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

摘要：新時期以來小說中出現了大量對氣象災害及其帶來的自然及文化影響的描寫，這一題材的寫作主要體現了兩種不同的話語立場和闡釋視角，一是將氣象災害置于“人類中心”的視野中作為人的對立面進行闡釋，一方面歌頌人類改造自然的激情，另一方面控訴底層生活的苦難。另一種是在“天人合一”的視野中將氣象災害所體現的自然生態與人類生活狀態結合在一起，對自然的靈性和人文內涵進行“復魅”。

關鍵詞：自然災害；人類中心；天人合一

中圖分類號：I2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4608(2011)01-0149-06收稿日期：2010-11-10

作者簡介：潘盛，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講師210044

文學反映的不是常態化的平常生活，更多通過矛盾沖突將非常態的、極端的、人的本質的東西加以集中表現。而氣象災害的爆發恰好是一個偶然性的典型事件，更能折射人的心性、情感、價值觀念以及社會文化的深層意蘊，這也正是文學最大的魅力所在。因此，氣象災害便成為文學寫作的重要題材之一，而寫作者面對氣象災害中出現的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沖突所顯示的創作心態和價值取向，也恰恰是這一題材文學作品中值得解讀和反思的重要內容。本文以新時期以來小說中反映的氣象災害內容作為對象，重點考察小說作品在書寫氣象災害及其所帶來的自然及文化轉變中，所體現的話語立場和闡釋視角。

一、有我之境——“人道主義”

話語中的氣象災害書寫

1氣象災害與激情頌歌

知青文學是新時期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類別，與文革前大量反映“社會主義改造”這一宏大敘事模式農村題材的小說相比，這類小說更多地反映了“知青”這一群體，在從城市青年到農村“被改造者”的命運轉移中，所面對的殘酷以及環境和精神肉體的雙重痛苦。因此，其基調一改新中國成立到“文革”文學的樂觀色彩，展現出被蹉跎了的一代年輕人痛苦的控訴和沉重的思考。

當知識們的“城市青年”身份遭遇到了他們下放的偏遠農村，便產生了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的碰撞。在這種碰撞中，知青遭遇到了他們生活的種種挫折，農村意識的愚昧、生活權利的被剝奪、人性自由的壓抑……在這些挫折中，偏遠農村所特有的頻繁的自然災害也成為了給知青帶來痛苦的力量之一，甚至是作為城市青年時不會在意的一場風雨也給他們帶來不同的遭遇。這是他們在來到農村前所無法預知的?！按蠡锇研闹械谋贝蠡拿枥L成了翠綠的原野，鄉間的小路，一派田園風光，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多姿，那么情趣盎然。我們一路風塵來到北大荒，迎接我們的是寒風，是飛雪，先一步的夢幻早已飄逝。我們茫然了，女同學躲在宿舍里哭了起來?！鄙姝h境變化所帶來的心理落差，使自然災害的出現對知青的情感沖擊更為激烈。對于抱著“戰天斗地”、“大有作為”信念的知青來說，災害所帶來的惡劣條件自然都成為他們斗爭的對象。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便設置了一個尖銳的矛盾沖突場面，將大自然的暴風雪災害作為人類社會的象征體，描寫了一場善惡斗爭的風暴。小說敘述的是一個“知識青年返城鬧事”的事件，在農場干部故意拖延時間，造成知青不能在規定時間最后返城的消息泄露后，黑河農場的知青群體中掀起了一場暴亂。而與此同時，一場巨大的暴風雪也即將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夜晚來襲。在這種混亂的狀況下，知青與農場管理者都分為兩派，展開了激烈的爭斗。如果說這種混亂局面的書寫還僅僅局限于人與人的關系，那么作者對北大荒的一個突出氣象現象——暴風雪災害的集中描寫，便將故事的背景擴大到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合二為一的悲劇情景中。北大荒特有的暴風雪在來臨之前便帶來了萬物的肅殺和死寂，而在沉寂中知青間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并引發了武力搏斗，而此時團部的干部間矛盾沖突亦開始尖銳。故事情節一步步發展至高潮，暴風雪的威脅也一步步逼近，而裴曉云充滿溫情的回憶，卻正好與寒冷的暴風雪交錯形成敘述結構上的對比。而當暴風雪真正來臨，“在慘淡的月光下，潮頭般的雪的高墻，從荒原上疾速地推移過來，碾壓過來?？耧L像一雙無形的巨手，將厚厚的雪粗暴地從荒原上掀了起來……”，此時，知識青年也因為壓抑和狂暴，進行了砸軍務股、搶銀行和在團部放火的暴動，兩個派別的生死搏斗正式開始。作為正義一方的劉邁克、曹永強和裴曉云等，一面要抵抗狂怒的反對派的沖擊以保護集體財產，另一面還要抵御可怕的暴風雪。梁曉聲獨具匠心地將一場大自然的風暴與體現人類善惡沖突的風暴融合在一起進行敘事，目的在于將北大荒特有的暴風雪與小說中狂暴的反面人物互相烘托，通過敘寫這種讓人恐懼的雙重災難，來映襯出裴曉云等知青奮斗的光芒。正如主人公曹鐵強對即將離去的鄭亞茹的一番話：“希望你，今后在回想起，在同任何人談起我們兵團戰士在北大荒的十年歷史時，不要抱怨，不要詛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低毀……我們付出和喪失了許多許多，可我們得到的，還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有分量?！绷簳月暤闹黧w即在于“青春無悔”的歌頌，氣象災難的設置，凸顯了悲壯的敘事情調。盡管劉邁克死在同伴的匕首下，裴曉云微笑著凍僵在哨所，但在作者看來，通過對自然和社會兩種災難的對抗，他們找到了貢獻青春、證明自我的最壯美的形式。

