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中的新“讀書無用論”

李濤?鄔志輝

內容摘要 在解蔽農民和農戶對于讀書功用性不同分層認識的基礎上，“讀書無用論”在中國村落內部的流行并非是一個被媒介故意渲染起來的偽命題，而是實實在在愈來愈沖擊村落社會的真命題。在城市中國越來越步入知識社會和開放社會的當下，鄉土中國的“讀書無用論”思潮日益凸顯。對新“讀書無用論”解蔽，需要回歸到中國社會結構框架中，揭示“單位制解體”、“就業方式改變”、“流動人口政策變遷”以及“鄉校撤并”等容易被忽視的政治社會學因素。

關 鍵 詞 底層村落 讀書無用 社會分層 調查

作 者 1李濤，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兼職研究員，西南大學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北京 100732）2鄔志輝，中國農村教育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長春 130024）

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13JZD043）、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社會學）（13ASH005）、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2BS10）、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2015M571204）

中國村落社會崇文傳統考析

中國村落社會歷來有尊崇讀書和尊敬讀書人的歷史傳統。筆者認為，這源于“皇權不下鄉”的傳統中國村落是一個依靠“禮俗”來維持社會運轉的公共空間，蘊藏于其中的“內在”和“外在”兩大控制系統都需要依靠傳統文化力量來維持?！皟仍诳刂葡到y”是個體基于對村落共同體中，宗族長老權威和傳統風俗規定的習慣性服從和內在性遵守，是以教化方式達成個體社會化的；“外在控制系統”則基于村落共同體中的外在懲戒與輿論力量，來迫使個體規定性的實現行為自我控制與約束，但這種懲戒和輿論力量作為柔性規范，決然不同于法治社會中以行政法規為基礎的剛性控制。正是中國鄉土社會尊崇傳統，這樣的一套柔性禮治方式才能夠維持中國村落的千年穩定。因此，無“法”的鄉土社會所依靠的“禮”必須有賴于共同體成員對傳統的高度認可和尊崇。

但傳統究竟是什么呢？費孝通在《禮治秩序》中談到：“傳統正是社會所積累的經驗?！盵1]這種不斷傳承下來的經驗，不斷沉淀后形成了傳統，村落共同體中的成員只有在遵循傳統之下，才能確保在村落生活中獲得安全感和豐富性。其一，遵從社會關系的生活傳統，能夠減少不必要的社會麻煩（無訟）和獲得村里人的幫助（互助）；其二，遵從外在自然的生產傳統，才能在季節的周期性重復中采用最優的耕種技術獲得物質的豐收。因此遵守傳統對于村落人來講就意味著能夠在現實中更好地生存與生活，對傳統的神圣性塑造和儀式化確認當然就是村落社會中不可避免的大事，傳統在這種集體的確認與運用中自然逐漸演化為文化。

如果說文化作為一種形而上的精神物在村落中被尊崇還略顯抽象的話，那么談到“長老統治”這一作為傳統村落治理形式就顯得相對具體了。[2]長老之所以能夠在村落社會中成為公共權力的集中者和公共事務的決定者，源自于其作為活著的傳統文化象征符號而得到村民認同，正是因為其對傳統文化的經驗性積累相對于其他人更有優勢，因此才擁有了村落的教化權，而教化權即是村落“無為而治”格局中最大的政治權力。這種政治權力不同于權力的其他幾個來源，如通過社會沖突中的“橫暴”或社會合作中的“同意”而獲得的權力，這種以教化為本的政治權力來自于社會繼替。社會繼替得以發生必須依賴于村落認同機制環節上的兩大“不言而喻”：一是對待傳統文化的神圣性與尚古的虔誠性成為村落共同體成員不言而喻的集體共識，而這種共識的形成有賴于村落社會自身的穩定性和傳統文化幫助應對村落日常生活的有效性；二是“長幼有序”和“尊卑分明”的道德原則是村落中不言而喻的社會運轉法則，長老得以在這種法則中成為實施教化的不二人選，同時長老也確實能夠通過經驗的積累，而更為合理地處理和協調村落中各種內外部公私事務。長老統治的本質盡管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其遴選邏輯卻與村民對遵循傳統文化能夠直接帶來寧靜日常生活的認同度相一致。因此，長老越是尊崇和推廣傳統文化的神圣性和有效性，其基于等級教化而形成的政治權力就更為鞏固。故在傳統村落中，長老一般都會作為榜樣帶動村民一起尊崇讀書和尊敬讀書人，因為這本質上與長老統治內在文化機理一致，即都是基于對文化這一稀缺資源的極大壟斷而獲得社會權力，若長老統治政治結構下對讀書和讀書人采取鄙夷的態度，則本質上就是動搖長老統治政治遴選機制本身合法性。

