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前中國政局探究

劉高峰

（遼寧大學 遼寧沈陽 110036）

西安事變前中國政局探究

劉高峰

（遼寧大學 遼寧沈陽 110036）

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類似于中國的戰國與春秋，前八十年是量變，后三十年是質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侵略客觀上將中國引向了中國發展的更高潮，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體制里，發展是需要用巨大和畸形的人民和社會代價來償還的?！缎脸髼l約》打響了20中國屈辱歷史的第一槍，自此開始，中華大地上就從來沒有消停過。革命黨、封建軍閥、共產黨、國民黨、中間黨等力量在各自階級利益的指導下尋求中華民族解放的出路，在探索中逐漸走上成熟的道路。中國舞臺上涌現出這些力量的代表人物，彼此之間相互傾軋，相互斗爭，各自為營?？僧斨腥A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機時，各黨派之間的斗爭必須擱淺，統一對外才是中華民族全體人民必須踐行的事業。然而，在西安事變前，中國呈現出高度的不統一、不穩定的政治軍事局面。進入21世紀以來，學術界對西安事變的研究不斷豐富、深入，從不同角度對事變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解讀研究，無論是對西安事變爆發的原因、過程、影響，還是對事變中的歷史人物、國內外各種力量的作用與影響，都有諸多創新性研究。梳理總結新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能更好地推動西安事變研究的繼續向前發展。

西安事變；北洋政府；國民黨反動政府；日本

歷史總是在偶然與必然事件中推動著社會向前發展，沒有了日本，沒有了抗日戰爭，中國的歷史是否會是另一方光景?？谷諔馉幨侵袊锩囊徊糠?，它帶來的是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和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民的生命?？陀^上來講，分裂割據走向團結統一是中國革命再度創造輝煌的表現。

一、新軍閥的出現

北洋政府是洋務派建立北洋軍隊的直接產物，國民黨反動政府是英美帝國主義扶持的實力最強的新軍閥，中間派是以緩和方式求得民族進步的理想人物，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是完全站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角度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復興而奮斗的力量。

第一個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的中國人是北洋軍閥吳佩孚，時間是1924年。此時，他的威望與權力正處在巔峰，直系軍閥則正在交戰。從此，每一次中國封面人物的出現，伴隨著當時的風云變幻。蔣介石1927年首次出現，伴隨著中國大革命的大起大落；馮玉祥1928年的出現，伴隨著蔣馮聯盟的形成；溥儀1934年的出現，伴隨著“滿洲國”的成立；蔣介石和宋美齡1938年聯袂成為中國年度人物，伴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1］。

二、革命的曲折

當中國即將有機會進入一個獨立自由的民主時代時，世界各國、本國的封建地主階級總能為了各自的階級利益讓中國革命在勝利前夕遭遇到重大挫折。革命在走向高潮后邁向勝利前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以后的官僚資本主義沉重打擊。辛亥革命的革命成果被袁世凱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果實被蔣介石、汪精衛等反動派被破壞，中央紅軍在走向反圍剿的高潮時卻因“左傾”的錯誤被迫進行長征。中國革命在失敗低迷后再度踏上發展的新高度，這是一種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而西安事變前夕的中國革命再度面臨著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瘋狂侵略，革命再度迎來一場具有統一力量的高潮。

中國的政局幾乎是分裂統一后的再度分裂，而往往擁有強有力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軍閥則將成為中國政局的主導者。軍閥割據違背了人民的統一愿景，經濟隔絕阻礙了中國發展進步的步伐，政治上的獨裁統治妨礙了民主的進程，直到西安事變前夕，在日軍大舉侵華所引發的深重的民族危機的催化下，中國內戰的矛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然而，決定中國政局的最強大力量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卻仍然推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政策，中國內戰的政局越發失去存在的需要與平衡的能力。［2-3］

三、西安事變后的變化

西安事變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新起點，它將國內矛盾引向高度尖銳的同時，能夠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決這類幾乎不可調和的矛盾，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貢獻出較大的力量。它很成功地將中國內戰的政局重心轉移到全民族抗戰的統一局面，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力量起點。

當你面對一場戰爭，而你的敵人不止是強大，要比你強很多，然后，你發現，你發現你身邊竟然有一個你從來不知道的朋友，而與你的朋友共同戰斗的力量是團結?？谷諔馉幨鞘澜缛嗣竦姆捶ㄎ魉箲馉幍闹匾M成部分，而其也是中華人民抵御外族入侵的正義戰爭，也因此，中國人民的全民族抗戰代表著全體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利益訴求。我們在面臨這樣一個窮兇極惡的強大敵人，統一戰線和團結力量是我們唯一且無法撼動的武器。

國共兩黨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地第二次合作標志著中華大地上階級利益和矛盾最突出的黨派之間的團結，也在這樣的國共團結影響下逐步形成更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它改變了中國政局，此時，中國軍隊的力量逐漸以反抗日本侵略者為中心，統一和團結代替了割據與混戰。

