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藝學知識建構中的焦慮意識及其價值訴求

段吉方

內容提要：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的理論重建和價值重建除了從文學整體思維方式入手探索理論轉型道路之外，更應該重新理解當代文學經驗中的“文學性”問題。在媒介與技術、視覺與圖象面前，“文學性”問題仍然作為一種思想底色與文化原質起到重要的作用，當代文藝學研究仍然具有嚴肅對待當代“文學性”問題的接受語境的能力。

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藝學的知識生產與知識建構問題引發了諸多的爭論，學者們殊途同歸地發現了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隨著社會語境與文學生態的變換，中國當代文藝學面臨著多種學術資源融匯與整合的壓力，更面臨著當代文化發展與社會轉型的巨大挑戰，在文學理念、思維形式、研究方法、話語體系、表達方式等方面面臨著時代與自身理論生命力的雙重挑戰，由此出現了知識生產與知識建構的危機與焦慮。本文試圖探索這種“焦慮”的背景與成因，以期為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走出焦慮的“危機”提供一種思考的方式。

一、“文藝學危機論”：一個反諷的命題

“文藝學危機論”是當下文藝學界廣泛討論的命題。所謂的。危機”包含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隨著中國當代審美文化向縱深發展，中國當代文藝學的知識話語、運思方式和理論思維正日益失去對現實文化經驗的解析能力，文藝學知識生產和建構已不適合當代文化經驗的突變，文學理論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與人們現代文化體驗間的距離日益明顯，出現了“理論消亡論”的危機。(2)伴隨著消費文化的崛起，中國審美文化現實快速進入了一個極度感性化、肉身化和平面化的歷史時段，審美文化研究越來越體現出把握當下文化體驗的優勢，文藝學研究面臨文化研究的挑戰。(3)當代技術與傳媒力量日益發達，傳統的文學和文學理論面l臨著電子媒介的挑戰，出現了所謂的“文學消亡論”。(4)本質主義的思維模式影響了文藝學知識建構和傳授方式，文藝學研究存在著“宏大敘事”的困境，文藝學知識生產和建構面臨自身理論生命力的危機。

“文藝學危機論”是一個“反諷性”的命題，其“反諷性”就體現在它是在“繁榮”的假象中展現出了種種的困境，這種困境不僅僅來自異域文化思潮與理論思潮的壓力，還在于理論話語的深入遭到了有效性和共識性的挑戰，知識生產和知識建構與當代審美文化現實之間出現了裂隙。這些困境一方面影響了文學理論問題本身的探討，另一方面也影響著當代文學研究格局中文學理論乃至文藝學學科的生命力。目前學者們迫切要求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卻收效甚微，甚至讓困境愈演愈烈。為什么“文藝學危機論”會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文藝學知識話語繁榮的時刻?這是首先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從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現實來看，這并不是空穴來風的論斷。從整體上看，經過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理論論爭與建設，如人性論主題的重新確立、文藝學方法論的突破、文藝學主體性問題的論爭等等，中國當代文藝學逐漸擺脫了長期以來極左語境對文藝觀念的禁錮，開始努力建構自己的品格，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但是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到如今，文藝學研究也并沒有完全規避知識論和思維方式上的諸多問題，對單一性政治闡釋觀念的逆轉在短時期內強化了文本審美特性意識的同時，也在審美復雜性問題的認識基點上出現了文學本體論研究的困境。而且隨著西方文論的融入和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當代深入，這說明當代文藝學研究在多重歷史語境中還面臨著一定的話語壓力和困境，而從當代文藝學研究現狀而言，理論觀念和思維方法層面上的痼疾也導致了知識生產與知識建構層面上的困境，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在整合多種文論資源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和理論話語的過程中存在著知識生產上的重復傾向，知識建構過程在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上難以實現根本性的變革，二是文藝學研究對具體的文學生產、文學理解與文學接受層面上的問題并沒有實質性的把握，文藝學知識的邏輯建構和表達難以在現實文化語境的變遷及文學經驗的裂變中展現知識更新的能力；三是對文學的政治闡釋語境的突破不排除矯枉過正的傾向，使得文藝學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建構的整體觀念與當代現實文化經驗的裂隙不斷加大，也使文藝學內部知識的更新與研究范式的轉換出現了面對文化與日常生活的困難。這些困境集中體現了中國當代文藝學在邏輯建構與理論效應上的兩難，既無法忽略多重的理論資源又難以找到創造性融會貫通的道路，既無法回避當下文學經驗的現實性又無法找到在整體上把握現實文化經驗的有效途徑，因此它涉及的問題不僅僅是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如何應對理論的危機與困境問題，而且還涉及如何理解當代文藝學的學科定位、當代文藝學研究如何面對文學理論知識系統中的古典意識和古典情結等復雜的問題，特別是現當代文論以什么樣的話語方式與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建立有效的交流機制問題，在這種情形下，“文藝學危機論”其實是代表了一種普遍的文藝學研究的焦慮意識。