人的價值的證明需要對立面的設置，對于長期生活在偏遠地域的知青，除了農村的落后愚昧，自然的殘酷惡劣成為了最能體現人的“主觀改造”和參照系。此外，知青文學的作家大多為當時的知識青年，對自我形象的美化亦包含著對惡劣自然氣候條件的夸大。而新時期從國民經濟崩潰的惡夢中醒來的人們，也有力地激發出了改變落后面貌、進軍自然的熱情。因此，在“主觀改造”的單一主題背景下，知青作家筆下出現了大量的人與自然搏斗的場景，其中大部分都是敘述人與氣象災害作斗爭。張承志的《黑駿馬》、《春天》中多次提到暴風雪、“白毛風”，“暴風雪像一個猙獰的怪物，半夜時分闖進了草原，……只要跨出蒙古包，馬上會被風雪裹住，就像掉進了一個嗷嗷怪叫的深淵。粗硬的雪粒狠狠打在臉上，又冷又疼。邁開凡步，就再也找不到近在咫尺的屋門。天地間飛閃著急速卷過的灰白色雪霧?！笨捉萆摹对谛『幽沁叀分?，知青渡河經常會面對“呼嘯而過的臺風暴雨：暴漲的河水幾乎與河岸一樣平，狂流發出可怖的吼聲飛瀉而去”。在這種氣象災害頻頻出現的惡劣環境中，知青的奮斗無疑是對抗生命流逝的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努力。閱讀這些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小說中凡是涉及氣象災害的部分，其中無論是對暴風雪的抵御，還是對白毛風或者臺風暴雨的抗衡，大多是以失敗告終，少數的成功，也都讓小說中的人物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面對這種自然規律對人的懲罰，小說卻少有反思，而都是以對人的英雄主義的歌頌告終。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氣象災害是和當時的反動分子、錯誤思想等一起，被列入“反面形象”的素

材庫的對象，成為可以凸顯人物高大形象的“對立面”。

作為文學復蘇時期的主要潮流之一，知青文學的突出貢獻主要表現在它真實地描寫了知識青年在激情和苦難間度過的艱難歲月，并提供了對這種被欺騙和被侮辱的命運的思考。這些小說通過描寫知青對氣象災害的抵抗和征服，歌頌了知青一代的理想和信念。

