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德國媒體關于涉疆暴恐事件的輿論導向

邵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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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德國媒體關于涉疆暴恐事件的輿論導向

邵 磊

近年來，中國的涉疆暴力恐怖事件頻發，不僅在國內引起巨大影響，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國內媒體步調一致的報道不同，世界各國的媒體對于涉疆暴恐事件的報道情況各不相同，尤其是西方國家媒體，對中國政府充滿質疑，對中國的民族政策進行攻擊，煽動中國少數民族的民族仇恨情緒。本文通過對德國主流媒體關于涉疆暴力恐怖事件報道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德國媒體關于該議題的輿論導向，為中國媒體對外報道以及政府部門制定決策提供參考依據。

德國媒體 涉疆暴力恐怖事件涉華輿論

邵磊，女，漢族，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2013級國際新聞碩士研究生。

一 漸增的恐怖主義與“扭曲”的外媒報道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恐怖主義逐漸成為威脅人類安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一，為世人所關注。九十年代以來，國際恐怖主義和反恐斗爭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尹軒.淺析恐怖主義的演變及中國的反恐策略[J].商界論壇，2011(24)：395，292.世界各國都將恐怖主義視作大敵，嚴加防范。中國的恐怖主義勢力引起普遍關注，還是在進入新世紀之后。尤其是自2008年以來，中國境內的暴力恐怖事件數量急劇增長，成為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一大問題。

這些密集發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多是由少數民族分裂分子或民族極端分子策劃，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但是國外媒體在進行報道的時候，出于意識形態分歧和政治偏見，無法做到新聞的客觀性，甚至連真實性也大打折扣。國際新聞報道是一國民眾了解他國情況的主要途徑，經過了刻意扭曲的“擬態環境”，國外民眾無法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以偏見代認知，最終將有損于中國的國家形象。

“疆獨”在德國“市場廣闊”，德國的政治勢力看準疆獨勢力的“利用價值”，對總部設在慕尼黑的“世維會”百般縱容，致使“疆獨”分子逐漸囂張，不僅“遙控”遠在中國的暴力事件，還襲擊中國駐德國的外交機構，攻擊中國游客。*蘇原.在德國看疆獨[J].世界知識，2009(15)：26-27.對此，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瓦克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世維會”問題已經傷害了中德關系。而德國媒體對于中國涉疆暴力恐怖事件“頗失偏頗”的報道，更將民眾輿論引導到了對中國不利的方向。

本文通過對德國主流媒體《明鏡周刊》、《世界報》和《法蘭克福匯報》在2013年1月至2014年10月這一時間段內關于中國涉疆暴恐事件的分析，從事件定性、情況概述、政府應對、事件原因、民族政策以及媒體表現等方面進行梳理，盡可能全面地展現德國媒體對中國暴恐事件的輿論全景。

二 鏡像在德國：中國的暴力恐怖事件是怎樣的？

(一)事件定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員許建英曾在《環球時報》撰文指出，一些西方媒體總是戴著有色眼鏡報道有關新疆的突發事件，報道暴力恐怖事件時更是持雙重標準。這一點，從德國媒體的事件定性中就可見一斑。中國政府已經將發生在昆明、新疆和北京天安門等地的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但是在德國媒體的報道中，對此類事件的定性不甚明晰，模棱兩可，絕大多數標題都不曾出現“恐怖襲擊”一詞，而只是使用“襲擊”、“攻擊”、“屠殺”等詞；在文章中媒體選擇使用的詞匯也是襲擊、攻擊以及襲擊者、維吾爾族襲擊者等詞匯，少數情況下會使用“恐怖襲擊”、“恐怖分子”等詞，但都會加上引號，或者稱“中國政府認為的恐怖分子”。

德國媒體在對事件進行定性的時候“選擇性失明”，不愿承認其恐怖襲擊的本質。而根據標點符號使用規則，引號的含義可分為兩種，一種表示是該概念從中國媒體引用，并不代表媒體自身觀點；而另一層含義則表示，對該概念表示否定或諷刺。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引號的使用傳達了這樣的信息：即，對于中國官方將發生的暴力事件定義為恐怖襲擊的正確性和合理性表示懷疑。

