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象文學”芻議

摘要：與中醫理論同樣是以中國古代“氣”論哲學為基礎的“氣象文學”，烙有中國古代先民的自然現與思維模式的印記，是最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樣式。隨著魏晉時期主體意識的覺醒，國人的自然觀與思維模式由“天人合一”向“人定勝天”發展，呈現出題材上以天氣現象為主向季候為主，體裁上由神話、寓言發展為詩詞歌賦等更為豐富的樣式的階段性變化。面對現代大學教育分科體制及科學意識的沖擊，盡管張君勵、粱啟超等發起“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試圖堅守藝術、宗教陣地不受科學侵襲終至于落敗，中國現代“氣象文學”創作與研究終究被剔除精神內涵，空余形式與技巧的部分偶有表現。如今，過于關注探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而日趨狹隘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若要有所突破，傳承以人與自然關系為思考重心的中國古代“氣象文學”是重要途徑，強化“氣象文學”的創作研究也是傳承中國文化的必然要求。

關鍵詞：氣象文學；“氣”論哲學；科玄之戰；必要性

中圖分類：12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4608(2011)01-0155-06收稿日期：2010-11-10

基金項目：江蘇省博士后資助計劃項目(0901120C)

作者簡介：初清華，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東南大學藝術學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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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氣象文學”，目前很多文學研究者大都會嗤之以鼻，或認為其囿于題材所限而不屑一顧，或誤以為其是專為行業服務而不值一提。其實，與同以“氣”論哲學為基礎而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中醫理論一樣，作為幾千年華夏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氣象文學”，才是最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現象。以“天人合一”為道統并凝結了中國古代先民的自然觀與生存智慧的“氣象文學”，在清末民初“西學東漸”的大潮中，當文學被賦予救國安邦、聲援革命的歷史使命時，在“民主”與“科學”思維及話語的沖擊下，難免被視為糟粕而遭廢棄的命運。正如魯樞元從生態批評研究視角反思中國百年文學史書寫時所指出，“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學史的書寫或許可以忽略‘自然這一維度，惟獨中國文學史的書寫絕對不能無視‘自然的存在”，“正是在這一百年里，中國傳統的自然觀也已經被社會變革的主流當作古代文化的糟粕，丟進了所謂的歷史垃圾箱”。

一、“氣”論哲學為基礎的

中國古代“氣象文學”

何為“氣象文學”?氣象專家的答案：“文學是人們對社會、對人生體驗以文字形式的藝術表達，各種氣象現象作用于人體和人腦，并產生不同的精神體驗，把這種體驗以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就構成了氣象文學?！边@個定義中的兩個概念“氣象現象”、“精神體驗”，內涵、外延都不周延，導致此定義太泛，不僅適用于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也適用。而我國的“氣象文學”則以其源自《易經》而延至民初貫穿于整個古代社會的哲學根基——“氣論”哲學為基礎，與西方氣象文學相區別，具有更深層的文化含蘊。因此，狹義的“氣象文學”，就是指以我國文化傳統中“氣”論哲學為基本世界觀、價值觀所表達出對于氣象現象的認識與想象，以思考探索人與自然的關系為核心的文學創作。按體裁可分為氣象神話、氣象寓言、氣象詩詞、氣象散文、氣象影視等；按題材主要有天氣、季候、物候之別。

氣，在漢文化中，有著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更為豐富的意蘊，很難在其他民族的語言中找到直接對應的字詞，這顯示出了鮮明的中國特色，在中國古代先民看來，“氣”是世界的本源，如《易，系辭上》所載“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鄭玄給“太極”注的是：“淳和未分之氣?！笨追f達疏：“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北M管后世儒道學者對于“太極”之意時有不同見解，至于宋明程朱陸王后，羅欽順恢復了《易》中的太極就是“氣”的本義，批評了前人的偏頗，指出氣是自然界萬物的本體，由之分化出陰陽、五行、四時，是“太極”的妙用。從混沌未分的淳和之氣化生天地(陰陽)、成金木水火土五種形態，來構建萬物、孕育人類、再到人的內在意識，甚至是時令、空間地域，世間萬物都因“氣”而聯系于一體，形成中國古代“氣”論哲學陰陽五行說的基本理論體系。這一系列過程清晰地呈現出中國先民思維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充滿了東方智慧。

且不說為后世幾千年的封建王朝統治奠定思想基礎的漢代大儒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假借“天”意倡導“王”權的基本邏輯前提就是“氣”論哲學中的陰陽說，如“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御也”(《春秋繁露·精華》)，“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春秋繁露·通國身》)。即使如批判天人感應論的無神論者王充，也認為“萬物之生，皆稟元氣”((論衡·言毒》)、“元氣，天地之精微也”(《論衡，四緯》)，也是以肯定物質之“氣”為本源為理論前提。

