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新舊封建軍閥探究

李 輝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上海 200433）

民國時期新舊封建軍閥探究

李 輝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上海 200433）

中華民國史，在某種意義上說，基本上是兩部軍閥史的合成:前十七年是北洋軍閥史和西南軍閥史（含其它派系），后二十一年是國民黨新軍閥史。因此，民國軍閥史的研究就具有特殊重要意義。五四前后，時人關注的重要政治焦點問題，就是軍閥這一現實問題，因為軍閥問題，已成為困擾那個時代發展的重要難題。在時人看來，軍閥問題的表現，一是軍閥干政弄權之亂導致國家綱紀、政治道德敗壞;二是軍閥各割據一方為霸導致中央與地方關系失衡;三是軍閥內爭、兵變之禍"甚于匪禍";四是軍閥"率獸食人"陷民生于絕境。根據這種觀察，當時的思想界得出了對軍閥的否定性認知結論。時人謂軍閥"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就是雖顯樸實卻頗具典型意味的結論。即使在今天看來，五四前后時人對軍閥的認識雖不無形容和夸張的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分裂與割據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特征，中國人民一直重復著被壓迫與反抗的道路。我們雖然廢除了封建君主，而中國的封建勢力仍然奴隸著勞動人民，當中國即將有機會肅清這道發展的阻礙，帝國主義總能尋找到更加兇惡的頑固勢力代言人，并且能順應時代的發展融合更加畸形的因素。

民國；軍閥；西安事變；軍閥割據勢

北伐戰爭的勝利代表著封建軍閥的衰落，但是，革命勝利的果實被蔣介石等國民黨反動派竊取。從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時期來看，與北洋軍閥的統治行徑并無不同，都是在踐踏民主制度的基礎上以武力來達到剝削中國人民的目的，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很類似，都是大地主階級，然而，他們存在著新舊之間的差異，蔣介石是英美帝國主義扶植的最具實力的軍閥，其發家的資本是江浙財閥的支持，而其統治的形式則是一種法西斯獨裁主義。新舊軍閥的共同目標是憑借武力占據最有利的形勢，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然而，他們實現途徑中都是在以反人民的方式進行，為了封建地主階級或者官僚資本家的利益，獨裁是分裂割據局面的共同現象。

一、中原大戰與軍閥割據勢力的影響探究

我們在北伐戰爭中幾乎結束了北洋封建軍閥統治的結束，而進一步瓦解其的力量是蔣介石上臺后的二次北伐，很大程度上又肅清了一部分軍閥的勢力，在中原大戰中幾乎奠定了中國新軍閥的龐大勢力范圍，而舊軍閥的實力漸趨衰弱。這場戰爭根本原因是利益分配不合理，其是指蔣中正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發生的一場新軍閥混戰，共產黨稱之為蔣馮閻戰爭，或蔣馮閻李戰爭。雖然以代表中央的蔣介石勝出，但是他所倚仗的各種手法，包括以職位、金錢、美女收買對手部下，拉攏一派打擊另一派，雖然一時有效，但其實都無助增加國民黨內派別間的團結。日后的西安事變，以至抗戰勝利后國共戰爭國民政府軍的潰敗，在某程度上都是國民黨這種危機的再現［4］。在分裂的時代，軍閥類似于春秋戰國的諸侯，能占據經濟發達地區，并且得到帝國主義支持是其興盛的最直接原因。而蔣介石也是很有才華的政治家，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到中原大戰憑借其官僚主義的作風逐漸用陰謀建立起獨裁統治的基礎，但新舊軍閥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蔣介石的國家統一意識很強烈，中原大戰是中央削弱地方割據勢力的開始，而其“剿匪”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在消滅共產黨的同時，進入軍閥割據的直接勢力范圍，削弱其力量?！叭镣獗叵劝矁取钡膽鹇苑结槻粌H僅是針對階級矛盾最對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更是對妨礙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地方割據勢力的一種無形打擊。獨裁是法西斯主義的象征，軍政大權必須完全由蔣介石一人掌控。中原大戰削弱了軍閥割據勢力，但也因此展示給我們一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情況，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尤其是中日民族危機日趨嚴重，蔣介石不可能完全實現獨裁統治和徹底瓦解軍閥勢力，而這一切的矛盾直接導致西安事變態勢惡劣與抗日戰爭時期全民族抗戰中的片面抗戰路線甚至是直接加入日本法西斯主義陣營反共反人民。

