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古文三大家理論探析

張修齡

內容提要：清初散文以理論、創作見長者，還數侯方域、魏禧、汪琬“古文三大家”。三家均為由明入清的文人，因合集《國朝三家文鈔》(宋犖、許汝霖輯刊)而得名，輯者宋犖以為清初“文學蔚興，上之卿大夫、侍從之臣，下之韋布逢掖，爭作為古文詩歌以鳴于世，繪繡錯采，韶渡以間”，“三君際其時，尤為杰出，后先相望，四五十年問卓然各以古文名其家”?！端膸烊珪喢髂夸洝穭t稱揚此三家，侯方域為“才人之文”，魏禧為“策士之文”，汪琬為“儒者之文”。清初三大家在當時古文領域頗有建樹，且風格各異，不僅使清初傳統文學增色不少，而且為散文的發展起到了承先啟后的作用。然而相對于詩詞等理論著作而言，“關于文章的評論，歷來缺乏專著”，而清初三大家的論文諸說，卻為清初乃至中國古代的散文理論體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要件。

文章和道統

自唐代古文運動以來，“道”便以儒家道統見世，成為古代散文理論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和理論的基礎。貫道也好，明道也好，或說載道也好，自此開始“道”幾乎成了復興古學、寫作古文的宗旨或前提。這固然有扭轉齊梁萎弱文風，包括擯棄駢文風氣的因素，更有文以恢復儒家傳統、重振圣人之道，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涵義。

宋代周敦頤提出了著名的綱領性觀點“文所以載道也”，宋代理學家、文學家可說鮮有不以道為論文之宗旨者。明唐宋派文人重拾載道說，以八大家為法乳，而其精髓即在“道”。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薄翱鬃又^‘其旨遠，即不詭于道也-‘其辭文，即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王慎中《與林觀頤》：“古文者，非取其文詞不類于時，其道乃古之道也?！睂W古不在于古之時，而在于古之道。時可變，而古之道是不變的。歸有光《雍里先生文集序》：“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于文，非道之贅哉?”唐宋派文人的文道之辨。是唐宋以來對文以載道說的理性化和實用化。

清初三家同樣強調“道”于古文的主導作用。在三家中，侯方域相對更具鮮明的個性色彩，但侯論文也口不離“道”。在侯方域看來，“君子憂夫道之不彰，不憂夫身之不遇”，而世人多有“以圣人之道而營錙銖之利”者，往往“借圣人之道以自成其私”。侯方域以為“道”遠重于“遇”和“利”，而文也就不應為“遇”和“利”而作，“學者之為經書之文，非如他體之文，求以名世已也，蓋代言而述圣賢之旨，思以翼道也，是鵠焉”，明確說出了學者之文，能合侯氏之意而得其贊賞的，就是能“述圣賢之旨”，能“翼道”者。

魏禧在《愚山堂詩文合敘》中表述文道關系時，一方面將“道”視為圣人之道，倡導文人當學“圣賢之道”。使詩文“原本道義”，一方面強調“文”應以其實際內容及功用去“載道”，也就是說“惟文章以明理適事，無當于理與事，則無所用文”，基于此，方能確定“文者載道之器”(《惲遜庵先生文集序》)。魏禧的高明之處在于既認同“道”的正統意義和學理淵源，又賦予“道”以適時性和實踐性，使文章所載之道，最大限度擴大了其涵容的范圍，也給了古文以更加多元的發展空間，正如其《論世堂文集序》所稱：“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圣人之道，非文章不傳?！?/p>

魏禧還以為古文雖能載萬物，但有道之文還須注意簡潔，其《八大家文鈔選序》稱“文章之根柢，在于學道而積理”，而“理明者辭必簡，議論多則意見亂，而自相抵牾者必甚”。為魏禧所極力贊揚的汪琬、施閏章?！岸要殑澇磺懈「?，而左規右矩，與古人不失尺寸，此其所以難能也”，正是學道日久以后，才能做到“無自矜厲之氣，其譽人也無過情之辭，綢繆往復，亦未嘗自過其情”(《愚山堂詩文合敘》)。和侯方域相比，魏禧論道已顯然具體化了，接近桐城古文之論者，也即文章須“雅潔”。

