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失業人口職業結構探析

譚玉秀，范立君

（吉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四平136000）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失業人口職業結構探析

譚玉秀，范立君

（吉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四平136000）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近代傳統與現代交融的多元職業結構的基礎上，失業者大多是體力勞動者，他們主要集中于傳統工業、交通運輸業等行業。失業的知識分子或青年學生大多分布于黨、政、軍、教育與工商等機構，失業人員大多從事中低層工作。失業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成為他們求業的瓶頸，最終也影響了失業人口的職業結構。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失業人口；職業結構

當前，失業已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失業能否獲得妥善解決關系著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實際上，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受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許多國家已經深陷失業的漩渦，特別是內憂外患雙重壓力下的中國，失業情況更加嚴重。據調查，1925年，中國的失業及無業人數約1．6億［1］527。另據南京國際勞工組織中國分局統計，1935年，全國失業人數已達5 893萬余人［2］327。如此龐大的失業群體的職業構成怎樣，直接影響著由失業引發的社會問題的嚴重性，甚至成為當時政府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目前，史學界有關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失業問題的研究成果不多，①譚玉秀，范立君：《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失業群體異常行為探研》，《求索》2010年第9期；陳立彬：《1927—1937年上海失業人群再就業狀況述略》，《安徽史學》2004年第3期；譚玉秀，范立群：《南京國民政府20世紀二三十年代職業介紹與失業安置》，《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鮮見有學者探討失業人口的職業構成。鑒于此，本文在搜集整理民國報刊資料的基礎上，采用歷史學與社會學相結合的方法，考察這一時期中國城市失業人口的職業構成及其特點，為當今中國治理失業問題提供借鑒。

一、中國近代傳統與現代交融的多元職業結構

人口職業結構是指從事不同職業的經濟活動人口的數量比例關系［3］16。由此可推知，失業人口職業構成是指曾從事不同職業的失業人員的數量比例關系，它能夠反映產業的興衰，為政府調整產業結構指明方向，有利于振興經濟，緩解失業壓力。

人口職業結構既不是單純的人口現象，也不是單純的經濟現象，而是一種復雜的人口經濟現象。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人口職業類別也越來越多。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開始了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過渡。在這個轉變過程中，許多新興經濟部門陸續出現，職業領域發生了巨變，社會分工日益細化，職業結構亦趨于多元化與復雜化。當時，隨著工廠、礦山、鐵路的興建，職業勞動者隊伍迅速擴大，形成了不同職業類別的勞動大軍［4］30。至20世紀初，廢科舉興學校后，中國教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十年期，各類學校培養出大批畢業生，他們根據所學專業，進入黨政軍機關、學校、銀行等部門謀求職業，進而衍生出更多的職業分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種類繁多的職業結構受中國社會轉型制約，形成了傳統與現代交融的職業格局。以工業為例，“中國工業已形成由現代性的大型民族工業、中小型民族工業與傳統性的工場手工業、簡單協作的作坊、個體手工業共分天下的局面”［5］109。這勢必使勞動者的職業構成呈現傳統與現代雜糅的特征，并直接影響著失業人員職業構成的變動方向。

這一時期，中國城市人口職業的具體分配情況如何？據1935年國民黨主計處統計局編輯的《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及《第二次全國統計會議總報告》，將南京、北平、天津、青島等4市人口職業分配情況繪成表格，如下。

表1 民國時期主要城市人口職業分配表 單位：千人

上表顯示，四市有業人口：南京為47．17%、北平44．77%、天津42．41%、青島58．62%。這四座城市有業者以從事工業及商業的人口為最，約占有業者的半數以上；其次為服務行業和交通運輸業。上述城市人口的職業構成表現其各自的特點。作為首都的南京，城市中公務人員數量最多；青島則農業人口較多。至于無業者，南京、北平、天津均在50%以上，惟有青島在50%以下?？梢?，城市中職業種類愈來愈多，不僅有農業、礦業、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人事服務，還有公務人員、自由職業等。此外，因為從事工商業的人數最多，這些領域的競爭也格外激烈，所以各個城市的無業人員包括不少曾供職于工商業的失業者。

