洲防務集團方案的意義

歐洲防務集團方案終究使西德擺脫了二戰以后被解除武裝的困窘。應予指出的是，該方案并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歐洲安全與德國重新武裝的問題。在巴黎的德方代表們對于美國的態度突轉倍感吃驚，繼而覺得沒有達到德方的目的。阿登納甚至害怕由于盟國沒有接受彼得斯堡報告中的德國建議，將會導致國內極端民族主義的復活，從而將毒化法德關系(第263頁)。最能代表德國官方情緒的是布蘭克。當麥克羅伊7月4日告訴布蘭克，因法國人抵制彼得斯堡報告，美國決心轉而支持歐洲防務集團方案時，布蘭克忿而答道：“美國欺負的不是我布蘭克，而是阿登納。普利文計劃簡直就不值得討論(indlskutabel)，如果它果真被盟國接受，德國人就不會提供任何軍事貢獻?！?第1024頁)但出于對全局的考慮，西德最終還是接受了這一方案。因為盡管歐洲防務集團方案中依然潛伏著危機與矛盾，但它畢竟使得法國人接受了西德必須重新武裝，以加強西方防務的事實。而且法國人在幾經反復后，終究拿出了一套具體地武裝西德與建立歐洲防務的措施。雖然該方案繁瑣拖沓，有延緩西德武裝步伐之嫌，但法國還是作出了德國可以重拾武器的承諾與姿態。即使這一方案可能帶有許多政治色彩，而削弱其軍事價值，但德國人在巴黎對于軍事效率的關心得到了美國人的支持。美國人告知法國人，他們轉而支持歐洲防務集團方案并不意味著容許法國人阻礙一支有效軍事力量的建立。如同斯波福德1951年7月8日發給艾奇遜的電報中所稱，美國實際上想要做的是把彼得斯堡與巴黎兩條路線“嫁接”起來，并以此來使歐洲防務集團既能得到法國人，又能得到德國人的同意(第821頁)。因而，歐洲防務集團方案是平息彼得斯堡與巴黎間這場“拔河”的良方。照此方案，縱然西德將被捆束在歐洲軍框架內，但它已擺脫了二戰以后被解除武裝的困窘。

歐洲防務集團方案有利于德國問題的不斷解決。阿登納曾說，一個國家的重整軍備，一向意味著這一國家的政府擁有完全的自由與權益，以利用其武裝部隊作為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第508頁)。雖然西德并不能建立自己的國家軍隊，但在該方案所規定的歐洲共同防務力量中，西德可以通過力爭平等權利來向國家主權邁進。1951年3月6日占領法規歷時近兩年后修改生效，其中標志性的事件是，占領國把日常外交事務的權力移交給西德，1951年5月2日，歐洲委員會的部長委員會接受西德為正式成員。同年7月9日，三國高級專員向阿登納遞交了西方三國的信件，聲明宣布結束對德國的戰爭狀態。到這時為止，已有46個國家或是結束了對德的戰爭狀態，或是提出了相應的法律程序以促使對德戰爭狀態的結束(第535頁)。所有這些對于德國人的有利變化都離不開戰后初期尤其是朝戰爆發以后歐洲日趨緊張的安全狀況。正是由于西方在實際上與心理上的安全危機迫使他們重新估價西方對德關系。歐洲防務集團方案中關于建立歐洲軍的計劃打破了德國被解除武裝、主權懸置的僵局，使西德以有限的主權參與到歐洲防務體系中來。而西德主權地位不斷改善直至最終獲得完全主權則可以歐洲軍的建立為人口。因此，歐洲防務集團方案不僅能通過歐洲框架融合法德關系，消弭西德與北約歐洲成員的矛盾，從而為最終以北約方式武裝西德創造條件；而且對于促進西德平等地獲取主權，進而入盟西方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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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讓·莫內：《歐洲之父——莫內回憶錄》，孫慧雙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