當然三子中強調載道最為直接和明確的還數吳中的汪琬。汪琬反復稱說古文家為文務先“博且?！庇凇敖洝倍吧钣诘馈?，學做古文是一個不斷積累和感悟的過程，即使長時間讀韓歐、習六經，尚且不免“所得者或狃于才氣之偏，所見者或出于聰明之臆，求諸圣賢之道達于日用事為，而根柢于修己治心者，概未有合也”。也就是說，假如“不精求道之大原，而區區守其一得之文，自以為察之皆醇，而養之皆熟”，自然是不可取的。這種淺嘗輒止的態度造成學文難成，而根本原因就在“不精求道之大原”。學文者對道的深入理解，不僅取決于有否讀經及讀經數量與時間的多寡，更在于要與“日用事為”的實踐、“修己治心”的涵養緊密相連。很明顯，這與韓愈的培育道德修養、歐陽修的事關百姓日用的說法是一致的?？梢?，精求道之大原取決于在研讀經典的基礎上注重內修和加強外用的投入，否則即使“盡發其所藏六經三史，詳讀而細繹之”，仍會發生“其識不能窮義理之微，其才不能達古今之變”(《與王敬齋先生書》)的后果。

汪琬崇道，并擴大道的內涵，拓寬達道的門徑，認為“古之作者其于道也，莫不各有所得，雖所見有淺深，所從人者有彼此，顧非是則其文章不能以傳，雖傳亦不能及于久且遠”(《洮浦集序》)。汪氏道同而文異之說，是對曹丕“本同而末異”論運用于古文領域內的闡釋，不僅堅持了道于文的決定作用和本初意義，而且賦予文以相當的獨立性，凡文能盡道之變，“極文章之能事”，即可視之“與昔賢謂文章與道同一關捩”。汪琬正是從更廣闊的范圍內探索文道關系，自信在深植根本、旁搜遠紹的基礎上，便能使古文進入前所未有的馳騁空間，其于《同生說》云：“亦如富家之有田畝也，故必憊精竭神以耕且獲于其中。惟其取之也多，養之也熟，則有漸摩之益，而無剽賊之疵，有心手相應之能，而無首尾舛互之病。浩乎若御風而行，沛乎若決百川四瀆而東注，其見于文者如此，則亦庶幾乎其可也?！?/p>

六經與義理

清初三家對儒家之道的認同，程度有深淺，表述有差異，但都在強調道是文之本同時，認定六經是文的源頭，也是道的原初載體，而后世文緣何使道統長存，則因其義理貫通內中。后世文雖其形式已不同于六經，但內中義理卻始終未變、一以貫之。六經固然是前圣精心結撰而成，但六經畢竟時代相隔已經久遠，須仰賴內中義理而流布后代。于是，文章須宗經而不受經書之拘限，除了上文提及的聯系日用、博采廣取之外，還取決于能否辨識貫通于六經中的義理。所謂義理，便是建立在道的基礎之上以文的形式表達出的精要內核，大體包含與社會相關的常識、道德、學理、功用、原則、秩序等等。

魏禧在《宗子發文集序》中曾對六經和義理的關系問題作了明確的論述，魏禧認為“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于體無所不備，后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后，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奔偃绾笫牢恼咧荒苣７鹿湃梭w制，依樣畫葫蘆，雖未偏離古圣正軌，然而面對“古

人具在”，也即六經等仍流傳于世的情狀下。再多的“徒似”之作，只是“勞苦后世耳目”而已。魏禧的結論是“吾則以為養氣之功在于集義，文章之能事在于積理”。這就從道德、文章兩個方面提出了魏氏的“義理”說，而“養氣”歷來就是傳統儒家關于在道德修養上下功夫的要論，“文章”之精髓則在能認識“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之“所以然之理”，做到既依乎古圣又自成面目。

