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研究

范方志++張杰飛

摘 要：本文借鑒新經濟地理模型內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關于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的假設，并考慮中國“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現實，加入“遷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三個變量，建立了內生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釋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及其影響因素：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選擇取決于“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遷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個變量的相對大小。由此得出促進勞動力異地轉移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異地轉移”；新經濟地理模型

中圖分類號：F3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9009307

一、引 言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存在空間和產業兩個維度，在空間維度上表現為由農村向城市的轉移，在產業維度上則表現為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對大多數國家來說，農業勞動力轉移在這兩個維度上是同時進行的，即農業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同時完成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然而在中國則不同，龐大的農業人口和有限的農地，導致農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但城市也面臨較大的失業壓力，因而形成了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異地轉移和就地轉移并存的現象，也就是說，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異地轉移和就地轉移兩種轉移途徑。那么，農業剩余勞動力是如何選擇轉移途徑的呢？其影響因素又是什么？由于就地轉移只是極少數國家特有的現象，因而未曾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國內學者則根據中國國情進行了探討。

一些學者認為，兩種轉移途徑都是現實的合理選擇。李曉春[1]通過分析Lewis及Harris-Todaro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和背景條件，認為“離土不離鄉”型勞動力轉移與Lewis模型、“民工潮”型與Harris-Todaro模型具有較好的對應關系，明確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雙重機制。馬軼群和李曉春[2]進一步認為，由于江蘇的發展模式起源于鄉鎮企業，因此，江蘇第一階段勞動力轉移途徑為“離土不離鄉”型就地轉移，待大量就地轉移勞動力聚集成新興城市后再進入第二階段“民工潮”型異地轉移；浙江民營大多源于農村手工業，其農村勞動力轉移機制為“離土不離鄉”型就地轉移；上海城市化水平高，基本不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為“民工潮”型異地轉移。但許經勇[3]認為，強調依靠城市工業擴張來轉移過剩農村勞動力的Lewis理論對應于異地轉移（流向大中城市），強調依靠人力資本提高、科學技術進步以及農村內部分工深化來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的Schultz理論則對應于就地轉移（流向農村工商業和小城鎮），只有堅持農村勞動力異地轉移與就地轉移相結合，才能確保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且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全面推進，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的重要性和現實性必然會越來越明顯地凸顯出來。段均和高定倫[4]認為，轉移模式的選擇問題實際上就是社會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問題，有什么樣的產業發展戰略和城鎮化模式，就會要求有什么樣的勞動力轉移模式與之相對應。

也有學者認為，就地轉移應成為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主要途徑。曹明貴[5]認為，中國不斷深化的城市經濟改革造成了城市失業，大量農民工進城加劇了城市就業壓力，并增加城市交通壓力和引發治安問題，因而加快農村工業發展、實現農村工業化，應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途徑選擇。李平和侯軍岐[6]分析了農村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力轉移速度下降的內外部原因，認為導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會長期發揮作用，并從作為農村工業化主體的鄉鎮企業在相對經濟效益、競爭優勢、不平衡性、積聚效應和自身特點等多個角度分析了農村工業化進一步吸納勞動力的潛力，認為應該繼續關注農村工業化。李國英[7]認為，不受限制、無序的異地轉移會帶來許多城市問題和社會問題，通過農業產業化和農村中小企業的集群發展、實現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穆建新[8]認為，在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外向型經濟嚴重受挫，中國必須由以出口導向、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異地就業為主要特征的勞動力轉移模式，轉變為以內需驅動、沿海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內陸轉移、就地就業為主要特征的產業轉移模式。其中，有的學者認為應大力發展以農產品加工為主要內容的新型工業化以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袁鋮[9]從動態視角認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比學術界的測算還大，雖然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發展受阻，但現實國情和經濟發展規律決定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渠道仍然是就地轉移，因而開展以農產品深加工為主要內容的新型工業化是農村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程懷儒[10]分析中國現實情況后，認為大城市的人口容納能力有限，實現農村工業化，大力發展“近”農產業，特別是農產品加工業，延長經營鏈條，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途徑。

但也有學者認為，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最主要途徑還是異地轉移。董文柱[11]認為，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在減弱，小城鎮由于缺乏第二、第三產業的支撐，吸納能力有限。大中城市基礎設施相對完善，投資環境比較好，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強，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較高，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就業機會相對較多，應成為吸納農村勞動力的最主要途徑。

由上可見，盡管學者們考慮中國實際情況，從多個視角分析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選擇，但基本都只進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同時也沒有進一步深入說明農業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的具體影響因素。

新經濟地理學關于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的假設極大地簡化了工業部門壟斷競爭下的消費者行為和生產者行為分析，由此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內生地解釋了勞動力的轉移，對勞動力轉移研究具有借鑒和啟發意義。朱希偉[12]建立了一個農業勞動力轉移模型，并得出了可以在外圍地區發展新興制造業，從而縮小地區間差距的結論。然而，包括上述模型在內的大多數新經濟地理模型都假定農業總產出與農業勞動力投入成正比，且農業中不存在失業，同時，也沒有考慮日益高漲的城市成本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二、模型假設與初始均衡

