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司馬遷、陶淵明三篇《士不遇賦》比較研究

尹菲菲 曹鵬

摘要：在歷代文人作品中，“士不遇”的感慨是十分常見的一大主題。這類作品客觀反映了士人們的現實處境，表達了他們豐富的心靈世界。其中西漢董仲舒、司馬遷和東晉陶淵明都有以“士不遇”為題的辭賦作品，它們不僅屬于同一體裁、題材，而且內容相近，都抒發了不遇之士對現實的不滿和無法實現自身價值的怨憤失意。但是作者的思想、心態、對待不遇的消解之法和解決之道卻各有不同。董賦表現出濃厚的儒者情懷，司馬賦表現了有所追求的人生理想，陶賦則表現出了抱樸守靜的道家思想。

關鍵詞：士不遇；董仲舒；司馬遷；陶淵明；儒者；追求；道家

“士”，即所謂文人、知識分子，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歷史條件和文化氛圍所孕育和培養的知識階層。積極入世，有為于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現，也是士人實現自我價值的主要途徑。士人們大多都具有對家、國的憂患意識，“長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艱”（屈原《離騷》）、“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仲淹《岳陽樓記》）、“位卑不敢忘憂國”（陸游《病起書懷》），這種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的高度責任感，使他們努力尋求著濟世救民的方案。但在古代中國，社會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需要有相應的政治地位。然而，中國封建時代政治權利的高度集中和封閉性，往往使這些心懷天下的士人難以躋身于政治權利圈中，從而使他們生發出無限的失落和感慨。

從屈原《離騷》以來，抒寫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怨憤失意情緒就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比較常見的主題。有關這一主題的作品可以說是代不乏作，并且涉及到詩、詞、賦、散文、小說等各種文學體裁，如屈原的《離騷》、賈誼的《吊屈原賦》、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陸游的《卜算子·詠梅》、李白的《行路難》等等。在這些文學作品中，直接以“士不遇”作為題目的賦作就有三篇，分別是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和陶淵明的《感士不遇賦》。

比較一下幾乎是同題的這三篇賦作，它們屬于同一體裁，都是騷體賦。題材也相同，都是抒發作者“不遇”的感懷。雖然三位作者并非處于同一時期，但都抨擊了自身所處現實的黑暗。董仲舒說自己“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司馬遷對當時社會中“好生惡死”、“好貴夷賤”等種種惡習極為反感。陶淵明也在賦中引用大量例證針砭了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丑惡現象，抨擊了“大偽斯興”的可悲現實。三位作者和他們在文中所列舉的先如屈原、夷皓、賈誼等人一樣，才識過人，志向高遠，憂國憂民，他們的不遇的遭遇也同樣不幸。董仲舒感嘆道“時來曷遲、去之速矣”，雖正心修身，卻時不我待，行將就木，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呀；司馬遷悲“生之不辰”，自己“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顯”；陶淵明也說“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士人們已走到無路可走的境地，有志之士始終不被現實接納，他們宏偉的人生目標和不與惡濁同流合污的志趣始終不為世俗理解。這是先知者的孤獨、先覺者的苦悶、追求者的痛苦。

雖然身處不同時期的三位作者發出了同樣“不遇”的感慨，但是聯系作者的經歷，仔細分析這三篇賦作，我發現三位作者無論是面對“不遇”的消解之法，還是解決之道都是不一樣的，這也體現了他們不同的思想和心態。下面就此逐一進行分析論說。

一、董仲舒——寬厚的儒者

《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從小勤奮好學，曾創下“三年不窺園”的記錄〔1〕，有深厚的學術功底。漢武帝時，因向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而引起武帝的高度重視。他還提出了“天人感應”學說和陰陽災異之說。武帝建元六年，用來祭祀漢高祖的遼東高廟和咸陽的長陵高園先后發生火災，董仲舒認為這是因為帝王不仁慈而引起上天發怒，想借此提醒武帝。這本是一片拳拳忠心，卻因主父偃的告密和公孫弘的嫉妒陷害差點招致殺身之禍。經此事后，董仲舒辭官歸家，不問雜事，只以修學著為事。作為儒家學說的繼承者和發揚者，董仲舒自然是意欲有所作為，實現儒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但在實際行動時，卻如羝羊觸藩，只能為自己招來羞辱和損傷，只有“不出戶庭”，方可無過而遠害。