在魏禧的古文論說中，曾反復申言學文須“積理”、“明理”?！胺e理”之說已見其《宗子發文集序》，在《答曾君有書》中，魏稱“明理而適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在《論世堂文集序》中，魏以為“六經之文”因“氣未嘗絕”而傳后世，“氣”則“必資于理，理不實則氣餒”，其《裹言》又云：“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說得正，見得大，方是世間不可少之文?！闭桥辶斯磐駚硖斓厝f物之所以然的道理，才能寫出非見之六經，卻完全合于六經的好文章，才能將含蓄之旨、難言之意訴說明白。魏禧于通達古人文章之“理”，表述了自信信人的心得：“《日錄》是吾積理之書”，“汝學文須學古人文，不當以古人子孫為祖父。然同時人情事相比近，吾可得知用意力處艱難所在”(《與諸子世杰論文書》)。這里魏禧強調學文須學古，不可認孫為祖，還可廣覽包括“同時人”所作的各類篇什．“得知用意力處艱難所在”，也就是從特殊中讀出一般，深知欲明欲積之“理”。魏禧于文章義理之所自及所在，理解可謂透徹。

汪琬作為恪守儒道的古文家，于文倡導根柢六經、深識義理，以此為其古文理論基礎。汪琬稱：“先儒云，經非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經，又不足謂之文?！?《三衢文會記》)計東推揚汪琬之文，高度肯定其作文之要旨：“必根柢于六經”，并能“窺測于道之原”。汪琬本人所論，也應合了計東的認定，他以自己的切身經歷談及雖讀經卻不得盡探義理的教訓，這樣便難以取得文章的成功：“從容閉戶，盡發其所藏六經三史，詳讀而細繹之，則又其識不能窮義理之微，其才不能達古今之變，雖時時憊精疲思，作為文章，以求發攄其感憤不可如何之心，而蹇澀陋劣，卒無以進希作者之萬一，宜在擯而不錄之列久矣”(《與王敬齋先生書》)。汪琬試圖說明的是“識”與“才”對于理解經史所起的關鍵作用，但還是間接道出了透析義理方是讀經的目的所在，也是作文的必要途徑。在汪琬那里，能將道統、文統合二為一，做到“嫠剔義理之絲微，鉆研問學之根本，能以其所作進而繼孔子者”，唯有朱熹一人，而朱熹后五百年能繼之者則就數王敬哉(崇簡)先生了，因為王氏之文“其辭質而贍，其義簡而明，求諸文公諸書無所不合”(《王敬齋先生集序》)。汪琬于王崇簡不無過譽之詞，但其中追溯六經之原、深究義理之微的古文觀是十分明顯的。

汪琬視六經為文之根柢，那么貫通于六經中的“義理”自然對文章產生著決定性作用，鑒于此，汪氏特拈出“義理”、“經濟”，“詩歌古文詞”為治學所尚之三途，且以義理和經濟為詩文之原：“予謂為詩文者必有其原焉，茍得其原，雖信筆而書，稱心而出，未嘗不可傳而可詠也，不得其原，則饤饾以為富，組織以為新，剽竊摸擬以為合于古人，非不翕然見稱一時也，曾未幾何而冰解水落，悉歸于烏有矣!是故為詩文者，要以義理、經濟為之原”(《拾瑤錄序》)。這樣，詩文赫然與義理、經濟同列，但又分出三者的層次，既確認詩文受制于義理，義理不明則文章難傳，又不給小看辭章者以口實，“若詩若文，謂之學者之緒余可，謂之小技不可”，朱熹就是一位“理學之祖”而“詩文最工”者(同上)。在另文《愿息齋集序》中，汪琬表達了差不多的意思：“義理之學，一也；經術之學，一也，史學，一也；辭章之學，又一也”。

據上我們不難發現的是，汪琬所論，無論在問學之途、辭章之原，還是在文苑之祖等方面，都已經為其后的桐城派定下了初步的理論框架。

清初三家中侯方域論古文涉及儒道、經義者相對較少，有的論者批評論侯文這方面的欠缺處：“使天假之年，窮究理要，博極群書”云云，恰是說侯氏于六經義理未能深究的證明。對此，侯方域似乎也有自責：“仆少年溺于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與任王谷論文書》)。不過，侯方域也還是以“經術醇雅”作為文章的正面價值的，而且還提出作文要“發揚于理，變化于自然”，做到“達于理而無雜揉之病”(《倪涵谷文序》)?？梢?，即使如侯方域這樣的使才縱氣者，同樣希望明義達理以使文章行古人之道。

