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佛與馬禮遜在華傳教事業之關系研究

刺佛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主席，馬禮遜則是公認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播的“開山始祖”。刺佛給予馬禮遜在華事業多方幫助?？梢哉f，馬禮遜在華事業的開拓，與刺佛對其的鼎力相助是分不開的。但學界研究迄今尚付闕如。本文擬詳加探究，祈望能補此方面研究之罅漏。

關鍵詞：刺佛馬禮遜在華傳教事業

作者：譚樹林，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對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華傳教事業乃至中國基督教史而言，英國人剌佛(John William Roberts)堪稱一例。馬禮遜是英國倫敦傳教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1807年9月4日，奉倫敦傳教會派遣抵達澳門，成為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所以能在中國基督教史上擁有這一地位，與其任職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極有關聯。自1809年2月接受刺佛聘請，擔任廣州商館中文翻譯，直至183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在華期間，他一直為公司廣州商館服務，在貿易和外交方面給公司極大幫助。而馬禮遜也因任職公司得到公司“蔭庇”，藉此成就其在華輝煌事業。誠如中國著名宗教史家李志剛牧師所說：馬禮遜“其一生之成就，非藉東印度公司之蔭庇，亦斷無此輝煌事跡”。而最初力主聘請馬禮遜的刺佛，顯然尤為關鍵。

刺佛本為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派往廣州商館(Canton Factory)書記，后來逐漸進入決策委員會，并在1807年1月3日，因商館主席多林文(James Drummond)啟程返英，由刺佛接任。按英國東印度公司作為一家商業壟斷公司，一向對前往他們貿易區域的傳教士持敵視態度，“唯恐傳教活動會引起當地社會的變化，從而損及公司的商業利益，即使傳教附帶的教育對于社會底層階級有啟蒙作用，公司仍然擔心這會促成底層民眾的覺醒與爭取權利，將導致當地社會的不安?！闭腔谏鲜鲈?，東印度公司拒絕最早前往印度的浸信會傳教士卡瑞(William Carey)及其后繼者馬士曼(Joshua Marshman)等人搭乘英國船赴印，也不準他們居留在英國屬地上，卡瑞等人只好在加爾各答附近的賽蘭坡(Serampore)建立布道站，因為該地當時屬丹麥殖民地。馬禮遜取道美國來華，也是倫敦傳教會向東印度公司提出讓馬禮遜搭乘公司船只直接來華的請求遭拒絕后的不得已之舉。馬禮遜抵廣州后，隱瞞其英國人和傳教士身份，而自稱是美國人，亦是唯恐英國東印度公司得悉其真實身份后而將其驅逐。

既然公司對傳教士持如此態度，而身為廣州商館主席的刺佛緣何置公司禁令于不顧，聘請馬禮遜任職商館并給予多方幫助呢?其實，刺佛此舉也是為了商館的利益，因為他看中的是馬禮遜通曉中文的能力。馬禮遜被倫敦傳教會確定來華后，1805年起即跟時在倫敦求學的廣東青年容三德(Yong Sam-Tak)學習中文。此次學習雖然只有僅僅6個月左右時間，馬禮遜卻藉此了解了漢字的初步知識。特別是在容三德的協助下，馬禮遜將發現于大英博物館的中文新約譯稿和借自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的《漢語——拉丁語詞典》謄寫一遍，對其來華后翻譯《圣經》和編纂字典頗有裨益。提及馬禮遜學習中文的這段經歷，米憐曾說：“后來證明，學到的語言作用不是太大，倒是拉丁語漢語詞典和對照本四福音書更有用些?！钡秩A后，馬禮遜仍勤奮不懈地學習中文，不到9個月時間，已能用官話和廣東方言與人溝通，一年后甚至達到能研讀《四書》的水平。1809年底致致克魯尼牧師信中，馬禮遜寫道：“每個人都很驚訝，我在短短的兩年內，竟然能夠書寫中文，也能用官話和當地土語與中國官員談判?！瘪R禮遜的中文能力進步之快，使居留廣州的外人既驚訝又贊賞，這其中也包括刺佛在內。