二、文藝學研究的焦慮意識及其表現

文藝學研究的焦慮不同于通常的“文學的焦慮”?！拔膶W的焦慮”在任何時代都會存在，它是一種特殊的時代病。即使在文學高昂的時代，比如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時代、20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以及現代主義文學時代，文學的焦慮也是存在的。文學的焦慮反映了特定時代的文化矛盾。在文化上升時期，作為社會個體的作家知識分子困囿于時代大潮的風云變幻，他們的焦慮既是一種文化上的困惑，也是一種哲學上的思考，還表達了一種特殊的精神使命感。歌德、雨果、波德萊爾、左拉、王爾德、本雅明、卡夫卡、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作家都在特有的文化時代表現過這種焦慮。在特殊的文化時代，“文學的焦慮”體現了作家作為一名社會知識分子特有的文化期待，展現了文學家對社會歷史現實的憂患意識以及自身精神存在的價值標識。正像美國作家?？思{所說，作為一個文學家，他的職責就是能夠表達時代的憐憫、希望、勇氣和抗爭，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才是不朽的。文藝學研究的焦慮卻傳達了不同的訊息，它恰恰體現了文學理論思考的混亂和飄移，體現了文藝學研究在某個時代失去了把握文學生態與文學生產的敏銳性和恰當性。目前這種趨勢雖然也已經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特別是有些典型的文學理論探討試圖在規避這種危機和焦慮，但往往是在理論問題的深入中面臨著更深入的危機挑戰。我們拿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中的“審美意識形態論”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為例來說明。

中國當代審美意識形態理論是一個引起了較多關注的理論觀念，它體現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家在整合當代多種文論資源中重新進行理論建構的努力，其最大的理論價值是在突破了“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思維方式的同時，在文藝學的理論觀念、思想方法和思維模式有很大的進步，使文學理論話語基本上擺脫了長期以來制約理論觀念深入和思想方法創新的工具理性，在思維方式上則打破了傳統文學反映論的僵化觀念，從而在理論研究過程中比較注重哲

學基礎與理論問題的思辨、文學理論建構與文學事實的變異、理論范式的演進與當代視野的融合等更深層次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童慶炳的《文學理論教程》的出版、再版、修訂以及大范圍的使用為標志，審美意識形態理論進一步得以推進?！段膶W理論教程》進一步強調了文學研究在對象、內容和形式上的特殊性，并充分考慮到文學創作在主體層面上的能動性、精神心理層面上的無意識特性以及語言符號運用上的個別性，從反映的對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方面更加深入地探究了文學的本質屬性問題。從而使當代文藝學研究在理論建構與知識話語層面上有了很大的改觀。中國當代審美意識形態理論還體現了對多種文論資源整合的努力，如童慶炳的《文學理論教程》對古代文論與西方現當代文論都有借鑒與引入，如“文學的話語蘊藉屬性”、“文學作品的類型和體裁”、“文學作品的本文層次和文學形象的理想形態”、“抒情性作品”這些章節對中國古代文論觀念引入較多一“文學創造的主體與客體”、“敘事性作品”、“文學風格”、“文學接受”等對西方文論有較多的借鑒。還有就是較多地展現了本土理論的色彩。中國當代審美意識形態理論對具體的西方的審美意識形態觀念沒有過多地引進，甚至對有明顯類似理論觀念的英國學者伊格爾頓的意識形態理論也沒有涉及，而是體現了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者基于中國特有審美文化觀念的理論建構，如錢中文先生的審美意識形態理論就是如此。

