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的古文書寫與語言倫理

摘要：嚴復的古文書寫與語言倫理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觀照：一是其“聲與神會”與“講求事理”的文章觀，囚其“事理”內涵的變化突破了八股文書寫的某些邊界；二是嚴復古文書寫中蘊含的新機和壓制性因素；最后是其古文書寫中的語言倫理觀念。借此可以概括從晚清至五四時期嚴復的“文”與“言”的基本面貌和價值取向。

關鍵詞：嚴復；古文書寫；語言倫理

中圖分類號：1206.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4608(2011)01—0122—07收稿日期：2010—10—12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2008BZW051)

作者簡介：文貴良，博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200062

一、文章觀：“聲與神會”與“講求事理”

嚴復的“古文書寫”邊界寬泛，筆者認為主要包括其譯著、講義、論文和古體詩歌。如果僅用“古文”恐怕就會把譯著和講義排斥在外。譯著規模宏大，論文篇幅短小，講義兼有寫和說的成分，古體詩歌為閑情之作，但是從書寫語言的樣式(文言－古文)來看，四者具有一致性。盡管他1906年的《政治講義》在語式上更加通俗化，但與論文、譯著在語言上差別不是那么截然分明。

史華茲指出，“嚴復譯文的典雅特色，當然不僅顯露了他對自己精美文筆的驕矜和他的修辭學造詣。而且顯露了他力圖通過用最典雅的中文表達西方思想來影響講究文體的文人學士的動機?！薄暗溲拧闭\典雅，影響文入學士的動機也實現了，但是“驕矜”的背后卻有著嚴復對于古文書寫的痛苦記憶。1899年嚴復致吳汝綸信寫道：“復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雖甘食耆色之殷，殆無以過。不幸晚學無師，致過壯無成。雖蒙先生獎誘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豈止如此?”嚴復在對吳汝綸的拳拳感謝中，浸潤著他參加科舉考試的切膚之痛。這“早遘十年”指十年之前，也就是1889年左右，那時正是嚴復雄心勃勃參加科舉考試的時候?！案I國子生，秋場期有獲?！币驗閲缽妥鳛楹w人物并未成為晚清官員候選人，晚清官員仍然來自通過科舉獲得功名的士子，所以嚴復不得不通過參加科舉考試以求進入官場，只有進入官場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1885年福建鄉試，1888順天鄉試，1889年順天鄉試，1893年福建鄉試，嚴復前后近十年四次參加科舉考試均沒有斬獲，這在心靈上肯定烙上了巨大的傷痕。原因何在?是學識鄙陋，還是八股文體式粗糙，或者兼而有之?如果能看看嚴復四次應試文，肯定很有意思，可惜已無法讀到。嚴復科舉失敗的心靈創傷在清政府甲午戰爭失敗后找到了發泄的機會。他把科舉考試中個人的慘痛失利與甲午戰爭中國家的慘痛失敗結合起來，利用現代報紙媒體，猛烈批判科舉制度和八股文?！毒韧鰶Q論》的辟頭就說：“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于廢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苯又敿毞质隽税斯扇∈康娜蠛μ帲骸板d智慧”，“壞心術”，“滋游手”。嚴復如此激烈的態度，在晚清士人中少見。他對八股取士的批判應該說成為了甲午之后清政府教育制度改革和選拔人才制度改革的促發因素之一。嚴復科舉考試的失利，也許使得中國失去了一位近代化道路的實踐家，但成就了一位開啟現代中國思想道路的翻譯家。當然，嚴復如果在1880年代科舉成名，被朝廷重用，能否像日本的伊藤博文把日本帶人近代化強國一樣把中國帶上近代化道路，恐怕也是很難說的。因為朝廷能否給予嚴復實踐近代化道路所要求的權力和空間，是一個未知數。

嚴復的批判鋒芒指向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并非刺向八股文的內部結構。自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八股取士的制度被破壞，附著于其上的八股文也無法生存。如果說八股取士的制度以悖反的方式催生了翻譯家的嚴復，那么是否反而是八股文的訓練成就了嚴復翻譯的古文書寫?對于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嚴復接受的古文書寫的訓練機制；一是嚴復放棄科舉考試后的文章與八股文的比較。