我們知道，雖然英國東印度公司自17世紀初就開展對華直接貿易，但長期以來缺乏中文翻譯人才。從1730年代起，公司企圖培養自己的中文翻譯。1736年，洪任輝(James Flint)來商館學習中文。幾年下來，洪任輝的漢語已相當流利，“于內地土音官話無不通曉，甚而漢字文義亦能明晰?！焙槿屋x因而被聘為商館專職翻譯，對公司襄助極大。但是，隨著1759年“洪任輝事件”發生，洪任輝被清廷判罰圈禁澳門3年，期滿即回英國，永不得再來中國。商館的中文翻譯再度空缺。由于聘不到中文教習，商館培訓中文人才的效果可想而知，經過一番挫折后，商館終于在1793年找到一個中國人“表示愿意擔任中文教師，他本人可以為此事遷到澳門?！钡羌词乖诎拈T，為安全起見，這位教師還是拒絕住到公司的房子里來，而是“住到遠離市區的偏僻地方去”，學生必須到他的住處學習，并且不能超過3人。3名學生是從自愿跟他學習的人中選出來的，其中就有刺佛，另外兩人是特拉弗斯(Travers)和帕特爾(Pattel)。此種壓抑的環境和學習時間的限制，自然不利于剌佛等穰熟中文這種極難的語言，加之刺佛和帕特爾后來進入商館決策委員會，繁忙的商務使他們無暇顧及深造中文，致使他們的中文能力始終不敷應用。

正當商館為此問題困擾時，馬禮遜的適時出現，無疑給商館解決長期以來缺乏中文翻譯人員問題帶來曙光。商館主席刺佛最終決定聘任馬禮遜為中文翻譯。此前，經斯當東的介紹，剌佛已與馬禮遜相識，對馬禮遜身份及其來華使命已有所了解。刺佛在給公司董事部決定聘用馬禮遜為中文翻譯的報告中稱：

委員會深入考慮，由曾經介紹給我們的馬禮遜接充。這位先生是兩年前[1807年9月7日]乘美國船(從紐約到來的‘三叉戟號)到來的，就我們所知是擔任宗教任務，而且早已具有一些漢文知識，由于極大的專心與勤勉，我們相信他現在對漢語文法與詞匯已有相當的進步。

1809年2月20日，刺佛在馬禮遜與公司醫生摩頓博士(Dr.John Morton)之女瑪麗(Ma-ry Morton)小姐的婚禮上，當眾宣布任命馬禮遜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中文翻譯，年薪500英鎊。馬禮遜對此欣然接受。因為這項任命對他來說意義重大，正如他在給倫敦傳教會董事會的報告中所說：

簡要地說就是為我居留當地提供了保障；同時，這一職務有助于促進我的漢語水平，我的意思是這一切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第三個原因是它提供的薪水可以減輕英國教會傳播福音的經濟負擔?！送?，當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發現傳教士們樂意為公司的利益服務，可能他們會消除對傳教士的反感與偏見。

馬禮遜所言不虛。這項任命首先使最困擾馬禮遜的合法居留澳門和廣州問題得以解決。因為除了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外國人根本不能合法地進入廣州，唯一獲準進入中國的是東印度公司商人，也僅限在貿易通商季節：“每年于七八月間，(公司商船)陸續來粵，兌換貨物，至十二月至次年正二月間，該國貨船出口回國。該大班夷商人等，于公司夷船出口完竣之后，請牌前往澳門居住，俟七八月間，該國貨船至粵，該大班人等，復請牌赴省料理?！辟Q易季已過，外商不得在廣州居留。兩廣總督李侍堯在談到外人居留廣州時說：