中國村落空間內部

關于“讀書無用”觀念的結構性真相

由上可見，中國農村社會素有“鯉魚跳龍門”的文化觀念。但是，時至今日，中國村落社會中“讀書無用論”社會思潮又開始日益凸顯，針對這個命題的真偽，產生了諸多爭議。當前有關“讀書無用論”的學術研究陷入到了兩大困局之中：一方面，關于“讀書無用論”的定性研究多被擱置于宏大敘事的社會大結構這一單一向度中被討論，研究者在價值上容易首先預判“讀書無用”的不合理性，并由此生發出對村落內部“讀書無用論”道德主義式的批判分析和總體性解決策略，缺乏對微觀社區細致的參與式觀察和對農民自身的主體性理解，缺乏基于完整行政村落內部日常行為邏輯和思維方式的長期細致觀察，從而在不同觀念主體者理解缺位的前提下泛泛而論。另一方面，有關“讀書無用論”的定量研究對象因為方便原則而多局限于農村學校內部的學生與家長，缺少對一個完整的行政村內部全體農民作為調研樣本的全員調查，數據統計結論很容易被問題設計和研究方法所誤導，比如部分研究者的問卷直接表述為“您是否認為讀書無用”，從而導致被調研的家長和學生絕大多數都選擇“不認同”，研究者就會在數據面前貌似客觀地得出“讀書無用”在村落中只是極少數觀念的結論。筆者通過在四川省芥縣云鄉雍村這一完整的行政村駐村考察發現，當下社會上新一波的“讀書無用論”并不是一個偽命題，其背后隱藏著一套復雜的新社會結構邏輯。

截至2012年底，該村總人口1001人，樣本總數為853，有效樣本數為789。問卷調查回收結果顯示，云鄉雍村農民總體認為“讀書有用”的占多數（53.5%），認為“讀書無用”的占少數（34.5%），認為“無所謂”的占5.8%，“不知道”的為6.2%。其中，雍村男性農民相對于女性農民而言，更認可讀書無用，達到40%的認同度，而女性僅為25.8%。相反，認為讀書有用的女性農民（67%）較之男性農民（44.9%）高了20多個百分點。在村落中，女性相對于男性更認同讀書的有用性，這可能與云鄉鼓勵男性勞動力外出打工，而女性留守農村種植柑橘和茶葉的刺激性政策相關，同時也與“男主外、女主內”的中國西部村落家庭傳統習俗有關。外出務工者因為其所處的次生勞動力市場更容易直觀地看到大學生就業難、收入低下、文憑貶值等一系列有關讀書無用的底層社會現實，更容易將其在城市底層空間和次生性勞動力市場中所看到的讀書無用事實作為不容質疑的結論而傳輸給村落中其他男性農民，從而使大多數男性農民更容易形成讀書無用的價值判斷。而女性因為其相對于男性在村落中的生活封閉性和文化保守性，其所能接觸到的觀念主要來自村落內部的內生性話語以及電視媒介上的宣傳話語，因此更容易相信“知識改變命運”一類的教育有用性思想，相對于其日夜辛苦耕作于土地上而僅能獲得微不足道的農業收入而言，讀書的有用性確實更易凸顯。另外，在以雍村為代表的中國村落中大部分留守子女都是由留守婦女所撫養和教育，因此，女性農民更愿意內塑讀書有用的觀念，從而帶給留守子女在接受教育過程中形成積極的正能量。

（一）農戶子女接受教育層次越高，家庭對“讀書有用”的認同度反而越低

按子女接受不同教育層次和階段的家庭劃分來看，筆者按照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僅完成高中教育、正在接受高中教育、僅完成義務教育、正在接受義務教育以及無子女或義務教育段子女即輟學的農戶家庭七個層次來劃分雍村家庭，其中如果有兩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都按照其第一個子女所受教育狀況來確定。

