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大眾化的語言文化特點及其影響

【摘要】元時期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帶給中國的是一個多彩、多元化的文化發展環境,文化從此走向了大眾化。多地域的語言文化交流,特別是東西方的語言交流,不但豐富了漢語言的詞匯和語音,也使得中國文化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無比強大的生命力。

【關鍵詞】元朝;文化交流;大眾化

元時期中西方文化交流,其淵源可上溯到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落,建立大蒙古國時期,由于三次西征,以及1279年南宋朝廷的徹底滅亡,蒙古的統治已遠遠超越了今日之中國版圖,當時的中國疆域橫跨整個歐亞大草原,西至伏爾加流域,西南至兩河流域,逼近小亞細亞。這種統治格局,開辟了一個完全不同于漢唐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地理環境。漢唐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存在著地域中介,而元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則完全突破了地域中介的限制,走向了中西文化的直接面對和交流?！皷|西陸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遠超前代。當時有人說,要到萬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門去訪問鄰里一樣容易。提出“前現代世界體系說”的英國學者盧伽德在其著作《歐洲稱霸之前》講到:“中國在13世紀世界體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為正是中國,把北方的路上商路與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連接為一體。當這兩條商業交通路線同時充分發揮效能,尤其是當時中國處于統一之中因而能夠作為‘毫無周折地交換中介把他們聯系起來時,世界商業的循環圈就得以完成了?！盵1]P41

這種直接的交流形式,就其對世界發展進程的影響而言,是漢唐王朝無法比擬的。這種影響不僅存在于地理歷史格局的變化上,更存在于世界文化發展的進程之中?？s短的地理空間,打破了因地域限制而造成的封閉的文化圈,讓東西方的文明發生了空前碰撞,開創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世界文明史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了。毋庸置疑,這一時代,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對漢語的影響同樣是非常深刻的。

一、元時期的語言特點

由于優惠的通商政策、安全通暢的商路以及各種關于中國的美麗傳說,元朝對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分別來自波斯、摩洛哥、尼泊爾、印度、波蘭、俄羅斯、英國、法國、意大利、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等國的政府使節、傳教士、旅行家、商人和工匠,由陸、海商路來到中國,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長期旅居中國,有些人還擔任政府官員,例如我們熟知的馬可波羅。這些來自西方各國的人員,因語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進而促生了元朝的多彩文化形態,同時形成如下集中的語言特點:

1、多語種的對譯與實踐促進了漢語口語的發展:多語種交流的環境極大地推動了官方和民間在不同語言之間進行對譯的研習和實踐,元代官方漢語公文由此形成了一種很特別的“硬譯”公牘文體裁,就是逐個將非漢語文本中的詞匯(其中以蒙古語文本為主)機械地對譯成漢語中的相應詞匯,而不改變他們原有的語法程序。如元時的南方名儒吳澄為泰定帝講經的白話稿:

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來圣人為歹人曾用刑法來,不是心衷歡喜做來。孟子道:“不愛殺人的心廝似?！鼻百t曾說這道理來。只有漢高祖省得這道理,漢家子孫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愛殺人的心,與天地一樣廣大。比似漢高祖不曾收服的國土,今都混一了?；实垡灾婊实坌?可萬萬年太平也者。[2]P22

文稿中已有大量白話詞語存在,特別是成書于公元1240年的《元朝秘史》(又稱《蒙古秘史》),其原始創作是用高昌文字(即今維吾爾文)編篡而成的,而漢譯本則在明洪武十五年產生,通覽《元朝秘史》,就會發現該書完全是用白話語言形式完成的。清人錢大昕在《元朝秘史》中的跋已將該問題說清楚了:“元太祖創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最疏舛,惟《秘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末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少,良可惜也?！逼渲兴f的“其文俚鄙”,就是指民間白話。

