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語語境下“諾貝爾文學”概念的生成與建構

張云軍

（北華大學 文學院，吉林 吉林132013）

在莫言成功斬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中國國內對于該獎的“酸葡萄情結”終于壽終正寢，那種“無足輕重”論和“文學奧運金牌”論也隨之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坦然的直面或正視，不再有仇視或輕視。眾多的中國文學愛好者和批評家也在莫言的引領之下走進了那扇我們曾經久叩不開的玄妙之門，去親近那些大師，去拜讀那些佳作，去體悟諾貝爾老人的初衷，去品味人類幾百年來的“理想主義”的變遷。如今，不再神秘了的諾貝爾文學獎不僅成了中國老百姓茶余飯后的談資，甚至也成了文學評論家們的新寵。然而，當我們懷著虔誠之心真正走進那個龐大而復雜的文學殿堂的時候，迷宮一樣的感覺就出現了。不是嗎？我們甚至還沒有找到一個準確的概念來概括它。

“諾貝爾文學獎研究”是一種常見說法，但是在漢語語境里，它似乎更偏重于對獎項的研究，它更關心的是創造獎項的化學家諾貝爾、頒獎的瑞典學院、漫長的頒獎歷史或者是那筆不菲的百萬美金等等，而對于那些偉大獲獎者和他們的偉大創作則有忽視之嫌。

毋庸置疑，文學研究者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研究最應該關注的就是這些獲獎作家和他們的創作，關注這個由諾貝爾文學獎衍生出來的相對獨立的文學世界。所以筆者以為，當務之急，我們需要建構一個概念來為它正名，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立。而“諾貝爾文學”這個大家已經約定俗成的概念就是首選，具體的理由如下：

一、作為一個獨特的研究對象的“諾貝爾文學”已然存在

我們知道，在文學創作的領域里，常常會有一些作家的創作表現出明顯的趨同傾向，或者是題材主題上的相似，或者是形式手法上的接近。而一旦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在文學評論領域，就會有相應的新的文學概念被創造出來，諸如黑人文學、生態文學、猶太文學、華語文學等等。隨著這些作家創作成果的日漸豐富，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隨著時間的延續，這一新概念就有可能會被固定下來，成為一種最基本的研究對象甚至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

諾貝爾文學獎已經有了114年的頒獎歷史，除卻因戰爭原因未能頒獎的7年（1914、1918、1935、1940－1943）之外，107次頒獎共有111位獲獎者（其中1904、1917、1966、1974年各有兩位獲獎者）。這些獲獎者遍布全球五大洲38個國家和地區，幾乎囊括了全世界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學流派、不同種族和語族的具有世界影響的作家；他們的創作也涵蓋了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所有文學種類。顯而易見，它已經成為全球化語境下“一個超越民族、地域、意識形態的文學體系”，［1］一個特有與共有的文化景觀，一個絢麗多彩的世界文學大觀園。而這些作家又是否具有共同的創作傾向呢？筆者認為有，那就是化學家諾貝爾老人在其遺囑中所倡導的“理想傾向”（ideal direction或譯為“理想主義”）。

顯然，諾貝爾沒有那些思想家那種膨脹的野心和盲目的自信，他從沒設想去征服誰，改變誰，憑著一個化學家的良知，他只是想獎掖那些為人類的發展做出杰出貢獻的人。那些被尊為“18羅漢”瑞典學院的評委也充分理解和領會了他遺囑的精神，百余年來忠心耿耿恪盡職守，年復一年的把這個偉大人物在其遺囑中留下的一個含混而抽象的概念演繹成一個或兩個作家的名字，演繹成為若干部作品，賦予它以實實在在的“骨肉”。對于這些，人們比較習慣使用的概念是“諾貝爾文學獎”，習慣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涵蓋1901年以來的所有獲獎者，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指代他們的創作。但是隨著年復一年的頒獎，“獲獎作家”隊伍在不斷擴大，“獲獎作品”在不斷增加，由于這些作家對人類做出過相似的“重大貢獻”，由于他們的創作中富有共同的“理想傾向”，這些作家和作品就逐漸變成研究者所熱衷的一類研究對象。這儼然是一個獨立而嶄新的研究領域，為之命名，理所應當。

