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四川作家的精神突圍與當代四川的文化建設

謝應光

【摘要】現代四川的文化具有濃厚的“盆地意識”和“酸化”特征?，F代四川作家以個體的生命之力進行了“精神的突圍”，從而從文學角度突破了四川文化發展的瓶頸?，F代四川作家的“精神突圍”主要表現在創化傳統、對外開放和文化融合幾個方面。在此基礎上，文學和文化如何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現代四川作家給我們提供了正反面都有的經驗和教訓。從文學的視角來講，當代四川的文化建設應該很好地總結現代作家的積極成果。

【關鍵詞】現代四川作家；創化傳統；對外開放；文化融合；融入主流；走向世界

【中圖分類號】1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3）01-0158-6

引言

在談到現代四川的社會和文化生態的時候，四川學者李怡有一個經典的比喻：洄水沱。他說，“‘洄水沱系四川語匯，指江河中水流回旋形成的區域。在洄水沱，水流既平靜徐緩，近于停滯，又深不可測，暗藏殺機，同時整條河道中的泥沙、污物又都匯積于此，‘內涵豐厚。這樣的停滯、陰暗和污濁似乎正是四川盆地落后、沉寂的象征，于是，在某種意義上，它便成了現代巴蜀生態的第一個具有典型性的‘意象一”^[1]在那個時代，鴉片、茶館和川味是四川的主要標志。在西方文明迅猛發展的對比之下，近于原始的農村自然經濟狀況、混亂的政治格局以及落后的教育和鄙陋的社會風俗文化，使得現代的四川顯得那么可憐、猥瑣和難看。然而，生活在這里的居民，不以這樣的生存環境為苦，反倒有一種“巴蜀式的自得與滿足”，甚至還“顧盼自雄，目空一切”，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盆地意識”^[2]。當然，我們也不能說現代四川就一無是處，四川古代的輝煌、現代對抗日戰爭的貢獻都有目共睹。不論古代或現代，四川天然的自然和地理優勢，無比豐富的自然物產，讓川人只需很小的代價，就能過上安逸的生活。然而，沉溺于“天府”之鄉，享受著口福之樂，這種建立在自然物質基礎之上的消耗性享受，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一種“自我消耗”，導致“自我”的“酸化”。李恰認為，這種“酸化就是變異，就是喪失進取的能力”^[3]。從文化上來看，當代四川存不存在現代四川那樣的“盆地意識”和“酸化現象”呢？我看是存在的。我們津津樂道于“天府”之美，似乎是“上有天堂，下有天府”，對“天府意識”的傾心遠遠大于對“盆地意識”的警醒。當代四川人對享受的追求其實一點也不遜色于現代四川人?，F代四川人享樂的標志是鴉片、茶館和川味，當代四川人享樂的標志是麻將、茶館和川味。就拿麻將來說，有一個當代笑話是這樣講的：一架客機飛往四川省府所在地成都，但到了四川卻因為大霧（四川經常大霧，所謂“天上晴天少，地上茶館多”的“天上晴天少”即指四川的自然狀況）不知何處降落，機長正不知所措的時候，忽一人建議曰，哪兒麻將聲音最大你就在哪兒降落保證沒錯。于是，機長按照所囑降落，居然安全著陸在成都雙流機場。其實，當代四川人不是單純地喜歡麻將本身，而是喜歡消耗性的物質享受，這同樣可以導致個人意志的“酸化”。

那么，當代四川人如何突破“盆地意識”，如何避免個人意志的“酸化”，并進而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呢？我個人認為這是當代四川文化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從觀念層面來說可以認為是一個核心問題。

現代四川作家在古代巴蜀文化的基礎上創化出了現代四川的文學和文化傳統，當代四川文化建設（當代四川作家是一支極其重要的力量）也應該和可能在現代四川的文學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塑造我們當代四川的文化傳統。正如T-S·艾略特所說，“如果傳統的方式僅限于追隨前一代，或僅限于盲目的或膽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地方，‘傳統自然是不足稱道了?！?sup>[4]當然，文學變革對文化建設的作用主要是通過作家個體的創造來完成的。首先是作家個體的精神突圍沖擊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區域文化形態，在此基礎之上才有可能通過文學局部的變革進而裂變區域文化的穩定結構，導致新的文化形態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個體的作用是樞紐的作用，是起爆式的突破文化瓶頸的作用。因此，現代四川作家的精神突圍對于當代四川文化建設就具有諸多借鑒的價值，能夠給當代四川人豐富的啟示。從整體上來看，現代四川作家在創化傳統、對外開放和文化融合上做得很好，對后來者具有示范和標桿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文學和文化如何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現代四川作家也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甚至是正反面都有的經驗和教訓。