1模型假設

由于交通運輸的發展，地區間可貿易品價格差別很小，而非貿易品價格與住房成本高度相關，因而學者們認為住房成本是地區間生活成本差異的最重要因素[13]。美國人口普查局實驗性生活成本指標也假設地區間生活成本差異僅由住房成本引起[14]。因此，住房成本差異可大致反映地區間生活成本差異。假設經濟體存在兩個區域：區域1（城市）和區域2（農村），其人口總量為L且每人擁有單位同質勞動力。區域1是非農產業區，采用規模報酬遞增技術生產非農產品，其人口在人口總量中所占比例為h（0

s（x）=1-2cx，其中，x∈[-h/2，h/2]，c為通勤成本系數（c≥0），0≤s（x）≤1。因此，區域1的總有效勞動力供給為：

S1∫Lh2-Lh2s（x）dx=Lh（1-ch/2）（1）

假設W1為區域1企業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率，那么居住在城市邊緣的工人所獲得的工資凈值為：

s（-h/2）W1=s（h/2）W1=（1-ch）W1

由于城市邊緣地租為零且工人是同質的，所以在整個區域內，剔除通勤成本與地租后的工資凈值相同，即s（x）W1-r（x）=s（-h/2）W1=s（h/2）W1=（1-ch）W1，其中，r（x）為距離中心商務區x處的地租。因此，區域1的均衡地租為：r（x）=c（h-2x）W1。區域1的總地租為：R=∫Lh2-Lh2r（x）dx=cLh2W1/2。假定地租由區域收集并平均分配給本區域所有居民，因此，區域1的每一工人除了工資外還能從地租上獲得一份收入R/Lh=chW1/2，所以，區域1工人的名義可支配收入為：

Y1=（1-ch）W1+chW1/2=（1-ch/2）W1（2）

筆者引入城市成本系數τc來描述由于城市成本的存在而導致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損失，τc=1/（1-ch/2）。那么，區域1工人的名義可支配收入為：

Y1=（1-ch/2）W1=W1/τc（3）

農村是農業區，農民在勞動力總量中所占比例為（1-h），則農民數量為L（1-h）。假定以單位農產品價值作為計價標準，即農產品價格為1，同時假定非農產品和農產品在區域間貿易不存在成本，故城市和農村的生活費用指數相同。

2消費者均衡

為簡化分析，假定消費者具有相同的偏好，代表性消費者效用函數為U=CgmC1-ga。其中，Cm為非農產品消費量綜合指數（非農產品為若干具有不變替代彈性的差異化產品），Ca為農產品消費（農產品為單一同質產品），g為非農產品在消費支出中所占份額（g為外生變量且01），Ci為第i種非農產品的消費量。

（1）代表性城市工人消費均衡

假定消費者將其可支配收入作為預算約束以實現效用最大化，那么，代表性城市工人效用最大化問題可以表述為：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層面，缺乏定量分析；且未考慮日益高漲的城市生活成本等重要因素的影響。本文借鑒新經濟地理模型內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關于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的假設，并考慮中國所存在的“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現實，加入“遷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三個變量，建立內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及其影響因素，其主要結論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選擇取決于“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遷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個變量的相對大小，當“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大于遷移成本系數與城市成本系數之積時，農業剩余勞動力傾向于異地轉移；而“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小于遷移成本系數與城市成本系數之積時，農業剩余勞動力傾向于就地轉移。因此，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將促進異地轉移、抑制就地轉移；而勞動力遷移成本和城市成本則會抑制異地轉移、促進就地轉移。

盡管就地轉移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村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但也帶來一定的負面性。一是，作為其主要載體的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無序的、分散發展的道路，導致了設備落后、資源浪費、集聚程度低和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二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鄉鎮企業自身發展不穩定（如高誕生率和高破產率并存）、管理不規范，導致其提供的就業崗位缺乏保障。同時，為保持競爭力，鄉鎮企業勢必向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這將進一步削弱其勞動力吸納能力。三是，就地轉移農業勞動力雖然退出了農業生產，但其退出不徹底，仍保留了承包的土地作為退路或生活的基本保障，這顯然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現代化，也不利于農民增收[17]。

同時，城市化率低、大城市人口規模偏小導致城市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已經嚴重地制約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從長期來看，本文認為異地轉移才是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最終選擇，由此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增加城市科技、教育與基礎設施投入，促進城市集聚經濟，提高城市產業技術水平。城市是國家創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主要載體。增加對城市科技、教育與基礎設施的投入，可以直接激發科技能力，提升人力資本，增強企業間技術溢出，降低產品運輸成本，強化資金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促進城市集聚經濟，提高城市產業技術水平。

第二，加快以戶籍制度為中心的綜合制度改革，逐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降低農業剩余勞動力遷移成本。戶籍制度及依附于戶籍制度之上的各種福利政策（包括就業、養老、醫療、失業和教育等政策）是形成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根源。雖然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入，其約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慣性及部門間利益沖突，其進展相對緩慢。然而就中國經濟發展大局來看，加快推進以戶籍制度為中心的綜合制度改革，逐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使其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降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遷移成本，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不僅是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需要，也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促進人才資源合理配置和確保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客觀要求。

第三，采取綜合配套措施，合理抑制房價上漲，降低城市成本。加強財政、貨幣和稅收調控力度，提高購買多套住房者和炒房者的購房成本，抑制對房地產市場的不合理需求。同時加大公租房、廉租房與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增加住房市場供給。此外，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進而合理抑制房價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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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巴紅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