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起源芻議

劉 雋

（湖北經濟學院 藝術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文字的起源是個古老的話題，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猶為如此。人們在追溯歷史的同時，從未忽略對文字之源的求索。因此，自戰國晚期伊始，各種有關漢字緣起的看法便開始散見于諸多歷史文獻中。影響較大的舊說有結繩說、契刻說、八卦說、河圖洛書說以及倉頡造字說等等，幾乎涵蓋了解釋文字起源假說中的三種類型，即神授理論、創造理論以及進化理論。其中流傳最為廣泛的則是倉頡造字的圣人造字說，《世本》、《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淮南子》等上古文獻對此都有涉及。而在近代文字學創立以前，《說文解字》中有關漢字起源的學說，無疑是最權威的，許慎不僅肯定了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而且將漢字的創立方法歸納為 “六書”，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與假借。同時，一個“八卦－結繩－書契”的文字起源模式由此提出。盡管上述漢字起源模式并不精確，但作為文字起源的一個大框架是得到學界認可的。

近代文字學興起之后，對于文字的起源相繼出現了很多新的提法。其一是圖畫起源說。埃及學家M·A·科羅斯托夫在《埃及的語文學》中認為：“埃及文字的圖畫的、造型的性質，以及對其他民族象形文字體系的研究，表明了圖畫文字是象形文字的出發點”。[1]對應于漢字起源，唐蘭先生即主張此說。

其二是刻劃記號起源說。此學說對漢字起源研究的影響便是郭沫若先生主張的契刻說。他認為“中國文字的起源應當歸納為指事與象形兩個系統，指事系統應當發生于象形系統之前”[2]。所謂指事，實則為契刻的約定符號。對此，蘇聯文字學家伊斯特林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古代的約定符號（圖騰、巫術、工藝、計數等符號），除了個別的記號被吸收為詞符字，從來沒有成為詞符文字賴以產生的基礎。

在這里，我們姑且不論這兩種關于文字起源的論斷哪一種更有說服力。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文字產生的標志是什么？根據文字學的狹義定義，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文化符號。而所謂的記錄語言，則不僅是記錄語言的音義，還包括記錄語言的形式。這就表明，只有能夠記錄語言形式的具有形、音、義比較固定對應關系的一批字符出現，并能夠應用于社會生活的某一領域，換句話而言，只有系統文字的出現才能被稱之為文字誕生。而前文字發展階段中出現的個別具有意義的象形或抽象符號，即使其形體被后來的文字系統吸收采納，充其量也只能被看成文字符形的萌芽。因此，討論文字的產生實際上應該具體分為兩個環節，其一為字符形體的孕育過程，其二才涉及系統文字的發生。

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曾經歷過長期的用各種實物、圖畫或符號記事表意的原始記事階段。由于所用的記事方法與造字原則有很多共通之處，因此，大多數學者推測，文字的發生與原始記事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實物記事在原始文化中分布相當廣泛，其形式大體可以分為兩類。其一，采用經過約定的實物傳達信息，實物可以是自然物也可以是人工制品，總體上，有從自然物向人工制品演變的趨勢，其缺點在于記錄信息比較單一。例如景頗族的“樹葉記事”，這是一種利用不同樹葉的諧音來表達意義的記事方法。其二為契刻、結繩或結珠記事。這是一種相對復雜的記事方法，可以反映多元化的信息。在秘魯的印加文化中，結繩記事高度發達，已經將信息經過抽象化、離散化的分類處理，然后利用繩結結法、位置以及顏色的不同排列組合，從而獲得大量表示不同意義的方式，還能適應不同的記事規則。我國藏族至今還使用結珠記事的方法記錄經文念誦的次數。這些處理并且記錄信息的手段，從技術上講，為文字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準備。