當董仲舒的理想在現實面前碰壁后，他也試圖尋找原因，那么他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他感嘆：“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藢嵎敝型劫?，知其白以為黑?！彼脑庥稣撬鶕碜o的大一統的封建專制政治所帶來的，但他并未認識到這一點，他的眼光拘泥于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小人之辯，將造成自己陷入兩難境地的罪魁禍首歸于風俗的敗壞，歸于“指白為黑”的小人，這正是他儒者的本質所決定的。

面對不遇之惑，對現實無可奈何的董仲舒轉向歷史中去尋找出路?！坝^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也煢煢而靡歸，……”他安慰自己說，縱使是三代的黃金時代，也有賢士不遇的事，何況自己生于末俗之世呢？雖然如此，他也不愿當隱士，或像伍員、屈原一樣一往不返。這是他崇高人格的體現，也是儒家所提倡的擔當世運的精神。即使是自我安慰、自我解脫，也依然不失儒者的中庸氣度。

儒家提倡“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孟子·盡心上》）。兼善若失去實施的可能，士人們往往收起兼善的理想，把自身從外部兼善的事功表現上轉入到內在自我道德的完善上，從而由積極的進取轉向消極的自我保護。董仲舒也是如此，清明的時代遲遲不能到來，自己又不愿“遠游以終慕”，他選擇了耐心等待，學道修身，歸于至善，并在等待中遠離污濁的官場、黑暗的現實。魯迅先生說董仲舒《士不遇賦》“雖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悉狷狹之意盡矣”〔2〕，一語道破了這位西漢鴻儒的內心隱痛。

二、司馬遷——悲憤的批判者和孤獨的理想堅持者

與董仲舒一樣，司馬遷也生活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起初非常賞識這個廣聞博見、學識豐富的年輕人，并任命他為郎中。司馬遷一生的轉折是為李陵兵敗辯解開始的。在司馬遷的一封書信《報任少卿書》中，他寫道：“陵敗書聞，……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笨梢?，司馬遷固然有為李陵辯解之意，但主要目的還是為“效其款款之愚”，誰料反被武帝“以為仆沮貳師”，定下“誣上”的罪名并處以宮刑。

在《悲士不遇賦》中，作者再次表現了自己抑郁不得志的心情，“生之不辰……有形而不彰，有能而不陳”。他與董仲舒同樣生活在漢武盛世，卻都深感生不逢時，這真是對盛世莫大的諷刺。

與董仲舒儒者的中庸氣度不同的是，司馬遷的賦作直抒胸臆，詞則激越，情則悲憤，主觀感情十分強烈。他不僅為不遇而悲嘆，還將批判的矛頭直指統治階級。他指責當政者的專斷橫暴，控訴統治集團內部善惡不分，是非不明，互相傾軌，好貴夷賤。在《史記》中，司馬遷不時記錄下社會現實：富者“終身逸樂”，貧者“遭遇禍災”；“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史記·平準書》）。在《報任少卿書》中，他也自述獲罪后因“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而無奈接受宮刑?？梢?，《悲士不遇賦》所表現的悲憤之情是有深厚的思想和社會基礎的。司馬遷敢于反對天命，認識到很多社會矛盾和現實中不平的現象，是由社會制度和統治者所造成的，這正是他與董仲舒和陶淵明思想進步的表現。

在“美惡難分”的封建專制社會中，許多有才能的士人大概總會遇到“屈而不伸”的命運，但獨特的是，司馬遷不僅在賦中表達了士人們較為普遍的“生之不辰”的情緒，更是寫出了其本人特有的心聲?！霸嵞笥趯m刑”，即便是遭受宮刑這樣的奇恥大辱，司馬遷還是選擇了“隱忍茍活”，其原因是“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報任少卿書》）。支持他活下去繼續奮斗的力量是自己的未競的理想信念——實現父親的遺訓，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史記》完成并傳于后世。在《悲士不遇賦》中他說“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再次表達了他不甘于沒世無聞，希望有所作為的志向。盡管實現理想的路孤獨而艱辛，但司馬遷忍辱負重，“逮死而長勤”。從司馬遷的賦中，我們似乎可以看見他飽經憂患和創痛，但仍終身堅持理想的身影。