從表1可見，如果按照分類的家庭戶來研究村民對讀書有用性與否的看法，則可以發現：

1.子女正在接受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對讀書有用性認同度，總體高于子女已經接受完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義務教育的農戶家庭，認為讀書有用的組內占比分別為69%、75%和93%，而子女已經完成高等教育、僅完成高中教育、僅完成義務教育段以及無子女或義務教育段子女即輟學的農戶家庭，認為讀書有用的組內占比分別僅為23.1%、16.2%、35.4%、57.1%。

2.子女正在接受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階段越高，農戶家庭對教育有用性的認同度占比越低。盡管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農戶家庭對于讀書有用性認同度的絕對數不低，但較之子女正在接受高中教育、義務教育的農戶家庭組內占比而言，其認同比例則是最低的。

3.在子女已完成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中，對讀書有用性認同度最高的反而是無子女或義務教育段子女即輟學的農戶家庭，其次是子女僅完成義務教育階段學習的農戶家庭，最低的則是子女僅完成高中段教育的農戶家庭。

4.在子女已完成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中，完成教育階段較高的農戶家庭對讀書無用性的認同度占比反而較高。其中，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階段學習和已完成高中教育階段學習的農戶家庭，對讀書無用論的認同度占比反分別高達61.5%和67.6%。這較之子女僅完成義務教育段學習農戶家庭的55.2%高出了約10個百分點。

（二）家庭收益對土地依賴程度越高，越認同“讀書無用”

如果按農戶與土地結合關系狀況來劃分，可以將雍村的農戶劃為五大階層：即完全脫離土地的農民階層、半工半農農民階層、在村兼業農民階層、普通農民階層與農村少地貧弱階層。

通過將農戶家庭按與土地結合關系的程度分層，進而觀察不同階層農戶家庭其不同的讀書功用性看法，能夠幫助我們在土地依附關系與讀書有用與無用之間構建起內在關聯。家庭收入結構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農戶階層，其認為讀書有用的組內占比越低，認為讀書無用的組內占比越高。少地貧弱階層農戶家庭對讀書有用的認同度最低（22.2%），而完全脫離土地的農民階層反而對讀書有用的認同度最高（90.5%）；同時，少地貧弱階層農戶家庭對讀書無用的認同度最高（68.9%），而完全脫離土地的農民階層反而對讀書無用的認同度最低（4.8%）。換言之，村落里家庭收入結構越依賴于土地收益的農戶階層，越認為讀書無用，而家庭收入結構越脫離土地收益的農戶階層，則越認為讀書有用。

（三）農戶越富裕，越認同“讀書有用”

如果將農戶按照財富擁有關系狀況來劃分，雍村農戶按照年收入狀況可大致分為四類：一是村莊富豪階層，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共有9戶，占全村3.4%；二是村莊富裕階層，家庭年收入在5～10萬元之間，共有39戶，占全村的14.9%；三是村莊中產階層，家庭年收入在1～5萬元之間，共有145戶，占全村的55.3%；四是村莊貧困階層，家庭年收入在1萬元以下，共有69戶，占全村的26.3%。

從農戶財富情況分層[3]來看不同群體所認為的讀書功用性，可以發現：村莊富裕階層對讀書有用性的認同度最高（74.4%），其次是村莊富豪階層（55.6%），再次是村莊中產階層（52.4%），最低的是村莊貧困階層（26.1%）；而對讀書無用性的認同度中，村莊貧困階層認同度最高（62.3%），其次為農村中產階層（37.2%），再次為村莊富豪階層（22.2%），最低的是村莊富裕階層（18.0%）。即家庭年收入處于5～10萬元之間的村莊富裕階層對讀書的有用性抱有最大的認同，而家庭年收入處于1萬元以下的村莊貧困階層認為讀書無用的比例最高。事實上，按農戶財富分層情況來看村落不同群體對于讀書的功用性觀念，則進一步確證了隱藏在村落空間中的中國式階層再生產中的底層循環隱性邏輯。越是貧困的農戶家庭越認為讀書無用，在村落階層上升流動渠道逐漸因為文憑社會的興起而定格為教育的今日，讀書無用論觀念反而是在村落的最底層最為盛行。

（四）權力和活動中心越趨向單一的家庭，越認同“讀書有用”

家庭結構類型與讀書功用性觀念之間存在明顯的對應關系，權力和活動中心越趨向于單一性的家庭類型，其對于讀書有用性的組內占比認同度越高，而對于讀書無用性的組內占比認同度越低。