二、“諾貝爾文學”概念的出現和生成

怎樣定義或定位這些研究呢？“諾貝爾文學獎研究”這個概念就應遠而生了，可是人們在使用它的過程中，漸漸地發現了它在表意上的模糊性，它的中心語是“獎”，似乎它更多地關注的是對諾貝爾文學獎這一獎項本身的研究，諸如它如何的確立、如何的評獎、如何的頒發、頒發的標準等等問題的研究，而無意于研究具體的作家作品。

于是人們又創造了“諾貝爾文學研究”這個概念，它的中心語是“文學”，它可以使人們把注意力轉移到文學本身，轉移到“獲獎作家”的創作研究，更多的關注文本，關注文學自身的核心價值。然而，認真推敲后，人們便不難發現，“諾貝爾文學研究”這個概念在漢語語境里也存在著明顯的構詞法方面的缺欠，作為修飾語的“諾貝爾”本是一個人名，用一個人名來指代許多作家或者許多作品似乎又有可能產生新的歧義。但是筆者認為，從開始頒獎到今天，百十多年之中，“諾貝爾”這個人名在詞義上已經具有了明顯的泛化特征。既然它都可以用來指代某種建筑商品，怎么就不可以用來指代那些因為它而纏繞在一起的作家作品呢？而且，最為棘手的是在漢語語境里已經很難找到比它更簡單、更準確的概念來作為替代了。

對此問題，也許有人質疑這是一個偽命題，是一廂情愿、可有可無的空談，可是筆者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問題是在梳理了國內學術界近30年來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當下眾多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一個課題。事實上，在筆者之前，已經有許多學者使用了這一概念用來指代這個研究領域，只不過他們都沒有認真的解釋過這個概念而已。改革開放后，隨著文化交流的不斷拓寬和深入，人們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關注日甚一日。在漢語語境下，“諾貝爾文學”的稱謂已有零星出現，但是多半是在坊間，是一種近乎口語式的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或作品的簡稱，比如筆者就在所在院校的中文系開設了“諾貝爾文學研究”這一選修課程，而且前后已十年有余。

這一概念在學術圈中被公開使用已經是很晚近的事情。有據可查的運用最早是在1992年，當年的第四期《外國文學研究》雜志開辟了“諾貝爾文學研究”專欄，收錄了一組研究諾貝爾獲獎作家作品的文章。之后，許多學者開始用這一概念為自己的論文命題，據中國知網搜索顯示，從1993年到2014年，僅在題目中使用這一概念的文章就多達十篇，這其中的作者也不乏學界精英，比如周長才、程光煒、朱棟霖等；而在主題中提及“諾貝爾文學”但不含“諾貝爾文學獎”的文章就更多，有53篇之多。至于文章中提及“諾貝爾文學”的恐怕就不勝枚舉了。由此可見，“諾貝爾文學”已然成為一個被專家、學者們頻繁使用的概念，它的指意已經漸漸地由模糊變得清晰而明確。不僅如此，一批睿智的學者開始將“諾貝爾文學”視為自己專門的研究對象。2008年12月，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文美惠先生稱為“對諾貝爾文學獎進行系統研究的第一人”的揚州大學肖淑芬教授，在其專著《諾貝爾文學獎百年大觀》的“總論”中指出：“諾貝爾文學獎在世界范圍內構建了一個新的學術研究對象——諾貝爾文學研究。世界上因為有了莎士比亞而有了‘莎學’，因為有了《紅樓夢》而有了‘紅學’，如今，因為有了‘諾貝爾文學獎’便有了‘諾貝爾文學研究’”。［2］這是第一次從學理上論證“諾貝爾文學研究”的存在的文獻。

2009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深圳大學學者周明燕的著作《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當代諾貝爾文學研究》，［3］這是大陸學界第一部以“諾貝爾文學”作為書名的學術專著。

之后不久，又有兩部相關著作相繼問世，其一是王芳的《第三只眼睛看諾貝爾文學》，由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二是鄭萬里的《諾貝爾文學之魅》，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年，中南民族大學楊傳鑫教授出版了專著《諾貝爾文學——理想主義的文學評論、鑒賞》，這是國內學者首次直接以“諾貝爾文學”來命名著作，有開先河的意義。在書的前言里，楊先生不無遺憾地說：“目前國內尚無一部綜合性的有關諾貝爾文學的專著。多年前，我曾想撰寫一部‘諾貝爾文學史’，把它作為一部獨特的20世紀世界文學史，由于任務繁重，個人力量有限，沒有付諸實踐?？晌覍χZ貝爾文學的情結始終未消……?！边@話語飽含著一個外國文學研究者對這一研究領域的未來的殷殷期望。［4］