中國當代審美意識形態理論同樣引發了很多爭論。在這個爭論中，研究者大都從馬列原著中援引觀點來說明自己的理由，都能從經典文獻中找到支持自己觀點的論述，但學者們的爭論并沒有對“審美意識形態”與中國當代文藝學知識生產和知識建構的具體過程作深入探討。而就實際而言，雖然中國當代審美意識形態理論對中國當代文藝學知識建構與知識生產有很大的推進，但也存在一定的缺憾。審美意識形態理論體現了對多種文論資源整合的努力，但在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與文藝學知識的表達中，多種文論資源仍然與具體的理論問題存在著闡釋的間隔，在有些內容上，古、今、中、西文論只是作為一種理論資源和理論證明的材料，這些資源的引入恰恰掩蓋了對具體文學理論問題的當代思考。而且，古、今、中、西各種資源各種材料太過龐雜，使理論的思考有淹沒在文獻材料中的弊病。這說明，這樣一種理論觀念仍然是在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壓力下進行的探索，它的時代性仍然不是很鮮明。其次是中國當代審美意識形態理論對當代文學生產的意識形態特征沒有透徹的說明，而是過多地強調了個人化的審美體驗，在文本解析過程中過多地強調了個案性和片段性的審美感受，卻忽視了社會政治、經濟、媒介變革、社會結構等復雜意識形態變革對文學的影響。最后，審美意識形態理論在文學的審美性問題上做了很出色的理論研究，強調文學的“無功利”，“形象性”與“情感性”的特點，但是在對當代審美文化現實的闡釋中，明顯存在著簡單化和概念化的缺陷，我們看不到像伊格爾頓在《批評與意識形態》、《文學理論：導論》中那樣的對英國文學意識形態性所作的出色的批評分析，而且，某些概念內涵模糊，某些原理重復論證、循環論證也比較突出。比如，在對待文學的“理性”這個問題上，不但沒有明確界定“理性”的概念，而且沒有指明“理性”與稍后的“認識性”有何區別。在闡述文學的“理性”特征時，論述者這樣表達：“從審美意識形態角度看，文學仍然必須依賴理性。只不過，理性在這里是以特殊形式存在的。但是，如果借此以為文學僅僅依賴形象便可進行，那就會大謬不然?！苯酉聛?，論述者并沒有深刻論述那種以特殊方式存在的“理性”是什么，特別是沒有指明文學形象中蘊涵的這種理性與意識形態性有什么關系。因此，綜合來看，中國當代審美意識形態理論在具體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著“理念化”的趨向，理論建構與審美經驗的分析仍然難以找到有效的融合途徑，對多重理論資源的整合努力也暴露出了當代文藝學所面對的理論壓力，其理論建構的努力引起了當代文論中的“反本質主義”的質疑，而對文學審美特性的重視則引起了文藝學“去政治化”的辯論。這說明審美意識形態理論若想成為當代文藝學知識生產和知識建構的合理甚至唯一形式仍然要進行一定的理論突圍。這個突圍不僅僅是對國內學界質疑之聲的呼應，更是對當代迫切的理論問題與現實文化問題的深度探索。