且省會重地，亦不便聽任外夷久居窺伺，應請嗣后各夷商到奧，飭令行商將伊帶來貨物

馬禮遜一部其收藏的拉丁文和中文字典；二班益花臣(John F.Elphinstone)送給馬禮遜一本價值50英鎊的新版《拉丁文——中文字典》、茶葉檢查員波爾(Samuel Ball)則送他一部西班牙文的中國文法等。這些既為馬禮遜從事編撰字典提供借鑒，同時也成為馬禮遜學習中文知識的重要參考書。

可能是刺佛等提供的幫助，馬禮遜編纂字典的進度很快，到1808年7月，已經著錄了5000個字，包括例句與對應的英文單字在內。然而，1809年2月馬禮遜任職商館中文翻譯后，因商館事務分身，編纂字典的進度受到相當影響，已無法按最初所定兩三年完成。尤其是1810年12月，因公司董事會認為剌佛處理英國占領澳門事件不力，解除其商館主席職務，由波朗(Henry Browne)接任；商館原來的中文翻譯員斯當東亦結束休假回廣州復職。商館人事的變動，使馬禮遜繼續任職商館及字典的編纂、出版變得前途莫測。因為按當初約定，一旦斯當東復職，商館應立即解除馬禮遜商館I臨時譯員的工作。所幸繼任商館主席的波朗長期供職于商館，“清楚地知道他(指馬禮遜——引者)的工作是如何需要”，加之斯當東也力薦馬禮遜，商館乃決定繼續聘用馬禮遜，并支付工薪給他。波朗在給董事會的報告中稱：

雖然去年4月23日給我們的秘密訓令，明確要求不再發給馬禮遜的工薪，上季他在與中國政府的商談中，曾盡了主要的力量，而在該時期尚未告知董事部，同時，他當前的工作是作為一個教員，以達成非?？释哪康?，即將中國語文知識在公司的中國工作人員中更為推廣，這件事似乎完全未在董事部預料之內，我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會被授以全權，繼續支付馬禮遜現在的工資，支付他任教員及中國語文的臨時翻譯員的報酬，并候董事部意見如何。

波朗繼續聘任馬禮遜為譯員，并且進一步任命他為中文教員，負責教商館書記學習中文，應與其提出允許華人教授英國人學習中文的請求遭兩廣總督長麟拒絕有關。為解決商館中文翻譯人才缺乏問題，波朗曾請求長麟允許廣東人教英國人學習中文：“英吉利國人愛學中國話，若許廣東人教我們買賣人會說話，就能夠通中國法律了?！钡L麟以此“與定例有違”加以拒絕。

波朗擔任商館主席為期不長，1811年貿易季度，益花臣成為商館主席。斯當東則因健康原因，也于1812年1月啟程回國。斯當東離職后，其翻譯員職務則改由馬禮遜擔任。鑒于他此前已被雇任翻譯員和商館人員的中文教員，年薪是500鎊，現在則認為他應該另外收取以前付給斯當東的年薪500鎊，因而決定將馬禮遜的年薪提高至1000鎊，并享有英國商館的其他待遇。商館決策委員會在給董事會的報告中稱：

由于斯當東爵士的離開，我們失去了他在漢文方面的極有效的幫助，在近來經常與中國官吏來往中，體驗到能夠直接交往有很大的便利，而不再受到中國通事的阻撓，他們在各種情況下都無法將我們的感情表達得完善與正確，同時，由于我們渴望維持從當前看來存在著的中國官吏與我們之間的善意諒解，因此引起我們提出將漢文秘書一職授予馬禮遜，而他的才能，在各方面都可以完全保證勝任這個職位的工作。