圖符是另一種使用廣泛的原始記事方法，它與實物記事幾乎同時被運用。廣義的圖符可以包括所有人類在可書寫表面上留下的有意義的痕跡。嚴格說來，圖符是符號的子集，主要指的是平面上有意義的繪寫符號。因此，圖符同樣遵循著索緒爾“能指”（符號的外觀）與“所指”（符號的含義）的符號系統規則。其中符號的外觀，即符形的孕育，應該說自原始藝術起源就已開始。換句話而言，符形源于人類對色彩、線條、塊面等造型手段的認識與自覺運用。根據圖符形義之間的對應關系，可以分為象意符號及象形符號兩種類型。一般而言，象形符號與其具體指稱物之間有著直接的形似或同構的關系，它更多的保留了圖畫的形式，只是細節的程度有所不同。隨著圖符系統的成熟，象形符號有不斷抽象化、特征化的趨勢。而象意符號的意義與其描繪的對象沒有必然的關聯，其意義有賴于人們的強制規定；同時，象意符號的外觀形態更加多元化，既可以是幾何的、抽象的，也可以是寫實的二元符號。比之象形符號，象意符號以其象征性而應用范圍更廣，可以表示專有的、抽象的概念。大量的象意符號存在顯而易見的公共性，需要約定和集體認同。例如紀念性符號、警示符號、禁忌符號、用以施咒或者象征神靈的巫術符號、圖騰徽號等，這類符號承載了更多的文化內涵，是原始人類的心靈與文化密碼。

圖畫記事是圖符記事的延伸，是原始藝術與圖符記事的某種交集。除了圖示或者幫助記憶，圖畫記事往往還用以表達許多復雜的交際意圖，如盟約、軍事以及交易等?？梢钥隙ǖ氖?，圖畫記事的發生無疑不早于原始藝術的實踐。原始藝術本身就是人類采用視覺形式進行有意識交流的創造性嘗試。盡管數以萬計的圖形樣本正在世界各地被廣泛發現，但坦率地說，對于這些圖形的時代、性質以及意圖，我們的了解并不比幾個世紀之前更多。因為我們永遠不可能回到作品創作的剎那，以逝去的目光去打量這些激動人心的作品。我們不得不承認，導致那些創作靈感的情境（context）已經永遠一去不復返，留下的殘缺或美麗，只是歷史的幻影，是我們假設的源泉。這種情形既是困境，也是誘惑。B.什列夫在《原始藝術發展的基本階段》中這樣認為，在原始人類學會更深刻地認識現實及其相互關系和多樣性的同時，藝術中圖像的圖示化在不斷增加，敘述的復雜性也同時在增加，這導致表達情節、事件的嘗試[3]。實際上，當圖畫中的寫實成分并不是特指某一對象而開始表征對象的整體時，這些象征性的成分或者約定性的成分，已經使得原始藝術與記事圖畫之間的界限變得異常模糊曖昧。并且隨著這些成分在畫面中出現的頻率不斷增加，記事圖畫終于從原始藝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所謂“文字畫”。當然，對這一漸變過程的描述實際是一個完美的猜想，也許永遠無法獲得證實。

記事圖畫的組成要素，既可以是圖形，也可以是圖符。一幅文字畫實際上就是一個內部要素相互關聯的價值整體，其整體意義不僅僅等同于內部各要素意義之和，同時還取決于要素的組合排列。但隨著記錄日益復雜化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圖符在表達抽象概念上的優勢逐漸凸現，因此文字畫中的各要素有從圖形繼續向圖符發展的趨勢，同時圖符在簡單的排列組合中逐漸結合諧音、假借或者加注等附加語意的規則能夠表達更加復雜的意思。在納西族的經典《古事記》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方面的生動例子。但盡管如此，對圖畫記事的準確理解依然離不開具體的現實情境或者語言的詮釋。從現有史前考古學以及人類學和民族志取得的成果來看，比較發達的圖畫記事一般出現于新石器時代，大約BC8000～BC6000年這一階段。而比較系統的自源文字則一般出現于青銅時代之前，兩者之間這種歷時性的銜接意味深長。

