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張愛玲與杜拉斯筆下的戰爭

●四川外國語大學重慶第二外國語學校 楊蔚然

一、引言

在20世紀的文壇中,競相綻放了兩朵奇葩。一朵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傳奇女子張愛玲(Eileen Chang,1920—1995);另一朵則是法蘭西文學的驕傲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缺失親情的童年,遠離故土的漂泊,飛蛾撲火的愛情,自成一派的文筆,因戰爭被改寫的命運……這些相同的元素伴隨著兩位的人生軌跡。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兩位女性作家生命中的悲劇篇章。

在男性作家對戰爭的書寫中,他們大多敘事宏偉,展現的多是陽剛、正義,是搖旗吶喊的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結,在他們筆下,我們直觀看到很多戰爭的宏大場面。然而,當我們嘗試改變視角,以女性的眼光去看待和書寫戰爭時,我們發現戰爭的場面即便血腥,卻多了幾分悲涼;面對戰爭,可以有杜拉斯在《痛苦》(La douleur,1985)中的介入,也可以有張愛玲在《燼余錄》(《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2003)里的冷漠。當女性書寫戰爭,可以有《傾城之戀》(Love in a fallen city,2007)中白流蘇式的女性解放,也可以像《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1960)里的“她”一樣控訴戰爭的罪行;筆調可如張愛玲式的華麗輕松,也可像杜拉斯般的絮絮低語。

女性面對戰爭時所做的選擇是多樣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有時也是非主流的。然而任何選擇都是應該被接納的。薩特的存在主義將個人的生活、自由與存在放在第一位。他曾說:“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選擇吧——這就是說,去發明吧。沒有任何普遍的道德準則能指點你應當怎樣做:世界上沒有任何的天降標志。(薩特,2012:17)”也就是說女人在戰爭中或冷漠或介入的生存方式都是人道主義的,都是應被接納而不受所謂普遍的價值觀進行任何帶有感情色彩的評判的。

在張愛玲和杜拉斯書寫戰爭的選題中,我們讀到了人性、愛、女性解放等。托馬舍夫斯基曾分析道:“文學創作的進程主要圍繞兩個關鍵時刻:一是選題;二是選題的展開。主題的選擇主要取決于其讀者的接受度?！?Todorov,1965:263)愛與人性是文學世界中永恒的主題,雖在主流戰爭書寫中也多有出現,我們卻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讀到更加細膩的筆觸。而戰爭與女性解放又是那個時期富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話題,必然得到讀者的關注。因此本文旨在從女性視角出發,立足于對戰爭主題的比較研究,一方面結合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理論解析女性與戰爭的關系;另一方面,借助托馬舍夫斯基的主題學理論解讀張愛玲和杜拉斯在戰爭書寫中的選題傾向及原因,并根據相關敘事學和文體學等文學理論分析女性的戰爭文本風格,以體會女性視角下的戰爭的特點以及女人與戰爭間的特殊關系。

二、通過薩特的存在主義探討張愛玲與杜拉斯的戰爭書寫中女性不同生存方式的可能性

戰爭與人類的關系是20世紀的重要主題。一方面戰爭打亂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改寫了個人命運。盡管如此,在不同國家與時期,由于戰爭性質和形式的不同,人們對于戰爭的態度也會不同。按照主流價值觀,在戰爭籠罩之時,我們應當勇敢地站出來,去保衛家園,去浴血奮戰,且每一個人都應投身于此。然而存在主義者認為存在先于本質,意思就是說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現出來——然后才給自己下定義。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談得上別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個把自己推向未來的東西,并且感覺到自己在這樣做(薩特,2012:6)。那么人是自由的,沒有任何普遍的道德準則能指點人應當怎樣做。因此我們看到了在張愛玲與戰爭刻意保持的距離中的冷漠和個人主義,以及杜拉斯在戰爭中的因為感到不可饒恕和堅決反對而進行的積極介入,任何態度和生存方式都是符合人這個存在且都是按人的自由意志所做的選擇。這些態度和生存方式直接反映在張愛玲和杜拉斯的作品中。

