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農村減貧——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張鳳華，葉初升

(1.武漢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湖北武漢430072；2.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消除貧困的首要條件是經濟增長。近年來，關于經濟增長與減貧的關系，國內外學術界進行了大量研究。一個共同的發現是，經濟增長不會自發地有利于窮人，經濟增長是否能夠減少貧困，還取決于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不平等狀況的變化。但是，當經濟學家們僅僅用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兩種因素解釋減貧時，其結論與現實的契合性不夠穩定。我們認為，問題在于，僅僅用經濟增長以及伴隨經濟增長過程的收入分配狀況的變化來解釋減貧問題仍然過于宏觀而不深入，遺漏了其間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增長模式、農業和農村政策與扶貧政策調整偏向等因素。

政府政策，無論是普惠型的農村農業政策還是瞄準貧困人口的扶貧政策，既能通過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和方式(比如，更多地增加貧困人口參與市場的機會)發揮減貧作用，又能獨立地改善貧困人口的生產和生活條件、直接達到提高窮人的收入、緩解貧困的效果。大量實證研究表明，政府在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健康、教育、扶貧貸款和技術培訓等方面的投入都起到了積極的減貧作用。

就經濟結構或產業結構對農村減貧的影響而言，世界銀行(1990，2000)認為，農業對減少貧困的作用是第一位的。[1-2]近幾年來，國內外一些學者對中國農村減貧的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結論。比如，Tian等(2003)分析了1978年至2001年國家層面的時間序列數據和1985年至1998年29個省(市、區)的混合數據，發現中國農村減貧的巨大成就主要歸功于農業的增長。[3]Ravallion和Chen(2007)對1980年至2001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中國第一產業的增長對中國農村緩解貧困的影響相當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長影響的四倍。[4]Montalvo和Ravallion(2010)實證分析1983-2001年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也有類似的發現:經濟增長對緩解貧困的所有影響幾乎都是通過第一產業產生的。[5]金艷鳴和雷明(2006)采用1997年貴州省產業結構數據、1998年和2000年該省貧困監測數據，發現農業增長對農村減貧的貢獻排在第一位，制造業和服務業分別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而電子通訊行業等高技術部門對農村減貧的影響最小。[6]李小云等(2010)就2000年至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對緩解貧困的影響研究表明，相對第二、第三產業，農業部門的增長仍然具有較高的減貧效應。[7]

宏觀層面的分析結論與我們在微觀家戶層面的觀察似乎是矛盾的。自2004年以來，筆者及研究團隊先后四次深入到貴州等貧困地區進行家戶調查。一個基本的共識是，凡是有外出務工的家庭、有非農收入的家庭，其生活水平要明顯高于沒有外出務工、沒有非農收入的家庭。這一田野調查式的觀察與張宗益和劉旗(2010)、羅楚亮(2010)、岳希明和羅楚亮(2010)等在家戶層面上的實證分析結論是一致的。[8-10]比如，羅楚亮(2010)分析9個省(市)2007年和2008年住戶追蹤調查數據發現，包括外出務工收入在內的工資性收入增長對于農戶脫離貧困狀態具有重要的貢獻，外出務工顯著降低了農戶陷入貧困的可能性，是貧困狀態轉換的重要因素。[9]岳希明和羅楚亮(2010)還進一步指出，農村勞動力外出行為顯著地降低了農村貧困程度這一結論對于不同的貧困標準、福利度量指標都具有穩健性；外出時間長短對于外出戶的貧困狀況具有顯著影響。[10]

雖然不能以微觀層面的現實觀察與分析去簡單否定宏觀層面的結論基本一致的眾多研究結果，但是，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矛盾，即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之間的沖突卻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對比上述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的分析，有兩個重要區別吸引我們的注意力:第一，宏觀分析大多采用橫截面數據或時間序列數據，而微觀分析則多用面板數據；第二，宏觀分析所用數據的時間跨度多為20世紀80、90年代或進入新世紀之初，而微觀分析則多用近幾年的數據(不同時期不同產業的減貧效應會發生變化)。

這兩點差異成為本文的切入點:采用面板數據，時間跨度為20世紀90年代直至2008年，重新在省級宏觀層面上分析經濟增長、產業結構、政府政策的減貧效應。我們以Montalvo和Ravallion(2010)[5]模型為基礎(原模型利用1983-2001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區域增長和產業增長對農村貧困的影響)，并對其進行兩點重要改進:其一，在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中，分別建立以貧困發生率、貧困深度指數(貧困缺口率)和貧困強度指數(貧困缺口的平方)為自變量的計量模型，模型的解釋變量包含經濟增長、收入不平等、產業結構、農業生產條件和政府財政支農支出等，充分挖掘數據信息，避免了模型內生性問題帶來的回歸分析偏差；其二，根據中國農村的反貧困進程，對比分析1994-2000年“八七扶貧攻堅”期間和2001年至2008年國家實施新的扶貧戰略兩個時期，農村在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農業生產條件、政府財政支農支出等方面的變化對農村貧困的影響。