相比“審美意識形態理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呼聲則更加展現了“雷聲大、雨點小”的趨勢。這種呼聲開始于1996年左右，雖然早在爭論剛開始的時候，就有學者宣告了它的結束，但這十年中，學者們圍繞著它進行的爭論卻一直繼續。有的學者不但明確提出，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是可能的而且提出了轉換的方法、方案…。但就現實情形而言，我們并沒有看到古代文論轉換后中國當代文藝學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建構過程的深度變革。這里面有一個難點，那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特有的交流媒介和語意轉換方式問題。中國古代文論在中國古典哲學、美學傳統中浸濡良久，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審美交流機制。自五四以后，中國文學語言革命性的斷裂已經形成，完全恢復古文論基于詩性語言系統的交流機制斷不可能，以古代文論中的詩性語言來闡釋現代審美問題只能是一種“應用性”的“修飾”，“詩性語言”難以真正成為一種本體論的觀念注人文藝學知識生產過程之中，而且，現代西方文論中對語言本體功能和語言形而上學意義的解構更在這方面造成了困難，所以，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即使有方法有方案，也難以真正帶來文藝學內部的知識更新和研究范式的轉換，充其量是一種“舊話新說”，至少，這十年間，還沒有見到任何有說服力和啟發性的“轉換成果”。

人們在談到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時有一個語境，那就是中國文論的“失語”問題?，F在看來，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清理的問題。究竟存不存在“失語”?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其實一直是主動引進西方現當代文論的，我們引進西方文論為了什么呢?實事求是地說，是借鑒和參考。至于在借鑒和參考中我們的研究出現了什么問題，如片面崇拜西方文論，生搬硬套全面引入西方概念解讀文學作品，那只能是我們的理論應用和理論理解出了問題，在這方面，情緒性地拒斥西方文論資源并非解決我們理論難題的方法，而恰恰暴露了文藝學研究的危機與焦慮。這種焦慮一方面是顯示了知識生產與建構中觀念的混亂性和個人性，二是顯示了知識生產的表面化和隨意性，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普遍存在“接著說”的就事論事傾向。前不久剛剛偃旗息鼓的“文學死亡論”再度證明了這種趨勢。

在J.希利斯·米勒引出了這個話題之后，中國學者明顯地展現了積極參與世界性文學論爭的“對話渴望”，但是，具體的論爭仍然是在西方學者提出的一個“假定”的問題論域中進行的。金惠敏先生指出，中國學者對米勒的發言有所誤讀和誤解，而且米勒的論斷也有模棱兩可的地方”，童慶炳先生也發現，米勒的說法后來有了轉變“，這

說明米勒的論斷有多少嚴謹性原本就值得懷疑。在筆者看來，米勒提出的這個問題有較多的經驗分析色彩，他的“媒介決定論”或“技術決定論”的觀點不但非常極端和武斷，而且缺乏明顯的學理依據。中國學者在迎戰米勒觀點時，對他的直接的觀點“在媒介時代，文學是否會消亡”均有正面的呼應，但在筆者看來，這種呼應恰恰不是米勒所強調的重點，米勒提出的問題是隨著媒介與技術的日益發達．傳統的文學表達方式和文學體驗方式面臨著巨大的威脅，文學生產、文學研究將面臨新的現代轉換的挑戰，而這恰恰也是當代中國的文學現實。就當下來說，信息網絡時代與圖像審美風潮的興起，感性閱讀與大話文學等種種實用娛樂形式日益威脅文化經典與理智思考的空間，文學生產與文學研究的命運的確令人堪憂。在這種情形下，“文學死亡論”不僅是一個論斷，也傳遞了一個信息，那就是并不是說文學在現時代“已經”死亡，而是說有某種“東西”讓我們警覺文學正在接近“死亡”，這才是值得理論界認真討論的問題。在回應了米勒的論斷之后，中國文藝學界這方面并未繼續深入討論下去，米勒警覺的意識并沒有引發中國當代文藝學界深入探索有效的文學應對方案，倒是“將死”的陰疆加重了理論研究的焦慮心態。目前，關于“文學死亡論”的討論已經漸漸冷卻，但“文藝學危機論”所產生的焦慮意識還是存在，當代文藝學研究在危機面前需要的不僅僅是對文學未來普遍的自信與樂觀，更需要的是文藝學研究的價值重建精神和文學理論面向當代文學實踐的真正的超越性姿態。