作為村落主導家庭類型的“核心家庭”，事實上也是中國主要的家庭類型，其家庭內只有一個權力和活動中心，具有人數少、結構簡單的特征。此類家庭對于讀書有用性的組內占比最高，達到了70.3%，高出所有家庭結構類型對讀書有用性的平均認同比例（48.9%）20多個百分點，高出居于其次的“主干家庭”讀書有用性認同組內占比（50.8%）也近20個百分點，可見無論從絕對數還是從相對比例來看，“核心家庭”都是村落中讀書有用論認同的絕對主體?！爸鞲杉彝ァ毕啾扔凇昂诵募彝ァ倍?，其家庭內部不僅有一個主要的權力和活動中心，還有一個權力和活動的次中心存在；而“聯合家庭”則不僅家庭內部存在一個主要的權力和活動中心，同時還存在多個權力和活動的次中心；其他家庭在社會學意義上相對于前三類家庭而言凸顯非主流性和邊緣性，其家庭權力和活動中心結構具有碎片化、任意性和分散化的特點。從“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聯合家庭”一直到“其他家庭”，讀書有用論的認同度逐漸降低，無用性的認同度逐漸提高。

（五）男性子女家庭對“讀書有用”的認同高于女性子女家庭

按照子女性別來劃分，可以將雍村農戶家庭分為三類，一是男性子女家庭，雍村中有112戶，占全村的50.7%；二是女性子女家庭，雍村中有86戶，占全村的38.9%，三是有2個及2個以上且同時有男性和女性子女的家庭，雍村有23戶，占全村的12%。

子女的性別因素仍然是影響農戶對讀書功用性判斷的重要因素。調查表明，男性子女的農戶家庭對于讀書有用性認同的組內占比為60.7%，而女性子女的農戶家庭對于讀書認同的組內占比僅為43.0%，有2個及2個以上且同時有男性和女性子女的農戶家庭，對于讀書有用性認同的組內占比為52.2%?？梢?，男性子女家庭明顯較之女性子女家庭更為認同讀書有用。同時，女性子女的農戶家庭對于讀書無用性認同的組內占比為51.2%，這比男性子女家庭的37.5%高了10多個百分點，也比2個及2個以上且同時有男性和女性子女的農戶家庭43.5%的比例高了近8個百分點?？梢?，女性子女家庭明顯較之男性子女家庭更為認同讀書無用。

從全村262戶有效農戶家庭樣本總體數據來看，共有128戶農戶家庭認為讀書有用，占總體的48.85%，有106戶農戶家庭認為讀書無用，占總體的40.46%，認為無所謂的農戶家庭有17戶，占總體的6.49%，認為不知道的農戶家庭有11戶，占總體的4.2%?？傮w來看，絕大多數農戶家庭對于讀書的功用性都有自己明確的判斷，讀書無用論觀念在以雍村為代表的完整形態的邊遠山區行政村中總體不占多數，但認為讀書無用論的比例占40.46%，也足見其在村落中的影響力甚大，而這40.46%的對讀書無用論觀念認同者中還沒有包納隱性的行為表達者。

筆者研究發現，“讀書無用論”在村落內部空間中的話語表達和行為表達存在明顯的隱性悖論，而當前學界關于“讀書無用論”的研究往往因為研究的局限而忽視了對這層悖論關系的解蔽。雍村中存有這樣一批農戶家庭，他們盡管在問卷調研中對教育有用性表達了認同，但在訪談中卻發現對其子女教育多采取順其自然的不作為態度和行為，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態度是“讀的出來就讀，讀不出來就早點打工或者嫁人”。事實上，相對于高度重視教育和具有多元化教育選擇機會的城市家庭而言，農村這種表面上順應子女教育自然發展的日常消極行為表達，客觀上導致了農村內部底層的階層循環。更何況，處于農村社會內部分層結構中越底層的農戶家庭，其對于讀書無用性的認同比例越高，因此其代際之間因教育而發生的社會流動率可能性也就越低。