如此，“諾貝爾文學”的概念在漢語語境下已經生成，“諾貝爾文學研究”這一新的文學研究領域的存在已成為不必爭論的事實。

三、“諾貝爾文學”研究領域的初步建構

縱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諾貝爾文學研究，一個由模糊到明顯、由狹隘到寬廣的研究領域已經形成，而建構“諾貝爾文學”研究領域早已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大體看來，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四個部分：

（一）對于獎項本身的研究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諾貝爾文學獎的影響力一年比一年加強，關注度也隨之提高，研究者的態度也由開始時的不屑冷漠漸變成現在的趨之若鶩。人們開始重新思考諾貝爾設立這個獎項的初衷，考察評委的組成結構、興趣視野甚至文化偏見，審視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評選程序，比較諾貝爾文學獎和其他文學獎項的殊同……如此種種，都是對這一獎項本身的研究。早些時候，國內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多停留在介紹和說明的層面上，如“諾貝爾文學獎的誕生和影響”“諾貝爾文學獎百年百影”、“諾貝爾文學獎幕后種種”等等內容，而現在研究已經開始向縱深拓展，人們更加關注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化意義，如諾貝爾文學獎與文學觀念的流變、關注的母題、特殊的意義等等；還有一些學者放眼整個諾貝爾獎的各個獎項，進而揭示“諾貝爾獎文化”、“諾貝爾獎精神”等等，力求從宏觀的角度扣問文學獎的根本意義。

在此之中，人們對于這個獎項的態度也大體表現為三種：一種是將其視為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意識的文化產品，西方世界的一種文化強制性行為，因而對其吹毛求疵；一種是將其視為全世界最優秀的作家的一個體系，文學全球化的一個具有代表意義的樣本，因而對其仰視抬愛；第三種則是客觀公允的，既能夠看到諾貝爾文學獎百十年來所取得的斐然業績，對人類文化的發展做出的杰出貢獻，與此同時又不忽略該獎項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缺憾。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是一個極端保密的過程，50年的保密期限使我們這些遙遠的東方人對一些爭議問題只能妄加猜測。我們的評判往往根據的是每一年具體的評獎結果，而結果往往不能證明目的的正確，所以在批判諾貝爾文學獎本身的偏見的同時，我們必須時刻警覺來自我們自身的偏見。

（二）對于頒獎史的研究

114年的漫長歲月，107次榮耀的時刻，111位繆斯的寵兒，5大洲38個國家和地區的全球文化盛宴……這些鮮活的數字足以證明諾貝爾文學獎這一獎項歷史的厚重。這曲折、漫長而且尚在延續生成的歷史自然不會逃脫文學史家、文化史家的法眼，如今國內學界對于頒獎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關于頒獎史的秘密，中國人最早翻譯出版的著作是法國人若利韋和瑞典阿司特隆·斯特龍伯格共同創作的《諾貝爾文學獎秘史》。［5］這部著作在1989年翻譯引進，它按照年代的順序介紹了1901年到1970年的每一次評獎的歷史，使我們初步見識了這一獎項評選過程的許多內幕。

1986年，為紀念瑞典文學院建立200周年并“澄清圍繞諾貝爾文學獎的各種誤解”，［6］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打破了保持幾十年的面對各種批評而始終保持緘默的局面，由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用瑞典語出版了《諾貝爾文學獎內幕》一書。該書于1996年在中國翻譯出版，國內學界對于頒獎史的研究依據多出自于此。

受到以上兩部著作的啟發，國內的學者們也開始梳理這百十年的頒獎史，并進而分析其中的嬗變規律。

1996年10月，劉文剛、關福堃主編的《諾貝爾文學獎名著總解說》［7］一書中略顯模糊地將近百年的頒獎史分成四個階段：即1901年到1914年的“拘謹、保守”的“符合傳統文學的風范”的摸索階段、1915年至1945年的“具有強烈的現代文化批判意識”的“溫和”階段、1946年至1970年的“為本世紀（指20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加冕”的“劃時代的變化”階段、1971年至1995年的更為重視“純詩創作”的“國際性”階段。2001年，國內學者汪劍釗在其文章中明確的將百年的頒獎史分成四個階段，并且獨到的概括出了四個階段的特征：前十年被稱為“保守主義”的“理想”階段，1911年至二戰前為“中立”政策下的無奈的“平庸”階段；戰后至1970年為文學“先鋒”和道德觀的“寬容”階段，70年代之后則是風險投資和發掘“潛質”［8］階段。之后不久有學者又將頒獎史分成了三個階段，即1901年至1939年的“理想主義”正統時期、1940年至1979年的“創新”時期和1980年至1999年的“多元化”［9］時期。