三、文藝學知識生產與知識建構中的

價值重建策略及其現實遭遇

在“文學危機論”和“文學死亡論”面前，有的學者提出：“文學邊緣化不等于文學終結”，文學是人類情感的表現形式，只要人類的情感還需要表現、舒泄，那么文學這種藝術形式就仍然能夠生存下去”。也有的學者認為，媒介與技術的發展，使文學可能失去了其作為特殊研究對象的中心性，但文學模式在向社會各個文化層面滲透中仍然會獲得新的存在形態”；圖像社會的出現，文學受到威脅，但“圖像社會”的出現尚不足以使文學消亡，“文學的未來將為它自己優越而深刻的本性所指引”。這些樂觀的探索固然重要，但正像有的學者提出的那樣，當代文藝學面臨的危機不只是表層的、文學形態意義上的危機，更根本的還是文學本質或文學精神意義上的危機，是一種深層的危機，表現為傳統文學所培養起來的文學性閱讀的弱化，理性思維與想象感悟能力的萎縮，尤其是精神審美超越性的喪失。

在這種情形下，當代文學藝研究的理論重建和價值重建呼聲是很高的，當前文藝學研究中的“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審美意識形態的論爭”、“日常生活審美化”、“反本質主義”都有這種明顯的價值訴求。這種價值訴求除了從文學整體思維方式人手探索當代文藝學研究的轉型道路之外，同時也涉及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那就是關于當代“文學性”問題的解釋與接受的新的趨向。其中“反本質主義”與“日常生活審美化”所提出的問題更為明顯。

“反本質主義”與“日常生活審美化”涉及了當代文藝學知識生產與知識建構中的一些核心問題，比如文藝學知識格局的陳陳相因、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凝固封閉、文藝學知識培養與傳授機制的困境、文藝學研究方法的陳舊與失效等等，這種思考與其說是展現了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的本體論困惑，倒不如說是體現了普遍化與本質化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建構格局與當代“文學性”問題的接受語境的差距，其中隱含的是對當代“文學性”接受問題的強烈關注。學者們希望進一步將文藝學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建構歷史化、個性化與細節化，希望在當代文化生態與文化格局中拓展文學理論問題。在這方面，“反本質主義”與“日常生活審美化”所提出的問題有深刻的理論啟發和思想啟迪，對當代“文學性”問題的接受語境也有深刻的理論思考。但是，就現實而言，“反本質主義”與“日常生活審美化”也仍然無法整體把握當代文學經驗深層裂變的現實，這兩種思考方式在文學經驗層面上也存在一定的闡釋“瓶頸”。當代文學經驗的裂變是在媒介文化、視覺文化、消費文化導致傳統文學研究的邊界泛化與非經典化過程中造成的，“反本質主義”在扭轉傳統文藝學研究的本體論思維方式上有一定的沖擊力，但在深入當代“文學性”接受事實空間的問題上還沒有找到合適的途徑，在把握當代文學經驗裂變的具體過程上還沒有展現讓人信服的實踐，因此，以反本質主義思維作為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的主打思維還不太現實。

堅持“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研究”的學者強調文學研究融人消費文化大背景，強調以文化研究“回歸日常生活”，但以文化研究全然取代文藝學研究的策略也未必可取，以文化研究的眼光檢視文藝學知識生產的缺陷也未必令人信服?！拔幕芯俊弊鳛橐环N學科形態和研究視野，關注既定社會的文化構成與文化裂變，重視社會文化系統中的新興文化事物與文化主體，這些對傳統的文學研究構成挑戰與壓力也在所難免，但是這種壓力是文化研究學科的學術研究輻射力的正當結果，無論是英國伯明翰學派，還是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他們的文化研究并沒有堅持取代文學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層面上，文學的本質特征、文學發展規律、文學的語言特性、文學批評原則等等問題并非完全是一種理論的“虛構”。而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早已形成了自己的集中的問題領域，文學本質特性、文學發展規律、文學語言特性、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文學閱讀與文學接受，文學批評與實踐，這些文學理論問題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文學經驗的發展會體現出不同發展的路向，文學精神、文學與道德、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文化、文學與宗教、文學與藝術、文學與歷史、文學與媒介等等相關學科交流與滲透也使得文學理論問題研究有不斷解決的問題，籠統地以文化研究挑戰與顛覆傳統的文學研究并非能夠對這些問題有根本性的深入探討。

