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支持“三農”政策的影響效應研究

王亞芬++周詩星++高鐵梅

摘 要： 目前中國財政支農力度逐漸加大，財政支農支出呈現出總量增加、支出形式多樣化和支援目標多元化的發展態勢。本文分析了中國財政支持“三農”政策的形式、作用機制和影響效應，建立了包含不同財政支農政策影響因素的農業產出模型和農民收入模型，并利用廣義矩（GMM）方法進行估計，研究結果表明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業產出和農民收入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 財政支農支出；農業四項補貼；農業稅；農業產出；農民收入

中圖分類號： F81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176X（2015）09008508

2004—2015年，國家連續十二年發布中央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問題，強調“三農”問題的戰略地位。政府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財政支持“三農”（以下簡稱“財政支農”）政策已成為促進“三農”發展的重要財力保障和物質基礎，從根本上保證農業的持續穩定發展。2013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合計13 799億元，比2012年增長1140%，主要用于支持農業生產、對農民的糧食直補等四項補貼和促進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方面[1]。

一、文獻梳理與述評

國外很多學者研究了財政支農支出的最優規模問題以及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業經濟增長和農民收入的影響效應。Matsuyama[2]研究發現財政支農支出存在一個最優規模，并且相對于其他領域而言，財政支出投入農業領域更具競爭優勢。Fan和Pardey[3]研究發現政府支農支出不僅有利于農業經濟增長，而且還促進了非農產業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改善。Chen等[4]采用面板數據對中國29個省份農業生產率增長狀況進行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稅、R&D投入和基礎設施投資都會影響農業經濟增長。Akbar和Jamil[5]運用1972—2010年巴基斯坦的數據建立模型分析財政、貨幣和能源政策對農業產出的影響。還有學者關注財政支農政策的負面效應問題，尤其是農業補貼政策對貿易和福利的影響，認為農業補貼對實際農產品貿易造成扭曲，傾向于取消農業補貼，實現農產品的自由貿易[6-7]。Frandsen等[8]研究發現歐盟的農業支持政策影響了農場主的生產行為，扭曲了國際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出口造成了不利影響，并且可能會使土地價格上升。

國內學者就財政支農支出總量及結構對農業產出的影響和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等方面進行了研究，進行結構分析時一般按照現行統計口徑進行分類 [9-10]。高玉強[11]研究發現糧食主產區和非主產區的農機購置補貼和財政支農支出的傳導機制均是有效的。朱滿德和程國強[12]運用PSE方法全面評估中國農業支持政策的實施效果與結構變化特征 ，提出應加快健全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加大農業補貼支持力度，優化農業支持政策結構，進一步提高農業支持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宋洪遠和沈澤江[13]基于中國19個省190個縣208個村4 885戶農戶的問卷調查數據評估了中國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執行情況和效果。程國強和朱滿德[14]研究發現中國農業補貼政策應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增加農民收入為目標，建立以補貼重點產品、重點地區和關鍵環節為核心，以價格支持措施為基礎、直接補貼措施為主體的農業補貼制度。與上述學者不同的是，崔元鋒和嚴立冬[15]研究發現中國財政支農支出在增加農業總產值方面的作用呈逐漸下降趨勢。沈坤榮和張璟[16]研究發現中國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民收入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在統計上并不十分顯著，政府公共支出在降低城鄉收入差距上的作用不甚明顯。黃季焜等[17]利用 6 省份大樣本隨機抽樣調查獲得多戶農戶數據，分析了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的相關問題，結果表明農業補貼對提高農民收入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對糧食生產和農資投入沒有產生影響。

二、財政支農政策必要性的理論闡述

政府調節經濟的出發點主要是解決市場資源配置不合理、具有公共品屬性物品投入的不足和外部性等問題，農業弱質性的特征及農業領域公共品和外部性問題的普遍存在必然要求政府除了給予農業生產者和農產品市場以良好、寬松的政策環境外，重要的是給予直接的資金支持和補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歷和實踐都表明了政府支持和保護農業的必要性。