1942年,當張愛玲在香港大學讀書時,戰爭打響了。此前,張愛玲一直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與社會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戰爭實際上給她提供了直接接觸社會的機會,不過,由于張愛玲內向的性格和冷漠的態度,使得她始終被動面對生活。加之在那個時期,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戰爭并沒有激起像在大陸那樣激烈的愛國情緒,在她的眼中,與其說戰爭與政治、民族有關,她更愿意將戰爭看作一種如同天災般的不可抗力,要緊的是她在其中看到了生命的脆弱。

《燼余錄》是張愛玲作品中直接描寫戰爭的一篇散文,她在其中寫道:“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消息的時候,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么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張愛玲,2003:22)再如:“我記得香港陷落后我們怎樣滿街地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張愛玲,2003:27-28)區別于常規戰爭書寫中的驚恐、危險與悲慘,我們在這位女性筆下讀到的是女人在戰爭爆發之時的關注點仍然是衣食住行最基本的人類需求,她選擇將她的關注點放在了“小我”身上,這種個人主義使我們看到了更多在戰爭中按照自由意志做出選擇的平民,當這些小人物自身難保之時,不會有人關心陷落的后果,他們只在意如何讓自己活下去。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自己置身其中的戰爭的冷漠,并且這種冷漠的個人主義在文章中無處不在,但這是真實的回歸,正如戰爭成全了白流蘇的愛情,又如“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點弄不慣,和平反而使人心亂,像喝醉酒似的?！?張愛玲,2003:27)“至于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于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張愛玲,2003:23)這種直言不諱的事不關己很難出現在主流傳統的戰爭書寫中,正如存在主義者宣稱的那樣,人是自由的,按照張愛玲的自由意志,無論是她自己還是作為敘事者在刻畫人物時,她都選擇了在戰中保持冷漠的個人主義,正如《燼余錄》開篇所說:“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張愛玲,2003:21)這便是女人筆下戰爭的不同,她讓我們的目光越過正義、悲壯,讓我們重新看到戰爭中真實的社會生活。

同樣是女性作家,杜拉斯的視角則不同。仍然如存在主義者所稱的那樣人首先作為存在按照自由意志進行選擇,杜拉斯對戰爭的態度要“介入”得多。她是一名有著強烈社會意識的女性,曾參加法國共產黨,加入過抵抗運動的秘密組織。她控訴戰爭的罪行,感到戰爭的難以承受,這種戰時生活方式和態度同樣體現在她的字里行間。

“在我的生命中……首先是童年時光,接著是我的青年時代,這些都是十分清楚的?？墒峭蝗?如同閃電般難以預計的是,猶太人出現了……那一年我十六歲。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識到我十六歲了,那時我知道了奧斯維辛?！?Jo?lle Pagès-Pindon,2012:40-41)顯然,杜拉斯在得知戰爭之時的自由選擇則是“大我”的立場了。她著眼人類,同情猶太人受到的來自納粹的迫害?！稄V島之戀》中,杜拉斯向讀者呈現了一些戰爭的場景,這些畫面旨在激起讀者的厭惡,表達了她對戰爭的難以承受。如果說《廣島之戀》還只是一種虛構的對戰爭態度的選擇,《痛苦》則真實地反映了戰時杜拉斯的生活狀態。她在其中絕望地寫道:“我們屬于歐洲,事情是在這里,在歐洲發生的……在我們周圍是同樣的大洋、同樣的入侵、同樣的戰爭……布痕瓦爾德的焚尸爐、饑餓、貝爾森的公共墓穴對我們一視同仁。這些墓坑也掩埋著我們自己,這些如此相同的尸骨都是歐洲家族的尸骨?！?杜拉斯,2012:56-57)杜拉斯在這部小說里寫被納粹迫害到命懸一線從集中營里撿回性命的丈夫,寫扭曲的女審問官,她直接描寫了許多戰爭帶給人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與折磨,一如《長別離》中失憶的丈夫和苦苦等待的妻子。雖然都是戰爭中的小故事,卻著眼全歐洲、全人類。這一切的慘無人道都使得這位偉大的女作家起身介入這場戰爭,堅定地反對這場人類的災難。杜拉斯對戰爭的態度相比張愛玲就更接近所謂主流戰爭的態度了,但是從女性的視角出發,她所選擇的生存方式通過她的文字還是多了幾分無奈與絕望,訴說的是女人對戰爭的拒絕。

