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實施及效果分析

孫黎++李俊江

摘 要：美國“出口倍增計劃”已實施五年，它是以擴大出口規模、促進就業為目標，追求可持續經濟增長新模式的戰略。本文分析了該計劃實施的進展，并運用雙重差分模型檢驗了其對美國經濟發展的效果。雖然“出口倍增計劃”的預期目標未能實現，對出口的拉動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其對美國就業、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投資均顯示出較強的正向作用。該計劃沒有促使美國經濟增長實質性地回歸出口拉動模式，但卻有效地促進了就業。

關鍵詞：“出口倍增計劃”；“再工業化”；馬氏距離匹配；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75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9011407

一、問題的提出

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陷入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對經濟和消費的信心跌至最低，美國面臨二戰以來最為復雜的經濟環境，為了夯實實體經濟和增加就業，美國對貿易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在“自由且公平貿易”政策框架下實施了眾多貿易保護措施，強化了制度在美國貿易保護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立法推出了“購買美國貨”等貿易保護措施，還出臺了包括“出口倍增計劃”（實際上是美國總統奧巴馬于2010年3月簽署的國家出口倡議）、“再工業化”等一系列刺激出口及相關的政策措施，借此助力已經“金融化”的美國重塑制造業競爭優勢，加速經濟復蘇并增加就業。此次“出口倍增計劃”包含了確定的時間表與出口要求，即在5年之內使出口翻倍并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自奧巴馬政府于2010年提出這一計劃已經近五年，它的各項措施是否按計劃落實，出口數據和就業數據是否能夠實現翻倍目標？該計劃對美國經濟有哪些影響？筆者通過數據為其做一次客觀評價。

國內外學者對“出口倍增計劃”的各個方面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在該計劃實施初期，胡拓坪[1]從計劃制定的背景著手，分析了美國提出此項計劃的原因。PIIE[2]解析了該計劃的各項措施，張漢林和魏磊[3]及王麗娜[4]總結了該計劃的特點。徐康寧[5]從國際分工角度，黃志龍[6]從計劃實施前景，馬鑫[7]從全球資源爭奪方面預估了該計劃的實施效果， Bergsten[8]發現“出口倍增計劃”能否成功實施還取決于美元參與全球匯率博弈的結果，美元貶值以及人民幣升值均促進美國出口規模和質量的提升，并對中美經貿關系產生重要影響，申恩威[9]從貿易摩擦、高科技產品出口和匯率方面進行辨析，Lee[10]、Piffaretti和Rossi[11]提出中美經濟再平衡的調整方式是美國重振出口的關鍵。在該計劃實施末期，華迎和張莉[12]通過相關數據對計劃的效果進行了評估，預計該計劃不能如期實現既定目標，并由高攀[13]深入分析其落空的原因。

利用雙重差分模型（DID）研究政策效果在國外經濟學文獻中是較為普遍的一種方法，如Gruber和Poterba[14]與Feldstein[15]運用該方法分析美國稅收改革法案的影響，近年來中國國內學者周黎安和陳燁[16]與邵敏和包群[17]等運用該模型研究中國稅費改革、股權改革等。綜上所述，一方面，現有文獻多集中于美國“出口倍增計劃”頒布初期，多是對“出口倍增計劃”中措施的評判及目標的預測，缺乏對“出口倍增計劃”實施過程中的跟蹤研究，尤其是對“出口倍增計劃”到期后的系統評析極為有限；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在分析“出口倍增計劃”的效果和影響時鮮有采用經驗研究做支撐，本文的研究將彌補上述兩方面的不足。

二、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實施進展及出口現狀

1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實施進展

本文將奧巴馬政府于2010年提出“出口倍增計劃”的措施按實施進展歸納為4項，即支持出口實體、促進出口的服務措施及保障、調整貿易政策和促進服務出口并恢復宏觀經濟平衡。

在支持出口實體方面，TPCC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美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管理局（ITA）已幫助了約15 000家美國企業實現了總額高達1 840億美元的出口。僅在2012年，超過2 718家美國公司通過與ITA合作進行首次出口或開拓新的出口市場[14]。同時，ITA分別在2010年和2011年支持了2178萬個和4293萬個就業[15]。