（一）農業具有風險性和不確定性

農業屬于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交織的弱質產業。一方面，農業生產對象是生物有機體，自然環境對農產品的生產和供給有較強的影響力，因而農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具有諸多的不穩定性和不可控性。另一方面，農業生產、農產品的特性使農業承受著較大的市場風險。農業生產周期長，對市場信息的反應遲緩，不像其他產業的生產者能夠依據市場需求信息及時調整生產規模。另外，受到需求彈性較小和不易儲存等因素的影響，農產品在市場交換中往往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一旦農產品供過于求，市場價格必然急劇下跌，農民利益難免會受到影響，這又會影響其后期的生產積極性，容易造成農業生產的反復波動，形成所謂的“發散型蛛網”。

中國農業由于受到農業自然資源匱乏、基礎設施薄弱和人力資源開發滯后等因素的限制，其弱質性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更為明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農業還具有經營規模小、經營成本高、科技轉化率低和商品化率低等缺點，使其不僅在國際農產品競爭中處于相對劣勢，而且在國內市場也較難實現平均利潤率[18]。在面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雙重考驗的背景下，財政必須對農業生產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這是保證農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

（二）農業具有多功能性和公共品屬性

農業多功能性是指農業不僅具有生產、供給農產品及獲取收入的經濟功能，還具有生態、社會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如維持生態平衡和生物的多樣性，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再如農業生產所需的基礎設施，不僅是農業生產的基礎，還會推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和環境改善，產生間接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而農業多功能性具有公共品屬性，農業生產者很難通過市場得到相應補償，使得提供者的私人收益小于其社會收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業投資造成影響。對民間投資缺乏吸引，導致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的私人投入不足。因此，需要通過財政支農政策解決農村基礎設施投入不足問題，以保證農業持續健康發展。

（三）財政對農業的支持是保證糧食安全的必然要求

糧食生產周期較長，收益見效較慢，如果供給不足，無論價格多高都無法在短期內刺激供給增加，因而保證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產量的穩定增長，以適應人口增加和國民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起的需求增長是農業政策的長期目標，需要政府的支持。一方面，糧食生產是以生物作為生產對象，并受制于自然條件，因而核算精度較低，資本使用中具有很大的風險，在競爭性的資本市場中處于不利地位，政府如果不采取有利于農業投資的政策，糧食生產投資不足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糧食安全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和明顯的正外部性，能夠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糧食供求平衡不能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僅僅依靠“看不見的手”無法保證糧食安全。 在完全的市場條件下，農民根據自身經營的比較優勢，改變耕地的用途和對糧食生產的其他投入，以獲得更高的收益。政府必須通過補貼的方式彌補農民從事糧食生產的收益與農業生產要素的競爭性用途所獲取的收益之差，將耕地和農村勞動力等農業生產要素限定于糧食生產，以保證真正制約糧食生產的硬件條件的充足供應。 因此，對糧食生產給予適當的政策支持和保護，符合客觀規律的要求。

（四）農業補貼政策是實現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有效手段

從中國城鄉關系發展的歷史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50—2004年，國家采取“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發展策略，加速了工業化進程，實現了國民收入總量的較快增長。第二階段從2004年全國實行糧食直補政策和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開始，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嶄新階段。在兩階段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形成了所謂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中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損害國民的整體福利水平。因此，農業補貼政策作為一種轉移性支出已經成為實現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有效手段。

三、中國財政支農政策的特點和效應分析

財政支農政策主要通過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運用投資、補助、貼息和稅收等政策手段對農業、農村發展給予支持，經過不斷改革、創新和調整，目前財政支農的指導思想和支持方式發生重要變化并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這種變化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國家與農民之間傳統的利益分配格局，對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具有里程碑意義。