但另一方面，它過于重視人與政治、社會之間的對立矛盾的表現，而忽視了氣象災害本身所表現的人類中心主義的錯誤，片面歌頌人對自然生態的這種強力干預和醉心改造。在1950年代以來愈演愈烈的“人定勝天”、“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等觀念所體現的“戰斗美學”影響下，知青文學的“悲壯美”定位要求塑造知青的英雄形象，將他們面對自然災害所遭受的苦難崇高化和審美化。小說對暴風雪、沙塵、洪水、干旱等極端氣象中人的抗爭的描寫，無論結局是成功還是失敗，都顯示出知青改造環境、永不屈服的激情。這種對人類青春激情的過于沉迷，對自己往昔歲月的價值認定，使氣象災害和其他災難一樣，是小說中人物所經歷的人生挫折的一個組成部分，通過其中的沖突和對抗，凸顯人物的精神世界。

2氣象災害與苦難敘述

氣象災害是自然災害中最為頻繁而又嚴重的災害。老鬼的《血色黃昏》中，曾經對知青下放地之一的錫林郭勒草原冬天恐怖的白毛風有過具體描寫，這地方奇冷，“年年都有凍死的人”，冬天要是迷了路就只能等死；“白毛風要是來了，伸出胳膊都看不見”，它鋪天蓋地，越來越大，把整個世界刮成了一團呼嘯的銀白色旋轉體。煙霧騰騰，……每人眉毛、胡子上都染著白霜。像一條幾百里長的巨龍，上下翻滾著，把個天地攪得煙霧騰騰，白塵滾滾。高速旋轉的雪花，淹沒了草原上的一切。六月天刮白毛風也能凍死人，就連經凍的牧民，他們的鼻子、耳朵也一樣會凍掉；最冷的天，人尿一出來就立刻凍成冰柱，得用棍子敲?！皻鉁刂?，連鼻孔里的毛都凍硬，吐口唾沫，掉地上就成冰塊”；“在嚴寒中，誰偷懶，誰挨凍。那不撬下石頭不休息的斗氣，那一口氣打700錘的拼命，那一刻不停地背石頭的韌力，無不是與嚴寒抗衡”。在人為造成的專制環境之外，嚴酷的自然條件進一步加深了知青生活的艱難和慘烈。尤其是處于回憶中的知青小說書寫，映襯著青春歲月中人的獨立、尊嚴和權利，當時災難性的氣象特征便成為越發清晰的記憶和象征，控訴著一代青年所遭受的摧殘。

如果說知青的鄉村生活還是他們在重返城市后記憶的書寫，那么對于有著廣大貧困地區和農村人口，氣象災害帶來的后果往往是無窮無盡的苦難和忍受。正如都梁在《血色浪漫》中揭示出旱災肆虐的北方農村“春天把谷種撒在黃土坡上，剩下的事就是等著下雨，要是二十天內沒有下雨，種子就會旱死，這一年就會顆粒無收，即使是最好的豐收年景，糧食也只夠吃八九個月的?！币虼?，對氣象災害所帶來的人的苦難的書寫，是從“五四”后的鄉土小說興起后一脈相傳的寫作立場。如果說1950年代至80年代的鄉土小說更多地聚焦于農村的落后和進步觀念的沖突，那么90年代以后的鄉土小說，再一次回歸了“人的文學”，以這種文學觀念對“底層”群體物質和精神生活困境投以注視的目光。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陳應松《吼秋》中的泥石流、《望糧山》中的冰災，余華《活著》中的各類災害等?？嚯y敘述體現了新時期以后小說悲劇意識的覺醒。相較1949年以后文學中面對氣象災害盲目的英雄樂觀主義，這類小說認識到了人類力量的局限，體現了初步的反思意識。但是作家的視角往往過多地注視氣象災害給人帶來的苦難，熱衷于展示苦難或者僅僅停留在對苦難的控訴和悲憫上，而少有超越性的思考。