現代四川作家對文化傳統的創化

對文化傳統的創化首先就有一個對待文化傳統的態度問題。要創化文化傳統就不能對文化傳統頂禮膜拜、唯馬首是瞻。不管是大的民族文化傳統或是區域文化傳統，都不可能是一個固定不變、白璧無瑕的東西，傳統也是今人眼中的傳統，對于歷史的過去，“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在性”^[5]。這倒不是不尊重文化傳統，文化傳統要得以延續，也應該創新和拓展，這樣傳統才能夠因當代的使用而被激活。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不固守文化傳統、改進文化傳統恰恰是對傳統的最大尊重?，F代四川作家的青少年時代基本上接受的都是傳統文化教育，但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墨守成規的。郭沫若從小熟讀《詩經》、《唐詩三百首》，喜歡李白、王維、孟浩然，但他并不滿足于此、停滯于此，當他遇到斯賓諾莎、泰戈爾、惠特曼時，產生強烈的沖動和激情；當他后來遇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時候，又轉變了自己的世界觀。巴金出生于官宦大家庭，從小也接受的是“四書五經”，是在“紅樓夢”的氛圍中長大的。當他留學法國時，卻變得鐘情于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喜歡盧梭式的自由和浪漫。何其芳是一個躲在“碉堡樓”里讀古書的人，但他卻向往著外面的世界，幻想著“畫夢錄”里的童話故事，而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F代四川作家大多是入于文化傳統而最終又走出了文化傳統。他們對文化傳統，包括四川的巴蜀文化傳統的態度是鮮明的：學習之而不泥守之，保有之而又超越之。

從文學角度講，對傳統文化的創化，最終是依靠作家個體經驗的轉化來完成的，而作家個體經驗的轉化高度依賴于作家的個人秉性?，F代四川作家在個人秉性上當然是千差萬別的，但他們卻有一個共性，即都具有反叛性。不用說既是作家又是思想家的鄒容、吳虞是“大逆不道”的，那一大批現代四川作家又有誰是安于現狀的？大、多數現代四川作家都卷入過學生運動。郭沫若、李劫人、陽翰笙、羅淑是學界聯席會議的代表，郭沫若、李劫人、陽翰笙又是其中的重要領袖人物。郭沫若、何其芳、林如稷都因學運而被當局開除過，陽翰笙甚至被通緝；吳芳吉、李劫人都是憤而退學。巴金參加了無政府組織“適社”。16歲的羅淑女扮男裝入讀私塾。溫柔如斯的何其芳也會離家出走，只身前往重慶考學?？蛋浊?、沙汀從小混跡于袍哥之中，沙汀很小就幫袍哥運槍，康白情甚至還當了“吉”字義安公社社長。他們從小就調皮逃學。艾蕪本可以過安定的生活，但他卻本能地渴望行走與流浪。在這些人中，最具反叛精神的恐怕要數郭沫若了。郭沫若在家讀私塾的時候就十分調皮，經常被老師“打屁股”。在讀中學的時候，他也是以不服管教、惹是生非聞名。在《中國左拉之待望》一文中，郭沫若明確肯定李劫人筆下那個“調皮搗蛋”的“姓鄔的學生”就是他自己。在《我的童年》一文中，郭沫若也說他自己是“十處打鑼九處在的人”^[6]。

