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抽樣問題”與扎根理論方法解析

盧崴詡

摘 要：扎根理論方法是一種被廣泛運用的基礎質性研究方法。然而，“理論抽樣”作為此方法的關鍵程序，卻經常被使用者誤解和誤用。在回顧一些學者有關于“理論抽樣問題”的討論之后，解決此問題的最好辦法被提出，亦即，明確地認定符號互動論才是扎根理論方法真正的理論根據。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主張，米德與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論思想被依序梳理。此外，包含理論抽樣在內的幾個扎根理論方法的核心操作程序的意義也被重新解釋為一種符號互動。

關鍵詞：理論抽樣;扎根理論方法;符號互動論;自我理論;自然主義研究

中圖分類號：C91-03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34-0113-04

扎根理論，作為一種基礎的質性研究方法，已經被廣泛地運用于許多不同的社會科學領域。此方法最早出現在1965年格拉斯（Glaser）與斯特勞斯（Strauss）合作的關于醫院中的死亡過程的研究報告[1]。他們在進行這項研究時形成了系統的研究方法。隨后，兩人在《扎根理論的發現：質性研究的策略》一書中明確地交代此研究方法，提倡從質性資料的搜集和分析過程中生成理論[2]。

扎根理論方法同時混合了兩個互相矛盾并且互相競爭的研究傳統。它既帶有明顯的符號互動論色彩（透過田野研究進入研究對象的意義世界，并且將理論立基于這個意義世界），又包含了某些量化研究方法的元素（編碼、抽樣）。這一矛盾性與兩位原創者的學術養成背景有關。斯特勞斯曾經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熟悉米德（Mead）與布魯默（Blumer）的符號互動論觀點。格拉斯則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跟隨拉扎斯菲爾德（Lazarsfeld）學習嚴格的量化方法[3]6-8?；旌狭朔柣诱撆c量化方法元素的扎根理論，一方面似乎比較容易被人接受為嚴格的科學方法，另一方面又埋下了誤導使用者的隱患。其中的一個典型問題就是使用者經常誤解和誤用了扎根理論方法的重要程序——理論抽樣。

一、關于“理論抽樣問題”的討論

“理論抽樣”是扎根理論方法的核心程序之一。當初，格拉斯和斯特勞斯提出扎根理論的目的是想要形成一套搜集和分析質性資料、從資料當中生成理論的嚴格方法。為了讓扎根理論方法能夠在量化研究方法占據主宰地位的20世紀60年代被人們接受，格拉斯和斯特勞斯挪用了量化方法的術語“抽樣”。然而，理論抽樣程序把資料搜集、編碼、理論建構三項工作融合成一個持續往返的過程，其含義與量化方法中的概率抽樣完全不同。挪用量化方法的術語固然給扎根理論方法披上了科學的外衣，但是也使得理論抽樣的意義變得曖昧不明、易遭誤解[4]624-625。

貝克爾（Becker）發現許多宣稱依照扎根理論方法進行的研究其實并未采取正確的理論抽樣程序[5]?？溒潱–harmaz）進一步指出一些研究者往往把理論抽樣誤以為：（1）處理初始研究問題的抽樣;（2）代表人口特征分布的抽樣;（3）尋找相反案例的抽樣;（4）直到重復的模式一再出現的抽樣。實際上，初始抽樣是研究開始的地方，而理論抽樣是研究將要去的地方;理論抽樣不是要追求樣本在人口統計上的代表性，而是要發展概念和理論;尋找相反案例的抽樣也不一定就是理論抽樣，除非反例被用來充實概念和理論;最后，理論抽樣并非結束于重復的模式一再出現，而是結束于新的資料不能再產生新的理論見解[3]100-102。