因此，隨著發端于《周易》并綿延幾千年，以“天人”關系為基本問題而形成陰陽五行說理論體系的“氣”論哲學，自漢魏始“氣”由物質向精神內轉的發展，影響并決定了中國古代“氣象文學”的基本形態。就題材而言，先秦兩漢時期的氣象文學中，“自然”大多是以“天氣”、氣候變化為主要面目；而魏晉至唐的氣象文學中則主要呈現為季候學、物候學的特征。

漢魏之前的“氣象文學”以氣象神話、氣象寓言為主要樣式，如夸父逐日、鯀禹治水、愚公移山等，都是對上古時期或干旱或洪澇的天氣現象的曲折表達。這些先民心目中擁有非凡才能的英雄的悲劇下場，源于先民以氣論哲學為基礎產生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認識后所作判斷。人只是自然的一份子，任何試圖征服自然的努力都是不自量力的行為，即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否定入主觀能動性的改造力。

對于“夸父逐日”等上古神話，已經有很多文化人類學研究者從不同視角作出闡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歷來研究者分別從人文意義、人類學等角度對“夸父逐日”作出闡釋，如袁珂的“追求光明說”，王孝廉的“晝夜循環現象”說，葉舒憲的“水幾為道”哲理說，尹榮方的“利用大樹陰影制定歷法”說，丁世忠的女巫“求雨儀式”說，張春生的“控日巫術”說等。但大都忽視了《山海經》中“海外北經”、“大荒北經”及《列子·湯問篇》中的不同記載，存有對“夸父”明顯不同的情感評價。從發生學的視角探究此神話產生原因可知，“夸父逐日”的傳說，是對當時旱災的解釋：“河?胃不足”，即黃河、渭水都已干涸，卻可以“北飲大澤”，說明北方還有水量充足的海洋。為什么黃河、渭水干涸，一片樹林相隔的北方卻有大澤?有個喜歡夸耀、自以為是的人(夸父)不自量力，想

與天上的日賽跑，賽跑就會流汗，被日灼曬也要流汗，總之，是失水很多需要補水，結果喝光了河、渭之水卻還不夠，又要向北去喝大澤之水，精疲力竭且又累又渴終而亡于一片樹林旁。既然有樹林就有綠蔭，可以遮陽休息，為何夸父還會曬渴而死呢?“棄其杖，化為鄧林”，就是為了表明樹林不是先于夸父而存在的，《列子·湯問》記載“棄其杖，尸膏肉所侵，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可以更明確、清晰地看出“鄧林”與夸父身亡之事間的先后順序，由此可見，夸父的形象只是一個試圖征服自然而失敗的狂妄者。

夸父的不自量力夸耀行為的后果，不僅是給自己帶來死亡，而且造成河、渭枯竭的惡劣影響，而《尚書·洪范》所記載“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皸，鯀則殛死”，即是表明鯀也因擅作主張而招致災禍。與古希臘神話中表現無法逃脫的宿命的命運悲劇不同，中國神話中的悲劇英雄招致悲劇結局的原因大都被歸結為張揚的個性，其主要特征就是逆“天”，與現代人出于強調主觀能動性的力量而褒獎、緬懷“愚公”、“后羿”、“夸父”的反抗精神不同，這些神話所表達主題的本意，即人與“天”(自然)應和諧相處，人對“天”(自然)要有敬畏之心，這是上古先民囿于自身體力、智力所限而生發對于自然神的崇拜，是先秦時期“氣”論哲學觀的投射與反映。自然，在上古先民那里主要是以“天帝”的面目存在，云、雨、風、雷、旱澇等天氣現象，都被視為“天意”的表達，成為早期“氣象文學”的主要題材與表現對象。

隨著“二十四節氣”在秦漢時期完全確立，中國先民對于氣象的認識由早期集中于應對短時間內的天氣變化，逐漸轉為對長期氣候狀況更加關注、敏感，從而也帶來魏晉南北朝與唐代的氣象文學轉型，即如陶淵明《飲酒其一》中“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杜甫《春夜喜雨》中“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等詩句中對季候、物候現象的關注與表達。唐詩中的季候特征更為明顯，意味著唐人的時間意識遠比晉人更為清晰、開闊。如王維的《山居秋暝》中，“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則是秋雨后的一番清新景象，至于“空山”這一意象中所蘊含的“云”、“雨”等氣象因子，也有論者已論及①?！杜R洞庭》是以田園詩著稱的詩人孟浩然難得的氣魄宏大之佳作，“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頗得謝詩之神韻，而無陶詩的小家子氣。氣象文學到了唐代，由于佛教禪宗的影響，“氣”由清濁之分，進而由清而至于“空”的境界。猶如魏晉書法中的留白處，不是“無”而是有“氣”蓄勢之處，體現了“氣韻生動”的美學要求，唐詩中的“空”也成為此時氣象文學的重要美學特征之一。