才氣與學識

在探尋并力圖解決古文與道、與經的基本關系問題后，清初古文三家比較注重文家個人才識的培育和累積。內蘊的道統和經義，還須有獨特的才力、氣勢而外顯，還要依仗豐厚的學養和識見來表達，這些都是古文家不可或缺的條件和素養。三大家正是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做出相應的理論闡述。

侯方域論文好談“才氣”，曾反復申說“文之所貴者，氣也”(《答孫生書》)，并借蘇軾“風行水上者，天下之至文”之論生發開去，以為“風之所以廣微無間者，氣也”(《倪涵谷文序》)，正是氣御風而行之水上，吹動著無邊的漣漪，而文之至者，如同風拂動萬物般地感人心扉、潤人心田，好的文章以其氣息無往不至、無間不人，發揮其充溢四處的感染力。文氣因人而異，但不變的是沛然于文家心胸的道德力量和個性質素，而氣“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還須“多讀書”，仰仗“道力”而行之(《答孫生書》)。在《倪涵谷文序》一文中，侯方域還強調為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后軌于法”，以才“扶質而御氣”，最終使文章之道得以貫行?！安拧迸c“氣”的連稱，不時見之侯的理論闡述中。在《與宋公子牧仲書》中，侯方域稱宋犖克似其先人，“守道讀書”，憑其“才氣超軼”，必定“何施不可”?侯方域在理論上高調倡言“才氣”，并以才氣貫注于古文創作中，其文“以氣勝”，其文為“才人之文”，已是時人的共識，其文壇地位也緣于“才氣”而被肯定：“天才英發，吐氣自華，善于規模，絕去蹊徑，不戾于古，而亦不泥于今。當時論古文，率推方域為第一”。

侯方域論“氣”還反映出個人的好尚，侯在《與任王谷論文書》中稱：“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后之文主氣?！薄皾h以后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毕噍^于先秦諸子和《左傳》、《國策》等“斂氣于骨者”，“運骨于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边@也就是“韓歐諸子所以獨嵯蛾于中流”的原因(《與王任谷論文書》)。侯方域顯然吸取了明七子取徑過高的教訓，即沒有像李夢陽輩欲效“斂氣于骨”之文而終遭“蹶其趾”(同上)，而選擇了由“八家”人手，追攀《史》《漢》之學文路徑。在這一點上，侯方域雖有其論文主見，但終究與魏、汪等殊途同歸，匯入了清初學唐宋八家文的潮流。正是以學八家為古文門徑，侯氏所作常被看成得韓歐之氣，如徐作肅評其《孟仲練詩序》日：“大段是歐，然全歐之神兼韓之氣以驅遣處，勁而肆也?！彼螤卧u其《鄭

氏東園記》曰：“其機軸從韓來，麗氣全用歐?！?/p>

相比之下，侯方域談學識之論較少見其集中，這也是侯氏在學界獲負面評價的主要因素。李慈銘曾評侯方域稱：“朝宗文，氣爽而筆靈，頗有飛動之觀，惜根柢太淺，不學無術，多近小說家語耳?！逼讲角嘤诤钜嘤小皩W不逮才”的斷語。不過侯方域并非完全擯棄學識，文中也常會提及之，如《賈生傳》稱賈“學術行業恢奇蕩漾，適于致用”，《顏真卿論》又以為顏“之學術獨見其大，固唐三百年之一人”。而侯自作《贈丁掾序》也被譽稱有“何等識見”(徐作肅評語)?？芍罘接驅τ趯W識還有其獨到的理解，那就是學應“適于致用”，學應似顏真卿般致力于經國濟世，還要能“說到古今政治大關頭”(同上)。