章太炎雖然受過八股文的教育，但是從沒有正式參加過八股考試，也不以獲得科舉成功為目的，他的文章與八股文涇渭分明。梁啟超從小接受八股教育，十七歲中舉，其書寫肯定符合八股范式而受到認可，他的文章就與八股文最為密切。嚴復十五歲人馬江學堂，學習英文、算術、代數、幾何、重學、電磁學、光學、音學、化學、熱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術等，1871年畢業后在建威帆船上練習航海技術。1877年至1879年在英國海軍大學學習，學的是高等數學、格致學、海軍戰術、公法等。嚴復回國后被李鴻章聘請為北洋水師學堂的總教習?？梢钥闯鰢缽偷闹R結構和書寫方式都與八股文的知識結構(四書五經)和書寫方式(八股文)要求相差甚遠，嚴復要參加科舉考試，即使他發奮鉆研八股文可能也為時已晚。嚴復從科舉失利到成為翻譯家，他的古文書寫與八股文體式有一段距離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盡管章太炎批判嚴復的文章帶有八股氣息，但是拿嚴復的文章與明清八股名家的八股文、同時代的梁啟超的文章比較，都可以看出嚴復文章的八股氣息并不是那么濃厚。因此嚴復古文書寫的現代向度，并不是要去掙破八股文的軀殼，而是在于尋找古文書寫如何表達西方的學理。

1910年嚴復在《<涵芬樓古今文鈔>序》中針對有人擔憂古文辭將亡的心理，認為物之存亡，系于自身的“精氣”，人不能為之。嚴復很稱贊古代治古文辭而達于極致的人：“豈非意有所憤懣，意味必待是而后有以自通者歟?非與古為人冥然獨往，而不關世之所向背者歟?非神來會辭，卓若有立，雖無所得，乃以為至得者歟?”②他在贊賞古文辭達于極致的人排除利祿而以古文辭為“至得”的價值取向的同時，提出了“神來會辭”的文章觀?！吧駚頃o”的文章觀，嚴復早就有所表達。1902年他在《與熊季廉書》中批評學生熊元鍔的文章提出“今欲謀所以救之之術，宜熟讀古書，求其聲與神會，而下筆力求嘎嘎其難之一境；而又講求事理，以為積厚流光之基?！眹缽驼J為文章做法，還是要從中國古書中求力量，“聲與神會”意在錘煉文辭的聲韻之美和文脈的流暢貫通；“講求事理”則是追求文章內容的厚實?！吧瘛?、“辭”、“聲”、“事理”等文章評價詞語盡管來自古代的文章學，但是嚴復注入了新的內涵，尤其是對“事理”的理解。嚴復在《論今日教育應以物理科學為當務之急》中認為人之“心”包括“思理”和“情感”兩個部分，前者可以用“是非然否”來分別，而后者不可?！八祭怼迸c“情感”二者往往不可兼得：“譬諸文章、論辯、書說，出于思理者也；詩騷、詞賦，生于感情者也。思理密，必文理密，察禮之事也。感情善，必和說微，至樂之事也。西人謂一切物性科學之教，皆思理之事，一切美術文章之教，皆感情之事。然而二者往往相人不可徑分?？茖W之中，大有感情；美術之功，半存思理?！眹缽鸵赞q證的思考指明了文章之“心”，其“情感”與“思

理”并存。很明顯，嚴復的“情感”與“思理”一經融合了西方的“物性科學”和“美術文章”，“事理”就跳出了中國傳統的“事”與“理”。

嚴復早期的文章以《擬上皇帝書》、《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原強》幾篇為最好，就感情的進發而言，《論世變之亟》和《救亡決論》為上；但是《擬上皇帝書》無論從立論的切實、層次的清晰，還是語言的潔雅，都算是嚴復古文的上品。古文家吳汝綸特別喜歡此文，認為是王安石《上仁宗書》之后的第一篇，稱贊它“篇中詞意，往復深婉，而所言皆確能正傾救敗之策，非耳食諸公胸臆所有”；“其文往復頓挫，尤深美可誦”。