在促進出口的服務措施及保障方面，ITA的國際買家計劃招募38 000多個外國買家來訪問美國主要的貿易展會，并直接與美國公司進行聯系。截至2013年年末，通過該計劃達成的出口數額高達23億美元；美國商務部協調了135個貿易代表團共1 463家公司赴55個國家參展，借此獲得了超過220億美元的出口銷售額；美國貿易和發展署（USTDA）不斷增加反向貿易代表團的投資，僅2012年使3 400家美國公司與超過450個外國買家對接[15]；2010—2012年美國農業部外國農業服務中心指導164家農業企業加入農業貿易代表團，創造了3 800萬美元的銷售額；美國進出口銀行于2012年為私人部門無法提供服務的企業提供了357億美元的授權和500億美元的境外金融支持[16]。

在調整貿易政策方面，美國正積極地同20多個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包括WTO、TPP和APEC。其中，美國與亞太國家進行的TPP談判為美國擴大出口創造了重要的新機遇，并支持美國國內高薪酬的就業。亞太地區已經成為美國制造業產品出口、農產品出口和服務出口的重要目的地，僅在2012年，亞太地區吸收了美國60%的產品出口和75%農產品出口[17]。

在促進服務出口并恢復宏觀經濟平衡方面，2013年美國服務出口總額高達6 81721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3016%，較2009年增長了3401%[18]。在此期間，美國正式進入新的服務貿易協定談判（TISA），TISA其他21個成員方的服務貿易進出口幾乎占全球服務貿易的2/3，同時美國每4個就業崗位有3個在服務部門，推進談判有助于促進美國服務業出口和相應的就業水平，2012年服務業每出口10億美元能帶動約4 000個就業崗位[19]。

2“出口倍增計劃”實施后美國出口現狀

截至2014年年末，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效果未能體現在出口數據上。雖然該計劃實施初期美國出口總額大幅增長（2010年出口增長1687%，2011年增長1455%），但是2012年美國出口總額的增長快速回落，僅為463%，2013年出口增長進一步放緩，為275%。若要實現2010—2014年的出口數額翻倍，則2014年的出口增長率必須要達到3896%，從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最新公布的出口數據來看，2014年美國出口總額為235萬億美元，僅比2013年增長了286%，與2009年出口總額158萬億美元相比較，未能實現翻倍目標[18]。

美國出口促進就業的效果顯著。2013年美國出口帶動了1 130萬個就業，是近二十年來的最高值。其中貨物出口帶動了710萬個，服務出口帶動了420萬個，每出口10億美元能帶動5 590個就業崗位[18]。2009—2013年經美國出口新增的就業崗位數已達160萬個，依此速度增長，到2014年年底實現奧巴馬政府提出的新增200萬個就業崗位的可能性較大。

三、美國“出口倍增計劃”效果分析

為了考察“出口倍增計劃”的效果，借鑒計量經濟學“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和“雙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進行評估。從世界范圍看，“出口倍增計劃”一方面，制造了美國出口在政策頒布前后的差異；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在同一時點上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異，基于這雙重差異形成的估計有效控制了其他共時性政策的影響和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事前差異，進而識別出促進出口政策所帶來的因果效應。

1 數據描述與變量選擇

本文選擇了美國50個州和1個特區作為試驗組，選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尚未出臺明確的出口促進措施的其它國家作為控制組，依據與美國的貿易往來以及GDP等指標，初步確定歐盟28國以及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中國等27國共55個國家作為控制組?？紤]到本文是對美國“出口倍增計劃”進行經驗檢驗，所以選擇了與出口具有較強關聯性的指標，即出口額、人均GDP、就業人數、人均收入和國內投資（受制于數據可得性，用特征向量“房屋建設”表征美國國內投資），并將其作為決定試驗組和控制組的特征向量。

（1）出口額主要以出口規模來衡量。美國各州出口數據來源于2008—2013年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中的外貿數據庫；歐盟28國出口數據來源于2008—2013年歐盟統計局（EUROSTAT）；其他27國出口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數據庫。

（2）人均GDP?？紤]到美國及其貿易伙伴國的供給與需求，美國調整后的人均GDP采用美國人均GDP 2005年不變價與其排名前20的貿易伙伴國人均GDP 2005年不變價的乘積，數據來源于BEA；歐盟28國調整后的人均GDP數據采用歐盟28國人均GDP與其前20個貿易伙伴國人均GDP的乘積，數據來源于歐盟統計局；其他27國調整后的人均GDP采用27國人均GDP與其前20個貿易伙伴國人均GDP的乘積，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