公司董事會勉強同意了對馬禮遜的任命?！巴瑫r，馬禮遜將他編著的漢語語法手稿交來，委員會將它寄送大總督，在加爾各答付印”。對馬禮遜編纂字典極為支持的益花臣，鑒于以往刺佛僅是“口頭答應幫忙，并非公司正式的贊助”，為免將來因商館人事變動而影響這項計劃，益花臣建議馬禮遜向商館提出正式資助申請。馬禮遜亦認識到編成后的《華英字典》，作為一部需中英文夾排印刷的大型工具書，毋庸說印刷技術，即是印刷所需費用，也是他本人乃至倫敦傳教會所無法承受的。但是，“如果這部字典無法出版，那不僅普通民眾，還有在華傳教事業，將很大程度上喪失在漢語學習方面此字典應有的幫助，而這部字典首要和主要(盡管不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提供這樣的幫助?！笨紤]到這些，馬禮遜遂于1812年11月致函益花臣，正式申請商館協助字典出版。

益花臣將馬禮遜的申請轉呈董事會，并極力推薦馬禮遜的計劃，“他認為歐洲各國長久以來迫切需要一部廣為流通的中文字典，英國東印度公司如能促其實現，將為公司帶來贊助知識的文化美譽。不但增進英國對于中國的了解，也可能促進中國對于英國及英國人刮目相看，從而有助于公司對華的貿易?！币婊ǔ记擅畹匕堰@部字典和國家榮譽與東印度公司的利益連接在一起，強調這部字典在政治和商業利益上的實用價值，終于打動了東印度公司董事會。1814年4月，公司董事會通知廣州商館，新雇傭一名印工湯姆司(Peter Perring Thorns)帶著一臺印刷機和一副活字等設備搭船來華。1814年9月湯姆司到達澳門建立印刷所，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它被稱為“中國最早的一家現代概念的出版機構”。

在經過一番鑄造字模等印刷準備工作后，1815年2月，字典開印。因卷帙浩繁，馬禮遜又未完稿，加之其它一些因素的影響，《華英字典》的印刷時斷時續，直到1823年4月，歷經8年多，這部分為三部分共六卷、總數近5000頁的《華英字典》方印刷完畢。作為歷史上第一部英漢、漢英字典，《華英字典》出版后即受到歐洲各界尤其漢學界的普遍贊譽，馬禮遜亦因此備享殊榮。法國著名漢學家雷慕沙(Jean Pierre-Abel Remusat)即認為“馬禮遜博士的《華英字典》與其它字典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優點?！钡聡麞|方學者蒙士奇博士(Dr.Montuc-ci)亦這樣說：“我敢斷言，馬禮遜在這十年間印行多種書籍，他對于歐洲學人的影響遠勝于傳教士在上一個世紀所印行的書本或未刊行的全部稿本……”這其中影響最大者除《圣經》中譯本外，非《華英字典》莫屬。由于《華英字典》富含有關中國歷史、地理、宗教、文化、哲學、政治、風俗、禮儀等方面的內容，實為一部關于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英國人湯森即認為：“這部字典，幾乎既可以當一部字典，又可以當做一部百科全書來使用，它包括了有關中國的傳記數據、歷史和民族風情、禮儀和國家制度的評介，是一部匯集了有關中國人的生活和歷史文獻的最豐富的資料的工具書?！薄度A英字典》對中國科舉制評介尤其詳細，第一部分即根據匯集了清朝相關法令及官方文獻的《科場條例》和《學政全書》等基本資料，用150多頁的篇幅介紹了中國科舉制的歷史發展、條令規則和實施情況。誠如美國著名學者鄧嗣禹所說：“由于中國的科舉制在1815年之后就沒有什么發展了，因此該辭典中有關科舉制的部分，迄今仍不失為已譯成英文的最好的原始材料”，《華英字典》的出版“使西方社會掌握了理解中國文化的鑰匙，并且比以往更深刻具體地認識了中國的制度”。

馬禮遜對于自己的成就，也頗感自豪。他說：“當初倫敦傳教會決定開創中國的傳教事業時，英國對中文的知識，要比其他歐洲國家都要落后，而且如有人想要學習中文也得不到幫助。然而，在今天，由于倫敦傳教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的努力，以及東印度公司的資助，英國在掌握中