(二)情況概述

德國媒體對于近兩年來在中國發生的暴恐事件的情況概述，包括事件地點、嫌疑犯人數、使用手段和傷亡人數等情況，沒有與實際情況有太大出入。但是通過梳理可發現以下問題：

1.媒體報道中過多地強調嫌疑犯的民族屬性和宗教信仰。媒體報道中多次指出，襲擊者是“維吾爾少數民族”，或者稱其為“伊斯蘭教極端分子”。

2.在報道事件發生過程的時候，著重強調警方擊斃維吾爾族暴徒這一事實，如果暴恐事件屬于自殺式襲擊，則會著重強調維吾爾族暴徒的死傷人數。

3.強調警方和暴徒之間的實力對比，強調暴徒的裝備處于劣勢，例如暴徒是“使用廚刀進行攻擊”。

4.對中國政府的處理措施采取“選擇性屏蔽”方法，對于政府采取的安撫群眾、死傷處理等維穩舉措鮮有報道。

(三)政府應對

1.在報道中國中央政府表態時，德媒認為，雖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要加大反恐力度，建設各民族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但是現實卻是近年來中國涉疆暴力事件頻發，無疑是對于中央表態的反諷。此外，德媒報道中也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于反恐斗爭的表態視為出于意識形態的考慮。

2.在事件歸咎方面，德國媒體多采用如下句式：“中國政府將事件責任歸咎于新疆的暴亂分子”；“中國政府認為新疆的騷亂者應當為襲擊事件負責”等。言下之意，“新疆維吾爾族為襲擊事件負責”這一消息來自中國官方，而中國政府告訴世界的消息是真是假，媒體自身不予評論。采取這樣的方式，表面上看，既不違反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實際上又將自己的政治傾向隱藏在文章中。

3.在報道中國政府采取措施方面，德國媒體稱，中國政府采取強硬手腕，拉開了“反恐戰役”的序幕，加強了對新疆維吾爾族的鎮壓：封鎖道路、加強監控、切斷網絡并禁止維吾爾族人公開表達自己的意愿，對于可疑的少數民族群眾一律進行拘留或逮捕，維吾爾族人不能夠保護自己的權利，也無法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德國媒體還稱，中國政府之所以對新疆的維吾爾族(或伊斯蘭教信徒)采取鎮壓的措施，是因為中國政府對暴力事件有恐懼心理。發生的暴恐事件成了中央政府采取更加嚴格的管控措施的一個借口，利用這一契機，政府對少數民族的監督和控制變得更加嚴格。

4.德國媒體報道中稱，暴恐事件發生之后，中國官方披露的信息極為有限，這讓人對其說辭產生懷疑，真正的事件過程可能并非如此。因此有維吾爾族人譴責當局，認為當局將無害的抗議活動視作民族動亂和恐怖襲擊，是為了對其民族壓制措施進行辯護。

(四)事件原因及中國的民族政策

德媒將原因歸結為新疆維吾爾族人與漢族的矛盾和緊張關系，而之所以出現民族關系緊張，德媒認為根源在于中國的民族政策。德國媒體報道中總結的中國民族政策以及造成的后果如下：

1.維吾爾族人感到自身被邊緣化。新疆是維吾爾族人的聚居地，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維吾爾族人占了新疆總人口的80%，漢族人只有7%。但是中國政府系統性地引導漢族人遷移到新疆，如今的新疆有一半的人是漢族人，維吾爾族人反而成了真正的“少數民族”，大多數的新疆人對此感到不滿，認為自己在故鄉被邊緣化，而漢族人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中央政府得以對新疆進行嚴密的控制。

2.維吾爾族人的經濟利益被侵犯，被漢族和漢族人的政府剝削。主要觀點為：首先，漢族遷移進新疆的人通常受過相對高等的教育或職業技能培訓，他們在各行各業都占據了優勢。漢族企業家的工廠經營得比本地企業好，漢族的熟練工人侵占了維吾爾族人的就業市場，壓縮了維吾爾族人所能獲得的社會資源。此外，新疆是個資源極其豐富的省份，但是通過出賣資源獲得的收入并沒有惠及當地群眾，而是流向了中央政府，新疆維吾爾族人應得的經濟利益被中央政府侵犯。

3.維吾爾族人受到漢族人的歧視和中央政府的壓迫。長久以來中國政府都對新疆這個維吾爾族人的省份進行壓制，尤其是對當中的精英分子和意見領袖采取更加嚴格的管控，侵犯其言論自由，甚至進行逮捕和拘留。因此，維吾爾族人一直覺得自身在文化、社會和經濟等方面受到歧視和擠壓，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空間越來越狹小，因此缺乏安全感。

4.維吾爾族人的宗教信仰遭到威脅。遷入新疆的漢族人通常沒有宗教信仰，他們在社會各個層面壓迫維吾爾族，同時威脅到了伊斯蘭教在新疆宗教界的統治地位。中央政府聲稱其政策是宗教自由，但是實際行動卻是破壞宗教自由。政府的許多規定與宗教教義是相違背的。例如，政府鼓動伊斯蘭婦女脫下面紗，甚至規定，出租車司機若乘載戴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將會受到懲罰。