（3）就業人數。美國各州就業人數來源于美國勞工部；歐盟28國就業人數來源于歐盟統計局；其他27國就業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

（4）人均收入。美國各州人均收入數據來源于美國經濟分析局；歐盟28國人均收入數據來源于歐盟統計局；其他27國用人均調整國民收入凈額表示，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

（5）國內投資。美國該數據來源于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各州房屋建設數據；歐盟28國數據來源于歐盟統計局的企業房屋建設數；其他27國數據采用世界銀行數據庫的房屋建設數。

將上述變量用于構建雙重差分模型，雙重差分方法的作用在于構造實施“出口倍增計劃”的相關地區所組成的試驗組和沒有實施“出口倍增計劃”的相關地區所組成的控制組，通過控制其他因素，對比“出口倍增計劃”發生前后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的差異，從而檢驗“出口倍增計劃”的政策效果?？紤]到作為試驗組的美國與作為控制組的其他國家在選取變量之外仍有差距，我們采用馬氏距離匹配法盡可能地縮減這種差距，并為試驗組地區確定最相近且合理的控制組地區。

2 數據匹配和檢驗結果

利用馬氏距離匹配法尋找模型中試驗組成員特征中最為接近的元素作為控制組，使得模型差異的檢驗更加可信。對于試驗組元素i∈dit=1和控制組j∈dit=0，d是取值為0或1的虛擬變量，表示元素是否屬于特定組別，用Dij表示試驗組元素i和控制組元素j之間的馬氏距離，其定義如下：

Dij=（Zi-Zj）TV-1（Zi-Zj）T （1）

其中，Zi和Zj分別表示試驗組和控制組的匹配變量的向量，V為匹配變量的協方差矩陣。通過計算Dij，其最小值對應的控制組個體j就是與實驗組個體i最接近的控制組個體。因此，控制組個體j就是匹配實驗尋找的對象。具體而言，如果Dij滿足如下條件：

Dij=min（Zi-Zj）TV-1（Zi-Zj）T（2）

則控制組元素j就是馬氏距離匹配的最優值。在進行馬氏距離匹配時，首先需要確定決定試驗組和控制組的特征向量Z。根據2009年數據，具體的匹配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根據表1的匹配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匹配控制組的元素是33個國家或地區，其分別是：奧地利、比利時、克羅地亞、塞浦路斯、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馬耳他、荷蘭、葡萄牙、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以色列、日本、韓國、挪威、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試驗組和控制組對于5個特征向量在匹配之前具有顯著的差異，而匹配之后的差異不顯著，這說明選擇的控制組元素和試驗組具有可比性，這是后續雙重差分模型建立的基礎。

本文利用匹配后的數據和雙重差分方法對式（6）進行初始檢驗。通過該檢驗，我們要觀察試驗組元素和控制組元素在實行“出口倍增計劃”后其出口額是否存在系統性差異。如果檢驗結果發現存在系統差異，則認為“出口倍增計劃”政策對美國的出口確實產生了顯著影響。同時為了對初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進行分析，本文還將試驗組中的元素劃分為沿海州和內陸州兩個子樣本進行估計，這樣可以同時對估計結果的穩健性進行相關分析。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初始檢驗結果

注：括號內報告的是異方差-自相關一致標準差估計值，*、** 和***分別表示1%、5%和10%置信水平下顯著。

由表3可見，第（1）、（3）和（5）列分別是全部樣本、沿海州的子樣本和內陸州子樣本的基礎方程回歸結果；第（2）、（4）和（6）列是在基礎方程上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

從treated的系數來看，全部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2009—2011年美國實施的“出口倍增計劃”在出口方面沒有其他國家效果明顯；從變量time的系數來看，在全部6列樣本中加入控制變量后其結果更為顯著，表明2009—2011年美國全部州出口水平顯著提高（與自身相比）；從決定“出口倍增計劃”是否有效的核心變量ep的系數來看，在加入控制變量的第（2）列和第（6）列有負向的弱顯著，表明“出口倍增計劃”對該時期的出口具有一定的負面效果，尤其阻礙了美國內陸州企業的出口，而對沿海州出口的影響不顯著，可能是受未列明的其他因素或變量的影響，例如美國對外投資、外國企業對美國投資，能源價格和金融服務等；從控制變量gdp的系數來看，全部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該計劃對美國GDP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從控制變量em的系數來看，無論是全部樣本還是在沿海州和內陸州的子樣本，該計劃對促進就業起到了積極作用；從控制變量epr的系數來看，均顯著為正，表明“出口倍增計劃”確實可以顯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論是沿海州還是內陸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影響程度基本一致；從控制變量hc的系數來看，出口對于國內投資的拉動具有顯著的正效應?；貧w方程對全部樣本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初步檢驗結果較為穩健。