二、古文書寫：新機與壓制

嚴復古文書寫有著獨特的地方，他的譯作并非完全按照原文逐句翻譯，而是“譯述”。嚴復的“譯述”，常常會考慮“顛倒”或者“不顛倒”的策略，前者舍棄西方語言的結構特征完全漢語化，后者則一定程度上保持西方語言的包孕結構。至于詞語，則新機更多，盡管嚴復喜歡用先秦詞語來翻譯西方學理名詞，但是音譯的地名、人名頻繁出現，日本人翻譯的西方名詞有時也會沖擊嚴復的言說。

嚴復“譯述”采用“譯文正文+嚴復案語”的雙重文本。對于嚴復的“案語”，大多數研究者闡發其學理意義，而較少關注它的文本功能。吳汝綸在《天演論，序》中對《天演論》文體評說較多。他從晚周以來“道”與“文”的關系考察嚴復的文章?！凹洝迸c“自著”兩體中，前者篇篇獨立，不相統貫，后者建立一桿，枝葉扶疏。但兩者都須“文之能工”?！昂振憷柚既ぁ迸湟試缽偷墓盼?，在吳汝綸看來相得益彰。

與赫胥黎原文相比，嚴復譯文最大的改變是敘事人稱的變化，原文是以“I來敘述的第一人稱，嚴復譯文改為以“赫胥黎”為敘述的第三人稱。這在十九世紀末符合中國古文書寫的敘述倫理。語句駢散兼用，有四字對句、五字對句穿插其間，加上嚴復注意字詞的平仄互換，讀來確實瑯瑯上口，音韻鏗鏘。我想嚴復肯定反復朗誦過這段譯文，以獲得最佳音韻效果。赫胥黎原文的這個開頭段落從眼前景物遙想遠古時代，多描寫與想象，而少義理的闡發。嚴復的譯文也沒有那種生僻的名詞夾雜其間，像“愷徹”這樣的音譯名詞極少，用詞雅潔。虛詞雜用其間，“者”、“也”、“而已”連接上下文，語句抑揚頓挫。

吳汝綸對嚴復《天演論》的手稿本曾經提出過批評，重點批評他經常引用中國經典特別是《周易》的語句植入正文的書寫方式。嚴復有所接受，比如《天演論》刊本刪去了多處引用《周易》的例子。除此之外，嚴復的修改還著意于古文的節奏之美、聲韻之美?？镜摹秾а砸徊熳儭吩谑指灞局凶鳛椤敦囱砸弧?，手稿本《卮言一》的第一句如下：“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吉利之南，背山而面野，窗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眹缽桶选坝⒓备臑椤坝悺?，“窗”改為“檻”：“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边@里的修改主要出于古文聲音的抑揚頓挫的需要?！坝⒓钡脑臑锽rit－ain，這個詞語在晚清的地理書和政治書中一般翻譯為“英吉利”，晚清的譯書中用三字翻譯國名很常見，如美利堅、法蘭西、意大利、俄羅斯、英吉利，等等。嚴復這么一改，六字的分句變為五字分句，使得整個句子的語氣更流暢貫通，去掉仄聲字改為兩個平聲字，與前后分句的平仄更和諧。其實我們只要把這兩句多朗讀幾遍，就能領略到修改后的語句更富有音韻的美感。

嚴復還把多余的語氣詞刪掉，把通俗的詞語雅化。手稿本《卮言一》有這樣的句子：“噫!此區區一小草耳”，刊用本把“噫”去掉；“正不知換卻幾番面目而成此最后卮奇”中的“換卻幾番面目”改為“幾移幾換”；“只須于當前所立處所，鑿深幾尺地皮，但使得見蜃灰，便識升由海底”，改為“試向立足處所，掘地深逾尋丈。將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為?！?。就語氣來說，“只須……便……”的條件語氣具有壓迫性，而“試……將……”的假設語氣很委婉，更容易讓人接受。另外，詞語的改動如“鑿深幾尺地皮”改為“掘地深逾尋丈”等，是從語句的莊重典雅出發的，前者隨意通俗，后者古色古香。