為了澄清理論抽樣程序的意義，扎根理論的原創者之一斯特勞斯在一本與科爾賓（Corbin）合作的書中將它分解成三個階段：開放抽樣、關系與變異抽樣、區別抽樣。在開放抽樣階段，研究者選擇那些能夠提供最豐富信息的人物、地點、情境。在關系與變異抽樣階段，研究者在多個情境之間搜集與理論類屬有關系的資料，選取那些最可能引出變異的次級類屬的人物、場景、文獻。最后，在區別抽樣階段，研究者選擇特定的人物、場景、文獻以便確證不同類屬之間的關聯和繼續發展尚未成熟的類屬[6]181-187。斯特勞斯與科爾賓將理論抽樣分解成三個階段抽樣的做法是為了幫助扎根理論方法的使用者掌握理論抽樣程序?？墒?，扎根理論的另一位原創者格拉斯對于他們的做法卻不贊同。他認為這樣一來理論抽樣的原有意涵反而被扭曲了[7]102。

盡管扎根理論家之間對于如何定義理論抽樣程序還存在著爭議，卡麥茲在《建構扎根理論：質性研究實踐指南》一書中仍然試圖借由自己的操作經驗來向使用者介紹理論抽樣程序。當她在研究人們經歷慢性疾病的過程時，初步的訪談讓她想出了一個嘗試性的類屬“體驗侵入性疾病”。這個類屬成為引導她接下來進行訪談的依據。以此依據展開理論抽樣，她搜集了更多相關的資料。為了讓“體驗侵入性疾病”類屬能夠反映新資料中受訪者對自身疾病采取的行動以及他們賦予疾病的意義，她將這個類屬的屬性進一步界定為：需要持續的關注、大量的時間支出、被迫調適?？溒澲赋觯豪碚摮闃硬粌H能夠讓一個類屬的屬性具體化，它還會提供一些材料讓研究者比較類屬和類屬。例如，她發現人們患病的情況不盡相同，所以她在“體驗侵入性疾病”類屬之外又增加了“中斷”和“陷入疾病”兩個類屬[3]105-106。

卡麥茲認為理論抽樣程序的邏輯是：從資料出發、形成關于資料的嘗試性想法、借由進一步的經驗探究來檢驗這些想法。這是一種結合歸納與演繹的誘導式推論。研究者在初步的案例資料搜集與分析之后，歸納出一個推論。此推論為這些案例資料提供了可能的理論解釋。接著，研究者根據這個理論解釋演繹出后續的研究假設，返回經驗世界搜集更多的案例資料來檢驗此一假設和發展更細致的理論?？傊?，具體的理論抽樣程序不能被事先設定，它必須生成于經驗研究的過程當中。研究者進行理論抽樣的具體原因取決于他（她）所察覺的分析性問題，包括：起步的嘗試性想法、隨后發現的模糊性與漏洞[3]102-104。因此，卡麥茲給扎根理論方法的使用者這樣的建議：

分辨這些問題以及尋求解決之道需要一種坦率的態度，并且與它們保持一段距離。你的類屬在分析上薄弱嗎？得到充分的支持嗎？類屬之間的關系清晰嗎？它們是模糊但可能具有啟發性的嗎？好的研究者會學著分辨這些分析性問題——而且努力解決這些問題?！瓕Ψ治鲂詥栴}的捕捉是研究過程的一部分。你可能會感到困惑和不確定。但是，學會容忍這些模棱兩可就意味著你作為一位研究者得到了成長。那些把研究過程當成透明過程的研究者往往只能進行膚淺的分析[3]104-105。

顯然，卡麥茲認為：困惑、不確定、模棱兩可是研究者在進行理論抽樣程序時必須經歷的感受;它們是研究者創造力的源泉。然而，一些扎根理論家的看法卻與卡麥茲的觀點不同。他們發現困惑、不確定、模棱兩可會讓使用者對于理論抽樣程序感到無所適從。所以，他們試圖借由提供更多事先設定的操作步驟來安撫使用者的焦慮。例如，前面提到的，斯特勞斯與科爾賓將理論抽樣分解成步驟更加明確的三階段抽樣。矛盾的是，一味地仿效具有事先設定的操作步驟的量化方法反而使得扎根理論的核心目標——從有意義的社會互動過程生成理論——發生了動搖。

