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罪與罰》中體現的“二元失衡”

邱薇

【摘要】：犯罪與救贖在《罪與罰》相互交織。在“罪”與“罰”的進程中，體現了作者獨特的文化選擇與價值歸屬。本文試圖從善與惡二元對立與失衡中，探討作者價值選擇。

【關鍵詞】：善與惡；批判；宗教；理性

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簡稱陀氏），我們總會首先想到他的《罪與罰》。這部完成于1866年的卓越社會心理小說講述了一個俄國法律專業的大學生受貧困折麼而產生了“殺人理論”，并鬼使神差地殺了放高利貸的老婦及其妹妹，然事后備受道德煎熬，最終選擇接受妓女索菲亞的救贖，得到心靈解脫的故事。二元對立是列維—斯特勞斯的重要理論，體現出一種文學的內在和諧。然而在《罪與罰》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二元”的失衡。

一、放肆的惡與孱弱的善

翻開《罪與罰》，我們滿目所及的都是惡的張牙舞爪，善則蜷縮在幽暗的角落里戰戰兢兢。拉斯科尼科夫（以下簡稱拉氏）是一位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響的人，他堅信“上帝死了”，崇拜拿破侖的鐵拳手段，將人分為“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為了驗證自己的荒唐理論，他有預謀地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及其無辜的妹妹，甚至事后多次回到殺人現場回味殺人時的刺激。這種近乎于變態的心理機制帶給他無盡的殺人后的快感，極端的個人主義與犯罪快感在他身上泛濫，他認為“犯罪是對社會結構不合理的確認”，因而他以高傲的犯罪來以暴易暴。

相比于拉斯科尼科夫，索尼亞顯得那么微小，在拉氏面前的她永遠都是心慌意亂、誠惶誠恐。善在她這里卑微得可憐。然而就在力量懸殊如此之大的較量里，善卻戰勝了惡。我們看到的惡，不過是一只空有其表的紙老虎，面對善的春風化雨，不堪一擊。

除了外部善惡斗爭，拉斯科尼科夫本身的善惡也在激烈地斗爭。盡管他極力地突顯自己邪惡的一面，但善在他心中始終蠢蠢欲動。不然他不會在街上為素不相識的醉酒姑娘給警察錢；不會在極度貧困時幫助與自己僅有一面之緣的馬拉美多夫的妻女，甚至在第一次送醉酒的馬拉美多夫回家，離開時“匆匆伸手到口袋里，摸出一把銅幣”悄悄放在她們的窗臺上；不會在7歲做夢，就在夢里阻止暴力，援救可憐的小馬駒， 依照佛洛依德的理論，夢是人的潛意識活動，那么這就說明拉氏潛意識的善良；更不會在救助重傷的馬拉美多夫的過程中，內心始終感到愉悅，甚至暫時忘了殺人后的痛苦。拉氏在這種內心矛盾沖突不斷的拉鋸戰中煎熬著。

同樣，盧仁是個十足的壞蛋——外貌是“齜牙咧嘴”“道貌岸然，儀表威嚴”“陰陽怪氣的臉”，言行是“挑釁的語氣”，做派是投機、自大、吝嗇“世界上最愛的，乃是他苦心孤詣賺來的錢”簡直壞到了極致。但拉祖米欣卻相反，他熱情、、單純、理性，就是個十全十美的好人。盡管盧仁盛氣凌人，肆意放“惡”，但他在與拉祖米欣爭奪杜麗亞的角逐中，一敗涂地，成了眾矢之的。拉祖米欣則是不費力氣就贏得愛情，得到幸福。善惡對抗中，放肆的惡又不堪一擊。

我們不難發現，在這種善惡失衡的狀態下，托氏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即使惡再放肆，它終究還是會淹沒在善的海洋。我們傳遞著與人為善的正能量，向我們昭示本民族文化的優越性。

二、強大的批判力量與瘦削的宗教思想

在俄國社會里，陀氏目之所及的是貧窮，以及貧窮帶來的罪惡。權貴們縱情聲色，窮人們在饑餓的邊緣苦苦掙扎。在那個理性與正義極度缺失的年代，以暴易暴成了人們的首選。作者企圖以高度的人道主義關懷來批判那個“損不足而補有余”的社會。