其實，對文化傳統的創化是一種非常復雜的事情，涉及的因素可謂方方面面。從文學視野來看，作家個人的素質和能力以及時代的機遇十分重要。一個作家如何能夠創化文學或文化的傳統，有兩個要素至為關鍵：一個是深刻地理解傳統，另一個是給傳統注入新的時代因素。值得肯定的是，現代四川作家在這兩個方面都做得很是出色?，F代四川作家都是舊學根底深厚的人，他們大都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巴蜀文化中浸泡過，可以說是汲取過傳統文化的豐富養分。但僅僅是學習過傳統文化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融會貫通傳統文化并深刻地審視和揚棄傳統文化。所謂深刻地“理解傳統”，就是審視、批判和揚棄的意思。創化文化傳統，“深刻理解”傳統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提升境界的一步就是給傳統注入新的時代基因，這種“注入”，可以是參照西方文化，可以是借鑒東方經驗，也可以是通過作家的自我探索加以獨創，然而更多的可能是綜合以上因素融合創造。五四時期的郭沫若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有猛烈的批判，他用自己的情緒融合西方的狂飆突進精神形成了五四時代中國式的浪漫主義情感。在文學史上創造了現代中國的浪漫主義傳統?！而P凰涅槃》那對黑暗的猛烈詛咒、對新生的極度渴望、對暴力的熱烈崇拜，都帶有現代中國文化的氣質。李劫人把法國的巴爾扎克式歷史風俗畫卷般“大河小說”搬到了中國，搬到了成都，被我國著名現代文學研究專家楊義稱為“成都平原的‘大河小說”^[7]。巴金把西方的人道主義思想帶到了中國，結合中國儒家人性善的理論，創化出了中國現代的民主主義人道思想，所以，巴金自己非常喜歡《憩園》這篇小說，我個人認為，這篇小說很能夠反映出巴金式的人道主義精神。艾蕪的流浪小說帶著中國邊地煙熏火燎的色彩，和西方都市流浪漢小說大異其趣，他用自己精神和肉體的體驗創化出了中國自己的流浪文學。

現代四川作家的對外開放

四川有句古話叫做“蜀中才子蜀外揚”，意思是四川的才子只有走出夔門（四川四周多山，這是蜀道東出的唯一通道）才能真正成名。這里實際上包含兩種涵義，一是四川作家不僅走出了夔門，而且走出了國門；一種是四川作家走出了夔門后，又游走于國內比較發達的地區和各大城市。

歷數現代四川作家，走出國門的大有人在，但以留日和留法的居多。留日的有吳虞、郭沫若、沈起予、李初梨、羅淑、李華飛，留法的有巴金、李劫人、周太玄、林如稷、王光祈，留學德國的有劉盛亞，先留學美國后再留學德國的是陳銓。在日本的現代四川作家，以西方文化的中轉站日本為跳板，大量地吸收西方先進的思想和文化，同時，也敞開胸懷接納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新思想與新文化。郭沫若不僅接受了斯賓諾莎，而且接受了列寧；在《匪徒頌》一詩里，他幾乎是把克倫威爾、華盛頓、羅素、釋迦牟尼、馬丁·路德、哥白尼、達爾文、尼采、羅丹、惠特曼、托爾斯泰、盧梭、泰戈爾等一網打盡。李劫人對法國的巴爾扎克、福樓拜、左拉等情有獨鐘。巴金對盧梭，尤其是對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非常崇拜，“巴金”這個筆名就是取這兩個人的前一個字而組成的。陳銓則熱衷于尼采的學說?，F代四川作家都在向外延伸自己的觸角，但探到的是什么，往往則根據自己的個性、愛好和機遇而決定。

還有一批現代四川作家，他們雖然沒有走出國門，但他們來到了當時中國教育和經濟都相對發達的都市求學。這些城市有的是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有的是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有的是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對外開放的橋頭堡。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求知若渴，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了自己的開放意識。這些作家有何其芳、方敬、陽翰笙、陳敬容、陳翔鶴、陳煒謨、曹葆華、王余杞等。他們通過系統的學習，對西方的歷史文化、科學技術等都有詳細的了解，甚至是深刻的理解。

另外還有一批四川作家，他們可能有很好的舊學根底，或許還上過很好的中學，可他們沒有上面那些四川作家幸運，能夠出國學習或能夠到著名學府系統深造。但這批作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生活積累特別豐厚，意志特別堅韌，他們出川來到中國新文化氣氛濃郁的都市尋找自己的夢想并開始寫作，最后產生了巨大影響，獲得了，人生的成功。這批作家有沙汀、艾蕪、周文、邵子南、鄧均吾、任白戈等。在這批作家中，艾蕪是相當典型的，他到處流浪，最后落腳到上海，巧遇沙汀，求教于魯迅，最后終于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文學之路。

其實，現代四川作家的開放意識，還體現在當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們伸出援助之手，對其他作家進行幫助。據統計，抗戰期間，全國共有作家377人（不包括香港和南洋的作家），四川收容接納的作家就達140人之多。^[8]在這些人中，包括矛盾、張天翼、李健吾、路翎等等作家，都受到過四川作家的幫助。