本文認為：解決“理論抽樣問題”的最好辦法是明確地指出符號互動論才是扎根理論方法真正的理論根據（量化方法元素只是起著裝飾的作用）。使用者一旦認清了扎根理論方法的符號互動論根源，他（她）們在操作理論抽樣程序時，就不再只是盲目地遵從和依賴方法教科書上煩瑣的程序操作格言，而能夠明了此程序背后的理由，從而擁有更充足的自信去面對這個程序帶來的困惑、不確定、模棱兩可。為此，筆者將梳理符號互動論的兩大核心思想——米德的自我理論與布魯默的自然主義研究。然后，筆者將從符號互動論的觀點重新詮釋包含理論抽樣在內的幾個扎根理論方法的核心操作程序的意義。

二、米德的自我理論

米德認為：相較于其他物種的智能，人類智能的最大特色在于人類有能力客體化環境而且有能力把自身也當成客體。也就是說，人類具備“自我意識”或者人類擁有“自我”[8]69，163，172，225。對于米德而言，“自我”意味著“成為自身的客體”。自我既是認識的主體又是被認識的客體，所以它與一般的客體不同[8]136-137。此外，米德的自我理論還具有明顯的“社會”意義。他強調“自我”與“他者”是不可分割、同時存在的。人唯有透過他人的觀點才能建立自我的形象。這個觀點可以來自于個別的他人，也可能是一般化的群體觀點[8]138-140。

米德相信聯系自我與他者的媒介是語言，所以他聲稱人在擁有語言溝通能力之前是沒有自我概念的[8]149。為何語言具有這種神奇的力量？米德又是怎樣看待語言的？在米德的理論中，語言是“帶有意義的姿勢”?！白藙荨币庵竸游餀C體擁有的一種社會行動，它能夠引起其他動物機體對之做出反應。例如：兩只正在打架的狗所進行的一連串互動。其中一只狗的攻擊姿勢會刺激另外一只狗立即變換姿勢以回應之，而這一新的姿勢又會刺激前一只狗立刻改變姿勢。這種姿勢交換被米德稱為“不帶意義的姿勢”[8]42-43。帶有意義的姿勢是從不帶意義的姿勢逐漸演化而成的。當一個動物機體對另一個動物機體做出某一姿勢時，如果這個姿勢在這兩個動物機體身上引起的反應是相同的，那么這個姿勢就是帶有意義的姿勢，而此姿勢引起的反應就是此姿勢的意義[8]47。人類的語言就是一系列能夠在說話者與聽話者身上引起相同反應的聲音姿勢。因為一個語詞在每位交談者身上喚起的反應（亦即語詞的意義）是相同的，所以人類能夠運用語言互相溝通[8]57，69。此外，米德認為語言具有“客體化”和“自我控制”的作用。人類可以用語言指認出周遭環境中的某些客體，借此控制自己對于這些客體的反應行動。人類甚至可以用語言來客體化自己行動的潛在后果，從而反思和控制自己的行動[8]73，95，122，132-133。

語言使人與人的溝通成為可能。自我則是在語言的溝通過程中生成的。如前文提到的，米德認為自我既是認識的主體又是被認識的客體。為了避免混淆了主客之間的區分，他將自我進一步分解成“主我”以及“客我”兩個部分。主我，作為認識的主體，永遠無法直接看見自己。它必須以他者的語言為一面鏡子，間接地照到自己的客體形象——客我。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他者可以運用語言來客體化主我。因為他者的語言會在主我那里喚起相同的反應，所以主我可以從他者的角度看見自己。換句話說，主我可以間接地建構出自己的客體形象——客我?？臀易屓说靡詮钠渌说挠^點了解自己，從而約束了主我的行動。但是，這種約束只具有道德的意義而不具有機械的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主我具有突破這種約束的自由和創造力[8]174-178。