5 滯后效應檢驗

本文利用2009年與2010年、2011年、2012年數據建立雙重差分模型，對美國“出口倍增計劃”可能存在的滯后效應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從ep的系數看，2009—2011年，2009—2012年模型的估計均顯著，說明美國“出口倍增計劃”政策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但是系數的估計為負，表明了“出口倍增計劃”政策對于美國的出口具有負向作用，其中2012年該“出口倍增計劃”的負向作用更加顯著，且可能進一步延續，這與前述2009—2013年美國出口增速放緩的結論相互印證。其他控制變量在滯后一期和滯后兩期的差異較小，計劃施加的作用效果較為平穩。

四、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績效評析

1“出口倍增計劃”的預期目標難以實現

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預期目標從數字上看為2010—2014年的出口數據翻倍，2014年美國出口總額為235萬億美元，與2009年的158萬億美元相比，未能實現翻倍目標。然而，受其影響，美國各項經濟指標在此期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特別是對就業的促進作用明顯，可能會實現奧巴馬政府提出的新增200萬人的就業目標。雖然“出口倍增計劃”的出口規模翻倍目標未能實現，但其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的復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出口倍增計劃”對出口的政策效果不明顯，對就業、收入水平和投資的拉動作用較強

經驗分析結果表明：第一，“出口倍增計劃”對促進美國出口的影響并不明顯，甚至是負面影響，這與本文對此次促進出口措施的分析和2012—2013年美國出口增速大幅降低相互驗證。然而，美國出口水平相比計劃提出前有所提高，可能是受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一系列應對措施的影響，未列明的因素對出口水平的影響較大。第二，該計劃對就業水平的作用較為顯著，這與經驗分析之前效果分析中的“出口帶動的就業人數顯著提高”結論相契合。第三，該計劃對美國及其貿易伙伴國GDP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對美國GDP貢獻較大的是私人消費與投資，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僅為014%，其占GDP比重甚至為-301%[20]。同時，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國也處于經濟復蘇階段，因此，該計劃對于提升美國及其貿易伙伴國的相互需求作用為負。第四，“出口倍增計劃”確實可以顯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論是沿海州還是內陸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影響程度基本一致。第五，對于國內投資的拉動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得益于美國貿易代表團模式的反向貿易或逆投資現象。

3 美國沒有實質性地回歸由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重新審視原有的基于泡沫和瘋狂投機的“金融化”的發展模式，不想繼續成為全世界進口者和最終消費者以及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后依托，從而提出包括“出口倍增計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表現出美國更多地依靠實體經濟平衡經濟增長方式。然而，實際數據顯示，美國出口并沒有出現預計的強勁持續復蘇。消費和投資仍然是拉動美國GDP增長的兩駕重要馬車，原因可能是受到危機后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以及頁巖氣等新能源的出現使石油價格下降，由2008年7月11日的14725美元/桶降至2015年1月13日的4420美元/桶（美原油連CONC指數），企業具有成本優勢。同時，美國巨大的市場和“再工業化”政策的激勵，使得全球投資者競相對美投資，2006—2013年美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由金融危機時最低的1 43604億美元（2009年）快速增長至2 30768億美元（2013年）[18]，增幅高達6070%，迅速恢復并超過金融危機前水平。這些因素弱化了貿易對美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此外，受美國傳統產業結構影響，近四年來美國出口構成中貨物與服務出口的比例此消彼長，服務出口增長優于貨物出口，服務出口帶動的就業崗位增速超過貨物帶動；貨物出口空間被壓縮，使出口配合“再工業化”夯實實體經濟的效果打折扣。綜上所述，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未因金融危機而實質性地轉向對外貿易，“出口倍增計劃”的效果未達預期，但該計劃卻卓有成效地促進了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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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于振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