現代四川作家的文化融合

巴蜀文化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矛盾性。我們說“蜀中才子蜀外揚”，但又說“自古才子皆人蜀”；我們說四川是“西僻之鄉”，不服王化，但它又有濃厚的文化傳統，尤其是理學傳統；我們說四川四周多高山，形成了自然地理的封閉和思想意識的“盆地”，但四川又有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物產甚豐，從而形成了容納八方、生機勃勃的開放心態。因此，有人說，“四川是中國民族文化的大熔爐”，“全國任何地方的人到了這里都會自然融合”，“可以融會一切部族的區域的限界，使整個中華民族融合無間，而社會經濟文化獲得綜合向上的發展?！?sup>[9]四川這種高強度的“融合”功能，可能得益于該區域歷史上的多次移民。據歷史記載，從秦滅巴蜀舉秦民萬家人川，歷經東漢、西晉、南宋，到明代“湖廣填四川”，再到清順治末年的“招民插占”，整個四川人口的移民和移民后裔至少占了85%。^[10]事實上，現代四川作家中的許多人都是移民。郭沫若祖籍是福建汀州府寧化縣；巴金祖籍是浙江嘉興縣；沙汀祖籍是湖北黃岡縣；李劫人祖籍是湖北黃陂縣；何其芳、艾蕪祖籍同是湖北麻城孝感鄉等等。

現代四川作家由于具有這樣的“自身素質”，所以，他們在文化融合上缺少障礙，容易溝通并進而能夠加以發揮和應用?，F代四川作家的文化融合大致可以分為中外文化融合、中國國內的區域文化融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民族文化融合等形式，在許多作家身上可能幾種形式的融合都能得到體現。先看中外文化融合。五四時期的郭沫若，老子、莊子往往和釋迦牟尼、列寧混搭在一起；把克倫威爾、華盛頓這些政治人物和尼采、羅素這些哲學家組合在一塊；將達爾文、哥白尼這些科學家和羅丹、惠特曼、托爾斯泰、盧梭、泰戈爾這些藝術家、文學家、思想家放在一堆。因此，五四時期的郭沫若顯得有些“美麗的混亂”。相對而言，巴金則要“單純”得多：他愛盧梭，或許是因為盧梭的真誠、盧梭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他愛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或許是對一種理想政治的期盼，對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人生形式的眺望，然而，誰知道巴金的這種人生愿望原來是建立在對舊中國“紅樓夢”式的家族文化制度的強烈不滿之上的。李劫人雖然也是接受的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但他喜歡的是世俗的精致的民間風味的生活情趣，于是，他在法國左拉的小酒館里，在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偷情的世俗場景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興趣。

四川雖然相對封閉，但自古通過蜀道與外界的交流卻非常豐富。巴蜀文化研究專家譚繼和認為，蜀道一方面“促進了巴蜀區域與關中區域的交流，秦隴文化與巴蜀文化的交會；促進了巴蜀與中原的交流，既促使巴蜀較快融入中原為主體的全國商業城鎮網絡體系，又促使天府更加富庶，‘天下府庫莫盛于川中”^[11]。另一方面，“蜀道促進了江源文明與漢水文明的交流與融合，成為漢代文化奠基的源泉?！眳^域文化的融合，通過蜀道架起了橋梁?，F代四川作家，一方面從揚雄、司馬相如、李白、“三蘇”等蜀中才子那里獲得豐富的營養，另—方面也從老莊、杜甫、王維、朱熹、王陽明等人那里獲得文化的滋養。因此，在現代四川作家的創作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北方文化的霸氣和豪氣、沉重與滯澀、智慧與膽略、粗獷與豪放，又可以看到南方文化的細膩與清新、柔婉與凄涼、野蠻與豪強、邊鄙與荒涼。前者有郭沫若、巴金、李劫人等，后者有何其芳、沙汀、艾蕪、羅淑等。在中外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上，艾蕪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人。他一路流浪，歷經四川、貴州、云南，再到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又到香港，最后回到上海。云貴川是少數民族聚居地，緬泰是典型的東南亞風情國家。這些民族的特色、異域的風情，都成了艾蕪筆下的“中國特色”，這個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融合”。