顯然，人類的自我并非與生俱來的。米德認為：孩童在生成一個成熟穩定的自我之前，必須先經過“玩?！焙汀坝螒颉眱蓚€階段。玩耍階段是從其他人的角度看自己的初級階段。此時，孩童逐一扮演不同的成人角色，例如：媽媽、老師、警察。孩童會模仿這些角色的語言，讓這些語言在自己身上喚起反應，從而感受到這些成人眼中的世界和自己。在游戲階段，孩童開始練習同時從多個不同角色的位置看待世界和自己，并且將這些視角組織成一個整合的“一般化的他者”。米德以棒球比賽為例子說明游戲階段的自我生成。為了順利地參與球賽，孩童必須從不同守備位置隊友的角度看球賽，還必須了解每個對手球員對球賽的態度，然后將這些觀點整合起來。米德相信：一個人必須經歷過個別的角色扮演并且學會將多個不同角色的觀點組織成一個整體，才算具備了完全發展的自我[8]150-152。

完全發展的自我（或者一般化的他者）使群體的態度能夠進入個別成員的思想，從而使這些成員的行動互相協調。在人類的群體生活中，每個參與者都必須從一般化他者的角度看待自己，根據這個觀點控制自己的行動。換句話說，人類因為擁有完全發展的自我，所以能夠進行眾多類型的合作活動、創造各種復雜的制度、構成形形色色的組織機構。米德相信這樣的自我理論闡明了人類社會與其他動物社會的根本區別[8]155。也正因為如此，米德的自我理論隨后被布魯默發展成一套獨特的社會學主張。

三、布魯默的自然主義研究

為了替從事田野研究的社會學傳統提供理論根據，布魯默創造了“符號互動論”這個詞匯。符號互動論的主張可以分成兩部分：（1）本體論——人類社會是由有意義的符號互動組成;（2）方法論——任何關于人類群體生活的研究都必須立基于被研究人群的行動意義。

布魯默本體論的核心是米德的自我理論。對布魯默而言，“自我”意味著“人能夠成為自身行動的客體”。人會根據其對自身的認識而采取行動，而人的自我認知則來自于社會互動過程中他者對自己的態度。因此，人在進行社會互動時，會把自己放進他者的角色，從他者的觀點看自己[9]12-13，62-63。

布魯默認為“人具有自我”這一事實對社會學和心理學至關重要，因為它意味著人能夠和自己溝通。如前段所說的，自我溝通的前提是解讀周邊的環境，亦即，將他者對自己的態度納入考慮，從而做出適當的回應。人必須對自身所處的環境做出解釋，然后根據這些解釋制定行動計劃。換句話說，研究者不應該將人的行動看成是對某些社會或心理“因素”的被動回應。遺憾的是，許多社會學和心理學理論采取了這個錯誤的觀點[9]15-16，64-65。

布魯默并不否認某些人類行動（例如：膝蓋的反射運動）是不經過解釋和反思的立即回應。這一類的行動被他稱作“非符號互動”。然而，布魯默堅稱：涉及解釋和反思的“符號互動”占據了人類群體生活的絕大部分。在進行符號互動時，人們會把彼此的姿勢解釋成是帶有意義的符號，這些符號指明了彼此行動的動機和計劃，雙方據此安排各自的后續行動[9]8-10，65-66。

簡而言之，布魯默的本體論主張人類社會主要是由符號互動組成。這也就是說：（1）人們會將意義賦予其所處的環境，并且根據這些意義在環境中行動;（2）這些意義是人們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習得的;（3）當人們將意義賦予環境時，他們是在主動地對環境做出解釋[9]2。