同時，這種轉型的實現，也離不開東漢王充《論衡》中對于社會頹風陋習的針砭，對“人”主體意識的承認所奠定的思想基礎。如《論衡·明雩篇》對“雩”這一求雨祭祀行為的功用進行批駁，把人君從“天”中獨立出來；《論衡·奇怪篇》則對“儒者稱圣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于天”的說法提出質疑，對禹、高、后稷出生神話進行批駁。把人與“天”、自然萬物相分離，進而強調“人貴”的意識。對于其后魏晉南北朝時期審美意識的覺醒與文學中“自然”山水的被發現都有重要意義，劉勰《文心雕龍，養氣》中就有“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造哉!”的評價。魏晉時期主體意識的覺醒，首先表現為從自然中分離出的“人”氣得到極度張揚，開始對“文”的技法與特征的探討。

無論是曹丕《典論·論文》中旗幟鮮明地提出“文以氣為先”，或是劉勰《文心雕龍》正文32篇中，“氣”字共出現了79次，講究“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的文學理論框架，又或是鐘嶸《詩品序》中對“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的強調，甚至是謝赫《古畫品錄》中用來品評繪畫技藝的標準“氣韻生動”，都能看出魏晉時期“氣”已不僅是自然萬物的連接，人文藝術作為人“氣”張揚的結果，與外在的“自然”已構建起密不可分的聯系。

人極度自覺的主體意識對宋以后興起的俗文學的主要影響，就表現為魏晉至唐文學中主要作為獨立審美對象的“山水”面目，被注入作者越來越多的主觀情感，感物而生情、物我交感、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成為文學創作的主要思維模式。如宋詞《雨霖鈴》中“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秋曰“氣象”不過是起興之背景，浸潤了柳永強烈的離情別緒；元馬致遠的小令《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不著痕跡地化景為情，秋日黃昏的氛圍飽蘸落寞之情；明湯顯祖《牡丹亭》“驚夢”一折中，對后花園姹紫嫣紅的春色描寫，其主旨卻在于杜麗娘以“三春好處”自況，如此良辰美景卻是“恁般天氣，好困人也”，“春色惱人”的深閨幽怨。

而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記》，可謂明代氣象文學的集大成者，單是第一回“靈根育孕源流出”講到這石猴的來歷時：白天地混沌未分時說起，講到世外桃源般的花果山，上有一仙石，“二丈四尺圍圓，按政歷二十四氣”，“蓋自開辟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胞。一日進裂，產一石卵，似圓球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風是氣的一種形態，可見這石猴原是凝天地精華之“氣”而成。途中無處不在的琵琶精、蜘蛛精、龍王等等，小說中對于各路“妖精”的想象，都是以“氣”論哲學為根基的，即各種物質都是氣的一種形態而已，成“精”就是氣凝而成。

“氣論”哲學影響下的中國古代氣象文學，不只賦予了“自然”人格化的面目，體現了萬物有靈的色彩，同時，也有對于“海市蜃樓”這一氣象現象較為客觀的描寫，如南宋林景熙的《蜃說》、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山市》，成為悠久燦爛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科學主義沖擊下的

中國現代“氣象文學”

隨著近代民族危機的加深，在“西學東漸”的大潮下，嚴復所譯《天演論》中傳達的進化論思想，強化了“人”在自然界物競天擇中的勝利者姿態，人本主義思想在中國得到承認并傳播。同時洋務運動對西方科技的借鑒及京師大學堂開啟的現代分科教學的教育體制變革，使科學意識也得以傳播。中國古代氣象文學的思想基礎“氣”論哲學首先受到“科學”、“民主”意識的沖擊，“天人合一”的美學觀、哲學觀都受到挑戰。宋以來“氣象文學”創作中物我關系以“物→人(情)”為主的思維模式，隨著尼采超人哲學、叔本華唯意志論在中國的傳播，也逐漸演變為強調“人”在物我關系中的主導作用，“道法自然”的美學觀，也被“藝術之美優于自然之美”的認識取代。