中國村落社會“讀書無用論”觀念

社會性因素詮釋

在解蔽雍村農民和農戶對于讀書功用性不同分層認識的基礎上，我們發現讀書無用論在中國村落內部的流行，并非是一個被媒介故意渲染起來的偽命題，而是實實在在愈來愈沖擊村落社會的真命題。為什么在城市中國越來越步入知識社會和開放社會的當下，鄉土中國的“讀書無用論”思潮卻日益凸顯呢？從社會學角度出發，筆者認為有三個因素亟待正視。

（一）中國“單位制”解體與“就業方式”的改變，使缺乏社會關系網的農村讀書人陷入就業困境，并影響村落社群對讀書效用的傳統觀念

“賤農主義”是當代中國輿論社會中的主流話語，但凡與農沾邊，似乎就意味著次等和落后。這與20世紀以來中國城市社會的興起直接相關，城市社會的興起本質上在滿足國家現代性和工業性發展需要的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社會的凋敝。1950年代，中國學習蘇聯，通過人為壓低農業產品的收購價格從而為城市中的工業化發展積累資金，將本來屬于農民的收入在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中通過“剪刀差”轉入到城市的工業部門中，同時又通過建立戶籍制度進一步限制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空間的自由遷徙，從而使城鄉二元結構被固化，教育、參軍幾乎成為了農村人跳出農門獲得國家干部身份僅有渠道。但因為政策性因素，教育、參軍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成為比拼先賦因素的成分之爭和比拼社會關系的人情之爭，普通農村家庭事實上很難獲得教育、參軍的機會。更何況，眾多的知識分子也在這場國家災難中淪為知識無法改變命運的最好注腳，而參軍指標的稀缺性和過程的復雜性，也使眾多村民向城市流動無望。但是，捆綁在城鄉戶口上實實在在越拉越大的差距，使農村人仍然要想盡辦法成為城市居民。

1978年中國高考制度恢復，大量農村的年輕人通過努力考大學而進入到城市中，獲得城市居民糧本進而改變農民身份。這種階層上流渠道的暢通性和直接性使讀書成為了極具功用性的身份改變方式，這種方式一直持續到1999年高校實行擴招以后。盡管1980年代因為城市市場的限制和農村經濟的放活以及1990年代初“下海潮”的興起，腦體倒置也催生了一輪讀書無用論，但此時的讀書無用論主要發生在城市和城鄉結合部，對于身處封閉性村落社會中的人來講，努力讀書從而通過知識改變命運跳出農門依然是其不二選擇。所以在1990年代中，“知識改變命運”一類的口號，幾乎成為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中最深入農民內心的公共話語。

這種改變的能力，隨著大學畢業生從國家“統包統分制”到個人“自主擇業制”的就業方式轉變也有所降低?！敖y包統分制”核心在于，以文憑為中介通過文化資本轉換實現職業身份的轉變，并獲得國家體制性的終身福利保障，即“鐵飯碗”，“鐵飯碗”無疑是農村人看到讀書具有強大功用性的背后深層理據。而“鐵飯碗”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有賴于“單位制”排他性的利益分配結構與對社會稀缺資源的控制能力。單位作為政府控制社會的組織手段和個體獲得固定性國家經濟分配、進入政治生活的主要渠道，相比于原子化和分散化的農民職業來講，捆綁在單位工作崗位上的收入穩定性、高額的福利回報以及暢通的身份晉升渠道無疑具有強烈的刺激性。因此，通過讀書而獲得“單位制”中的“鐵飯碗”從而改變命運，對于農民來講具有直接的可視性和現實性，這種身份上的巨大轉型絕不可能被其他方式所差異化替代。

而隨著1990年代后期單位制的逐漸解體，稀缺性資源不再被國家單位所壟斷，自上而下單向度的政治型供給體系逐漸被多元化的市場型供給體系所取代，多元資本創造了層次高低完全不同的復雜就業體系，國家統一分配工作的就業方式在被徹底終結的同時，個體自主擇業成為大學畢業生面臨的唯一選擇。日益規模龐大和漸趨分化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在自主擇業中，無疑會進入到高低等級序列完全不同的就業體系之中，有的得以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有的進入到次要勞動力市場，有的則會失業而不得不自主謀生。農村家庭子女因為缺乏必要的社會關系網，同時也缺乏社會就業體系中完全異于知識體系中的文化習得，因此很多最后都不得不進入到次要勞動力市場謀職或者失業回鄉。由此，村落中口耳相傳的讀書人形象，無疑被進一步固化為本村落中在次要勞動力市場謀職和失業回鄉的大學畢業生形象，這種現實可及的例子與以前讀書能獲得鐵飯碗從而改變命運的例子截然相反，“讀書無用論”觀念逐漸萌生。