二、模型設定與樣本選擇

(一)模型設定

本文建立了關于貧困指數和解釋變量之間的對數線性模型:

因變量hit是農村貧困發生率。自變量包括五個方面的影響因素:第一，GDPit是代表地區經濟增長水平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第二，根據Montalvo和Ravallion(2010)[5]提出的增長模式假說，用yjit表示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考察產業增長的不平衡對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第三是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要素，其中包括各地區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giniit和反映城鄉收入差距的城鄉收入比cxgit；第四是反映各地區農業生產條件的解釋變量，包括有效灌溉面積yxgit和農作物播種面積gzmit；第五，rffit反映政府財政支出政策對農村減貧的影響(具體變量及其含義見表1)。

表1 變量指標描述

(二)樣本選擇

本文依據不同地區農村貧困人口在貧困特征和貧困狀況上的差異，選取了9個典型性省(區)作為樣本點，采集從1994年至2008年跨越農村扶貧進程的兩個時段的面板數據樣本進行分析。

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對貧困也會有很大影響，在東部沿海一帶的農村貧困發生率較低，而西部一些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農村貧困發生率相應要高出很多。另一方面，不同地區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也會有很大差異，東部地區農業的財政支出水平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此外，按照三大經濟地帶的劃分，東部、中部和西部貧困人口的貧困特征也有很大差異，主要反映在勞動力的文化教育程度、家庭勞動力狀況方面。這些情況也會影響著農村居民的收入，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勞動力的文化程度也較高，工資性收入水平也相應較高。

本文充分考慮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影響，依據經濟地理區域選取樣本。第一類為地理上的南方沿海地區、經濟上的發達地區，選取浙江和福建兩省進行分析。浙江和福建雖然同屬于一個經濟地帶，但是由于地理環境和國家經濟政策以及地方人文環境的差異，其經濟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以及農村貧困的狀況也有較大的差異。第二類為地理上的北方沿海地區、經濟上的較發達地區(從經濟地帶上劃分屬于中部地區①)，本文選取遼寧省。第三類是地理位置與經濟地帶上都屬于中部地區，本文選取典型的中部四省: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西。第四類為經濟地帶和地理位置上都屬于西部的地區，本文選取位于西北的陜西省和位于西南地區的廣西自治區進行分析。

三、數據處理

在數據處理上，我們主要做以下幾項工作。第一，選取1994年至2008年期間的樣本數據，組成平衡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第二，為了剔除貧困線變動帶來的貧困測度的影響，采用人均年純收入1196元的國家貧困線，依據全國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各省份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橫向和縱向進行調整。一方面，消除了地區生活成本的差異；另一方面，剔除了通貨膨脹的影響。第三，根據各省區的分組數據，運用世界銀行提供的POVcalNET工具估算了各省份的貧困發生率。第四，在分析農業財政支出對農村貧困的影響時，采用農業財政支出水平與當年農村第一產業GDP的比重，從而避免數據單位和絕對量分析上帶來的偏差。因為各省份的歷年農業人口統計資料缺乏，不能計算出人均農業財政支出水平。變量指標統計說明見表1。

四、實證分析

本文對9個省區的面板數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同時，為了區分國家在“八七扶貧攻堅”期間和新世紀以來實施新的扶貧開發綱要后，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以及農業生產條件等因素對農村減貧的影響，分別對1994-2000年和2001-2008年兩個時期做階段性的回歸分析?；貧w結果見表2。

我們先看回歸一的結果:

第一，1994年到2008年，貧困發生率相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2.055，總體而言，經濟增長起到了減貧的效果，經濟增長是有利于窮人的。

第二，從產業結構變化對貧困發生率的影響來看，貧困發生率相對第一產業比重變化的彈性為-0.694，在統計上比較顯著(10%顯著性水平)；貧困發生率相對第二產業比重變化的彈性為-3.015，統計上非常顯著(1%顯著性水平)，第三產業增長對貧困發生率的影響程度似乎也大于第一產業(-0.83)，但在統計上并不顯著。