圖畫記事方法在一些沒有文字的民族中應用極廣。他們為我們留下了許多極為有趣的例證，如《愛斯基摩人的游獵日記》、《大科塔人的編年史》、《印第安海貍換野牛的契約》等。這些圖畫記事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線索來構想文字發生之前的可能情形，而且在自源文字字符中，保留的大量直觀造型的成分，也讓人們想入非非。此外，印第安人著名的“巫歌”和“戰歌”更向我們展示了由圖符記事向圖符記言過渡的重要可能階段。然而迄今為止，唯一可能對應于中國古文字系統的文字畫證據似乎來源于青銅器上所謂的“族徽文字”，此類文字通常出現于商代晚期以及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上，與商周金文同時使用。由于其象形程度明顯高于一般金文，甚至高于甲骨文，因此學者猜測由于這些文字作為族徽或者其他專有概念，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是原始文字的孑遺。當然就此，我們并不能一概斷言，文字畫是文字起源的必經階段。這似乎并不是一個必然的進程。從目前的資料能夠得出的推論似乎只有，文字的發明與以下幾點具有某種技術或者方法論上的關聯：圖符量的積累，以及伴隨著的人類的思維與知識經驗的積累。某種意義上，圖符在記錄職能上的演變勢態是多元的，它可能成為發達的圖畫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向表詞符號演變，也可能跳過圖畫記事的階段而直接成為表詞符號的萌芽。

實際上，從圖符記事演化到字符記言，看似一小步，實則一大步。在符號系統中，形音義三者從偶然的個別對應關系發展到穩固的普遍的一一對應關系，其中的許多細節目前還不清楚。我們所說的創造文字或者發明文字很有可能只是將現成的尚未完善的文字系統加以整理、補充、規范或者是推廣的過程。這一過程的發生需要相應的社會需求的激發。但這樣的條件是什么，具有特殊性還是一般性？這需要對眾多原創性文字產生的社會背景作深入細致的比較研究。

目前，對自源文字系統產生的社會背景的研究，較多的證據集中于幾個大的農業民族。從詞匯反映人類活動的不同側面、文字的應用領域以及早期掌握文字的使用者來看，促使文字發明的社會動因應該是多樣化的，不同文字的發明很可能出于滿足不同的需求。在兩河流域，楔形文字產生的直接動因似乎是經濟與商貿，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最早用于記錄商品名稱和交易內容?！霸谀喜恳晾税l現的4000片陶片，85%的符號與收入、開銷、收獲的谷物或原材料交易有關，使用的詞匯涉及木材、金屬、地址和各種職業名稱。許多詞匯經600年使用變化甚微[4]”。而在古老的埃及與中國則出現了圣書字、甲骨文等宗教文字。此外，中美洲的瑪雅文字則更多記錄了戰爭、精英、勝利以及政治內容。在這樣的例子中，文字是一種“秘傳”的知識而不是為大眾所分享，掌握在少數祭司或者貞人的手中。宗法與王權等似乎更多地成為這些文字起源的決定性因素。盡管以上各要素與都市文明息息相關，但都市文明的崛起并不足以構成文字發生的必要條件，城邦高度發達卻缺乏文字的印加文化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而且許多擁有文字的少數族群是否曾經歷過都市文明也值得進一步探討。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文化特征與氣質似乎對系統文字發生將受到何種社會因素激發具有深遠影響。

綜上，文字是人類語言的符號載體，在文字的發生過程中，除了與技術因素、原始記事有關之外，它的起源還要受到語言特征、思維模式、文化氣質乃至社會因素等諸多條件的制約與影響。由于多種干擾項的存在，文字的起源實際上是多元化的，似乎不存在一個對所有文明均適用的文字起源模式。

[1][俄]B·A·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2]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J].考古，1972，（3）.

[3][俄]B·A·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4]人類學通論[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