文知識這個領域里，已經超過了所有其他的歐洲國家?！?/p>

英國東印度公司為《華英字典》的出版，提供了高達10440鎊的贊助，馬禮遜對此極為感激。正如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所說：“如果不是東印度公司，他的字典根本不可能印刷出來?！?/p>

第二、刺佛對馬禮遜傳教事業給以理解與支持。我們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向來對傳教活動持敵視態度。據一本關于“近代宣教之父”卡瑞的傳記稱，早自1757年始，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已對基督教持反感態度。該書稱：

英國東印度公司已自成一個獨立王國，公司在印度加爾各答設有政府機構，公司職員都成了這個人口眾多的印度的官員，實際在統治著印度?！瓥|印度公司的董事們和官員的道德極端墮落和腐敗，他們的腦袋已徹底地東方化，對于基督教的傳播會使印度人產生狂熱，公司所有的雇員將會造成過度的恐懼。

時過30多年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對基督教的態度仍然沒有任何改變，179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通過如下一項決議：

使用我們的船隊載送傳教士駛往我國在東方的殖民地是最愚蠢的、最過分的、代價最高的和不可原諒的方案。

這樣的一種方案乃是有害的、冒失的、無價值的、危險的、賠錢的和異想天開的。它沖擊了公司的所有的理性和政策，把我國殖民地的平靜和安穩置于極為危險的境地。

正是因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對基督教的此種態度，1814年，倫敦公司總部聽說馬禮遜印發《新約》和其他宗教小冊子后，即致函馬禮遜，要解除其在公司中的職務，將他從公司除名。信中說：“本部聽說先生印刷中文圣經和勸世文，引起中國反對，皇帝下有諭旨，禁止這書，并要重治相幫的人。我們想這樣作去，與貿易總受影響?，F下決議，公司辭退先生職務。我們知道先生品行道德，辦公殷勤，又謹慎小心，不分外惹事，公司受先生的益處很多，定以四千元為謝敬?！辈粌H僅如此。1826年11月，馬禮遜結束休假返回中國前，東印度公司董事會雖批準其復任翻譯和中文教員，但命令他的任期以三年為限。對董事會的這項命令，不僅馬禮遜感到“對前景相當不安和失望”，澳門東印度公司委員會亦有同感：

我們提及這個問題，不能不回想到，馬禮遜博士學習漢文是堅定而百折不回的，當時要得到本地教員的幫助，只能偷偷摸摸的，而教員則冒了極大的人身危險，漢文學生以前所遭遇的一些重要困難，在他開始工作以后，就不再存在了，幾種有用的初級課本和一本遠比羅馬傳教士更有價值的字典，經馬禮遜博士的辛勤勞動和董事部的慷慨，已使其能公諸于世，但在這些著作的榮譽應該更多地屬于編纂者時，對他差不多完全未有產生過金錢上的利益；無論如何，必須永遠認為馬禮遜博士，是把中國語文知識的途徑，開辟給他的同仁的主要人物。

1831年1月，馬禮遜已為公司服務20余年，澳門東印度公司管理委員會專函呈報倫敦東印度公司總部，要求給予馬禮遜養老金。按規定，為公司服務20年以上，公司就應付給養老金，但倫敦總部拒絕了這一請求，因為他們仍視馬禮遜為公司臨時人員。馬禮遜受到的這些不公正對待，除卻其傳教士身份外，實在找不出其他理由可以解釋。