1993年WTO的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農業協定》將不同的農業支持政策劃分成不同的類別：將科研、技術推廣、食品安全儲備、自然災害救濟、環境保護和結構調整計劃等不會對貿易和市場產生扭曲的支持性農業補貼政策稱為“綠箱”政策；將價格補貼和出口補貼等對生產和貿易產生明顯扭曲作用的保護性農業補貼政策稱為“黃箱”政策，要求各成員方綜合支持總量（AMS）不超過農業總產值的5%（發展中國家為10%）。當前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農業、農村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包S箱”政策已接近《農業協定》規定的上限，農業補貼政策的結構調整迫在眉睫。因此，在WTO 框架下研究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特點和效應具有現實意義。

（一）財政支農支出呈現出總量增加、支出形式多樣化和支援目標多元化的發展態勢

2003年以來中國財政支農政策開始實現戰略性轉變，財政支農力度逐漸加大，財政支農支出總量持續攀升，2013年高達138萬億元。近十年來中央財政支農支出保持了至少10%的增長速度，2008年增長速度達到近幾年的峰值38%[19]。中央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呈近乎直線的拉升態勢。在中央財政支農政策的帶動下，地方各級財政也大幅度增加了支農投入，2007年地方財政決算支出中農林水事務支出3 091億元，2012年突破萬億元達到115萬億元，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三農”投入增加最多、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

隨著農業投入力度的加大，財政支農機制和方式也發生了積極變化，農民與政府的“取”、“予”關系發生根本性改變。財政支農重點轉向以促進農業、農村全面發展為目標，把整合財政支農資金、發展現代農業和統籌城鄉發展作為新的著力點。以公共財政為原則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強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進步、農業抗災救災、農村扶貧開發和生態建設等的支持。

（二）財政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和科技投入，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

農業生產機械化是農業邁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財政支農政策通過增加農業科技投入和發放農業機械購置補貼等方式提高中國農業機械化水平。2004—2013年中國農業機械化保持了整體推進、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2004年中國農業機械總動力僅為640億千瓦，2012年邁上10億千瓦臺階，同比增長494%，2013年已達到1060億千瓦，同比增長336%，農業機械作業面積162億公頃。中國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持續提高，2013年達到59%，比2003年末增長了約2650個百分點。

注：

財政在農業科技方面的投入提高了土地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一般來說，農民自給自足的投入都是低回報的資源，可以產生高回報的農業資源大多來源于農業外部。產生高回報的途徑主要是提高農業投入的質量，而農民只能從非農企業或農業研究和推廣機構那里獲得這些高質量的投入，農業研究和推廣機構都是財政支農支出的產物。2013年中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520%，比2012年提高070個百分點[20]。2014年中國進一步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進農業科技創新工程，實施推廣財政補助資金政策，加快重大成果和關鍵技術推廣應用。在財政資金的支持下，農業信息化建設大力推進，啟動了信息服務進村入戶工程，農作物生產、銷售各個環節信息化水平得到不斷提升。

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財政對農業的支持，為農民自有資金和社會其他領域資金的投入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改變微觀經濟主體對農業收益的預期，降低了微觀投入的成本和風險。財政資金投入和補貼農業直接反映政府的政策取向，為農民自有資金和企業資金進入農業傳遞明確的信號和信息，給予財政投入以外一定程度的刺激，吸引資金向農業轉移。一旦財政支農政策推動農戶和農業組織向著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方向調整，就會逐漸促進農業發展進入良性循環，在區域內會出現農業的規?；洜I及信息技術、資本和市場交易的聚集化。

（三）農業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不斷提高，財政涉農補貼制度逐漸完善

財政補貼是一種影響相對價格，從而改變資源配置結構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政府無償支出，農業補貼政策的出臺使農戶面臨的政策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從微觀層面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和收入水平，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和對高科技手段的采用。