這個結果與以往大多數文獻的研究有所差異。原因之一可能在于計量分析的數據區間。比如，Montalvo和Ravallion(2010)[5]選取的省級面板數據起始點是1983年。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解放了農業生產力，第一產業尤其是農業經濟增長在農村減貧中的作用已經被諸多文獻研究所證實；而且，農村改革初期，農民外出務工的規模，無論是整體上的，還是家戶層面勞動力外出比例，都還不夠大。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業的轉移，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全國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比重在1995年出現一個轉折點，無論是東部、西部還是中部，工資性收入比重相對1995年之前都呈現出更加迅速的上升趨勢，這與我國的勞動力流動政策的轉變、戶籍制度改革以及1994年以來實施人力資本開發與轉移的政策有很大關系。隨著農村經濟結構和居民收入結構的演變，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農村減貧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

第三，從收入不平等的角度看，城鄉收入差距和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對農村貧困發生率有正向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越大，或者農村內部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貧困發生率就越高，越不利于減貧。在表2中，回歸模型一采用城鄉收入比表示城鄉收入差距，農村貧困發生率相對于城鄉收入比的彈性為3.02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就是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城鄉收入差距每提高1%，農村貧困發生率就會提高約3%。相比較而言，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較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基尼系數每上升1%，就會導致農村貧困發生率上升0.653個百分點。

表2 回歸結果

第四，從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對農村貧困的影響效應來看，從1994年到2008年，城鄉收入差距對貧困發生率的影響要大于經濟增長對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因為貧困發生率的增長彈性為-2.055，而貧困發生率對城鄉收入不平等的彈性為3.022(在不考慮農村內部收入不平等影響的情況下)。雖然從1994年農村“八七扶貧攻堅”和2001年頒布實施“農村扶貧開發綱要”以來農村減貧取了較大成效，但同期的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嚴重阻礙了農村減貧進程。

第五，從農業生產條件來看，農業財政支出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為負，與預期是一致的，在經濟學意義上似乎成效不明顯(考慮到農業財政支出占第一產業比重均值為0.05，其減貧彈性系數為-0.0579，這意味著，增加1個百分點的財政支出，也只能使貧困發生率下降不到0.06)，而且，在統計意義上也不顯著。有效灌溉面積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不顯著，且其影響方向與預期不一致；農作物播種面積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為負，說明農作物播種面積越大，農業收入越多，越有利于減貧，但在統計上不顯著。

回歸二和回歸三是根據“八七扶貧攻堅”和新世紀“農村扶貧開發”期間的經濟增長、收入不平等、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進行階段性的分析。下面，我們再將表2中模型二和模型三的回歸結果進行比較。

其一，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比較。在“八七扶貧攻堅”期間(1994-2000年)，經濟增長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彈性為-1.917；新世紀“農村扶貧開發”期間(2001-2008年)，經濟增長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彈性為-2.012。這說明，進入新世紀以來，政府實施的一系列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的惠農政策和扶貧政策的確起到了減貧作用。如，農業稅減免、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等，這些惠農政策一方面刺激了農村居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降低了農民生產成本，政府通過生產性轉移支付加大了增加農民收入的力度。

其二，產業結構變化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比較。第一產業比重變化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在1994-2000年期間是-0.715，在2001-2008年期間這一影響則下降到-0.237。第一產業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程度下降的同時，第二產業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程度上升，其比重變化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彈性從-0.445上升到-2.147，其彈性絕對值增加了約1.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彈性從-1.815上升到-2.248，其彈性絕對值也上升了約0.43個百分點。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在聯合顯著性檢驗中都顯著拒絕了零假設。

其三，收入不平等程度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階段性影響比較。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顯著下降。1994年至2000年，農村貧困發生率相對城鄉收入比的彈性為3.379，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2001年至2008年，農村貧困發生率相對城鄉收入比的彈性下降到1.657，在10%的水平上顯著。城鄉收入比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程度下降了約1.7個百分點。農村貧困發生率相對農村內部收入不平等的彈性從1994-2000年的0.255下降到2001-2008年的0.121。農村收入不平等對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在分階段回歸中均不顯著。

其四，農業財政支出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上升，貧困發生率相對農業財政支出的彈性值由1994-2000年的0.034上升到2001-2008年的0.904。

其五，農業生產條件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比較。農村有效灌溉面積和農作物播種面積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都有上升，但在統計上均不顯著。1994年至2000年，農村貧困發生率相對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彈性為0.019，2001年至2008年其彈性值上升到0.026。

其六，貧困增長效應與不平等效應。如果以城鄉收入差距來衡量收入不平等，就貧困的增長效應和貧困的不平等效應來看，從1994年到2000年，農村貧困發生率相對于城鄉收入比的彈性絕對值大于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增長彈性的絕對值，即窮人從經濟增長中獲取的相對收益較低，經濟增長模式不利于窮人。從2001年到2008年，農村貧困發生率相對城鄉收入比的彈性絕對值小于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增長彈性的絕對值，這說明，在此期間窮人從經濟增長中獲取的收益相對高于非窮人的收益，即新世紀以來的增長模式有利于窮人。