（二）中國城鄉人口流動政策不斷開放，抵消了村落人傳統中只有通過讀書才能實現身份轉換的功效性

中國城鄉二元社會分割與農村人口向城性流動限制的逐步放開，也加劇了村落中“讀書無用論”觀念的形塑。事實上，中國流動人口管制政策的開放程度與讀書功能性大小之間存在明顯的反向關系，即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管制越嚴，讀書的功用性則越大，反之則越小。1984～1989年，政府對流動人口采取了較為寬松的公共政策，而這種寬松政策空間的形成正是得益于1983年中央以一號文件形式出臺的《當前農村經濟改革若干問題》文件精神。自此，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鄉鎮工商業逐漸繁榮，從而為更多的城郊農民提供了崗位和商機，大量城郊農民也切實通過“離土不離鄉”的經商和打工方式進入到鄉鎮中并日益獲得財富，財富漸進的積聚過程不斷強化了農民獲得城鎮戶口的內在動力和外在訴求。

1989～2000年，國家采取了管制性的人口流動政策，通過各種方式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涌入，政府對于農民外流采取了經濟、法律和行政等諸項嚴厲措施，[4]農民只有在被征地、考入大學、參軍后晉升軍官以及特殊政策照顧等極少數情況下，并在政府每年嚴格控制的指標范圍之內（該指標一般僅為城市非農業人口的2%），才能“農轉非”跳出農門。強硬的國家人口流動控制政策使村落普通農民進入城鎮實現身份轉換困難重重，同時使其更容易真正體悟到“教育改變命運”切實發揮的強大功效性：一方面，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本承擔“農轉非”的戶口買賣價格，他們只能寄希望于教育這一最為現實的渠道通過文化資本來實現身份轉換。另一方面，能夠流入外地城市打工的本村農民面臨著異鄉生活中的重重困難，不僅因為沒有當地城鎮戶口而要辦理諸如“暫住證”、“外地人員就業證”等多種證件，繳納“暫住費”、“暫住人員管理費”、“城市增容費”、“外地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服務費”等多項費用，他們還會強烈體會到因為沒有知識而遭遇到的就業歧視和人格歧視。作為村落與城市連接的紐帶，他們會把這種直接經驗帶回村落，從而進一步使村落中的人確信通過讀書獲取知識，進而改變命運的真實性。

但在2000年以后，城鄉戶籍制度逐漸松動，隨著國家民生型的政策原則的導向，各種惠農性政策在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與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改革中逐步全面實施與深化，曾經阻礙和隔離農村人口進入到城市務工時所設立的“流動人口就業證制度”、“收容遣送制度”等各項限制性措施和歧視性政策也得以廢除。[5]隨著中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建設用地日益吃緊，由于國家年度下達的城鎮新增建設用地指標被總量控制，且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鎮三級城鎮體系中供應不均，內在擴容空間與難度極大，故主要由地市一級統一調劑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需求旺盛，[6]且通過“宅基地復耕”、“以租代征土地”等多種方式將邊遠村落與中心城鎮深入聯結起來。由此，通過城市建設用地擴張而獲得直接實惠，不再僅僅是城鄉結合部村落中擁有農業戶口的農民專利，遠郊農民也能在政府安置集中居住以實現宅基地復耕而換取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商業投資項目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

尤其在2005年農業稅費減免后，中央政府對農村由“汲取型”政治轉換為“給予型”政治，農民從事農業生產負擔切實得以減弱并在城鄉自由流動中獲得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打工、做生意等）而逐步富裕起來。相比于城鎮中下收入水平的居民而言，農民因其“進可入城從商、退可回鄉務農”的優勢反而成為了城鎮人羨慕的對象。以前農民想方設法也要將戶口遷入城鎮以獲得捆綁在城鎮戶口上的國家福利，而現在那些曾經花錢實現“農轉非”的城鎮居民基于當前不斷擴大的農村利益想再“居轉農”而難為。以前農村家庭希望子女通過考大學的這一教育方式跳出農門而獲得城鎮戶口，而現在諸多原籍是農業戶口、因上學戶籍轉為居民戶口的中大專（技校）畢業生紛紛回原籍辦理“居轉農”手續，恢復農業戶籍。這種“居轉農”的“反流”現象，無疑是因為城鄉利益大小不同的導向性選擇。有研究顯示，當前74%的農村戶籍流動人口愿意在城市長期居住但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而自由的人口流動政策無疑有助于農村人口此夢想的實現，同時逐漸趨于善治的農村公共服務[7]，也使另外26%的農村戶籍流動人口愿意回村。因此，村落中曾經只能寄希望于讀書才能實現的流動理想，現在則有了多元化的替代性選擇方案，更何況讀書在村落中曾經所能發揮的類壟斷性地位升遷渠道優勢也漸趨弱化，農民的實用理性則會在這種“成本—收益”投資決策中從行為上強化“讀書無用論”思維的形塑。