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經歷了從以價格干預為主的間接補貼階段到以四項補貼為主的直接補貼階段的轉變。2002年以來各類農業補貼政策陸續出臺，補貼力度不斷加大，補貼領域和范圍不斷拓寬，從2002年的1億元到2012年的2 000多億元，2004—2008年其在支農支出中的比重快速上升，2008年后略有下降并趨于穩定。目前就糧食主產區而言，已形成了由直接收入補貼、專項性生產補貼、糧食最低收購價和一般服務支持構成的綜合性農業補貼體系。

中國還建立了農業保險保費補貼制度，將財政手段與市場機制相對接，政府創新救災方式。2007年以來中國農業保險97%以上的業務得到各級政府的補貼，5年累計向7 000多萬農戶支付保險賠款超過400億元，戶均賠款近600元[21]。另外，還相繼出臺或實施了其他一些直接補貼農民的政策，如實施消費補貼，以直補方式對農民購買家電給予補貼。

（四）取消農業稅，改變了政府與農民“取”、“予”的傳統格局

經濟理論認為，對農民收入和農業生產征稅會降低土地回報率，邊際質量土地被排除于生產。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的壓力越來越大，農業稅又加大了這種壓力，容易使農民勉強種地但普遍減少投入，致使農業發展后勁乏力。取消農業稅有利于幫助農民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從2006年開始全面取消農業稅，與農村稅費改革前相比，共減輕農民稅費負擔1 200多億元，平均每戶減負近700元，大部分省份農民人均減負都在100元以上[22]。農業稅的廢止引發農民深刻的觀念變化以及農村機制變革和體制創新，讓農民重拾種地的信心。

（五）農村社會事業發展逐步納入公共財政的支出范圍，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

財政支農政策在民生方面的推進是逐步將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納入公共財政的保障范圍，包括把農村教育、衛生和文化等社會事業納入財政支持范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項目屬于準公共品，具有很強的外溢性，同時養老保險市場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這些特征決定農村社會保障無法由市場來提供，需由政府和市場共同構建，政府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和發揮關鍵作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

中國從2009年開始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新農?；鹩蓚€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構成。政府對符合領取條件的參保人全額支付新農?；A養老金，地方政府對參保人繳費給予補貼，補貼標準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對選擇較高檔次標準繳費的提高補貼標準。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是解決“三農”問題、提高農民福利水平和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又一重大舉措。自實施以來政府補助標準大幅提高，各級財政對參保農民的補助由2003年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2年每人每年240元，2015年預計將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率達到75%左右[23]，真正讓廣大農民實現了老有所養和病有所醫。

從2006年春季學期開始，逐步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 主要措施包括：首先，免除所有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和教科書費，對寄宿困難學生實行生活補助的“兩免一補”政策。其次，提高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公用經費保障水平。再次，建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校舍維修改造長效機制。最后，鞏固和完善農村中小學教師工資保障機制。 中央財政2014年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資金為87897億元，在學生人數減少的情況下，仍比2013年增加約5060億元，增長610%[24]。 有效減輕了農民家庭子女接受義務的經濟負擔，而且打破了多年來制約普及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瓶頸，成為繼免除農業稅之后又一個影響深遠的惠農工程。

四、構建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業產出和農民收入影響的計量模型

“三農”問題從農業、農村和農民，即從行業、地域和主體三位一體來研究農業問題，其中保證糧食等農產品供給和農民問題是關鍵和核心。農業產出特別是糧食產出的穩定增長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戰略性問題，而農民問題說到底就是如何多方位地增加農民的福祉。根據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愈大，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時，社會經濟福利與國民收入總量成正比。國民收入的分配愈合理，社會經濟福利愈大。因此，可以在兩個環節增加農民的經濟福利，在生產環節盡量增加國民收入總量，在分配環節想方設法使農民持續增收，消除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狀況。本文將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業產出和農民收入兩個方面的影響作為研究的重點。

（一）模型構建

本文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定量研究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業產出和農民收入的影響。分別選取全國農業總產值（Y）和全國農村家庭居民年純收入（SR）作為因變量。