以上的三種概括方法顯然不同程度的參考了謝爾·埃斯普馬克的說辭，有些詞匯甚至直接出自他的著作。盡管如此，應該承認，他們對這百年的頒獎史的規律已經有所把握。

稍后出版的兩部著作《諾貝爾文學獎百年概觀》［10］和肖淑芬的《諾貝爾文學獎百年大觀》不約而同的采取了十年斷代法，前者還為每個十年的總體特征做了概括，依次分別是“保守的理想主義、神秘的象征派戲劇、人道主義的張揚、通俗作家的鴻運、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諾貝爾文學獎里的‘冰山原則’、存在主義文學與荒誕派戲劇、繆斯的狂歡、魔幻現實主義的成熟、黑人文學的新發展、后殖民文學的出現”。這種概括方法不僅比較繁瑣，還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是它更明晰，更容易把握。

也許時間是廓清歷史迷霧的最好工具，往昔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史已成過去，可以任人評說，可是未來還會有誰、有哪些事件會成為史家們關注的焦點，還會有哪些規律上的變化，這實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三）對于“諾貝爾文學精神”的研究

諾貝爾文學獎114年連續不斷的頒獎史不僅會形成一個傳統，而且會鑄就一種精神，既然已經生成了“諾貝爾文學”這一概念，我們不妨稱之為“諾貝爾文學精神”。這是“諾貝爾文學”研究領域最重要的研究課題，可以這樣認為，114年的頒獎過程就是“諾貝爾文學精神”形成的過程。其實，“諾貝爾文學精神”早已經具有了自己的核心理念，即諾貝爾本人在遺囑中聲明的“理想主義”。隨著時間的延續，頒獎的繼續，“理想主義”的內涵會不斷的增加，外延會不斷的擴大，“諾貝爾文學精神”也將因之而變得更加豐富而宏大。

在這一領域，學者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展開研究：

其一是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評語和頒獎詞研究。每年十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前后，瑞典學院的常務秘書都要向媒體宣布當年的獲獎者，并給出一兩句簡短的頒獎（評語）理由，之后會在12月10日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發表頒獎詞。這些文本是我們揣摩那18位老朽而固執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心理的最好依據，學者們歷來重視對每一份頒獎詞的品味透析。經過比照，人們大體上已經發現了其中的一些規律，例如有人就曾統計過：“評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是‘藝術’、‘人類’和‘理想’這三個詞……”?！八囆g”一詞的頻繁出現，標志著評委會考察作家創作的第一要素是藝術性的有無；“人類”一詞表明評委會更加看重作家的心靈是否博大，作品是否能夠擺脫狹隘的個人、國家、民族的視域，關注人類的前途、命運和生存的狀態；“理想”一詞既可以理解為作家在藝術上是否達到了高超的審美境界，更可以理解為作家的創作在內容上是否表現了人類共通的理想，共同的精神。除此之外，還有“偉大”、“史詩”、“民族”等詞匯也多次出現在評語之中，它們也都各有含蘊，還有待于人們做更深入的探討。

其二是“理想傾向”評獎標準的研究。何為“理想傾向”？這個問題一直以來是“諾貝爾文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國內學術界也已經有十余篇文章問世，其中華東師范大學朱希祥的文章《“理想主義”的展現與演化——試論一百年來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原則的基本精神》最為系統。他認為：“一百多年來，‘理想主義’的涵義不斷地豐富和變化，從最早的溫和性的人道主義精神，到本世紀20年代一些現代派作家對它的補充（對社會的批判和對新的藝術的追求），以及本世紀70年代后對它的淡化和泛化，得獎作品在表現人類處境上更富有深意，作品的藝術獨創性和深度廣度進一步突出?！?/p>

此外，學者蔡毅在其專著《渴盼輝煌：諾貝爾獎與當代中國文學發展方向》［11］中更加深入地探討了這一問題。他從“理想”的概念談起，分析理想的特性、理想的價值，進而探討理想與文學的關系，指出“諾貝爾所言的理想實際已遠遠超越普通文學的理想和個人的理想，而聯通了世界文學與人類共通的理想”，“諾貝爾及其評委會所重視與強調的，無疑是一種廣義的文學理想，或說是一種非常廣泛的理想精神”，它“具有重要、恒久、無可替代的價值”，是“文學的靈魂”，是“文學創作的動力源泉”，它應該成為“眾多文豪、大師們崇奉、遵循的最高信條和努力奮斗的終極目標”。