中國共產黨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全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許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地方實力派表示愿意同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在不斷擴大。中國國民黨對日外交的強硬化表現以及抗戰的準備，推動了團結抗戰形勢的形成，進行全國抗戰的內部條件基本形成了［2］。我們難以否認抗戰前期，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的突出貢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牽制作用等共同形成的無堅不摧的統一戰線，然而，全民族抗戰到了后期，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采取的是消極抗日和積極反共政策，統一戰線則開始出現了分裂的局面，我們始終未能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抗戰結束。中國政府在統一和團結后再度陷入內戰的局面，而到解放戰爭時期，則是全國范圍的內戰局面。

或許，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社會本質決定了我們的統一不可能是最完美的，而其防線最薄弱的地方就在于中國各民族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時代錯了，生活在時代的人們也不可避免地會沿著錯誤的模式繼續著中國革命的事業。西安事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產生卓越的作用，但其本身的因素則注定了中國階級矛盾的突出，甚至，不少封建地方軍閥成為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勢力。

政局產生波動，是對統一戰線的挑戰，但要求全民族抗戰建立在一個未曾獨立民主的國度，的確是一場巨大的挑戰，因為，中國此時的狀況和戰國時期很像，各方勢力都在努力地角逐利益與范圍，而更像的是代表最先進階級利益的人民始終會成功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真正統一。［4-6］

四、日本侵華引發的中國革命形勢變革探究

戰爭必須有勝有負，我們通過抗日戰爭重新在國際社會中掌握了外交資本，然而，無數中國人民卻在抗日戰爭中失去了生命，這或許是一場沒有勝負的戰爭，我們在獲得巨大勝利的同時，也付出了等值的代價。然而，歷史就在偶然與必然中讓我們選擇解決矛盾最優的方案。當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當全體中華人民團結一切民族力量，中國革命就呈現從未擁有的歷史高度，而西安事變就是中國革命由低迷走向新高潮的轉折點。

上述內容講述到蔣介石在抗戰后期的消極抗日和積極反共政策，一方面反映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中國革命形勢重新走上新的臺階，至少在西安事變前夕與抗日戰爭勝利后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懸殊力量對比漸漸趨于平衡。日本的大舉侵華直接誘發了西安事變，而和平解決為紅軍再度擴大與建設根據地贏得時間和合法的發展環境，在某種意義上，日本人間接上挽救了中國革命。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全面侵華對農村封建制度是一種滅頂性的打擊，也對封建軍閥的殘余勢力有了更沉重的打擊。

當中國革命的火種即將被掐滅時，我們的國內革命贏得了喘息的時間?？谷諔馉幒?，中國出現了中日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相交織并以民族矛盾為主導的局面。這種復雜而又特殊的歷史局面向中共提出當時的條件下如何才能實現革命的目標又實現現代化建設的難題。歷史的發展為中共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時代的條件。中國共產黨為解決中國現代化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一條新民主主義現代化的理論［3］。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迎來新的成熟，而這一切都歸功于中共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促成。中共很理智也很聰明地抓住了時代賦予的機遇，將中共極危險的境地轉化成為再度走向輝煌的機遇。由于日本大舉侵華，使中國革命形勢向更好的方向發生變革。而抗戰結束后的革命形勢是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和實力上大幅增強，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大幅削弱，封建軍閥勢力大大地被瓦解。

這種間接性的作用直接延伸到解放戰爭時期，然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革命形勢變革的轉折點，在這件國內外關注的大事中，總會有出于本階級利益考慮的代表人物希望事變和平解決抑或者是造成更大的內戰，這就是西安事變中各方黨派、軍閥、國家對此的態度甚至是間接地催化事變。中國革命形勢在此時達到一個極度混亂的局面，是發展還是倒退，是統一還是分裂，都在各自階級利益主導下尋求最理想的答案。我們難以否認，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戰爭接連不斷，根本上是因為在帝國主義的催化下階級利益和矛盾趨向于尖銳的狀態，所幸在階級利益面前，大多數中國人民都未曾淡忘本身的中國公民身份，選擇了有利于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正確途徑。［7-8］

革命低迷是西安事變前的總體形勢，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是轉變這一切的革命創舉。

［1］紀紅民.“西安事變”內幕［J］.海內與海外，2006，7（12）90

［2］林家有.西安事變研究的新思考［J］.廣東社會科學，2007，6（3）22

［3］劉占奎.周恩來與西安事變［J］.科技風，2008，5（14）65

［4］張雪山.共產國際在“西安事變”中的主導作用——兼論張學良“西安事變”的真實動機［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7（2）80

［5］占善欽.再論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的決策［J］.史學月刊，2009，7（8）54

［6］趙書剛，趙陽.論西安事變中的蘇聯因素［J］.貴州社會科學，2010，8（7）56

［7］劉東社.西安事變前楊虎城與中共關系新探——西安事變縱橫考之九［J］.陜西教育學院學報，2010，8（2）24

［8］林揚東.中共處理西安事變決策的變化及原因［J］.人民論壇，2011，8（34）90

F278

A

2095-9923（2016）-04

劉高峰，男，遼寧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2015，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