為什么元時期的漢語書面文大量出現口語詞匯,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元時期繁榮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各域民族被統一到同一王朝之下,語言的對譯成為相互之間交流的基礎和充要條件。由于蒙語屬于阿爾泰語系,加之游牧文明發展的緩慢和中國農耕文明的超前發展,導致了雙方存在著事實上的文明差異,其中也體現出了蒙古人在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相對落后。作為上層統治階級,是不可能不和其所統治的近七千萬人口(以漢人為主)產生語言交流關系的。由于蒙語句式特征是“主—賓—謂”,在對譯過程中死遵蒙語句式,按原句敘述方式,不顧蒙漢句式上不同而一一譯出的“硬譯”就成為必然現象。同時由于這種“硬譯”的公文體語言完全不符合中國古漢語語法,所以在翻譯時就盡量避免采用古漢語語辭,這就促使元代漢語中的口語詞匯走進公文體裁中,更促使近代時期的漢文化加快了朝大眾化轉變的步伐。其次是因為儒學在元時遭受到打擊,促使創作自由、用語近于白話的元散曲得到發展。元世祖忽必烈主張“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惟以實惠”,廢止了科舉制度,在人才選拔上強調才干,而不單純是以文取勝。儒生因此在參政方面失去了宋金時代的優越地位,加上元政府在賦稅方面優遇儒戶的規定形同虛設,其社會地位已淪到不堪之地步,以至民間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謔語。后雖經“第二期儒治”,但并未徹底扭轉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大量知識分子的創作走向民間,從而催生了白話味極強的元曲、小說的產生、發展和繁榮,元曲也成為與唐詩、宋詞并稱的中國優秀文學遺產之一。

2、兒化音大量出現:關于兒化音的產生,在我國存在四派觀點:遼金說、元代說、明代說、清初說。從歷史和邏輯的角度出發作,元代說是比較合乎歷史事實的。兒化音是在廣大的北方語區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語音、詞匯現象,但這種現象的形成首先應是經過歷史的整合才可能出現的。遼金時期存在兒化音的現象,但大量的事實證明,這種存在相當有限。正如季永海先生在其《漢語兒化音的發生與發展》中講到:宋元留下來的諸宮調僅三種,其中金代作品僅有《劉知遠諸宮調》一種。書中出現的“兒”極少,不僅比元雜劇少,而且只有一種表現形式,即同一個詞的兒化又時寫出“兒”,有時寫不出。[3]遼金時代兒化音的這種單一性恰恰說明:民間兒化音的全面化只有在大一統的前提下才能完成。雖然蒙古語、維吾爾語、滿語同屬于阿爾泰語系,但遼金宋之間客觀存在的割裂和長年的相互征伐,造成語言的相互影響相當有限,因此絕不可能像元大一統時期那樣,語言的相互影響能夠深入、普及到民間生活中。雖然金對北方進行了一百多年的統治,也只是讓北方的方言趨于統一,倘無法形成大一統狀態下的廣泛語言和文化交流,元一統后南北文化交流的空前繁榮正是對此的逆證。如在《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中》(注:中華書局,1980版)就有大量不同類型兒化音的形成前兆:

[醉春風]但的半點兒羊皮,一頭藁薦,俺便是得生天界。

[滾繡球]他鐘前有半點兒言,筵前帶三分酒。

[雁兒落]虱子兒亂如麻。

[幺篇]你氣得我手腳兒滴修都速戰。

[后庭花]隔壁兒熟食店,對門兒生藥鋪。

因此,兒化音的最終形成,是在元完成大統一的前提下,各區域語言相互交流成為生活之必需后產生、發展的,應是不爭的事實。而兒話音其實就是阿爾泰語系諸民族把他們語言中的卷舌韻尾帶入漢語的結果。李立成先生的《“兒化”性質新探》中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敘述:“兒尾”構詞是漢語內部的結構規律。但是“兒化”卻是在外來因素的影響下產生的。長期生活在北方并多次統治北方的阿爾泰語系諸民族把他們語言中的卷舌韻尾帶給了漢語?！皟何病痹谶@種卷舌韻尾的影響下逐漸發生了變化,“兒”失去獨立的語音地位而變成為一個卷舌動作,“兒化”現象就產生了?！皟骸钡男再|從此發生了根本的變化。[4]僅就《元史》中對蒙古族人名的翻譯,我們就可以看到大量漢語對蒙古語中卷舌韻尾的吸收:鐵木兒、火兒灰、脫脫木兒、茍兒、察兒臺、睹兒赤、塔失帖木兒、帖里帖木兒、拔都兒,等。這當中同時也存在著翻譯同一人名時有不帶兒的現象,如鐵木兒(鐵穆耳)、脫脫木兒(圖帖睦爾)、睹兒赤(睹爾赤)、拔都兒(霸都魯)等等。這充分說明“‘兒所代表的音在蒙古語中不是一個獨立的音節,而是一個卷舌韻尾”“漢語中用不同聲調的字來翻譯它,說明它在漢語音譯詞中的讀音也是模糊不清的,至少可以算作輕聲音節,甚至有時已經讀成了‘兒化”“至于不用‘兒來譯寫,并不是說這個音不重要,很大一種可能性是因為其他的字已經‘兒化,跟原詞的讀音十分吻合,沒有必要再贅上一個‘兒了?！盵5]當然,元時兒化音的成熟程度是不可能和明清時期比較的,但卻遠遠超越了遼金時代。無論是諺語類句型中,構詞及其他詞語搭配上,還是兒字處于穩定的結構以及兒詞尾使用的密度上,元代兒化音都是遼金時代所無法比擬的。