通過張愛玲和杜拉斯的文字,我們看到了女性在戰爭中的不同態度,或冷漠,或個人主義,或難以承受,或人道主義……這都是她們憑借自由意志做出的選擇。薩特的存在主義深刻地影響著經歷過二戰的人們,尤其是那些肉體和精神上都遭受折磨的困惑的知識分子。薩特曾說:“如果價值是沒有把握的,如果價值太抽象了,沒法用它來決定我們目前所考慮的特殊的、具體的事情,那就只有倚仗本能一法了?！?薩特,2012:16)也就是說沒有什么既有價值是能夠或者應該左右我們的自由選擇的,存在主義肯定了人首先作為一種存在,而兩性特征決定了女性的感情比男性更細膩,關注點更細致,因此無論是戰時張愛玲冷漠的個人主義又或是杜拉斯人道主義的積極介入,雖區別于男性在戰爭中的正義、陽剛,卻也是應該被接受的態度,也是現實戰時可能存在的女性的生存方式。正如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中說到的:“存在主義者不相信熱情有什么力量。他從不把偉大的熱情看作是一種毀滅性的洪流,能夠像命運一樣把人卷進一系列的行動,從而把這些行動歸之于熱情的推動?！?薩特,2012:13)

三、女性視角下戰爭背后選題動機的多樣化

托馬舍夫斯基認為對一位作家來說,選題是其創作的第一步。當文學作品擁有一個唯一的主題,并且該主題隨著故事的發展逐漸被揭露時,這部作品才具有其統一性。在20世紀,從個人角度說,戰爭是張愛玲和杜拉斯生命的重要部分;從全人類的角度講,至少上千萬人在二戰中喪生,它無疑是人類的災難,文學面對這樣的主題不會視而不見。因此,我們看到在那個時期張愛玲創作了《傾城之戀》、《封鎖》、《易經》以及《燼余錄》,在杜拉斯筆下,我們讀到了《廣島之戀》、《痛苦》和《長別離》。這些文學著作中均書寫戰爭,但在女性的筆觸下,又會有新的描寫特征。

托馬舍夫斯基認為,構成一部作品的選題體系應當體現審美的一致性,并且任何選題的引入都應該是有理由的。根據選題的不同性質和特征,他將選題分為構文動機、真實動機。構文動機強調的是選題的協調和用途。即文章中的選題應該與作品的主題是協調的并且是有益于主題書寫的。所謂真實動機,即我們要求每部作品有一個基本虛構,該虛構應使得作品是符合社會習俗的和人為寫作的,以至于我們感覺到作品中的行為動作都像是真實的。這種真實感會讓讀者感到文本的真實性并說服自己書中的人物是真實存在的。

事實上,我們看到在張愛玲寫戰爭的作品中,描寫戰爭本身的筆墨少之又少,甚至退而成為故事發生的背景,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讀到了中國女性的解放、愛情等主題。在她的眼中,那個時代的中國女性生命中只有男人,這正是中國女性悲劇的根源。一旦失去男人,女人就失去了依靠和生活的目標。這樣的思想不僅來自那個時期女性的心理狀態、教育和經歷,也來自社會的道德宣傳。張愛玲一直筆耕不輟地寫著中國女性的悲慘命運,表達著她的同情和深刻關切。實際上,對中國女性心理狀態和傳統觀念的揭露,正是她對有關中國女性精神世界演變的文學分析的一大貢獻?！秲A城之戀》中,白流蘇是一個離婚婦女。但是,在她西式的外表下包裹的仍舊是一副腐朽的靈魂。她選擇了范柳原,無非是想給自己找一個物質生活的依靠。這種充滿個人利益算計的虛偽愛情只可能依靠一座城市的傾覆來成全。那么故事如果不放置在戰爭的背景下,白流蘇和范柳原的愛情就不可能發生。從構文動機來講,在戰爭背景下的這個愛情故事是可行的?！跋愀鄣南萋涑扇怂?。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是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并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點?！?張愛玲,2012:201)在這樣的文字中,我們除了讀到女性解放之外,實際上也有主流戰爭書寫中常見的選題,即對人性的剖析。但是,同樣是把人的真實面貌揭露給人看,張愛玲作為一名女性作家,更加強調了冷漠或無奈的情緒。說不清是個人受到時代的裹挾,還是接受了所謂時代的安排?？傊?將一切的不合情理放置于戰爭的背景下,似乎都有理可說了。