(五)中國媒體的表現

1.近年來一連串的暴恐事件將中國備受質疑的信息政策放到了聚光燈下。德媒稱，中國媒體是中國共產黨的耳目喉舌，在發生暴恐事件的時候，絕大多數媒體并沒有自己的話語權，而是都要采用新華社通稿。

2.而在可以報道的范圍內，媒體也都“表現得很保守”，大多數的報道都是關于政府的事后處置措施，對于暴亂發生的原因卻諱莫如深。原因是政府并不想讓民眾知道中央政府與新疆維吾爾族的矛盾，但實際上只是欲蓋彌彰。

3.社交媒體也受到控制，例如，新浪微博等，有用戶上傳自己拍到的現場照片或視頻，但隨即都會被管理員刪除。中國政府對媒體管控嚴格，使其關于暴恐事件的報道“不違背共產黨的心意”。

4.駐京外媒的報道也受到監督和控制。事件發生之后，公安部會致電外媒記者，詳細詢問媒體的報道計劃，中規中矩的報道才能得到允許。天安門金水橋事件發生之后，就有兩名法新社記者被暫時拘留，相機內的照片也遭到刪除。

通過總結整理我們可以看出，德媒在涉疆暴恐事件中所塑造的中國形象如下：強硬地鎮壓，嚴格地監控，殘酷地剝削。德國媒體稱，新一屆的中國政府領導班子上臺之后，將“改革”定為施政措施的關鍵詞。但是目前的形勢，“鎮壓”卻代替了“改革”成為關鍵詞。報道稱，中國之前甚少發生類似的事件，因為中國的國家安全力量滲透于社會的各個層面，大量的情報人員對社會成員進行嚴格的監控，人民的自由權利受到侵害。在此之前，由于中國社會存在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少數民族總是被漢族剝削，他們的生活很艱難，因此才要奮起反抗。

四 結 論

通過對媒體報道的各方面進行梳理，德國媒體對于涉疆暴力恐怖事件的輿論導向基本明晰。在所謂客觀性、真實性的幌子下，進行的卻是不客觀、不真實的報道。

首先，德國媒體在報道的時候采取雙重標準。同大多數西方媒體一樣，德國媒體先入為主，在報道中批判中國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民主和人權等問題，意在抹黑中國，煽動中國的民族仇恨，給中國政府施加政治壓力。而事實上是，反恐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應因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標準。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暴力事件已經被認定為“恐怖襲擊”，而德國媒體卻語焉不詳、含糊不清，勉強才承認這一事件屬性，“雙重標準”的本質暴露無遺。

其次，德國媒體在進行報道的時候避重就輕。德國媒體本身的議程設置和議題設置的目標就不是客觀地報道事件，而是借機抹黑中國。德國媒體將報道的重點放在了“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經濟矛盾”等方面，忽略中國政府采取的安民維穩措施，為恐怖分子的不法行徑爭取“同情分”。事實上，無論出于何種原因，恐怖襲擊嚴重威脅普通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無法接受的。德國媒體為恐怖主義開脫，已經違背了作為主流媒體的“良心”。

最后，德國媒體對中國的民族政策進行攻擊。中華人民共利國成立以來的實踐證明，中國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走出了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和實現各民族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正確道路。一些不法分子同境外勢力進行勾結，企圖分裂國土，破壞中國的領土與主權，這才是近年來中國暴力恐怖事件頻發的根本原因。德媒對中國的民族政策“潑臟水”，歪曲事實，媒體的客觀性原則蕩然無存。

德國媒體的表現只是西方媒體在報道涉疆暴恐事件時的一個縮影，這告訴我們，中國面臨的不僅是恐怖主義的威脅，還面臨著西方媒體的攻擊，處境艱難。在這種情況下，爭奪國際社會話語權的“媒體戰”同打擊恐怖主義的“反恐戰”一樣必不可少。

[1]尹軒.淺析恐怖主義的演變及中國的反恐策略[J].商界論壇，2013(24)：395，292.

[2]蘇原.在德國看疆獨[J].世界知識，2009(15)：26-27.

[3]李曉南.我國反恐怖主義形勢與對策初探[J].改革與開放，2014(10)：46-47.

[4]喻義東.我國恐怖主義犯罪的地域性特點及其治理[J].求索，2013(11)：211-213.

[5]賈春陽.關于“疆獨”問題的幾點思考[J].廣西民族研究，2010(3)：2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