眾所周知，科學意識的覺醒與強化，被視為“五四”時期思想啟蒙的重要內容之一。以其來反思中國文學與文化并產生重大社會影響者，首推陳獨秀。他在1915年《青年雜志》發刊詞《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六義”，成為五四時期綱領性的口號，其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指出“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通于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在從士、農、工、商、醫等諸方面對中西文化傳統進行優劣比較后，把其根源都歸罪于“氣”之想象的結果，更是旗幟鮮明把“科學”與“氣”相對立，動搖了中國幾千年文化的根基“氣”論哲學。不止于此，在他1919年發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更明確指出“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突顯出“科學”與舊文學間的對立關系。

稍后發生聲勢浩大的“科玄之爭”。1923年2月，北大教授張君勵在清華作了題為《人生觀》的講演，強調科學只能在物質世界里起作用，不能解決“主觀的，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觀的問題；4月，地質學家丁文江(丁在君)發表了題為《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的反駁文章，把人生觀等同于“玄學”后，把柏格森的理論與宋元理學同時進行撻伐，強調科學“萬能”，拉開了論戰的序幕。對于這場論戰的哲學意義、文化意義，歷來研究成果較多，而這場論戰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轉型的重要意義，關注者不多?？茖W得以突破文學藝術領域的防御界限，美國康奈爾大學心理學哲學、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時任北大哲學、清華心理學系教授的現代心理學家、翻譯家唐鉞可謂功莫大焉!被陳獨秀、胡適作序的《科學與人生觀》收錄了五篇論文的唐鉞，在發表《心理現象與因果律》一文參戰后，針對梁啟超“情感是超科學的”觀點，作文《一個癡人的說夢》、《科學的范圍》等，指出“美和愛可否分析與他的價值的高低無關”，撇除了價值判斷的干擾，認為“美不是超乎理智的東西，美感是隨理智的進步而變化的。這種理智的成分，可以用科學方法支配的。其不可分析的部分，就是美的直接經驗的性質；那是科學的起點，而且理智事項也都有這種不可分析的起點”，針對“愛”的情感，提出“科學的戀愛”觀，認為“講《紅樓夢》之是否科學，要看他所用的方法怎樣，不能因為講的是《紅樓夢》，而說他不是科學”、“天地間所有現象，都是科學的材料。天地間有人，我們就有人類學、人種學、人類心理學等。天地間有魚，我們就有魚學。天地間有藝術，我們就可以有藝術學。天地間有宗教，我們就可以有宗教學”。振聾發聵之言，為中國現代文學創作與批評、理論研究相分離及文學學科體系的建立，提供理論基礎。

隨著現代“科學”意識對藝術、宗教堡壘的攻破，剔除“氣論”哲學思想而加入科學意識的中國現代白話氣象文學，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體裁樣式，即以文學的形式表現氣象科學、氣象事業的發展。目前可知最早的現代白話氣象文學，是以陳衡哲《小雨點》、《西風》等為代表的現代氣象寓言，可以看出古典氣象文學與現代氣象科學的痕跡，如“小雨點的家，在一個紫山上面的云里”，在跟哥哥姐姐游玩時，被風伯伯“卷到了屋外”，一番游歷后，太陽公公把小雨點送回了家去。就氣象科學而言，她了解“雨”是由空氣中的水蒸汽液化而成，但在“水”、“氣”可循環轉化的兩種形態中，就如雞與蛋，難以說清何為第一性的問題，她認為“云里”是家，即“氣”為水的根本形態，可見傳統氣論哲學的余響。

在分科教育體系下發展的中國現代氣象文學，主要是以科學小品及氣象人物傳記的形式出現，在小說、詩歌、戲劇等白話文學體裁樣式中，由于心理學等科學意識、研究方法對于文學創作與批評的侵襲，而更注重對人物心理內在的塑造挖掘，要求清晰明白的語言風格，與古代氣象文學所強調物我交感、寓情于景，追求含蓄意境的表達方式難以統一。因此，在這些體裁中氣象現象大都只被作為環境描寫的一部分，做簡單交代或描寫。原本表達模糊時間概念的季候學、物候學現象，也大都在科學精神影響下，被精確具體的數字時間所取代。

因此，中國現代氣象文學創作與階段性氣候條件變化關聯更大。如根據氣象部門統計，20世紀我國最嚴重的氣象災難有：1922年8月2-3日晨的強臺風，最大風力12級以上，數百個鄉村被夷為乎地，僅汕頭就死亡6萬余人；臺風會帶來暴雨，1931年夏季，從粵北，到關外16個省621個縣發生洪澇災害，武漢長達3個月被淹。因此，那段時間的作家如冰心、廬隱同題小說《秋風秋雨愁煞人》，周作人《苦雨》(1923)、沈從文的《雨》(1926)，張愛玲《秋雨》(1936)等，大都會以雨為愁苦自是不難理解了。1980、90年代，溫室效應厄爾尼諾現象的日趨惡化所引起國人對于氣象學的重視，氣象文學得到發展，一方面表現《氣候詩歌一百首》科普文學的出現，另一方面出現以氣象工作者為表現對象的報告文學。