三、陶淵明——歸田的隱士

就陶淵明的基本思想傾向而言，傳統的觀點有兩種，既儒家說和道家說。儒家說的主張者有沈德潛，認為“漢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門弟子者，淵明也?！薄?〕道家說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認為“淵明所說者莊、老?！薄?〕現代學者朱自清也持這一觀點。大體來說，儒家和道家兩大思想傳統對士人都會有所影響，但從陶淵明的《感士不遇賦》這篇賦作里，我讀到的是他更近于道家的歸田思想。

陶淵明的《感士不遇賦》不如《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等有名，因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文中“大濟于蒼生”一語常被論陶者頻頻征引，以為是陶淵明政治抱負的自我寫照。我讀陶淵明的原作，并聯系其他作品仔細分析，認為是不相符的。陶淵明在賦作中描述了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和人生理想，一種是“履信思順”、“大濟蒼生”的人生，一種是 “抱樸守靜”、“擊壤自歡”的人生。前者是儒家向往的人生，后者是道家向往的人生。在陶淵明看來，二者只是不同性分者的不同選擇，并無高下優劣之別，所謂“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而稱情”。毋容置疑，陶淵明自認為屬于后者而非前者，屬于“潛”者而非“躍”者。

我們知道，儒家是主張積極入世的。而陶淵明是如何對待出仕呢？陶淵明二十九歲起為州祭酒，初涉仕途；二十九歲到四十一歲之間，斷斷續續做過參軍等小官；四十一歲時，最后一次出仕為彭澤令。有幾次出仕的原因是為生計所迫，“余家貧，植不足以自給?！保ā稓w去來兮辭序》）在職的時間非常短，都是中途棄官，自免去職，棄官的原因是無法忍受官場生活。與之相反的，是他對田園生活的魂牽夢縈。身在官場，心系田園，詩中一再寫道：“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保ā陡託q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之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保ā缎脸髿q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在徹底與官場告別，歸隱田園之后，陶淵明總結自己的官場生涯是“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說自己歸田是“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可以看出，陶淵明的幾次出仕和棄官，以及對田園生活的向往和不忘歸隱的態度，都與儒家的原則和要求相去甚遠。

在《感士不遇賦》中，他引大量例證針砭了善惡不分，賢愚莫辯，是非顛倒，白黑混淆的丑惡現象。他還以封建犀利的眼光對封建時代儒家信徒們所頂禮崇拜的“天道”發出疑問。對“承前王之清海，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的說教感到無比的虛偽與厭惡。作者羅列了歷史上有善行懿德的楷模如伯夷、顏回等人的遭遇，從而否定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教。在文章的最后，陶淵明進一步表白了自己的情懷，“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之非榮，豈組袍之為恥？誠謬會與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泵鎸κ伺c隱，陶淵明選擇了后者，選擇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的生活，選擇了歸隱和自由。個體生命自由發展，擺脫外物的奴役，使精神生活臻至無所系縛、優游自在境界，正是道家人生哲學的中心問題和終極追求。朱熹贊賞的正是陶淵明的這種超脫態度，他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高官職，這邊一面清淡，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所以高于晉宋人物?！辩妿V《詩品》稱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這句評語不一定全面和準確，但非常簡練地指出了陶淵明“隱士”和“詩人”身份。

陶淵明在隱居、躬耕、讀書、作詩中度過了他的后半生，他最終成就的不是倫理的、事功的人生，而是審美的、藝術的人生，他的生命情調是道家式的。

綜上所述，董仲舒、司馬遷和陶淵明雖都抒發了“不遇”的感慨，但因各自的思想信念、個性和心態的不同，使他們在面對不遇之時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參考文獻：

[1] 班固.《漢書·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

[2]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 沈德潛.《古詩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4月第2版

[4] 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