除了以上城市之外，國內最繁華的大都市上海，開埠前，城內居民多半從事農業、手工業、商業以及航運。開埠后，上海人口的職業種類日益繁多。據統計，1934年，華界工人共434 000人，占該年華界華人從業人員的36．38%；1935年10月，公共租界有工人203 169人，占該區域華人從業人員的25．23%［6］106－107。其中紡織業最多，1934年該行業的工人數占全市工人總數的62．2%［7］322。為此，與其他幾座城市一樣，上海以工業為生者人數居多。工業所能容納人數雖多，但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該行業的許多工人隨時被推向失業的深淵。因此，上海市工人的失業問題亦最為突出。

綜之，通過對中國近代南北城市的有業與部分失業人口職業結構的分析，可以窺知，因城市性質的差異，其人口職業構成略有不同。不過，就整體而言，城市人口仍以從事工商業為主，其他紛繁復雜的職業為輔，彰顯出傳統與現代的交融，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失業人員職業結構的走向。

二、失業人口職業構成的多重面相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城市中到處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失業人口，他們大體可分為：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其中體力勞動者占居多數，且遍布各行各業；黨、政、軍等機構及學校亦彌漫著失業，腦力勞動者的失業數量亦不可小視。譬如，1934年，北平市各區的職業人口主要分布于：農、礦、漁、工商、學生、軍警、自由職業者（公務員、律師、醫生、看護、巫卜）等，共計478 337人，失業人數為26 948人，失業者與有業者的百分比為5．6%［8］5。同年，天津市各區的職業人口有417 055人，失業人數為93 446人，失業者與有業者的百分比為22．4%［9］6。

（一）失業勞工多集中于傳統產業，少數供職于現代產業

從當時中國現代工業與傳統手工業的發展趨勢，可以獲知城市失業人口的職業結構。近代以來，中國工業雖有所發展，但現代工業只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0%左右，仍然存在大量分散的、落后的個體手工業［10］1430?？梢?，傳統手工業占絕大多數。又因手工業資金少，規模小，技術相對落后，勞動生產率低，無法與擁有雄厚資本、采用現代機器設備的在華外國企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等現代工業相比擬，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少手工業被淘汰出局，結果是連同手工業主在內的大批手工業工人，無奈地加入了失業者行列，不難推知，傳統產業的失業人數多于現代產業。譬如，1928年，上海市社會局開展失業調查，共計調查工會187家，會員總數155 069人，其中失業會員為10 009人，占會員全體6．45%；各行業的失業人數分別為：紡織2 121人、飲食1 281人、建筑22人、機器902人、運輸2 181人、印刷373人、日用627人、商業1 757人、雜役624人［11］6－7。因此，上海市的失業人數以紡織業、運輸業為最多，商業其次，因此工商業不僅是吸納勞動者的主要行業，而且也在不斷地制造著失業者。另據統計，1935年全國各業失業人數：漁業7 500人、礦業類31 402人、紡織工業1 057 986人、飲食品業1 414 076人、土石制造業293 500人、火柴業151 000人、交通運輸業320 549人、商業376 421人。其中大多數失業人員曾就職于傳統工業［12］156。此次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統計的對象，將占總人口80%的農業人口除外，在3 000萬的職業人口當中，失業者竟有600萬之多，而成為五與一之比，為當時失業率最高的國家。據其調查，這些失業工人，均集中在14個較大的都市當中，招致這種失業的總原因為舊式工業的崩潰。其中，江西與隆昌之夏布、南京之緞業、廣東的土布，失業工人幾占70%。飲食品業中制鹽的失業工人，約占90%；此外，如土石制造業中，失業多系舊式的陶瓷業的工人，而制火柴業工人，失業亦占90%［13］57－58。在眾多的產業中，1935年中國紡織業的失業狀況最為嚴重，“絲業及紡織業368 461人、布業635 250人、紗業46 795人，頗足引起國人嚴重注要也”［14］383。如上所述，這一時期，失業的體力勞動者大多是昔日就職于傳統產業，少數人曾經從事現代產業。