1農業產出模型

農業產出水平主要由土地、資本、勞動投入、技術水平及其他政策變量所決定，本文選取影響農業產出的主要投入變量包括播種面積、化肥使用量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何振國[25]基于生產函數和經濟增長理論推導出不同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對穩態時經濟增長率有顯著的影響，基于農業部門的生產函數不難推導出不同類型支農支出對農業產出的影響效應將會存在差異。綜上所述，本文建立如下農業產出模型研究其他財政支農支出和農業四項補貼對農業產出的影響：

Yt=f（MCt，St，Bt，Lt，HFt，Zt）+εt （1）

其中，Zt=（FEt，FSt，TAXt，PSt），研究財政支農政策（Zt）對農業產出的影響效應。

2農民收入模型

農民人均純收入按收入來源和特性分為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農業生產經營性純收入主要是指農民通過經營家庭承包的土地而獲得實物和貨幣收入，其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雖然呈下降趨勢，但仍然是農民收入的主體，因而農業總產出是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之一。

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民增收問題，農民增收離不開財政的支持，財政支農政策通過補貼直接增加農民收入，或通過影響農業生產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以及要素價格變動等途徑產生增收效應。另外，財政支農支出的增加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目前非農收入已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本文建立包含財政變量的收入模型：

SRt=g（Yt，SRt-1，Xt）+μt （2）

其中，Xt=（FEt，FSt，TAXt），研究財政支農政策（Xt）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效應。

3變量說明

本文選取的財政支農政策變量包括其他財政支農支出（FE）、農業四項補貼（FS）和農業稅（TAX）。其中，其他財政支農支出主要包括財政用于農村生產支出和事業費、財政用于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財政用于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和財政用于農村救濟費；農業四項補貼包括良種補貼、農業機械購置補貼、農貿綜合補貼和糧食直補，為2004—2013年18個省份農業四項補貼的總額；其他與農業產出和農民收入相關的解釋變量包括農業機械總動力（MC）、農作物總播種面積（BZ）、 受災面積占播種面積的比重（S，即受災面積/播種面積）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L）。

本文所采用的價值型變量均采用農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平減后得到的實際值用小寫字母表示，y、sr、fs、fe和tax分別表示農業實際總產值、農民家庭實際年純收入和各項財政支農政策的實際值。農業四項補貼數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財政部網站、農業部網站等網站數據整理匯總得到。

由于本文涉及的變量均為時間序列數據，因而首先要對各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各個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并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二）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業產出的影響分析

財政支農支出統計口徑從2007年開始發生變化，與2006年之前所包含的項目不完全匹配，因而本文引入虛擬變量D1（1986—2006年取1，2007—2012年取0）和 D2（1986—2006年取0，2007—2012年取1）分別分析2007年前后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產出和農民收入的影響。

廣義矩估計方法不要求擾動項準確的分布信息，允許隨機誤差項存在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所得到的參數估計更加穩健、更加合乎實際，因而本文采用廣義矩（GMM）方法估計農業產出模型（1），去掉不顯著變量得到農業產出模型的估計結果：

ln（yt）= 041ln（Bt）+ 040ln（HFt）+ 007D1×ln（fet）+ 010D2×ln（fet）+ 001ln（fst）+ 017ln（Pst-1）- 096（St）+ t

（418） （228） （175） （259） （167） （283） （359） （3）

R2=099 DW=148

從模型主要統計指標可以看出回歸效果較好，表明各個變量對全國農業總產值有較好的解釋力。

1其他財政支農支出（fe）對農業產出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1986—2006年其他財政支農支出（fe）提高1個百分點，農業總產值提高007個百分點；2006—2012年其他財政支農支出（fe）提高1個百分點，農業總產值提高010個百分點。1994年中國農業總產值僅為9 16919億元， 1994—2003年增長趨勢不穩定，有的年度甚至出現負增長。從2004年開始伴隨著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力度不斷加大，農業產出呈現出階梯式的增長態勢，2004年比2003年增長了18%，此后一直維持在至少75%以上的增長速度，2013年已達到了515萬億元。