嚴復打破古文書寫的新機，一方面在于西方名詞的新奇，一方面在于西方語句的復雜，一方面在于西方學理的先進。三者如果能以漢語的古文書寫融合，則嚴復對原有的古文書寫肯定必須作大的改造。

嚴復翻譯的策略之一是選擇先秦的詞語尤其是先秦的單音節詞語來翻譯西方學理名詞，造成了他翻譯的硬度。嚴復的最初愿望非常善良，盡可能用漢語詞語直抵西方學理的核心；同時從先秦古籍中尋找合適的詞語本身也是艱難的語言磨煉過程。然而嚴復的善良愿望和磨煉辛勞并沒有被讀者認同。比如，《原富》剛一出版就受到很多責難，梁啟超和黃遵憲對它的批評就非常尖銳。嚴復對此的回應也相當峻急，對批評者以為譯者“示人以難”的誤解而大喊其冤。嚴復在這個方面確實做過艱難的努力。眾所周知的如對economics的翻譯，在“計學”、“理財學”、“經濟學”、“平準學”等詞語中他最終選擇用“計學”一詞。其實一些常見的詞語嚴復也會做仔細的考察，如bank一詞，嚴復試圖在“票號”、“銀號”、“兌局”、“錢店”等漢語詞匯中選擇一個恰當的對譯詞，但是諸名盡管都是存錢之處，與bank又不是完全吻合，況且對于嚴復來說，“票號”諸名在風格上“不典”，于是他采取直譯的方法，譯為“版克”?！对弧返姆g中嚴復拿不定的就采用音譯，除了人名、地名之外，如captain譯為“甲必丹”(船長)，colonel譯為“喀納樂”(陸軍上校)，bishop譯為“畢協”(主教)，duke譯為“獨克”(公爵)，earl譯為“爾勒”(伯爵)，Acre譯為“閼克”(畝)。另外《原富》中的一些譯名，被現代漢語吸收采用，這些詞語盡管不一定是嚴復首次采用，但是通過他的著作無疑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如supply and demand——“供求二事”，insurance——“保險”，等等。

筆者認為造成《原富》艱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選擇不常見的單音節詞語來對譯西方學理名詞。因為就《原富》的英文來看，與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相當，但比穆勒的《論自由》就簡單多了，即復雜的包孕結構要少?！对弧返闹形谋局噪y讀，主要在于嚴復選擇文言單音節的漢語詞語的變化規律之一是雙音節化。筆者的論述可能把嚴復翻譯百多年后的眼光強加在他上面，因為他的古文書寫本來可以容納單音節漢語詞語。這里涉及到一個問題，漢語用單音節詞語并不是錯誤，只是難懂一些。對于筆者關心的問題來說，主要看1900年前后的漢語是否有詞語雙音節化的傾向，如果讀《清議報》就會覺得漢語確實在雙音節化。Exchange嚴復有兩種譯法“交易”和“易”，凡是用“交易”的句子就相對好懂，用“易”的句子就

難懂一些。1906年撰寫的《論銅元充斥病國病民不可不急籌挽救之術》一文十來次使用“交易”、“貿易”等詞語，而只有在“易權”一詞中使用單音節的“易”，這樣使得行文更清楚明白。

即使在雙音節的翻譯詞語中，嚴復會把自己的語言倫理觀念強加在選詞的策略上，造成所選詞語在語境中的“橫站”姿態。Lottery有“彩票”的通俗名稱，嚴復采用“鬮博”這一雅的譯名；bulcher's meat譯為“膳”，放棄“肉”的譯名，體現了嚴復雅俗的語言倫理觀念。Workman有“傭工”和“賃工”兩種譯法，labour一詞嚴復譯為“功”、“力役”、“勞力”，譯名不統一也是造成語意前后不能密切相接的因素之一。

嚴復古文書寫在句式的構造上也存在許多壓制性的因素。1902出版的《群學肄言》中《譯<群學肄言>自序》用八個四字句作為每章的導語，如“道巽兩間，物奚翅萬。人心慮道，各自為楦。永言時位，載占吉兇。所以東圣，低徊中庸。譯《知難》第四?！惫叛耪\古雅，但是能否使讀者能更加深入理解《群學肄言》的內容卻成為問題。