如果以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來衡量收入不平等，回歸結果表明，兩個時期農村貧困發生率相對于農村收入不平等的彈性絕對值均小于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增長彈性的絕對值，因而增長和收入不平等對農村貧困發生率的綜合效應為負，即這兩個階段的增長模式都是有利于窮人的。

總之，兩階段的回歸分析告訴我們，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扶貧開發階段，隨著政府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和扶貧開發戰略的調整，城鄉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經濟增長、收入不平等、農業生產條件的變化都朝著有利于農村減貧的方向發展。同時，勞動力流動的加速以及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影響農村貧困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在變化。在農村整體經濟水平較低的改革開放初期，第一產業發展在農村減貧中起主要作用；隨著第一產業生產力的逐步釋放，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第一產業的減貧效應開始下降，工資性收入在農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攀升，因而第二和第三產業在農村減貧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然而，近年來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攀升導致農村居民生活成本高漲，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農村減貧進程。

五、小結

在經濟增長與減少貧困問題上，現有的大量實證研究僅僅用經濟增長以及伴隨增長過程的收入分配狀態變化作為解釋變量，其結論與現實的契合性不夠穩定。本文實證分析的特色在于，加入產業結構、農業生產條件、農業扶貧與發展政策等關鍵性的中間變量，并采用跨越“八七扶貧攻堅”期間和新世紀“農村扶貧開發”兩個發展時期的省級面板數據。

本文的研究再次證明了經濟增長在農村減貧中的重要地位，這與現有文獻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但是，本文分析表明，不同產業對農村減貧的影響與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密不可分，隨著經濟的深入發展，三次產業發展對農村貧困的影響發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轉，減貧效應最大的產業由第一產業變成了第二產業。這與現有的一些宏觀實證分析結論似乎相悖。我們認為，產生這種結論偏差的原因大概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數據的時間跨度不同。本文的樣本數據時間為1994年到2008年，這是中國農村居民在就業方式和收入結構上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第二、三產業逐漸成為農村居民增加收入的重要來源；二是計量方法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而不是簡單的時間序列數據模型或混合截面數據模型。

本文的另一個重要結論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對農村減貧有顯著的負效應。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政府實施的一系列惠農措施以及農村扶貧政策的調整和轉變，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鄉收入不平等對農村減貧的不利影響。例如，產業化扶貧、勞動力轉移培訓、農村稅費改革，同時政府還加大了對農業的補貼力度，對農產品實行保護性收購，普及新農村合作醫療，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等，這些政策不但直接提高了農村居民收入，而且公共服務覆蓋面的擴大提高了農村的整體福利水平和勞動能力，間接地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有助于減輕農村貧困。

此外，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普惠式的農業財政支出對農村減貧有積極的影響，但在統計上不顯著。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通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朝著有利于農村減貧的方向變化。

本文的研究結論說明，隨著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的變化，必須重新審視農村反貧困政策的策略。在今后的扶貧進程中，除了確保經濟增長的基礎性條件之外，還要加大對農村貧困人口的技術和技能培訓，改革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相應制度，促成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農民工順利向非農產業轉移，使非農收入成為農民可以依靠的、穩定的收入來源。

注釋:

①根據《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的劃分確定。

[1]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Pover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1/2000:Attacking Pover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Tian Weiming,Xiuqing Wang,Fuyan Ke.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ole of Agriculture in China[EB/OL].http://ftp.fao.org/es/esa/roa/pdf/3_Poverty/Poverty_China.pdf，2003.

[4]Ravallion,M.and S.Chen.China’s(uneven)Progress against Povert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2):1-42.

[5]Montalvo，G.Jose and Martin Ravallion.The Pattern of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0，(38):2-16.

[6]金艷鳴，雷明.部門產出增加與減貧——基于貴州省社會核算矩陣的乘數分析應用[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6，4(28):31-34.

[7]李小云，于樂榮，齊顧波.2000-2008中國經濟增長對貧困減少的作用:一個全國和分區域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0，(4):4-11.

[8]張宗益，劉旗.西部農民外出務工與家庭收入變化:重慶的證據[J].改革，2010，(5):30.

[9]羅楚亮.農村貧困的動態變化[J].經濟研究，2010，(5):124-138.

[10]岳希明，羅楚亮.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與緩解貧困[J].世界經濟，2010，(11):8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