新舊軍閥之間的矛盾沖突是階級利益的分裂，他們雖然都站在反人民和反社會的立場上，但由于對共同利益的訴求而發生的一系列爭奪，不同的軍閥將利益區分開來，分裂是表現，不統一是其本質。［1-3］

二、新軍閥的觀望態度探究——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為例

西安事變是各派系軍閥勢力的新一輪角逐，他們大致上的共同反應是不采取任何措施來擁蔣或者擁張揚，但其在對張楊二人的通電中則表現出各方軍閥對此事的態度，在矛盾沖突與民族利益的取舍中，理性與情感的戰爭一直不斷地在進行斗爭，軍閥對此事的態度大致上是觀望或激化矛盾。

北伐戰爭迎來了北洋軍閥的末世，卻因為反革命使革命大好前景再度陷入低迷，也形成了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新代言人——新軍閥。新軍閥的發家軌跡大致上和蔣介石相同，都是在封建大地主階級和各地財閥勢力的支持下形成的，并且依附于各自的派系。新軍閥的共同特點是與蔣介石存在著較大的利益沖突，中原大戰尤其是國共十年對峙時期對軍閥勢力的進一步吞并，招來了大多數軍閥對蔣介石的仇恨，“殺蔣”固然是一個呼聲，而不少的聲音是不冷不熱的觀望態度。

在張楊反動西安事變，引起南京政府對張、楊的討伐，白崇禧、李宗仁和李濟深等十六人共同發出通電，主張用政治解決事變，并呼吁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李、白二人的傾向于張、楊二人的心態，作為與蔣介石曾經重點打擊的對象，他們能夠站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上堅持理性的判斷和選擇，是對這類愛國軍閥的民族精神的肯定，而其政治主張與蔣介石存在差距，他們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攘外必先安內”的打擊政策，他們更呼吁建立民主政治，作為新軍閥，他們代表的不僅僅是地主階級的利益，更是為民族資產階級而服務的，當然，新軍閥觀望態度的取舍則是出于對本軍閥集團利益的考慮。

從他們能夠看出國民黨內部的爭斗，是當時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反映，而蔣介石是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買辦精心培養與選擇出來的代理人，蔣介石在國民黨的派系斗爭中屢戰不敗，或者下臺又是絕對不是由于他個人的稟賦造成的，而是有他的階級屬性造成的，國，這一切的表現是政治上沒有，也不可能有正確的主張，經濟、軍事上缺乏與蔣介石對抗的實力［5］。西安事變的解決向更壞的方向發展，只會存在一種結果，是上述階級和集團中再度選擇一個更有實力的代表人物控制著中國發展的局勢，一方面對他們這些國民黨新軍閥進行更加惡劣的打壓，而在此時，更大的內戰將會爆發，那時，日本侵華的舉動將會在這樣的動亂中得到更好地實現，而最終的結果是本人所代表的階級和集團只會面臨更大的危機，從利益方面考慮，這場事變能否和平解決，既是對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訴求，更是對國民黨新軍閥中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呼吁。他們很清醒地認識到本身與蔣介石存在的利害關系，也明白當全國不具備任何軍閥能與蔣介石南京政府匹敵的力量，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在原有的獨裁統治體系中尋求妥協，這樣才是利益維護的做妥善方式。

“亂”已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表現，“以亂治亂”的方式在矛盾激化時只會促成事態的惡化，共同的階級利益關系成為了新軍閥與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妥協的理由。全民族抗戰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歸根結底是人民之之間、人民與國家的利益存在交疊。