魏禧也是一位好論“才氣”的古文家，每言及“才氣”，多以縱橫超邁者為高，如論“少年作文”，稱。當使才氣怒發，奇思繹絡”(《與友人》)；論友人孔正叔，贊其“少負才，氣岸峻峭，有籠罩一世之概”(《孫正叔楷園文集序》)，于三家之一的侯方域，雖認為有“是非多，愛憎失情實”之處，但對其“才氣奔逸”還是肯定的(《任王谷集序》)。就“才”而言，魏禧認為“才人之文揚以急”(《張無擇文集序》)，又將“波瀾激蕩”視為“才士之文”(《裹言》)。由于魏禧受清初文尚勁肆風氣的浸染，所作未免“才雜縱橫，未歸于純粹”，表現出理論和創作的某種一致性。但魏禧還是有糾偏意向，對一意恃才而行的文章格調有所保留，因而更多的將論文重心落在“氣”上，以為“才與理者，氣之所馮，而不可以言氣”(《論世堂文集敘》)。魏禧呼應蘇軾所云“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以為“才于氣為尤近，能知乎才與氣者之為異者，則知文矣”，也即懂得養氣，懂得培植根本，才算得上“知文”者。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有了這樣的“氣”，才能承載圣人之道(《論世堂文集敘》)。魏禧論氣，與侯方域之說不無相近之處，且所為古文“易為縱橫”，也正與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魏禧與侯方域不盡相同的文論主張，則可從兩人對學識重視程度的差異上看出。魏禧文集中論及古文與學識關系的篇目甚多，其《答蔡生書》回答門生問古文之學時，提出“博觀史傳，以極古今人情事物之變。讀古人書，卓然成一家言者，以辨文章之體?；蚓C其要會，自立機軸。不必求合古人，或資學所近，誦而法者一人，冥心以求其合，則固惟人之所自處也”?！蔼氉R力卓越，庶足與古人相增益”。說的是寫好古文，必須廣泛閱讀古書，得其要領，又要加強識力，于古人有所增益。其《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又明言“文當為博文，又虛心好學問”。并以“識議卓犖”為追尚，唯此方能學有所本，識有所創。在《又與汪戶部書》中，又標榜自己增進學識的態度：“惟能虛心以受師友之教”，無疑亦為求學箴言。此外，魏禧還著文從反面討論學識，如“有其志無其學，有其學無其識，有其識無其事，則文皆弗極于工”(《惲遜庵先生文集敘》)，如“志識卑陋，不出米鹽杵臼之間，及夫臨文，拘牽萬狀，首尾沖決，是其終身所經營，意皆在于速朽”(《王竹亭文集序》)。學識的缺失或卑陋，都無助于文意的表達和圣道的承載。魏禧論才氣和學識自有其獨到的見解，其“真氣”說以為“今天下之文最患于無真氣”，“易直淳古”之人，往往“其文多真氣而又深于古人之法”(《任王谷文集序》)；其論治學，義域極廣，且含經世致用之意：“至于治學。則天下事無一不在其中，非有圣作明述之智，文武將相之材，鮮有能兼總而條貫之者”(《答曾君有書》)，體現了魏禧傳承晚明文學的尚真精神及在清初開啟實學風氣的理論特色。

在清初文壇，汪琬雖以醇正尊法而得文名，但同樣好就才氣、學識大發議論。汪琬《答陳靄公論文書一》較詳盡深人地探討了才與氣在經史諸子乃至唐宋古文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仆嘗遍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煉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御，蓋真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為之解頤，泣為之破涕，行坐為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胺蛭闹杂屑耐姓?，意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汪琬認為以文學性見長的散文須“才雄”“氣厚”，文意須憑“才與氣舉之”方能打動讀者，產生感人的力量。魏禧曾視汪琬為“醇而未肆”，而且認定汪文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答計甫草書》)。固然汪琬有其“不敢肆”個性弱處，但至少在理論上對宏肆、雄厚的才氣做出了肯定，其贊揚金聲“大率以灝瀚之氣、雄放之才、沈幽哨拔之思，馳騁上下”(《金正希先生遺稿序》)，推崇李振?！捌洳乓娓?，學益博，見聞益雄闊宏肆”(《白石山房稿序》)。至于宏肆、雄厚的才氣緣何而生成，汪琬在《與周處士書》中將之歸結為得自六經及韓歐古文：“仆于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后又“退而復取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未嘗不嘆其才識之練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真有與《詩》《書》六藝相表里者，非后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