嚴復喜歡用文言虛詞構造文言語句，但又往往有纏夾之感，受到虛詞的牽累，造成語句叢繞，語意繁雜。古文沒有標點，需要虛詞潤滑語句，完成語意的聯貫。但是如果繁復使用就會使得語句很繞。比較章太炎、梁啟超和嚴復三個人的語句姿態，章太炎運用虛詞最為謹慎，語句最為雅潔。梁啟超善用比喻，語句最為生動。嚴復喜歡用虛詞，語句就多沉重。如“三十年來，何莫非此欲遏其機者階之厲乎?”劉大欐說“文必虛字備而后神態出”，但是虛字用得不好，則“枝蔓軟弱，少古人厚重之氣”。嚴復譯文之病在于虛字太多，枝蔓軟弱，纏繞糾結。章太炎之文相對少用虛字，則厚重閎實，一氣貫通。

嚴復的古文書寫，如果是翻譯著作，還表現為改造西方語句結構時造成的語義模糊。嚴復用古文翻譯西方學術著作，要“顛倒”大量的英語句式?！邦嵉埂币苍S是任何翻譯都需要的，或者說它本身就是翻譯的特質。那么，在英語句子與文言漢語句子的“顛倒”中，文言漢語句子因其自身的簡短、對稱要求，可能會對英語的包孕結構很不適應，從而造成更多的語義叢生。如《群己權界論》的《首篇。引論》的開頭：

有心理之自繇，有群理之自繇。心理之自繇，與前定對；群理之自繇，與節制對。今此篇所論釋，群理自繇也。蓋國，合眾民而言之曰國人(函社會國家在內)，單一民而言之曰小己。今問國人范圍小己，小已受制國人，以正道大法言之，彼此權力界限，定于何所?

改變西文的語句結構，是嚴復翻譯不得不采取的造句途徑。與原文從上面兩段文字的對照可以看出，Mill英文為一句，嚴復中文則為三句。語句結構的改變并沒有使得中文的表達更加清晰。如果不對照英文，只看中文語句，則意思很清楚。但是如果對照英文，則問題很大。比如嚴復用“節制”的對立面來解釋社會自繇，對照原文，還以為“節制”是limit的中譯，直到第二自然段開頭“與自繇反對者為節制”的英文才會明白，這句英文的開頭是丁he strugslc between Liberty and Authori，tY……，“節制”原來是Authority的對譯。拋開“節制”與Authority之間的語義差別不論，嚴復譯文省略了“社會通過法律施加在個人身上的權力的本質和限制”這一對社會自繇的直接界說，使得何謂社會自繇并不清晰。相反，盡管英文語句結構繁復，但是意思很清楚；嚴復譯文語句結構簡單，但是意思差誤很大。造成這一差誤，一方面與嚴復的選詞有關，另一方面與嚴復的造句有關。

三、語言倫理：天演與人為

嚴復的古文書寫，在新機與壓制之間曲折成長。盡管嚴復維護古文書寫的立場異常堅定，但是晚清民初漢語書寫的多種姿態可能對嚴復的這一立場產生了內在沖擊。晚清民初的漢語書寫如梁啟超“新文體”作為報刊文體的巨大輻射；隨著報刊興起以及與開通民智的時代主題的結合，白話文的提倡轟轟烈烈；隨著學堂的興起以及教育的現代轉向，演講這一要求口語表達的言說方式被普遍使用。這些可能都對嚴復的古文書寫有著某種沖擊。民國之前，嚴復的古文書寫堅持使用自創的單音節的漢語詞語，而有意識拒絕使用雙音節化的從日本輸入的詞語，盡管有時不自覺地在使用?？墒窃诿駠?，嚴復的古文書寫似乎發生了某種有意識的轉變。1913和1914兩年，是民國成立后嚴復古文書寫的又一個高峰期。這時期的古文書寫在用詞上顯得更加寬容。1913年的《論中國救貧宜重何等之業》繼續使用“漏卮”、“計學”等詞語，但是同時像“關稅”、“實業”、“企業”、“公司”、“自由貿易”、“工業”、“物質文明”等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詞語都已經頻繁使用。1913年的《天演進化論》中“儲能”、“效實”、“易事”、“分功”、“么匿”、“小己”仍在使用，但是“社會”、“有機體”、“社會有機體”、“機關”、“全體”、“個體”、“女權”等多次出現。1914年的《(民約)平議》中“直”、“內籀”仍在使用，但是“自由”、“平等”、“博愛”、“權利”、“歸納”、“演繹”、“社會主義”等頻頻亮相。從日本引進的雙音節的漢語詞語在嚴復的古文書寫中越來越凸現，這個變化體現了嚴復古文書寫的時代性。