符號互動論不僅僅提出了本體論主張，也為社會研究的方法論指出了不同的方向。布魯默強烈地批評主流的量化研究方法。他認為：這種方法傾向將人類行為看成是特定因素（例如：心理驅力、文化價值、社會結構）的必然結果，完全不考慮人類行動的意義，或者只是將意義當成是造成因素與結果行為之間無關緊要的聯結[9]2。量化研究者以為科學方法就是遵守一套嚴格的、可重復操作的研究程序來驗證從形式理論演繹出的假設。這一盛行的方法論迷失讓量化研究者相信社會調查方法是唯一的科學方法、盲從研究設計的教條、偏好使用統計技術來建構數學模型[9]26-28。然而，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當研究者剛剛開始進行研究時，他（她）通常并不熟悉其研究對象的生活方式。所以，研究者會用自己的先見來解讀研究對象的行動。這些先見可能來自于研究者自己的生活或者研究者所在學科的理論。如果研究者能夠在后來的研究過程中小心謹慎地、持續不斷地修正和測試自己的觀點，那么研究者最初的局外人先見并不會阻礙研究。問題是，量化方法的研究程序并不能幫助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調整自己的理論立場。與此相反，僵固的研究程序讓研究者始終沒有機會親自去熟悉其研究對象的生活方式。研究者的先見從頭至尾主宰了整個研究的過程。更糟糕的是，因為研究者由始至終都沉浸在自己的先見里、不了解其研究對象行動的意義，所以研究者甚至在研究結束之后都不知道自己錯失了什么[9]35-37。

為了讓研究者有機會親近其研究對象的生活方式、了解他們行動的意義，布魯默鼓勵研究者進入其研究對象所處的自然情境去做考察。他把這套另類的方法論主張稱作“自然主義研究”。自然主義研究包含“探索”與“審視”兩個部分。探索研究的目的在于：（1）允許研究者走進其研究對象的生活、熟悉他們觀看世界的方式;（2）幫助研究者形成研究主題，并且確保研究的方向、問題、資料、分析、解釋、概念都立基于其研究對象的行動意義。布魯默強調探索研究是非常靈活的。研究者可以使用任何符合倫理的方法（例如：參與觀察、傾聽、訪談、閱讀日記和信件、團體討論……）來了解其研究對象。在此過程中，研究者必須時時警惕、不停地修正和測試自己的觀點[9]40-42。

布魯默認為：研究者最終必從描述其研究對象世界觀的層次上升到建構理論的層次。這便是審視研究的任務。一個理論是由若干分析概念以及概念之間的關系所組成。審視研究的目的是確保概念以及概念之間的關系能夠連接上具體的經驗事例。布魯默抱怨社會科學的概念往往缺乏明確的經驗指涉。如果我們試著去確認習俗、整合、社會角色、異化、社會化、態度、價值、失范、越軌等常用社會科學概念的經驗意義，我們會發現自己很難準確地說出這些概念的具體經驗事例到底是什么。因此，社會科學概念的經驗意義必須被補強。審視研究可以將模糊的概念與經驗事例聯結。首先，模糊的分析概念能夠引導研究者的觀察方向，使他（她）特別留意具體環境中的某些經驗事例。然后，研究者把相關的經驗事例放在一起比較，從中篩選出這些事例的類屬性質，從而充實了分析概念的經驗意義[9]42-46。

我們不難看出布魯默自然主義研究與扎根理論方法的直接聯系。事實上，符號互動論的理論觀點可以幫助扎根理論的使用者更好地掌握和領會此方法的關鍵操作程序的意義。

四、從符號互動論看扎根理論方法的核心操作程序的意義

如果我們從符號互動論的觀點看扎根理論方法，我們會發現：搜集和分析質性資料、從資料當中生成理論其實就等于是一系列多樣的、靈活的符號互動過程。更明白地說，扎根理論方法讓研究者在與其研究對象以及學科中其他研究者的持續互動中形成了一個新的自我，并且要求研究者以理論的形式來呈現這個新生成的自我。