三、舊封建軍閥的倒蔣抗日探究——以閻錫山為例

中國近代社會民族資產階級由于其力量的弱小，并且遭到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其軟弱性和妥協性成為其共同的本質屬性，但也正因為這樣的妥協特性，使對立階級的矛盾存在被調解的可能，民族資產階級與廣大中國勞動人民對于和平與發展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依附于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注定與廣大人民的利益只存在較大的對立面。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在這件事上以徹底地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來實現革命。

舊封建軍閥大體上是北洋政府封建軍閥的殘余勢力，北伐戰爭的失敗大體上就體現在這里。這類軍閥集中暴露出南京國民黨政府中本身存在的落后的階級屬性，大部分舊封建軍閥支持倒蔣抗日甚至殺蔣抗日，而這類軍閥則很多依附于日本法西斯主義，直接淪為漢奸或偽軍，成為日本打擊中國共產黨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主要工具。漢奸或偽軍都是站在中華民族利益對立面的極端分子，他們注定被打在中國人民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存在，是日本法西斯主義影響下，封建主義勢力在中國革命向前發展的大好狀況下的死灰復燃和變本加厲地報復。

閻錫山是和蔣介石一樣的陰謀家，但是閻錫山不具備那樣優越的階級背景和帝國主義扶持，他和大部分的舊封建軍閥一樣，都是蔣介石重點打擊的對象，甚至是遭遇過覆滅的危險，在西安事變中，他們支持張、楊二人的舉動，更主張南京政府對此二人的討伐，而閻錫山在對此事變的態度是借此討好南京，從中取利，以后又以居間調停為詞，主張將蔣介石送到太原，其目的是想投西安事變之機，把蔣介石掌握在自己手中，作為由他操縱擺布的一張王牌。事變前，閻錫山支持張、楊，事變后，閻錫山背叛張、楊［6］。閻錫山并不是不愛國，而更愛他自己。從短期利益而言，蔣介石獲救后的重要反應是對其進行打壓，而從長期來看，抗日戰爭中蔣介石的正規軍隊都是在犧牲和損耗其他地方軍閥的實力。蔣介石所堅持的片面抗戰路線只是在依賴個人軍隊，并且充分發揮軍閥的力量。封建軍閥出于本集團利益的考慮，自然會選擇消極抗戰的路徑，故而在正面戰場上的總體形勢是敗多勝少。

日本的大舉侵華對中華大地上的大部分集團都是妨害其利益的，選擇依附日本法西斯主義是保存并發展的途徑之一，國民黨反動派在正面戰場上也付出巨大代價，但始終堅持全民族抗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創造了發展的機遇，這是站在廣大人民利益上的正確選擇。但是，國民黨堅持片面抗戰，而不少舊封建軍閥勢力消極抗戰甚至積極反共，他們的目標在倒蔣抗日或殺蔣抗日中早就已經暴露出來，他們希望爆發出更大的內戰，從而在戰爭攫取利益，甚至親日派的封建軍閥期許在內戰中日本能夠迅速完成侵略。無論是殺蔣抗日還是倒蔣抗日，都是最符合其利益發展的。但是，當封建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勾結共同完成對中國人民的剝削與掠奪，抗日戰爭就將面臨著極大的困境，而能保證軍閥積極投入到抗戰中，迎合中國革命發展需要的力量是愛國的精神，因為一旦抗日，封建勢力所經營的財富和利益便會遭受打擊。很多軍閥在西安事變時就已經站在了矛盾沖突與愛國抉擇的時代大浪里。［4-6］

［1］李雙璧.試論一九一七年的川、滇、黔軍閥混戰［J］.貴州文史叢刊，1984，7（02）98

［2］高敦復.馮玉祥與牢閥集團［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7（6）65

［3］王方中.1920—1930年間軍閥混戰對交通和工商業的破壞［J］.近代史研究，1994，12（5）80

［4］王勤，王秀枝.軍閥混戰與工農武裝割據初探［J］.駐馬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7（2）65

［5］張嘉友.西南地區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軍閥混戰——二劉之戰述評［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8（11）90

［6］紀寧.民國社會與軍閥混戰［J］.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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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9923（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