（二）失業知識分子多分布于黨、政、軍、學校等機構的中低職位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失業問題亦非常突出。諸如，“南京某部招書記，應考者是若干千人；某書局或某機關招考書記或編輯之類，應考者也是若干千人”［15］134。1931年，教育部招考書記，報名者竟有1 208人［16］。這些失業的知識分子主要從事哪些職業？值得探討。

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來源有兩個：一個是以前科舉出身的；一個是由現代學校出身的。40歲以上的知識界中人大多數是科舉出身，約有14萬人，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為78萬人，共計92萬人［17］。其中有多少人陷入失業的窘境，因當時資料的匱乏無法獲知。不過，通過個別城市對失業知識分子的安置，也可以了解其失業情況與職業構成。譬如，1927年首都南遷后，北平的一切官吏與職員除了那些可以另外尋到位置的以外，完全落入失業的隊伍，當時恒善總社慈善機關免費運送他們回籍。1928年9月至12月，先后由海道運到南方的大小口共3 454人。按每家平均三口計算，即失業的人口1 100余人。資送回籍的失業人數，比較失業的全體人數，當然是占極小的一部分。恒善總社所資送的只限于南方各省，即：浙江、安徽、江蘇、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北方各省失職人員便不能享受這個待遇。1929年，北平特別市社會局所舉行失業登記，其中登記人員中90%是做過書記或庶務，這正可證明庶務書記是最容易罹失業的困厄的。1929年，北平社會局登記人員與恒善總社所資送的人員，約計2 600人以上。假定北平的官吏為8萬人，這些失業者占3%，實際失業的人，當然要比這個百分數還高的［18］。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青年學生“畢業即失業”的現象非常普遍，引起了政府與社會各界的關注。據統計，1933至1934年，“全國失業大學生，農、工、理、醫科2 000余人，文、法、商科6 000余人，共計9 600余人”［19］14。教育部于1936年5月間，對于全國?？埔陨蠈W校1933、1934兩年度畢業生的就業與否，進行了比較詳確的調查，平均未就業者占畢業生人數13%強［20］87，詳見下表。

表2 1933、1934兩年度?？埔陨蠈W校畢業生未就業者統計表

從表2獲悉，1933年與1934年，未就業的文法學科大學畢業生占該類畢業生總數的16．6%，覓業失敗的實科類大學畢業生為此類畢業生總數的5．7%，這說明文法科大學生很難找到工作，這些人才大體會流向教師、書記、秘書等職業，最終導致上述職業的競爭異常激烈，被淘汰出局者不在少數。為改變大學生就業的困境，“1934年7月8日，北平市各大學本屆畢業生組織職業運動大同盟，以期促進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之解決”［21］1。同年暑假，“大學畢業生職業運動大同盟，在北平南京兩地呼號奔走……于是教育部宣布將成立學術工作咨詢處”［22］1。據全國學術工作咨詢處調查，1934年10月至1936年4月，國內各校及國外各校向該處登記的?？埔陨现I學生共2 925人［23］145。另據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估計，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知識界約有150萬人……無業及失業者約有53萬人［24］240－241。尤其是具備普通能力的人所需要的職業是學校教育、家庭教師、編輯、翻譯以及秘書書記之類，而有普通知識的人太多，所以失業的機會多［15］135?！耙磺兄R階級可以擔任的工作，生活都是沒有保障的。校長可以隨便辭退一個教員，大人先生們可以隨便斥退一個書記?！保?5］135這就是擁有普通才能的知識分子就業的真實寫照。

此外，在工商、文化等機構從事腦力勞動的新興職員群體，其下層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趨于飽和，也面臨就業難的窘境，從當時委托職業介紹所介紹職業的部分職員的專長看，以教育、商業、文字、練習生四類為多［6］130。1935年，到上海職業指導所登記求職的失業青年“共2 836人，男2 286人，女550人”［25］1214。