3、大量外來詞語的出現:元朝的外來語有蒙古語、突厥語、波斯語等,如:

阿納忽、古都白、唐兀歹、阿忽令:元雜劇曲牌名,屬雙調。其中唐兀歹是唐古特的異譯,指西夏。

拙魯速:越調,女真或蒙古之曲。

浪來里:商調,女真或蒙古之曲。

渾不似:北方草原的琵琶類樂器,《元史》中名為“火不思”,突厥語音譯。

撒花錢:“撒花”是波斯語的音譯,譯言禮物。元后期官場腐敗,此指沒事情白要錢。

得手:勒索的錢多之謂。

好地分:得到一個富裕地方的官職可以肆行敲詐叫“好地分”。

斡羅思:即俄羅斯。

畏兀兒:即維吾爾。

大忽里臺:蒙語的漢語音譯,意為大聚會。

人事:禮物。

白身人:即平民。

成吉思汗:成吉思是突厥語tengiz(譯言海洋)的變音,意即普天之下。

苦來亦撒麻:源于歐洲,《元史》翻譯為渾天圖,即渾天儀。由阿拉伯傳入中國,當中有音譯,也有意譯。詞源有蒙古的,也有西方各地的,其中很多詞匯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也有許多詞匯亦然被今天的人們使用著。無論是淘汰的,還是仍然散發著生命力的,它們都見證了元時期中國文化的大發展和各民族的大交融。

二、元時期漢語的文化影響

民族語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同時又承載著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大蒙古征服戰爭后,中國真正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這個大一統的有利環境中,各民族文化交流空前繁榮,從而全面地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進程,這集中體現在以下諸方面:

首先是打破自春秋時代形成的“夏夷”之說和“尊夏攘夷”、“以夏變夷”的傳統思想,消除了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往的障礙:中國中古前的歷史從來都是視北方為夷,并以儒家觀點作為政權“正統”與“非正統”的判斷依據,將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政權視為非正統之政權,從而在客觀上形成了對北方游牧民族的歧視。來自北方草原的元朝統治者為了確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在編纂《遼》、《宋》、《金》史時采取“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電子版《中國通史 第七卷》)的辦法,扭轉這一傳統觀念,肯定了遼、金、宋三朝互不相屬的歷史客觀實際,從而肯定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事實狀況。

其次,宋雜劇、金院本的基礎上形成元雜劇。由于元朝廢除科舉制度,導致人數眾多、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將精神寄托轉向民間創作,涌現出諸如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等一大批元雜劇作家。他們創作了數量巨大、藝術性強、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反映不同階層生活情趣,這些藝術佳作對后世的戲曲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波及到明清時期的白話小說的創作。

第三、元時期漢語書面文大量使用的口語詞匯,加快了近代時期的漢文化朝大眾化轉變的步伐,為明清的白話小說奠定了語言文字基礎。明清小說的創作完全是為了滿足讀者的娛樂要求,其表達的語言是在口語的基礎上加工提煉出的白話,四大古典名著以及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大量膾炙人口的明清小說,都顯示出豐富的白話語言特點。這些作品的產生,為漢文化大眾化的轉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之,元時期的文化交流帶給中國的是一個多彩、多元化的文化發展環境,文化從此走向了大眾化。多地域的語言文化交流,特別是東西方的語言交流,不但豐富了漢語言的詞匯和語音,也使得中國文化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無比強大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1]、[2] 姚大力《“天馬”南牧——元朝的社會與文化》,葛劍雄總主編《千秋興亡》,長春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

[3] 季永?！稘h語兒化音的發生與發展》,1999年《民族語文》第5期

[4]、[5] 李立成《“兒化”性質新探》,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 ,1994年第3期,P108—115

作者簡介:

劉紅梅(1969.8-),女,陜西安康職業技術學院講師,陜西師范大學文學碩士,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字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