但整體說來嚴復對古文書寫的改變很有限度。這與民國之后嚴復思想的整體取向分不開。一般認為，嚴復在民國之后趨向保守和復古，筆者贊同這個觀點，即使不去糾纏于他與籌安會的復雜關系，僅僅從他提倡讀經的姿態中也可以略窺一二。嚴復在1913年撰寫的演說詞《讀經當積極提倡》中明確提出中國國性存于群經之中?！按蠓惨粐?，必以其國性為之基?！眹缽蛷闹袊鴼v史看，自從魏晉以后，五胡亂華，由宋人元，由明人清，這是朝廷易代，并非國家滅亡。從世界歷史看，美洲的墨西哥、秘魯，歐洲的希臘、羅馬，亞洲的印度，非洲的埃及，這些國家的古代文明“斬然無余”，而中國有二十二行省，成立于五洲之中，所依靠的是“孔子之教化”。所以，“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天下之所以為天下，則舍求群經之中，莫有合者?！倍駠闪⒌闹袊?，為追求富強，有人提倡教育國民，應以西方的文明為先，而中國群經為后。嚴復批判這種主張，分析其原因有四：“苦其艱深”、“畏其浩博”、“宗旨與時不合”和“輕薄國文”。嚴復強烈反對這種觀點。嚴復的保守主義不僅表現在中國國性的建造要依靠群經，即“為中國性命根本之書”，而且表現在主張群經作為最正當之文字，作為國文，應當保存下來，即“群經乃吾國古文，為最正當之文字”。嚴復把群經作為“文”“道”的統一體，抬到了新的高度，放置在國文的最高級。他這種復古的狹窄化，無形中又把對雙音節詞語的開放之門關閉了。

嚴復以群經作為國文的觀念，體現了他的語言倫理觀念。嚴復在清末的翻譯向先秦的典籍尋

找語詞，在書面與口頭，在典雅與通俗的選擇中，已經體現了他更重視前者的語言倫理。不過這種語言倫理因為嚴復要尋找漢語詞語直抵西方學理概念核心的善良愿望而被接受，盡管也受到批判，但是對嚴復的古文翻譯整體評價還是十分高的。那么以群經作為最正當文字的思路，不僅延續了清末向先秦尋找語詞的思路，而且發生了一個急劇的變化。嚴復把此時的國文與群經的道德內涵捆綁在一起，重視國文似乎只是在重視國性之后，但是實際上國文的書寫又是延續這一傳統的。因此嚴復的語言倫理在此包括了兩個層面，第一層面為嚴復厚古薄今、重雅輕俗的語言趨向，第二層面為嚴復強調語言對道德意識的承擔功能，即群經作為國文書寫與道德教化的統一體。尤其是后一層面，嚴復不僅在古文書寫中堅持，還擴展到他的詩歌語言的見解上。

嚴復在1919年給熊純如的一封信中為熊的對聯改字，“與蔡蔚挺聯語及跋亦佳，惟上句”熱字，“必須酌易”。嚴復認為“興學熱”要改為“興學意”，理由有三。第一，“從來道德立言之家，最忌作過火語”。在嚴復看來，“熱”當然是過火語。第二，“興學熱”從修辭的角度看，文字“不辭”，對仗“不工”。第三，“熱”字不是“良好字面”。因為“熱”之后就是“寒涼”；并且“熱”是一種“病象”，其結果是“暴躁瞀亂，譫語妄動，相與俱興，于知于行，兩無一當”。把“熱”改為“意”，在嚴復看來好處是：“看似平平，然自古孤懷閎識，百折不撓之家，要不外不欺其意而已。試看經史，至唐宋以來，立言大家其用字行文，皆以峻潔平淡為貴。平平一言，竭平生精力難付者有之矣。此乃詩文極秘之旨，聊為老弟言之，不識能相喻否也?！薄熬嵠降弊鳛樵妼W語言的第一標準。不過可以看出晚年的嚴復更注重語言本身的倫理陸，“良好字面”可能只是晚年心態，但是又是他以群經為國文的擴張。