其中閻連科小說《年月日》是較為特殊的一篇。先爺作為一個常年勞作在北方農村的老農，他遭遇的是多年不遇的旱災，“千古旱天那一年，歲月被烤成灰燼，用手一捻，日子便火炭一樣粘在手上燒心。一串串的太陽，不見盡止地懸在頭頂。先爺從早到晚，一天問都能聞到自己頭發黃燦燦的焦煳氣息。有時把手伸向天空，轉眼問還能聞到指甲燒焦后的黑色臭味?！睈毫拥臍庀髼l件使得村里的居民紛紛逃難，然而只有先爺留了下來。理由是他的田地里冒出了一棵玉蜀黍苗——未來的種糧。為了收獲這荒涼世界里最后一棵希望，先爺和干旱展開了驚人心魄的抗爭。一年之后，為了秋種逃難回來的人，在早已枯黃在地里的那棵玉蜀黍桿上發現了七粒指甲般大小如玉般透亮的玉蜀黍，而玉蜀黍的根，卻是扎在了倒在地上的先爺的血肉里。這種對艱難的生存環境中苦難、抗爭、失敗、希望交纏的敘述，顯現了作家在思考人與自然關系時的悲劇精神和生命意識，然而將目光僅僅聚焦于先爺對苦難千方百計的忍受和抗爭上，就無法看到氣象災害給人類生活帶來苦難的深層原因——人本身的異化以及帶來對自然環境無休止的掠奪和摧殘和整體世界的異化，亦是造成這些災難性氣象的一大原因。對于被摧殘的人類發出的控訴，自然無法回答。只有通過越來越暴烈的氣象災害，提醒著自然本身的被破壞。

人道主義在西方文化語境中，是對舉于中世紀時貶抑現世的神道主義而出現的，“是以人類利益和價值為中心的一種學說、一種態度或者一種生活方式。指一種哲學，它反對超自然主義，把人看做是自然對象，肯定人的基本尊嚴和價值，以及人運用理性和科學方法獲得自我實現的能力?！痹?980年代初長時間的思想禁錮剛剛開始出現松動的政治語境下，這一思潮的流行因其對強權、專制、獨裁保持的批判姿態、對情欲和物欲的合理辯護和對個人權利的維護，極大地提升了人的自由和主體性。但另一方面，人道主義往往把人當作唯一的價值主體，而將人以外的自然世界當作價值客體。這就導致了小說在描述氣象災害時，過分地突出人在災難面前的苦難和反抗，使得災害本身成為一種“背景”，退出了被關注的視野。

二、無我之境——“天人合一”

視野中的氣象災害書寫

1氣象災害與牧歌情調

上文已對新時期以來小說中對氣象災害描寫的部分類型作了初步分析，這些小說的敘事模式，是新時期以來與土地、自然相關的小說題材中被重復書寫的。其中將“人”與“自然”對立起來，處處對人之抗爭的強調，使得再酷烈的氣象災害，在人類奮斗和苦難的主題中，亦顯得黯然失色。王國維在《人間詞話》第三則曾經論述過的“有我之境”，便是“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具有濃厚主題色彩的創作手法，可以用來形容這種以“我”為中心的寫作模式。而與“有我之境”相對的，便是“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的“無我之境”。這在新時期以后小說的氣象描寫中，亦可找到相應的對象，便是遲子建、汪曾祺等人充滿田園牧歌隋調的鄉土小說。

汪曾祺《小說三篇》中的《求雨》曾經描繪昆明春天的氣象：“昆明栽秧時節通常是不缺雨的。雨季已經來了，三天兩頭地下著。停停，下下；下

下，停停?？諝馐浅睗竦?，洗的衣服當天干不了。草長得很旺盛。各種菌子都出來了。青頭菌、牛干菌、雞油菌……稻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每塊田都顯得很膏腴，很細膩。積蓄著的薄薄的水面上停留著云影。人們戴著斗笠，把新拔下的秧苗插進稀軟的泥里……”對于記憶中溫潤的春雨，汪曾棋的筆調波瀾不驚卻依稀透著水意；而對于突如其來的旱災，“稻田里卻是千千的。整得平平的田面，曬得結了一層薄殼，裂成一道一道細縫。多少人仰起頭來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藍得要命。天的顏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藍了?！蓖粼鲄s沒有用大量的筆觸渲染災害的嚴重，也沒有強調異常的氣象給人們所帶來的痛苦，而是尾隨著十幾個孩子組成的求雨隊伍，去展現“求雨”儀式所表現的人對一切生命的愛惜和誠摯。