融入主流與走向世界

當我們考察了現代四川作家在創化傳統、對外開放、文化融合上的精神突圍之后，我們忽然想到了另一個問題，即這些現代作家僅憑個體的力量如何能夠做到從“盆地”中進行“精神突圍”，并進而影響中國社會、影響世界其他地區？還是讓我們在現代四川作家的成長歷史中來尋找答案吧。

毫無疑問，現代四川作家的個體精神具有超越四川區域文化的特質，因此，他們才能突破四川、引領四川，正因為他們身上具有文化的先進性，他們才能沖出“盆地”。然而，這還是現代四川作家個人成長的“基本素質”，還遠遠不夠成就他們的影響力。我認為，現代四川作家影響力的提升，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基本素質”基礎之上的“融入主流”和“走向世界”。

融入主流，可以是融入主流文化陣營，融入政治文化或經濟中心，融入時代的潮流。郭沫若就是這樣。他不僅融入到了主流的文化陣營，而且還融入到了主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所以他成了繼魯迅之后中國文化的一面旗幟。巴金雖然沒有融入到政黨文化的主流，但他融入到了民主大文化的主流，再加上他融入到了政治、經濟或文化的中心，所以他也能夠被廣泛接受。沙汀、艾蕪、何其芳，不僅融入到或政治或經濟或文化的中心，而且與政黨的文化聯系很緊密，所以，他們也能產生很大影響。也就是說，一個作家個體的力量只有和其他力量結合，順應了時代、順應了文化發展的趨勢，才能被廣泛接受、產生覆蓋面較大的影響力。同樣的道理，李劫人曾經留學法國，算是走向了世界，后又回到成都并長期定居在這里。他沒有融入政黨，沒有融入到當時中國主流的文化，沒有融入到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或文化中心，從這個角度說，他是一個“邊緣人”。因此，李劫人被廣大讀者的接受度和他的文化影響力，至今還是一個讓人多少有些遺憾的問題。

走向世界，從根本上來講是一種文化的交流，是具有中國特質的文學或文化對異域的吸引和沖擊，是一種中外文化的碰撞。郭沫若作為大家，他的文化因素是多元的，加上他特殊的政治身份，因此，他在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果單從文化上來說，在一定時期內，郭沫若也是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梁。如果說李劫人是從法國文學中獲得了營養，那么后來的李劫人不僅讓法國人而且讓日本人獲得了中國文化的滋養。巴金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證。在他身上有一種“巴蜀文化”難以框定的東西，他好像天生就是“世界的”，然而，他的青春與熱情，他的沖動與反叛，分明又是巴蜀文化特殊的烙印。何其芳成名之前沒有出過國，但他的作品卻在美國、法國、前蘇聯、澳大利亞、日本等國產生了很大影響，這說明，“走向世界”不管是與外國文化直接交流或是間接與外國文化相互聯系，它都是文化獨特性的結果，是開放意識的結果，是文化融合的結果，當然也是創化傳統的結果。

結語

現代四川作家在中國處于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頭，在“洄水沱”式的被“酸化”了的20世紀上半葉的四川，他們用他們勇敢的個體生命的沖擊，突破了“盆地”，這種精神的“突圍”，對當代四川的文化建設來說意義重大。他們不僅從文學的角度引領了四川現代文化的高度，突破了四川現代文化發展的瓶頸，而且為中國甚至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成果，同時也極大地提升了四川的知名度、美喻度?，F代四川作家對四川文化建設的貢獻可以說居功至偉。在當代四川文化建設的問題上，當代四川作家應該繼承和發揚現代四川作家的精神，理所應當成為推動當代四川文化建設的主力軍。事實上，從古至今，在巴蜀大地上就始終有那么一批人，他們往往以個體之力走出盆地，進而走向全國，走向了世界。譬如漢代的楊雄、司馬相如、王褒，唐代的李白、陳子昂，宋代的蘇洵、蘇軾、蘇轍，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楊升庵、張家胤，清代的李調元、張問陶等等莫不如此。

【參考文獻】

[1][2][3]李怡，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36，5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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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M]，昭明出版社，1978，6-7.

[9]文史雜志[J]，1944年3月第三卷五六期合刊“社論”.

[10]四川古代史稿[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凌子，歷史上的四川移民潮[J]，文史雜志，1944，（5）.

[11][12]西華大學地方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研究中心編，地方文化研究輯刊（5）[Z]，6-7，7.

（責任編輯 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