對農業產出有直接影響的其他財政支農支出集中在保持糧食穩定生產和農業現代化建設方面。一方面，在財政支持背景下中國農業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2013年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為59%，比2012年提高2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其他財政支農支出大力支持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支持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等工程，農田水利建設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提高了農業的抗災能力。1990—2012年中國受災面積總體呈下降趨勢，自2009年以來降幅尤為明顯，并表現出與其他財政支農支出反向的變動關系。

2006年以前其他財政支農支出主要包括財政用于農村生產支出和事業費、財政用于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財政用于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和財政用于農村救濟費，2007年以后為財政農林水事務支出。 各種自然災害是影響農業產出的關鍵因素，由回歸結果可知，受災比例（S）減少一個百分點，農業產出提高096個百分點，因而財政支農政策通過提高抗災能力間接促進了農業產出的增長。

2農業四項補貼（fs）對農業產出有促進作用

農業四項補貼（fs）提高1個百分點，農業總產值提高001個百分點，從量上看農業四項補貼對農業總產值的影響強度略小于其他財政支農支出的作用，目前農業四項補貼政策已經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財政支農方式之一。2013年農業四項補貼支出1 70060億元，增長351%，與2006年相比提高了四倍多，2006—2008年是補貼范圍和力度上升最快的時期，其中2008年農業四項補貼總額較上年提高了一倍多，2008年后各項補貼呈穩中有升的態勢。

農業四項補貼通過刺激農民種植優質農作物品種、擴大種植面積、加大生產資料投入量和提高機械化水平等途徑使得農業產出增加。2002年中央財政出臺了良種補貼制度，支持農戶積極使用優良作物種子，提高良種覆蓋率，降低生產成本并提高農產品產量與質量。實施以來補貼品種不斷增多。

2004年中央財政設立農業機械購置補貼專項資金，支持農民和農機服務組織購置農業機械，由于國家對農業機械購置進行補貼，近年來中國農業機械基礎設施條件迅速改觀。

2006年開始針對部分農業生產資料漲價過快的問題實施了農資綜合直補政策，在所有補貼項中，農資綜合補貼提升幅度最大，2013年比2006年提高了近八倍。農資綜合補貼政策的實施改變了農業投入生產要素的價格，有效彌補了農資價格上漲造成的種糧成本增支問題。

糧食直補是政府直接給予種糧農戶經濟補償的轉移性財政支出，是國家對數億農民的直接補貼渠道。糧食直補資金與實際種糧面積成正比，有利于激勵專業農戶擴大糧食耕種規模。糧食直補制度全面實施以來中國糧食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從2004 年的 10 16060萬公頃增加到 2013年的 11 195萬公頃，糧食產量和農業產出也隨之增加。

（三）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分析

本文利用所選取的變量基于農民收入模型（2）研究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所選取的因變量為不變價格的農民家庭全年純收入（sr）。為了消除收入模型中農業產出的內生性問題，用模型（4）得到的擬合值 t代替農業產出的實際值，進一步地，為了單獨考慮財政政策效應，將財政變量部分分離出去，仍記為 t，利用廣義矩（GMM）方法，去掉不顯著變量，農民收入模型（2）估計結果如下：

ln（srt）= 040ln（ t）+ 060ln（srt-1）+ 005D1×ln（fet）+ 005D2×ln（fet）- 010D2006×ln（taxt）+ t

（1470） （2110） （730） （800） （-338） （4）

R2=099 DW=200

2006年中國在全國范圍內免征農業稅，為了分析取消農業稅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引入虛擬變量D2006（2006年以前取1，2006年以后取0）。從模型主要統計指標可以看出回歸效果較好，各個變量對農民收入有較好的解釋力。本文從以下方面分析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效應：