依據真實動機的理論,杜拉斯戰爭作品中的選題邏輯更加清晰,她筆下戰爭中不可能的愛情與絕望的等待,恰好還原了戰爭背景下的女性生活狀態。戰爭時期,杜拉斯在政治上的積極介入,不過是想揭露戰爭的樁樁罪行。我們在其筆下讀到了戰爭中的記憶與遺忘?！稄V島之戀》講述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人類悲劇。但是,在廣島曾被夷為平地的土地上,曾經的悲慘記憶雖印刻在人們的腦海里,卻也逐漸被廢墟上重建的生活淡化,這就是為什么“他”說:“你在廣島什么也不曾看見。一無所有?！?杜拉斯,2010:21)第二個故事是法國演員與日本人之間的愛情悲劇。在現在與過去交錯的時空中,他們之間的激情相遇如同閃電般發生又結束?！鞍?真可怕。我對你的記憶開始淡漠了……我開始忘記你?！?杜拉斯,2010:133)即使她承認忘記了過去的愛情,但當她觸摸到他的身體時,遙遠的記憶又數次閃回到讀者面前。在被拾回的過去記憶的因素中,兩個巧合在時空交錯中完成。當她離開內韋爾的那一天恰好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那天,廣島的悲劇發生在她的個人悲劇終結之時,于是她與日本男子的相遇和她在廣島的所見所聞不得不讓她回想起在內韋爾時經歷的人類災難。而第二個巧合在于這次她遇見的情人是日本人,日本在戰時也是法國的敵國,從某種意義上,如今的情人和她過去的愛人是相似的。過去本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褪色,但今天的故事卻重現了昨日的“罪行”。因此,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交錯中,在戰爭與愛情的不可能中,在記憶與遺忘中,杜拉斯為我們呈現了戰爭這出全人類的悲劇?！稄V島之戀》是關于記憶與遺忘,關于愛情與戰爭的故事。杜拉斯正是借助遺忘與愛情控訴著戰爭的罪行,女人的筆觸是簡單的,因為戰爭扼殺了美好的事物,它必然被拒絕,這正實踐了托馬舍夫斯基真實動機的理論。雖然戰爭進行著,但人類的感情也在萌發著,戰時的確還有許多人們在相愛,卻又不可能在一起,正是從這樣的真實動機出發,杜拉斯選擇了書寫戰爭中的愛情,選擇了戰爭中的遺忘。遺忘是想忘記戰爭中的痛苦,然而戰爭的殘酷是揮之不去的,于是又一再重現。杜拉斯戰爭中的獨特切入點正是她女性特有的敏感所決定的。

不可否認,無論是中國女性解放、人性剖析、不可能的愛情、絕望的等待,抑或是記憶與遺忘,其中雖有個別與主流戰爭書寫中的選題類似,但總體仍然體現了女性特有的關注點和筆觸。女性的敏感促使張愛玲和杜拉斯書寫了一個又一個戰爭背景下的經典愛情故事,是寫愛情,寫人性,更是寫戰爭,這樣的選題是具有女性特色的,有力地訴說著女人對戰爭的拒絕。

四、具有女性特色的戰爭書寫方式

戰爭書寫的選題切入點有很多,方式也不少。張愛玲借助女性解放、愛情或人性來書寫戰爭,同時她也選擇了華麗鮮艷的方式來表達她對戰爭的態度。杜拉斯痛恨戰爭,她選擇了呈現戰爭的難以承受,又表達著對戰爭的堅決反對,她用絮絮低語的極簡文字訴說著戰爭中的傷與痛。