三、加強“氣象文學”創作研究的必要性

可以說，與有著深厚民族文化底蘊的中國古代“氣象文學”成就相比，現代“氣象文學”的創作無論是在數量、質量，體裁樣式上都相差甚遠。導致當前對“氣象文學”的認識也被狹隘化，誤以為是藝術性不高，只是為氣象行業服務，淪為氣象科普之類的通俗讀物。加強“氣象文學”創作及研究已經迫在眉睫。

首先，加強“氣象文學”創作與研究是時代的迫切要求。自1975年以來，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已經上升了0.9華氏度，由溫室效應導致的全球變暖等氣候變化已成引起時人關注的焦點問題，2000年以來，應該說“環?！彼枷胍呀浬钊肴诵?，國際上則已由對溫室效應的關注發展到對整個生態環境系統的保護，國外哲學、神學、政治學、史學研究者早在1970年代就開始對現代性進行反思，強調入與自然的關系，指出正波及全球的生態危機。在分析批判理性主義和科學技術的雙刃劍時，關注氣候變化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但只是把它作為生態問題環境污染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并沒有做具體研究，并且生態批評日益走向生態學屬性，對文學審美屬性有所偏離。影片《后天》等災難片的創作，可以視作是對其審美屬性的重要補充，而我國古代“氣象文學”是一種跨學科、可資借鑒的文學現象。早在1870年代，恩格斯根據當時自然科學發展所顯示的突破原有學科界限的新趨勢，在分析各種物質運動形態相互轉化的基礎上指出，原有學科的鄰接領域將是新學科的生長點，此后在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天文學等原有基礎學科相互交界的領域產生出了一系列的邊緣學科，如物理化學、生物化學、生物物理等等；1960年代，?？麻_始對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分科體系進行反思，科學技術史學科的產生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的結果?？鐚W科(交叉學科)研究，是對

以往科學的分科體系所人為設置學科壁壘的修繕和補充，并為各學科發展提供新的增長點。

其次，加強“氣象文學”創作與研究是中國當代文學拓展表現空間的必然要求?！拔逅摹币詠?，在心理學、生理學、社會學、哲學等科學、民主意識影響下的中國現代白話文學，自魯迅開始著眼于人與社會關系而塑造人物形象的鄉土小說和知識分子題材小說，至于茅盾《子夜》為標志文學創作中“階級分析法”的成熟，再而80年代以來現代主義對意識、潛意識的關注書寫，主要被用來研究并表現社會問題，著重于探索人自身、人與社會關系的創作成為“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體，當代文學創作由于過于專注人物內在心理、思想的挖掘及文學學科的體系化而日趨狹隘。作品中，往往充斥著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偏重于社會環境描寫而疏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關注，忽視了對于自然力的表現。要改變當前文學創作視野狹隘、生命力萎靡的現象，題材上由“生活”擴至“世界”的“氣象文學”創作是重要路徑。

再次，加強“氣象文學”的創作與研究，是借鑒與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文學研究的必然要求。

目前古典文學批評、研究中，大多借用西方文論的批評研究方法，而中國古代文論不成體系，諱言氣論哲學有很大關系。盡管1980年代新時期以來，在思想解放的大旗下，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氣象”與文學關系研究并出版了部分成果：如古代哲學方面，同時期譯介了日本學者的重要專著《氣的思想——國自然觀與人的觀念的發展》，其后有李存山《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等成果，對于“氣”文化與中國古典文藝美學的關系得到個別研究者關注；在古代“氣象文學”、文論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林庚先生1958年發表當時被批判的《盛唐氣象》一文，深入探究了南宋嚴羽“氣象”說詩論，在新時期產生深遠影響；同時，氣象雜志上還發表了報告文學等“氣象文學”創作。但都局限于各學科內，缺乏產生國際影響的跨學科成果。無論就深度、廣度，數量、質量而言，目前對“氣象文學”的關注與研究非常薄弱。

如上所述，無論是對于文學創作、批評與研究，甚至是文學學科發展，倡導“氣象文學”創作與研究都是極為必要的。并且，加強“氣象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對促進中國氣象學科中古代氣象科技思想研究、氣象事業的發展都有實踐意義。

(責任編輯：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