在古文與學識的關系問題上，汪琬所論和侯、魏相比，同樣主張廣博和實用。汪琬在《洮浦集序》中倡導“為學自六經諸史，旁及稗官野乘、天文地理、爾雅本草、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究”。其《治生說》更進一步指出豐厚的學養是古文寫作的基本條件：“為學亦然，舉凡《詩》《書》六藝，諸子百家，吾所資以為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畝也，故必憊精竭神以耕且獲于其中”。在廣泛問學的同時。蘊育“周詳博大之識”(《與梁御史論正錢録書》)，弄清“天人貫通之旨”、。王國盛衰之原”、“所以致治之大本大用”(《王敬哉先生集序》)，目的自然在于經世濟國，并“用以扶翼人倫，開示后學”(《答顧寧人先生書》)。歸根結底，汪琬古文觀念盡管在才氣論和學識論方面，大致應合了清初散文肆而博的整體趨向，但其正統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最終還是力圖將古文納入醇厚有道的正途，以有助于“出仕于朝”時有所“成就”。

學古與法度

清初三大家的古文理論除上述數端以外，對學古的目標、古文的文法等也都有明確的闡述。三家的學古楷模大致集中在漢馬、班，唐韓、柳，宋歐、蘇、曾，王，明歸有光等主要家數。侯方域、魏禧、汪琬在各自的文集中差不多表達了相同的祈向，侯方域稱：“漢以后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而“韓歐諸子”又為“所以獨嵯蛾于中流”者(《與王任谷論文書》)-魏禧以為“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后，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后”(《雜說》)。而汪琬更以切身體會為唐宋八家文張目：“取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未嘗不嘆其才識之練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真有與詩書六藝相表里者，非后世能文章家所能望其肩項也”(《與周處士書》)，還特別推崇宋四

家：“同時以文章名世者，世必推歐、蘇、曾、王四家”(《白石山房遺稿》)。于明代唐宋派及歸有光，三人也皆有贊詞。以此有論者便將三家視為明唐宋派、歸有光之后繼者，應該說也不無道理。當然侯、魏、汪三人推尊上述古文先導，每人各有側重，或出自文當載道的認識，或緣于文須經國的訴求，也有因藝術精神上的靈犀相通而高唱唐宋古文風調的。

除了學古的方向，目標，清初三家對唐宋文家的褒揚包括到了具體的方法，擺明了向誰學，怎么學的理論問題。三家中雖說一般以為汪琬最為守法，邵長蘅《三家文鈔序》就提出“汪氏以法勝”，汪琬本人也說：“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奕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答陳靄公書》)提出作文須把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侯方域于文不拘法，主張為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后軌于法”，而所謂“法”，即“氣之達于理而無雜糅之病，質之任乎自然而無緣飾之跡者”(《倪涵谷文序》)，如此而已。三家中論文法的相關文字最多者當數魏禧，魏氏從法度之必需，到變法之必然，都有周詳細密的論述。其《寄諸子世傲世儼》云：“要合古人法度，文成乃粲然可觀”，其《答計甫草書》亦云：“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敝皇俏红撐姆ǖ母呙魈幵谟?。不孜孜求古人之法”(《伯子文集敘》)，而是強調“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為優孟之衣冠”，恰恰是“變者。法之至者也”(《陸懸圃文敘》)。魏禧已經吸取了明人學古墨守成規、句模字擬的教訓，力求不致重蹈學古而不知變的覆轍。在《日錄》中，魏禧則從文章的結構層次、遣詞造句、繁簡離合，高低抑揚等方面，深入地指出文法的精妙之所在和無窮之變化。

清初三大家親身經歷了明清易代的風云變幻，也感受到了明末清初文壇的興衰成敗，侯方域、魏禧、汪琬作為卓有成就的散文理論家，盡管觀念有異同，學業有專尚，加以區域相隔、意氣相左，但是終究結合各自的創作實踐，為清初散文提供了豐碩的理論成果。清初三大家通過數量眾多的專論、序跋、書札等，對古今散文的師法對象、歷史傳承、主客要素、正反案例、觀念沖突作了全景式的展示，此后桐城派的興起，唐宋文的流行，乃至正統文言文的體面謝幕，均與清初三大家的理論建樹有不可分割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