當時，北平市無論是繁榮的商業，還是冷清的工業，其中的失業人員亦為數不少。不過，文人失業是北平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北平曾是“精英薈萃”之地，文人數量眾多，“都城”南遷后，他們大都面臨失業。為解決其失業問題，1929年，北平社會調查部對失業文人展開調查，此次登記的失業文人，計1 347人做過事，76人從未就業；就失業文人曾經從事的職業而言，男性，政界901人，占總人數74．3%，政界兼學界111人，占總人數9．2%，學界59人，軍界52人，其他各界，皆在48人以下；女性，學界30人，約占總人數80%，其他各界，均只1人［26］。按職業性質，將其分為六類：書記、錄事735人，事務員、辦事員349人，教員84人，軍警、官佐43人，科長、局長、校長39人，練習生、信差6人［26］，等等。

因此，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失業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他們大多步入行政、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部門，從事的職業為：議員、官吏、公務員、教員、律師、新聞記者、醫生、秘書、書記等，這些職業的中低層次人員，例如書記、教員的失業率最高。

綜之，從宏觀而言，失業人員的職業結構表現為傳統職業的失業率與失業人數均高于現代職業。就微觀而論，失業的體力勞動者數量遠遠高于腦力勞動者，傳統產業部門的失業問題最為嚴重，現代產業亦不能幸免。透過民國報刊媒介，可以獲悉曾經從事于黨、政、軍、學校與工商等部門的知識分子，抑或走出校門的青年畢業生，整日為失業所困擾，那些具備普通知識的人為此而奔走呼號，由此也導致了教師、書記、庶務等職業的競爭格外慘烈。另外，不同區域城市的產業構成存在差異，其失業者內在職業結構會有所不同。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失業的蕓蕓眾生的職業構成呈現出傳統與現代、體力與腦力、地域差異等多重復雜的歷史面相。

三、失業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影響其職業結構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失業危機的爆發除了受世界經濟恐慌、國內局勢動蕩與自然災害頻繁等因素的影響之外，失業人員自身素質的普遍低下亦是重要的內因，甚至還影響了失業人口的職業構成。眾所周知，這一時期，中國教育尚未達到普及的程度。如，“農村中不識字之人，平均在95%以上；即便是交通發達略具近代工業組織之都市，一般文化水準，亦甚低微”［27］。特別是占中國人口80%左右的貧窮農民，他們大多從未受過教育，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1927—1937年，中國城市人口總數超出民元以來的任何年份，人口數量的攀升主要在于外來人口的聚集。而城市外來人口大體上來自周邊城鎮與農村地區，以破產失業農民居多數。他們進城后，多進入工廠作苦工，或是充當人力車夫，從事底層工作。失業危機爆發后，僅靠出賣體力謀生、毫無技能的他們最容易遭受失業。毋庸置疑，這些進城討生活的文盲或半文盲失業農民人數眾多，進而使城市失業群體的文化水平偏低。同時，各類學生“畢業即失業”的情況也非常嚴重，其間不乏具有高學歷的大學生。如，1935年，紹興縣政府“招考書記4名，報名應考多至400余人，應考者除失業的商店伙友箔司外，兼有大學生及男女中學畢業生等”；又杭州電報局“招考遞報生3人，報名應考多至300余人，應考者以中學生為多數，并有大學生數人”［28］115?？梢?，失業者受教育程度參差不齊，以低素質人員居多。

如前所述，體力勞動者是失業者主體，他們多由文化程度較低人員或文盲組成。與此同時，失業知識分子也以受教育程度不高者為多?？傊?，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已是事實?，F以上海與北平兩市為考察對象，進一步了解失業者的受教育情況是如何制約其職業構成的。