嚴復“群經－國文”的思理可能應該追溯到當年吳汝綸對《天演論》的贊美。吳汝綸的《天演論序》對于“赫胥黎之指趣”涉及甚少，大量篇幅在談論“文”。吳汝綸批判翻譯之書“大地弁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接著從民智開化的角度提出翻譯西書的“文”的要求，指出了當時學術的弊端，“時文”、“公牘”、“說部”三種書寫方式既是士大夫學術表達方式，又是翻譯西書的表達方式。但是這三種書寫方式本身就不是“文學”之事，所以“有識者”鄙夷不顧，于是通過翻譯西書來開通民智的道路就被堵塞。在吳汝綸看來，“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嚴復之文，使得赫胥黎之旨趣更加彰明。嚴復“古文－西學”的書寫以其典雅獲得了“文”的美質，又以其“文”的美質引入了開通民智的西學理念。這正是嚴復翻譯成功的原因。其實吳汝綸的贊揚重點突出嚴復“古文－西學”與“時文”“公牘”“說部”的外部區別，而忽略了“古文－西學”的內部沖突。上文對于嚴復古文書寫的新機與壓制的分析就是對這一內部沖突的探究。嚴復把“古文－西學”的翻譯方式演變為民國后“國文－孔教”的書寫方式，如果這不是民國之后、五四現代白話文誕生之前中國知識分子尋找表達方式的無可奈何的選擇，那么這只能是嚴復在創造個人表達方式上的退守回歸。

嚴復的語言倫理還表現在對語言變革上。1913年嚴復在《題侯疑始填詞圖冊》中寫道：“天生人能群，語言資繾綣。心聲精者傳，韻語亦天演。君看五大洲，何國無歌諺?周詩三百篇，無邪圣所薦。楚辭逮唐音，中間凡幾變。由來聲利涂，不中風人踐。宋元乃詞曲，以使民不倦?！眹缽吞岢案柚V”的韻語能感人，但是并沒有強調“歌諺”的通俗、生活化。其實嚴復以中國古代韻語的演變為例，表達了語言“天演”的變革觀點。語言的變革有其自身內部的發展規律，但是在引入異域語言的詞匯以及句式上人力之功也不可小視，比如梵語詞匯通過佛經的翻譯進入漢語就是成功的例子。盡管漢語吸收梵語詞匯有語言自身的要求，但是翻譯本身卻是人為的。因此語言的變革是在“天演”與“人為”的結合推動下發展的。

對于《新青年》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嚴復做冷眼旁觀狀。他于1920年的一封信中寫道：“北京大學陳、胡諸教員主張文白合一。在京久已聞之。彼之為此。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為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彼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今夫文字語言之所以為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導達要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耳?！m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憋@然，嚴復對于西國“語言合之文字”與陳、胡等人“文字合之語言”并沒有作出區分，在文白合一這點上二者到底有什么區別不甚了了。除此不論，這段話完整體現了嚴復的語言倫理。第一，嚴復重文言而輕白話，白話不能“隱”，不能“秀”，不能“含不盡之意”、“狀難寫之景”，《水滸》和《紅樓》也不過如此。第二，嚴復對“要妙精深之理想”和“奇異美麗之物態”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其具體內涵，但是從他所舉的例子看，他重視的是文言對古代情物的表達，而忽咯了漢語如何表達現代經驗的問題；而且也忽略了如后人劉再復所指出的五四語言變革之后的權力問題③。這是他“國文一孔教”的書寫設想的延續。第三，對于文言轉向白話、文言文轉向白話文的變革，嚴復歸之于“天演”，拒絕“人為”，否定白話文學的提倡。因此，中國文學真正的現代變革不會由嚴復開創。

(責任編輯：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