但是，“反本質主義”與“日常生活審美化”所引出的當代文學理論研究中的“文學性”問題卻應該引起關注，這也是解決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焦慮意識乃至更深入地探索理論重建與價值重建問題的關鍵所在。面對當代文學理論研究中的“文學性”問題，除了在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知識生產與知識建構等方面有所深化之外，更應該具體面對當代文學理論研究中的“文學性”問題接受語境的變化。這個接受語境的變化就是當代文學經驗中關于“文學性”的理解方式和接受方式的變化。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以娛樂和實用為中心的當代文學經驗在“文學性”問題的理解上感官化和消費化的趨勢日益明顯。文學經驗的感官化強化的是當代“文學性”理解上的非理性傾向，所謂“三還原”(感覺還原、意識還原、語言還原)、“三逃避”(逃避知識、逃避思想、逃避意義)、“三超越”(超越邏輯、超越語法、超越理性)、“不及物寫作”、“下半身寫作”、“美女作家”、“身體敘事”、“肉身沖動”等

等就是其集中的表現。文學經驗的消費化則直接促使了消費文化的崛起和文學接受的娛樂傾向。市場和消費使文學變成了一種享受的東西，也使“文學性”變成了“娛樂之死”的載體。文學經驗的感官化和消費化進一步在社會文化生態中制造了文學經驗中的實用主義和媚俗主義，也損傷了傳統“文學性”問題所包含的經典意識和精英意識。在這種變化面前，“非理性主義”帶給當代文學理論“文學性”問題的不是思維方式與文學觀念的解放，而是道德失范價值失衡的非理性沖動，中國當代消費文化締造的也不一定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很有可能就是日常生活的“庸俗化”。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要突破困境，走出危機，就不能不重視這種當代文學理論在“文學性”問題上的深重變革與矛盾，類似于“反本質主義”與“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理論探索也不應該僅僅是在理論思維方式和理論建構方式上繼續文學本體論層面上的突圍，而更應該關注當代文學經驗中“文學性”問題的現實趨向。

在面對當代文學經驗中“文學性”問題的變革時，很多研究者把這種情形歸結為媒體變革與視覺轉向中所產生的異質性文化因素的促發，因此出現了種種“媒介威脅論”和“視覺轉向論”。筆者不同意這樣的看法，雖然媒介文化有著極強的凝聚力和輻射力，媒介時代的來臨，為各種異質文化因素的成長提供了可能，也為當代“文學性”問題的接受語境締造了感官化和非理性化的審美變異的空間，但不影響包括文學經典在內的“文學性”問題仍然有深入人心的可能。而當代文化中的視覺轉向問題也并非是當代文學經驗中的“文學性”問題變革的唯一結論，而是它的一種展現方式。在媒介與技術、視覺與圖像面前?！拔膶W性”問題仍然作為一種思想底色與文化原質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雖然當代文學理論中的“文學性”問題發生了重要的變革，但當代文藝學研究仍然具有嚴肅對待當代“文學性”問題的接受語境的能力。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在價值重建的努力中走出焦慮意識就不能忽視當代文學理論中的“文學性”問題的現實境遇，以強化文學理論把握現實文學經驗的能力。在這方面，“反本質主義”文學觀念不應該是罷黜文學本體追問的理由，“日常生活審美化研究”不應該是過分張揚感性審美兜售欲望與娛樂的口實。當代文藝學研究步人困境并非是接近黃昏，種種可貴的探索仍在繼續，危機不是退卻的理由，困境不是改換門庭的借口，焦慮與壓力是客觀的現實，但也正是理論探索的動力，無論如何，我們沒有理由宣告“理論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