同樣執著于書寫人與風云變幻的自然氣象互相傾聽、和諧交融的，還有東北女作家遲子建?；蛟S是因為她出生的記憶里就帶著漠河奇特的氣象：“從中國的版圖上看，我的出生地漠河居于最北端，大約在北緯53度左右的地理位置上。那是一個村子，它依山傍水，風景優美，每年有多半的時間白雪飄飄。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那里漫長的寒冷。冬天似乎總也過不完?！币虼嗽谶t子建的筆下，無論物候和氣象發生何種異常，村民們都可以學會與其和平共處?！冻醮捍筮w徙》是書寫一次旱災逼迫鄉民們集體遷徙，但同“人類中心主義”觀點下的小說書寫所不同的是，遲子建沒有將氣象災害作為鄉民的對立面，而是將其帶來的后果作為大自然不可變更的規律的體現，從而突出災民的遷居途中對自然氣象的傾聽和融合。在這次遷徙中，不是對立和仇恨，沒有詛咒，鄉民們遵循著自然的旨意，“去年雪下得輕飄飄的，點眼藥水一樣”，這一征兆預示著來年的災害，于是他們群體遷徙去“避難”。全村人都知道這一次自然災害對于他們只是暫時的，他們避過難以后還要回來，因此這一次遷徙對于他們來說，是對自然的一種親近和探尋。這篇小說里自然和人類并不處于對峙狀態，在面對自然帶來的氣象災難，原始的鄉土思維賦予鄉民原始的靈性，那些最淳樸人類中的“覺醒者”聽懂了自然的話語。而在《采漿果的人》中，作家更通過不同人群對待氣象變化的態度，深化了這一主題：秋天到了，村里來的收購販子使村民們看到了采漿果帶來的收入，于是大家一起去山里搶著采漿果賺外快，因為這個冷落了他們的田地。然而季節交替的氣象物候卻并未因為這種物質上的富足而被阻擋，在村民們陶醉于釆漿果帶來的額外收入的喜悅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打破了金井村人的美夢，“金井人一年的收獲，就這么掩埋在大雪之下了。大地徹底地封凍了”。而此時，只有遵循著四季的自然氣象運行，在大家搶著采漿果時按部就班地忙著搶收糧食的智障兄妹大魯和二魯，反而獲得了一年的豐收。在傳統的農業思維中，春天播種，秋天下了霜就應該收獲，一切按自然氣象運行的指示。然而當藍色卡車帶來了外面世界的金錢誘惑時，自然氣象所帶給鄉民們的啟示失去了效力。霜降之后，采漿果的村民引以為傲的精明和無止境的欲望被一場大雪無情地毀滅，對自然規律的尊重的智障兄妹，卻獲得了比絞盡腦汁盤剝自然的人們更好的收成?，F代化常常以物質收入的增長為指標，為此放棄了與自然相和諧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無限的掠奪。然而自然與人的關系不是單向的，自然的氣象現象作為對人類的一種提醒，打破了人類利欲熏心的迷夢。

除了提醒和警示，遲子建筆下的氣象變幻，還充滿著溫暖的情感色彩：《霧月牛欄》中村民居住的村子一到六月就會起霧，村民們都深信一個傳說“三百年前有位仙人云游四方經過此地，但見田里莊稼長勢喜人，牛羊成群，家家戶戶倉廩殷實，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只是很多人家的男人卻在罵老婆，罵的又都是一個詞‘丑婆娘，仙人大惑不解，問了幾家挨罵而啼哭的女人，她們說一到六月，陽光燦爛而農事稍閑的時候，男人們就嫌她們丑陋而牢騷不止”，于是神仙就“斬首了潑辣的陽光，裊裊霧氣中的女人恍如仙女，男人卻少了脾氣，有一種羽化登仙的感覺，消逝的柔情又濕漉漉地復活”?！段L人林》中，方雪貞在高度理性化的醫院工作和毫無激情的家庭生活之中失去了生氣，在上夜班時被鄂倫春人孟和哲滿臉的血污嚇得閉了經。作者給這種生命力的萎縮設計了一種解藥，就是在自然的氣象變幻中和叢林中走來的充滿自然生命力的鄂倫春人孟和哲歡好。這時候，自然的氣象現象與孟和哲這個“自然之子”的行動交織在一起，正是由于這種多變的氣象，使得方雪貞領略了孟和哲身上所散發的不同的自然生氣，是她的對自然的感覺也由微風、細雨、星月和暴雨重新喚起。因此，小說孟和哲所說的“風也是藥，雨也是藥”，不僅僅是鄂倫春人在萬物有靈論的信仰下對自然的崇拜，也是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從氣象的多變中所感悟到的自然生機。