（三）鄉校的大規模撤并使村落社會淪為文化荒漠，“讀書無用論”思潮在底層的流行順理成章

農村學校布局調整是中國改革開放后30多年歷程中，農村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中最為重大的公共事宜之一，它本質上與中國“基本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兩基”目標相伴隨。全國中小學和普通中學數量連續下降，在這27年內被撤并的中小學絕大多數為農村學校，而鑲嵌在廣大邊遠偏僻農村的教學點更甚，從2000年的17.81萬個銳減到2010年的6.69萬個，減幅達到62.41%。[8]

如此大面積的農村學校布局調整對村落社會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曾經作為村落文化中心的學校逐漸遠離村落，村落從此逐漸淪為文化荒漠。[9]在這種變遷中，村落中處于中上層的社會階層反而更容易在城鎮化導致消費結構變化的前提下，[10]被激發起擇校熱。因為他們將子女送入到位于鄉村學校的成本與他們將子女送入到縣城中的成本相比，反而后者更低。因為他們可以在縣城中租房獲得更多的務工機會，而在鄉里卻完全無法獲得此經濟收益，同時又能照顧到子女。

但是，村落中處于底層的社會階層卻沒有足夠的教育選擇性消費能力，他們只能在政策性的社會變革中順應這種變革，從而承擔更多的經濟成本，并為此花費更多的精力去接送和照顧子女。鄉里的學校越來越成為村落中下階層，特別是底層階層子女聚集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發端和延續于村落底層家庭的各種次文化習慣和思維在相互交叉的環境中不斷積累和創生，進而被互相標榜為合理性的習慣與榜樣[11]，凝固性的底層文化逐漸成為鄉學校難以更易的文化常態，從而進一步迫使更年輕的具有教育選擇性消費能力的村落中上階層溢出村落。學校底層文化特質越來越明顯，底層子女更容易在這樣的環境中表現出不理想的學業成績和不良的生活習慣，也更易于在過于強大的底層次文化堅守不良的學習和生活習慣而難以糾偏。底層家庭在付出更多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的基礎上，一旦得到子女表現不佳的結果時，自然也就更輕易地傾向于讀書無用的話語表達和行為選擇，進而在不刻意的文化認同中完成底層的階層再生產，這無疑導致新一波“讀書無用論”逐漸以各種方式在邊遠村落空間日益蔓延。

注釋：

① “雍村”位于四川省農業縣——“芥縣”的西南部，地處該縣的偏遠山區，海拔為600～900米，幅員面積6.96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75%。芥縣域經濟對雍村輻射和帶動較小，雍村所在的云鄉是芥縣目前唯一不通公交的鄉鎮。

參考文獻：

[1][2]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8-53、64-68.

[3] 殷志靜，郁奇虹.中國戶籍改革.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20.

[4] 尹德挺，黃匡時.改革開放30年我國流動人口政策變遷與展望.新疆社會科學，2008（5）.

[5] 尹德挺，蘇揚.建國六十年流動人口演進軌跡與若干政策建議.改革，2009（9）.

[6] 李松.那些局促的小城鎮——小城鎮“地荒”壓力調查. 半月談，2013（6）.

[7] 歐世平.基于善治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探析.江淮論壇，2013（3）.

[8] 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中國教育政策分析報告（2011）.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政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69-90.

[9] 楊東.中國基層社會治理與參與主體的近代嬗變. 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

[10] 王希文.城鎮化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江淮論壇，2013（2）.

[11] 陳卓.教育場域中的懲罰與欺辱：一個比較的視角. 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

編輯 高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