初始抽樣、編碼、寫備忘錄這三個扎根理論的程序都可以被視為是研究者和其研究對象之間的符號互動。在研究的起步階段，研究者根據自己的先見選擇那些最可能替研究主題帶來豐富信息的人物進行訪談或參與觀察。無論是訪談還是參與觀察都和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符號互動過程相似，研究者并沒有異于常人的特殊能力，也不需要異于常人的特殊能力。與日?；由晕⒉煌氖?，研究者會把訪談或者參與觀察的部分內容記錄下來成為可以進行編碼的資料。然后，在對資料進行逐字、逐行、逐個片段、逐個事件編碼的程序中，研究者會一次又一次地憶起先前的互動經歷、一次又一次地嘗試進入其研究對象的世界觀。此時，研究者會產生一些與原來的先見不同的新想法。這意味著研究者的自我已經因為持續的、密集的互動而發生改變了。寫備忘錄也是為了增強研究者和其研究對象之間的符號互動，它是一種能讓研究者正在生成的新自我變得更加清晰的手段。通過寫備忘錄，研究者可以在有關其研究對象的資料和自己的新想法之間來回移動、讓更多的洞見在書寫的過程中出現、使分散雜亂的思想逐漸收攏與系統化。

同樣的道理，當研究者面對理論抽樣程序時，他（她）實際上面對的是接下來應該去找誰進行符號互動的問題。在一般的日?；又?，生活實踐的需要會引導一個行動者和其他人進行互動。需要搭車所以和出租車司機互動、需要用餐所以和餐廳服務員互動、需要購買日用品所以和超市收銀員互動。與日?；勇晕⒉煌?，引導研究者與其他人進行互動的動力是研究者知識上的好奇。因此，研究者的“他者”具有雙重性：生活世界中的研究對象、學科領域中的其他研究者。在進行理論抽樣時，研究者根據自己已經生成的理論興趣（起步的嘗試性想法、隨后發現的模糊性與漏洞）決定接下來要去接觸怎樣的研究對象、要閱讀哪些學科文獻。與生活世界中的研究對象以及學科領域中的其他研究者作品的進一步互動會讓研究者的新自我得到更多的發展。

一旦研究者把他（她）所接觸的個別他者（包括：生活世界中的研究對象、學科領域中的其他研究者）的觀點整合成“一般化的他者”，研究者的新自我便達到成熟穩定的階段。此時，研究者知識上的好奇已獲得滿足，不再需要和更多的個別他者進行互動了。這便是理論抽樣程序結束的時刻，扎根理論的術語將之稱為“理論飽和”?？傊?，一個成熟理論的誕生并不需要倚靠一套事先設定好的、嚴格的操作步驟。保證理論最終得以形成的不是這些步驟，而是研究者在一系列多樣的、靈活的符號互動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的新自我。

五、結語

目前國內有關扎根理論方法的文獻大多將焦點放在操作程序的介紹[10]-[15]。對于操作程序的引介固然有助于此方法的宣傳與推廣，筆者卻認為操作程序背后的理論根據也應該受到重視。如前文提到的，扎根理論方法同時混合了兩個互相矛盾并且互相競爭的研究傳統——明顯的符號互動論色彩以及某些量化研究方法的元素。這樣的混合性一方面讓扎根理論看似嚴格的科學方法，另一方面又讓此方法的幾個關鍵程序的意義變得曖昧不明、易遭誤解。為了幫助使用者更好地掌握和領會扎根理論方法，本文梳理了米德的自我理論與布魯默的自然主義研究，并且從他們的理論觀點重新詮釋了扎根理論方法的核心操作程序的意義。必須特別聲明，筆者寫作本文的目的僅僅在于填補扎根理論方法介紹文獻的一個空缺，而不是要替扎根理論方法勾畫完整的圖像。因此，讀者必須已經接觸了一些介紹扎根理論操作程序的書籍和文章，甚至擁有了初步的操作經驗，然后才可能從本文的理論討論獲得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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