張愛玲的文學世界向來充滿著華麗鮮艷的比喻和活潑諷刺的筆調。她對人生是悲觀的,而她筆下的這份諷刺并非要懲惡揚善,不過是她悲觀人生態度的一種補充。張愛玲的諷刺是形式多樣的。作為女性,她對音樂有特別的敏感性,也常將音樂作為其活潑筆調的一個重要因素?！斗怄i》中,音樂不僅是其活潑筆調的重要構成,也是其諷刺的關鍵成分。我們在《封鎖》中聽到一個乞丐的歌聲:“還有一個較有勇氣的山東乞丐,毅然打破這靜默。他的嗓子渾圓嘹亮,‘可憐啊可憐!一個人啊沒錢!’悠久的歌,從一個世紀唱到下一個世紀。音樂性的節奏傳染了開電車的,開電車的也是山東人……”(張愛玲,2012:148)音樂在此的引入首先利用動靜對比強調封鎖期間令人窒息的靜默。同時,張愛玲借助歌詞向讀者提問,“可憐”的究竟是這個乞丐還是全人類呢?盡管這名女作家沒有給出明確回答,但是這一個個戰爭中的特殊愛情故事恐怕早已訴說了張愛玲心中對人類抱有的可悲、可憐的態度。

張愛玲的華麗并不僅止步于諷刺,正如她經典的“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的比喻一樣,她筆下的戰爭也充滿著各式或正面或側面的比喻或夸張?！霸诖筇柕紫?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水里鉆出來的曲蟮,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有縮短了,就這么樣往前移——柔滑的,老長老長的曲蟮,沒有完,沒有完?！?張愛玲,2012:148)《封鎖》中,張愛玲用這樣的比喻生動且形象地描寫著戰爭的漫長、無奈、看不見盡頭的結束。她在《傾城之戀》中寫道:“那一聲聲的‘吱呦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氣,撕毀了神經。淡藍的天幕被扯成一條一條,在寒風中簌簌飄動。風里同時飄著無數剪斷了的神經尖端?！?張愛玲,2012:194)這些形象的字眼演繹著戰爭給人的絕望。必須承認,這個如林黛玉般有些許病態的女作家擅長在創作中運用女性較于男性更細膩更敏感的一切神經,在她的筆下,體現情緒的意象都是形象的,也是鮮艷的:“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里,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躥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流蘇想著,在這夸張的城市里,就是栽個跟頭,只怕也比別處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來?！?張愛玲,2012:174)這些明亮大膽的色彩,詭異奇妙的擬人,都體現著白流蘇的內心情緒,無一不顯示著這名“鬼才”女作家的敏感與細膩。

相比起張愛玲的華麗明亮,杜拉斯的筆調則要顯得簡單許多。杜拉斯的戰爭書寫采取一切從簡的方式,她用簡化語言的音韻和詩化的表現手法營造出絮絮低語般對戰爭的不滿和反對,而戰爭這個“硬朗”的主題卻因為杜拉斯柔軟的極簡的詩化呈現方式,在反差中更顯沉重。以《廣島之戀》為例,我們首先可以感受到其中語句的短小?！啊愕牡聡?。只喊你的名字。我只記得一件事,那就是你的名字?！愫ε聠?——我害怕。在任何地方。在地下室里。在房間里?！率裁?——怕再也見不到你,永遠,永遠見不到你?！?杜拉斯,2010:120-121)“她”在回憶逝去的德國情人之時,語言簡潔但有重復,在這種詩化的音韻和節奏的重復中,那份置身戰爭的無奈和縈繞不去的絕望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這種手法在《長別離》中也屢見不鮮:“——那個人?！莻€人使你害怕了?——嗯?！闩滤裁?——說不上。他走過去,我害怕了?，F在沒事兒了?！?杜拉斯,2010:16)沉重正是因為與極簡文筆產生的反差才尤其顯得難以承受,而這種情感還從頻繁出現的重復文字中傳遞出來。這種重復與法語中的修辭方式首語重復法一起使得杜拉斯的戰爭作品獨具特色,語言簡單,詩意濃厚,韻律感十足,同時也表達了杜拉斯對戰爭的百感交集。Sandrine Vaudrey-Luigi在La Langue romanesque de Marguerite Duras:?Une liberté souvenante?一書中曾經分析過這名女作家文學語言的詩化?！熬涫字貜统３＿€在排版上得以強調,這使得杜拉斯的語言更顯出一種詩意模式?！?Sandrine Vaudrey-Luigi,2013:410)這在《廣島之戀》中數次得以體現:

“內韋爾的小姑娘。內韋爾輕佻的小姑娘。

只要一天碰不到他的手,她就認為墮入情網是多么的不幸。

卑微的小姑娘。

她在內韋爾為愛情死去。

被剃了光頭的內韋爾的小姑娘,今晚我要把你遺忘。

廉價的故事。

就像忘記他那樣,從你的眼睛開始遺忘。

完全一樣。

接著,就像忘記他那樣,遺忘將攫取你的聲音。

完全一樣。

然后,就像忘記他那樣,遺忘將漸漸把你全部吞沒。

到那時,你將變成一支歌曲?！?杜拉斯,2010:164)

從句法上說,杜拉斯這種極簡語言特色的另一個重要組成即在作品中經常出現的無動詞句。在《廣島之戀》的各部分都出現了這樣的句型。在劇本開始的劇情介紹中,杜拉斯寫道:“所有人一樣的拒絕。她,所有人共有的怯懦?！?杜拉斯,2010:9)正文中這類句型也屢見不鮮:“原子彈的煙云。飛舞的原子彈的碎屑。遭受原子輻射的漁夫們。一條不能食用的魚。成千上萬條被埋在地下不能食用的魚?！?杜拉斯,2010:28-29)從這些無動詞句可以看出,在杜拉斯對戰爭和戰時愛情故事的敘事方式中,無論是描寫戰爭的痛苦或是愛情的情愫,這種特殊的句型都使得她的敘事語句短小簡潔,卻正是在這種簡短的欲說還休中使得那些戰爭中的感情尤顯得有力和具象化。

不勝枚舉的例子體現著杜拉斯語言中的簡潔和詩意,形成獨具特色的杜拉斯式的風格,而張愛玲戰爭文本中的大膽用色和修辭也使其自成一派。通過分析張愛玲和杜拉斯描寫戰爭的語言特色和表達方式,我們看到女性敘述戰爭時的柔美和特有的細膩筆觸。女性寫戰爭,可以明亮華麗,也可以一切從簡,可以諷刺,也可以詩化,而最巧妙的是,即使華麗,我們也能從張愛玲的戰爭中窺見人性的炎涼;即使簡單,我們也能在杜拉斯的筆下感受戰爭的不可承受。相同的是我們都讀到了女人對戰爭的或不屑或拒絕。

五、結語

戰爭本就是人類世界永恒的主題,但戰爭文學并非僅僅是描寫戰爭的場面,更是對戰爭的反思并透過戰爭看到人的本真。由于戰爭的特性,男性總是在戰爭中得到更多的關注。然而,隨著女性主義的興起,許多女性戰爭作品得到重新閱讀和詮釋。戰爭本應讓女人走開,但如今當女人有了自己的權利去談論戰爭,她們就有自己相比男性更感性和細膩的對戰爭的理解,這正如張愛玲和杜拉斯筆下對戰爭的文學實踐。作為女性,兩位作家建立了自己與戰爭的獨特關系,更由于共同的戰爭經歷,兩位女作家都在自己的文學實踐中選擇了自己對戰爭的態度。從存在主義的角度看,任何態度的選擇都是人道主義的。因此,透過女性對戰爭的書寫,我們發現文學世界里的戰爭并非一定要宣揚愛國主義或戰斗激情。就寫作筆調來說,戰爭也不是非要顯得悲壯或凄涼,在女性筆下,戰爭還可以是冷漠的或者流露出自然而然的真實的痛苦狀態。女人對戰爭的關注點是有別于男性或主流戰爭書寫的。她們關注戰爭中的人性,關注戰爭中平民小人物的真實生活形態。正是通過這樣的書寫,我們看到女性眼中的戰爭是獨特的。女人,在重大的歷史事件面前,總有一種矛盾和價值觀的模糊,美與丑,生與死,敵與友,正義與非正義,并不總是黑白鮮明。人類與戰爭的糾葛是20世紀的一個重要主題,在那些振臂高呼的戰爭口號背后,我們看到女人以柔克剛般對戰爭的講述。

☉注釋☉

感謝北京外國語大學張迎施老師對本論文的指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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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廣島之戀(譚立德譯)[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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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燼余錄(選自《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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