但是宗教傳統如一把無形的鐐銬桎梏著那些狂歡的舞者。在拉氏的世界里，上帝從來不曾遠去，他也曾企圖掙開，但敗得一塌糊涂。拉氏曾一度認為他是自由者，于是以“殺人實驗”來檢測，殺人前的猶疑和殺人后的苦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失敗——多次不經意地泄密；精神幾近崩潰“我受不了了”；跨不出內心道德防線“我殺死了自己，我殺死了原則”“因為我自己也許比我殺死的那只虱子更卑鄙一些”；后悔不已“如果讓我重來一次，我決不會再殺人了”。為了尋求精神解脫，拉氏最終回歸到上帝的懷抱，獲得了幸福。拉氏的經歷是作者對本土文化的辛酸確認，也是他本土意識的回歸。宗教成了解決道德犯罪的唯一方式，強大的批判力量消弭在了無形的宗教意識里。甚至索尼亞的救贖也變成了宗教道德的相互救贖。二人同樣有道德犯罪——一個是殺人犯，一個是賣淫婦。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不圣潔的。他們有著相似的不幸，于是拉斯科尼科夫在索尼亞的勸導下獲得新生，而索尼亞在拉氏的影響下變得高尚，有了圣母般的高潔，二人一起在宗教里得到了救贖，精神復活。

作者將拉氏的犯罪歸結為拋棄了本土文化所致，并為拉氏安排了一條“新生之路”，即一條向黑暗現實妥協的道路——“索尼亞道路”。選擇了妥協也就昭示了反抗的徹底失敗。這種宗教妥協與其本身蘊含的巨大批判力量產生了嚴重的不協調。這也是作者內心的強大批判精神驅動與自我宗教信仰精神皈依的巨大矛盾所在。

三、摧枯拉朽的上帝信仰與顫 顫 巍巍的個人理性

拉氏操縱著小說人物的命運，他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們，抹殺了人性，保留了上帝。

卡捷琳娜是沒落貴族，骨子里有“那種特有的窮人的驕傲”，她急躁、高傲、倔強，被貧窮和沒有出路逼瘋。正因如此，她完成了從庸俗向高尚的涅槃。她從大辦亡夫圣餐，“把夸獎別人和抬高被夸人當作樂趣”“給自己杜撰異想天開的事，并信以為真”的耽于幻想里走向“你們哪有多余的錢呢”的現實，走向了死亡和圣潔。斯維里加洛夫是社會不幸的人，以前被妻子脅迫，妻死后，本以為可以追求真愛，但庸俗的社會讓他染上了不良的習氣，于是他被那些精神至上的人鄙視，沒有出路。向杜利亞求愛失敗，他走向絕望。他無償幫助索尼亞、未婚妻，本可以對杜利亞施暴卻及時停止，因為他心里還有善的存在，只是他過早地被社會遺棄，注定死亡，此刻，上帝在哪里？

卡捷琳娜是本書里唯一一個完全相信理性，致死不皈依上帝的人。但是她和斯維里加洛夫一樣，遭到社會壓制，走向死亡。但我認為，他們二人是小說里最接地氣的形象，拉氏一群人太過虛浮，不食人間煙火；盧仁一群太庸俗，沒有希望。但是作者是一個眼睛盯著天空的人，除了那些精神完美的人有權利得到幸福的結局外，其余的人都必須死去，他是個殘忍的作家，將他的筆伸入作品轟轟烈烈地殺死了那些不合他價值的人。

在陀氏看來，只有皈依上帝，一切過錯才可以得到原諒，而卡捷琳娜一類太過理性，注定與上帝無緣，因而也就只有死路一條。幸福永遠只留給那些捧著《圣經》的舞者們。

拉氏對“權力意識”從深信到懷疑，對人類困境的思考和救贖之路的宗教追問，是作家信仰與理性的沖突。拉氏經歷了靈魂拷問最終通過虔信上帝來尋求精神重生，這也是作者的重生。在這里，托氏以哲學自殺的方式否定荒誕，是一種辛酸的確認，確信有一個給生活以有意義的上帝，其誘惑力遠遠超越了不受懲罰的作惡能力。

回顧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拉斯科尼科夫就是文本中的作者自己。他身處沒落的十九世紀，受到尼采“上帝死了”學說的影響，竭力追求“超人—權利意識”的價值建構。他懷著崇高的濟世理想，醉心于空想社會主義，但接踵而來的入獄和流放，給他的心靈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瀕于崩潰。最終他將目光投向了宗教，并用上帝的力量來消解罪惡。在這里個人理性氣勢洶洶而來，卻在上帝面前鎩羽而歸，上帝的權威得到了絕對的確認，這也是作者辛酸的選擇。

小說以優秀的心理描寫展示了“罪與罰”的全過程，在二元對立的失衡中為我們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外來與本土文化間的艱難抉擇過程。

參考文獻：

[1]<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與罰》，朱海觀、王汶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6月

[2] <波>柯拉柯夫斯基 《宗教：如果沒有上帝…》，楊德友譯，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