這種打破人與自然的對立局面的寫作模式，與遲子建認識世界的途徑有關：“我經?？匆姷囊环N情形就是，當某一種植物還在旺盛的生命期的時候，秋霜卻不期而至，所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間就憔悴了，這種大自然的風云變幻所帶來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撼。我對人生最初的認識，完全是從自然界的一些變化而感悟來的。比如我從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時我也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了生命的從容?！比伺c自然的互相交通，把人的位置從世界的中心解脫出來，“人就是‘世界的成分，人與世界萬物交融在一起，彼此不可須臾分離，也可以說人融化在世界萬物之中”。在這種將自然界與人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的觀念中，自然的氣象轉化，無論是和諧的風雪雨霧，還是暴烈的氣象災害，都和人類社會無法區分，這也暗自應和了中國傳統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和諧觀念。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對立的二元論思維方式被打破，從現代性要求下自然的“祛魅”轉向“復魅”：“它并不是在號召把世界重新神秘化。事實上，它要求打破人與自然之間的人為的界線，使人們認識到，兩者都是通過時間之箭而構筑起來單一宇宙的一部分?！澜绲膹枉纫庠诟M一步解放人的思想?！边@類小說將自然界的氣候現象和人類本身的處境放置在一個平等的視野中。對災害的破壞和人的主觀能動性都沒有加以夸大和渲染，希望營造一種田園牧歌般的審美情感，來引發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這類小說中除了災害，更多描寫的是氣象現象所帶來的美好感受，便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創作立場。

2氣象災害與生態倫理

面對人類中心論對自然的改造和征服所帶來的“自然之蝕”乃至“自然之死”，當代小說在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出現了生態倫理的視角，開始關注“天道”所蘊含的自然本身。在小說打破了人與自然的對立，呈現“天人合一”的和諧景象的同時，小說中的氣象災難逐步從人類世界的“背景”中走出，成為小說表現的主體。

無論是張煒《刺猬歌》中的“早魃”，張抗抗《沙暴》中的沙塵暴，阿來《空山》中的干旱，楊志軍的《環湖崩潰》中的漠風和沙化，還是郭雪波等人專門創作的系列生態小說，都打破了人作為唯一文學主體的局限，直接展現生態整體內部關系。這些小說中有對自然“靈性”的敬畏，有對傳統“氣象”觀念的接續，也有對生態烏托邦的建構，這些都體現了作家面對氣象災害時的超越性思考。拯救和憂患意識是這類小說面對氣象災害所體現的基本視角。但如何避免一味的控訴和批判，走向具有個體意義的思考，如何將這一題材的寫作融科學、哲學深度以及文學的審美意義于一體，依舊需要探索。

氣象災害頻繁發生與人類過度消耗自然資源有緊密的關聯，人類對氣候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自然本身的變化過程。但我們所看到的對氣象災害的文學書寫，卻僅僅局限于鄉土題材，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氣象災害對現代都市以及城市文明的影響，卻已經越來越多地顯現出來。趙本夫的《無土時代》中的“木城”，就顯示著城市中自然氣象的缺失，“星星和月亮早已退出城里人的生活，他們有電和電燈足夠了”，“在木城人眼里，星星和月亮都是鄉下很古老的東西，在一個現代化的城市里，早已經沒有了他們的位置”。而這種缺失正是人類現代文明過度膨脹所導致的，由此便引起了城市中的氣象災難。在夏天，現代性的馬路樓房反射日光，汽車排成長龍散發熱氣，整座城市就像一個大蒸籠；冬天的潔白大雪，也就被城市廢氣污染得黑乎乎的。雖然《無土時代》中作者安排天柱的綠化隊在木城街道、花園、草坪里種上了麥子莊稼，并由此解決了“木城”的氣象災難，使其顯現出入與自然的融合。但這類題材在當今為數眾多的城市小說中的缺失，使得在消費文化和科學主義占主導的語境下，如何來寫作這一題材，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

(責任編輯：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