1928年，在上海市社會局所調查的工會失業會員中，受小學教育的最多，凡383人，占31．52%；其次為未受教育者293人，占24．11%；再次為受私塾教育者196人，受過中學教育者，僅40人，未填明者303人［14］7。因此，這一時期，上海市失業者主要以技術含量較低與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產業工人和各類商業機構、店鋪的中下層職員為主，總的來說以文化素質較低者為多數。此外，受過教育的失業群體大多停留于小學或中學階段。1930年，據上海職業指導所統計，到所登記請求介紹職業的有2 872人，其中以中等學校畢業者占多數，共有1 125人［14］7，原因在于這些人從中等學校畢業后，想升入大學，卻無法支付學費，所以他們不得不舍棄學業而就業。中學畢業生所學僅是些普通膚淺的知識技能，毫無專長，無法勝任專門的社會工作。求職時，他們多是四處碰壁，最終難逃失業的厄運。

此外，從城市學徒的自白，也可看出在業者與失業者均受其教育水平的掣肘?！拔?5歲就進一家商店開始過著學徒生活。新教育是一點沒有受過，僅念了六七年的子曰詩云。自從混入商界到現在已經有五年了……失業已有三次……就說本領罷，也不過是寫寫算算而已。這是最普通的技能……”［29］。這個學徒的內心獨白，反映出一般失業者的文化水平不高。結合統計數據與個案分析，可推斷出上海市失業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作為遠東國際大都市的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失業人員的文化素質水平便可想而知。

1927—1937年，中國教育處于過渡階段，科舉制度終結后的歷史遺留與學校教育的功效并存，為此，失業知識分子出身十分復雜。這可從1929年北平市社會調查部登記的1 313名非體力失業人員的教育履歷中獲知，舉人104人、私塾16人、小學181人、中學452人、補習學校90人、專門學校291人、大學81人［26］?？梢?，中學出身者所占比例最高，其次為畢業或肄業于專門學校與大學者，再次為小學，科舉與私塾出身的人數最少?？婆e出身者的職業選擇面比較窄。即便是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或畢業生何以無業可就呢？除受經濟蕭條影響，還與教育體制自身弊端有關。即學科設置中文科多于實科，于是畢業生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失業是在所難免的?？梢?，北平市失業知識分子以中小學出身為最，大學畢業者亦不少。

總之，這一時期，無論是繁榮熱鬧的東南沿海都市還是地處偏遠閉塞的內陸城市，曾經從事于體力勞動的失業人口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即使昔日就職于黨政軍工商等機構的知識分子，或等待就業的青年學生，他們的文化程度以中小學為主，間或夾雜著大學生。如此偏低的受教育程度直接決定著其職業選擇與職業結構，即體力勞動者主要是承擔苦力工作，知識分子對于自己的擇業標準也相當低，能糊口即可，其中教員成了熱門職業，其求職競爭的激烈不難想見。

綜上所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失業人口的職業是無所不包，在傳統與現代交融的多元職業結構中，首當其沖的是傳統產業，現代產業略受波及。黨、政、軍、教育與工商等機構中較低職位的工作人員也常常陷入失業的困境。不論是社會底層的體力勞動者還是體面的知識分子，拋卻導致其失業的外因，其自身文化素質水平的低下成為其求業取向的瓶頸。有鑒于此，南京國民政府力圖采取職業教育、職業介紹、振興失業、以工代賑、失業保險、平民工廠等標本兼治的方法以應對失業問題，這有待日后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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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China Urban Unemployment in 1920s to 1930s

TAN Yu－xiu，FAN Li－jun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 136000，China）

In 1920s to 1930s，in modern China's diverse blend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on the basis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the unemployed were mostly manual workers，they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modern industries slightly affected．From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intellectuals or young students far less than the unemployed who did manual work，which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party，government，military，education and busines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lower positions．Unemployed generally low level of education became their inquiring for industry bottlenecks，and ultimately affected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unemployed population．

in 1920s to 1930s；China；the unemployed population；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unemployed population

K262．9

A

1001－6201（2012）01－0059－06

2011－10－20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09YJC770025）；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項目（20100471257）。

譚玉秀（1975－），女，吉林東豐人，吉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范立君（1970－），男，吉林大安人，吉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責任編輯：趙 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