但是，與倫敦公司總部對馬禮遜的態度不同，澳門東印度公司和廣州商館對馬禮遜極為友善。尤其是商館主席刺佛，一直熱心支持馬禮遜所屬的倫敦傳教會的文化和慈善事業。與馬禮遜第一次會面，就邀請他到商館與職員共進午餐。刺佛的舉動“也帶動其余職員對他的好感，辦事處上下了解他東來的目的，也很同情和欽佩他的勤奮學習中文與嚴守基督教規律?！?。促使馬禮遜接受聘任的直接原因，除商館表示愿意資助他編纂和印刷出版《華英字典》外，刺佛對馬禮遜商務之余從事個人的傳教及翻譯活動予以默認亦應是一個重要原因。這從1815年馬禮遜致澳門東印度公司管理委員會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確認：“我所從事的個人傳教事業，仍與我當初加入公司時一樣……，這是公司在最初雇傭我任譯員時就已說明且取得默契的?！?813年，剌佛在澳門去世。臨終前他告訴馬禮遜：“只要時機成熟，我相信你的《圣經》中文譯本一定會被中國人接受。我們(商館人員)能夠這樣回答中國人：‘我們認為這就是最好的書籍。馬禮遜先生正好有此能力并愿意將此書翻譯成中文，讓你們能讀明白；接不接受完全在于你們，我們堅信馬禮遜先生已經完成一項偉大工作?！睘楸硎緦︸R禮遜傳教事業的支持，刺佛還留贈1000元給馬禮遜，用于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馬禮遜后來把這筆錢用于出版12開本《新約圣經》?？赡苁艽谭鸬挠绊?，1814年，廣州商館一位佩里爵士(W.Parry Esq.)，臨終前將1000西班牙元贈給馬禮遜，目的是助其推動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其中一部分被用于印刷12開本的《新約圣經》。

商館對馬禮遜傳教活動的支持，還表現在益花臣不忌教派差異，聘請馬禮遜擔任商館牧師職位。還有，每當馬禮遜面臨被倫敦總部除名、失去在華合法居留權時，商館總是極力為馬禮遜申訴。由前揭可知，1814年澳門東印度公司收到倫敦總部解除馬禮遜職務的通知，認為這樣對馬禮遜有失公正，乃要求公司總部給予進一步說明。他們以等待倫敦東印度公司總部的進一步說明為由，繼續留用馬禮遜。1815年10月14日，斯當東致函馬禮遜，將澳門東印度公司的決定通知與他：

……我們強烈地感覺到您對我們東印度公司事務的重要性，而且根據我們以往與您的交往及個人對您的了解，我們相信您的謹慎與判斷力，正因為如此才讓您受雇于東印度公司，置身于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崗位，因此我們決定暫緩執行董事會的上述決議，直到董事會就此做出進一步的指示。

我們下此決心是因為董事會基于錯誤的信息才做出這一決定，他們對這項決議的性質，還有對您或對在華貿易造成的影響及危險程度的理解有誤；因此，我們請您惠賜更詳細的信息以及您對此事的解釋，讓我們給東印度公司的雇主提交一份更公正的報告。

經過商館力薦和馬禮遜回信辯解，馬禮遜最終得以留任。1826年11月，馬禮遜結束休假返華，倫敦公司董事會雖繼續任命馬禮遜為公司職員，但下令三年后停止雇傭他。亦是商館極力爭取，公司董事會才勉強同意給馬禮遜永久性委任。在當時清政府仍厲行海禁政府、嚴禁外人居留和傳教的形勢下，繼續任職商館對馬禮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亦可視為廣州商館對馬禮遜在華事業的支持。

筆者認為，馬禮遜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服務，在對華貿易和外交方面給公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幫助。而公司給予馬禮遜的“蔭庇”，則成就了其在華輝煌事業。因為若無與東印度公司關系，馬禮遜在廣州、澳門合法居留尚成問題，更遑論開展其在華事業。馬禮遜與公司這種關系的建立肇始自刺佛，藉斯當東等鼎力協助得以延續。正因如此，馬禮遜對刺佛極為感念，稱贊刺佛“正直、友善而且仁慈，備受人們敬重?！鼻∪缬姓撜咚f，“就促成基督新教在中國的播種以及第一部出版的中英文字典而言，羅伯賜(即刺佛——引者)對于這些頌詞的確當之無愧?！?/p>

(責任編輯袁朝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