1財政支農政策通過推動農業生產促進農民增收

農業總產出與農民收入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偖a出提高1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提高041個百分點。如前所述，財政支農政策通過促進農業總產出的增長進而對農民收入產生積極影響。從模型（4）可以看出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民收入有正的影響效應，財政支農支出提高1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提高005個百分點。

2財政支農政策直接增加農民收入

財政支農政策除了通過影響農業產出從而間接增加農民收入外，還通過不同渠道和方式對農民收入產生直接影響。首先，各種財政支農補貼拓寬了數億農民的直接增收渠道。其次，從模型（4）可以看出免征農業稅會提高農民收入，農業稅降低1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提高010個百分點，因而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負擔，起到了直接的增產增收效應。最后，農民以“以工代賑”的形式參與政府投資建設的農村基礎設施工程，如農田水利的治理和農村水路電氣房建設等勞動力密集型項目，從中獲取就業機會和報酬，直接增加了農民收入。

3財政支農政策助推農村勞動力轉移，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

財政支農政策助推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農村經濟多元化發展，農民的收入渠道不斷拓寬，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戶增收的主要來源，農戶的工資性收入很大程度來源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形成的非農收入。如前所述，財政支農政策推進了農業機械化進程和技術進步，而農業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外推力，這種推力主要表現為農業技術進步引起了勞動力生產率的提高和剩余產品增加，減輕了農民的勞動強度，使農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有更多的時間接受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學習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提高自身素質，為從事其他生產活動獲取更多經濟收益做好準備。

4財政支農政策促進農村第三產業發展，拓寬農民收入渠道

第三產業的發展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和陳舊落后制約了第三產業的發展。財政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能夠有效降低市場失靈和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為農村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品，促進了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拓寬了農民的就業渠道，使農民收入來源趨于多元化。農村基礎設施投入還可以刺激農民消費。林毅夫認為不是收入水平，而是農村基礎設施不足限制了農民消費意愿實現和消費不足，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創新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

五、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分析了中國財政支持農政策的作用機制和影響效應，將農業四項補貼從財政支農支出中分離出來，作為單獨解釋變量，利用廣義矩（GMM）方法建立了包含不同財政支農政策影響因素的農業產出模型和農民收入模型，定量研究各項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業產出和農民收入的影響效應，得出如下結論：首先，財政支農力度逐漸加大，財政支農支出呈現出總量增加、支出形式多樣化和支援目標多元化的發展態勢。主要支出領域包括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進步、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和生態建設。其次，財政支農政策通過促進農業現代化、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和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等途徑促進農業產出增加。其他財政支農支出提高1個百分點，農業總產值提高007—010個百分點。農業四項補貼提高1個百分點，農業總產值提高001個百分點，從量上看農業四項補貼對農業總產值的影響強度略小于其他財政支農支出的作用。最后，財政支農政策通過補貼直接增加農民收入，或通過影響農業生產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及生產要素價格變動等途徑產生增收效應。財政支農支出提高1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提高005個百分點。農業稅與農民收入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農業稅降低1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提高010個百分點，免收農業稅促進了農民收入和農業經濟的增長。

根據前述的實證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首先，繼續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力度，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在繼續保持現有農業支持力度的同時，中央財政的支農支出應保證在一定的增速之上，并且將新增財力重點用于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和民生支出等支持性農業補貼政策方面，增加“綠箱”政策，減少“黃箱”政策，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其次，重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政府應該加快制定并實施相應措施，大力發展與農業有著密切聯系的產業，為廣大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高農村勞動人口素質，助推農業生產機械化和集約化水平的提高。最后，充分考慮基層財政的可持續性，建立健全地方公共財政體系。上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要在轉移支付方面進行制度性和常規化安排，政府在加大公共財政投入的同時，創新農業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廣泛吸引社會資金支持“三農”建設，通過直接、間接融資方式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建立充足、高效的融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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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