當然，關于何謂“理想傾向”，是沒有最終的標準答案的。因為頒獎活動還將持續進行，新的獲獎者還要不斷涌現，人們還要不斷地忖度和猜測。

其三是獲獎作家的獲獎答詞研究。每年的12月10日諾貝爾頒獎日之前，新的文學獎得主都會受邀到瑞典學院作公開的演講。演講內容除去要表達對授獎方的崇敬和謝意和必要的寒暄客套之外，主要是闡釋作家自己對文學、對人生、對世界的理解和主張，也算是對頒獎詞所作的答詞。因為這是一個舉世矚目的盛會，所以作家往往都會從10月第二個星期日得知獲獎的消息之后便著手開始準備演講稿。兩個月左右的時間，作家會把自己的“心靈之語”傾囊掏出，以回報瑞典學院的那些知音。正因此，這篇文章便成了研究作家及其創作的最好依據。當然有作家年邁體弱不能親往但他還往往會托人轉達謝意，當然也有作家拒絕領受獎項，但是這百多年來還是積聚了近百篇答詞，也成了我們研究諾貝爾文學不能錯過的文本。

（四）獲獎作家創作的研究

對于獲獎作家的研究，是諾貝爾文學研究中成果最豐富、研究最深入的一個方面。除卻作為一般性的作家作品研究之外，把諾貝爾獎項和某個獲獎作家聯系起來進行研究的文章已不勝枚舉，但是將獲獎作家進行類群研究則可能成為未來研究的新動向。學術界早已經有人捷足先登，比如研究獲獎的女作家、猶太作家、黑人作家、東方作家等等；也有學者按照作家創作的特點出發，將獲獎的詩人、劇作家、非職業作家等等聯系起來研究；更有學者從年代出發以十年為一個斷代，考查這個十年較之前一個十年甚至前幾個十年的的獲獎作家的創作異同，進而窺探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原則的變化。

當然，諾貝爾文學所涵蓋的研究對象并非是以上四個方面所能概括的。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關于“諾貝爾文學”越來越多的話題將隨之出現，比如在比較文學的視野之內考察獲獎作家的創作與地域文化、與國別文學、與世界文學、與翻譯文學、與后殖民文學之間的關系等等都將成為研究者關注的對象。如此看來，初步建構“諾貝爾文學”的研究領域已經是水到渠成的現實了。

以上，筆者不揣淺陋地對漢語語境下“諾貝爾文學”概念的生成和國內學界的“諾貝爾文學研究”現狀作了一次“知識考古學”式的清理，事實說明，“諾貝爾文學”這個概念早已經出現，并正在“被建構”。筆者勾畫了一個圖景，也表達了一種愿景，既然我們已經在漢語語境里頻頻使用“諾貝爾文學”這一概念，它的存在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而我們又無法找到比這一概念更簡約更恰當的概念來替代它，那為什么不名正言順堂而皇之的使用它呢？當迷霧廓清，概念清楚，對象明確，閾限分明，方法得當之后，“諾貝爾文學”的春天還會遠嗎？

［1］陳春生.諾貝爾文學獎：20世紀文學全球化的樣本［J］.外國文學研究，2003，（3）.

［2］肖淑芬.諾貝爾文學獎百年大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3］周明燕.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當代諾貝爾文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4］楊傳鑫.諾貝爾文學——理想主義的文學評論、鑒賞［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5］〔法〕若利韋，〔瑞典〕阿司特隆·斯特龍伯格.諾貝爾文學獎秘史［M］.王鴻仁（臺灣），譯.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9.

［6］〔瑞典〕謝爾·埃斯普馬克.諾貝爾文學獎內幕［M］.李之義，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7］劉文剛，關福堃.諾貝爾文學獎名著總解說［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6.

［8］汪劍釗.大師經典1：領銜諾貝爾文學獎的20位桂冠作家［M］.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01.

［9］張薇.諾貝爾文學獎評獎標準的嬗變［J］.上海：外國文學動態，2001，（3）.

［10］蘭守亭.諾貝爾文學獎百年概觀［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11］蔡毅.渴盼輝煌：諾貝爾獎與當代中國文學發展方向［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