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品走私及其屢禁不止之緣由

費志杰　邵先軍

(南京政治學院 上海校區，上海200433；海軍航空工程學院 人文社科系，山東煙臺26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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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軍品走私及其屢禁不止之緣由

費志杰邵先軍

(南京政治學院 上海校區，上海200433；海軍航空工程學院 人文社科系，山東煙臺264001)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國門洞開，清廷腐敗無能、內陸沿海民變頻起，軍品走私猖獗。走私方式主要有夾帶和隱藏兩種；走私主體既有混跡于中國的各國洋人，也有實力雄厚的各洋行，還有中國本土的各種反清組織、商人、匪徒、官僚等。港澳地區和與之毗鄰的廣東地區是軍品走私的重災區，上海、天津、東北等地區也是軍品走私多發之地。晚清軍品走私屢禁不止，根本上緣于低效的緝私體制和列強的長期掣肘。

晚清軍品走私緝私海關洋行

晚清時期，軍品*“軍品”在狹義上通常指武器裝備和其它軍事專用品；廣義上則指與軍隊作戰、生活等領域相關的一切物資，既包括武器裝備，也包括食品、藥品、油料和機電產品等軍需品。本文取“軍品”之狹義概念，不涉及軍服、食品及其它軍人生活用品。走私猖獗，為此，清廷組建了緝私機構，制定了大批章程，加強了相關力量建設。但由于緝私體制的低效和列強長期掣肘，軍品走私屢禁不止。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僅散見于晚清戰爭史、中國近代武器裝備發展史等研究論著中，主要關注軍品走私與社會政治的關系。*如滕德永在《清政府的軍械外購與辛亥革命》(《明清論叢》2011年第11輯)，齊春風在《評近代日本對華軍火走私活動》(《安徽史學》2002年第3期)中，指出甲午戰后日本向中國境內走私軍火供應地方勢力，以期分裂中國。何文平在《全球化的挑戰：清末澳門軍火與華南社會動亂》(《學術研究》2010年第4期)中，指出清末由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西方先進槍炮，更多地流向了民間，成為近代華南社會動亂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史料為據，在分析晚清軍品走私概況的基礎上，進而揭示軍品走私屢禁不止之緣由。

一、 晚清軍品走私概況

走私是破壞國家對外貿易管理制度和逃避海關正常監管活動的犯罪行為，軍品走私對社會的危害程度遠超一般的走私犯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國門洞開，清廷腐敗無能、內陸沿海民變頻起，軍品走私犯罪不斷攀升。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至咸豐八年(1858年)間，“滬港兩埠，凡售船用器具之商號，均有大小槍支出賣”。*聶寶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外國在華洋行勢力的擴張》，《歷史研究》1984年第6期。普通商號無權進口武器，顯系“走私”而來。同治三年(1864年)，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在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中指出，“中國殘寇未滅，外國不拘官民竊售利器”。*《李鴻章就學制外國火器事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編委會：《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第1輯，北京：兵器工業出版社，1993年，第6頁。軍品走私在內外因素的作用下，始終未得到有效的緝查和控制，從太平軍到小刀會再到革命軍，走私入境的軍品武裝了一批批反清組織，直至政權崩潰，清廷也未能改變軍品走私屢禁不止的窘況。

(一) 軍品走私的方式

清末，走私軍品的大宗來自西方列強，雖有少數經陸路(如中越邊境)由汽車轉運，但大多取道海路，主要方式有兩種：

一是“夾帶”，即客商行人將軍品夾帶入隨身行李中進行運輸。光緒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1891年9月29日)，山東登萊青兵備道臺兼東海關監督盛宣懷接到好友的電函，此電提醒盛氏，“請通飭各船嚴查夾帶軍火，如不自查出，為關查出，此買辦或撤或調以嚇之”。*《謝家福致盛宣懷電》，盛宣懷全宗檔案，上海圖書館藏：113406。盛宣懷檔案中亦存有反映“夾帶”情況的走私犯楊安生之供詞，“至拿獲硫磺，有小的十包，二火頭王興來二十包，三火頭毛錢良十包，又有扒煤人阿寶阿狗等共十余人全都攜帶，擬至天津賣給收買小貨之人賺錢瓜分。所有此項硫磺在香港系輪船停住油底時泊至對岸，由舢板上販買來的”。*《謹將訊問南昌輪船販運軍火水手頭等供詞繕折恭呈憲鑒》，盛宣懷全宗檔案，上海圖書館藏：109156。

二是“隱藏”，即將軍品裝入各種容器之中，偷運蒙混過關。光緒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廣東九龍關命令扦手“遇有長箱包捆、形跡可疑之件，立即開箱驗看”。*周馥：《為嚴拿私運軍火以弭隱患事》，九龍關檔案第504卷，廣東省檔案館藏粵海關檔案第95全宗。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1907年9月7日)，九龍關偵察得知來自港澳的私運軍品均由裝石、裝糞之帆船載運，海關扦手往往因其笨重、臭穢而不愿清倉查驗，常使軍品走私成功。*張人駿：《為訪聞糞船石船偷運軍火情事應飭認真查拿事》，九龍關檔案第504卷，廣東省檔案館藏粵海關檔案第95全宗。各種軍品走私船只為規避緝私人員檢查，常利用不良天氣或節假日偷偷運輸。光緒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署理兩廣總督胡湘林指出有軍品走私船遇有大風或惡劣天氣海關查驗不嚴時，偷過洋關。*胡湘林：《為篷鉤船中途關卡務希飭令候查以免夾帶軍火事》，九龍關檔案第504卷，廣東省檔案館藏粵海關檔案第95全宗。法國傳教士剌士私運軍品到廣東地區，也多“乘洋關放假期間偷運過關”。*岑春煊：《為嚴查軍火事》，九龍關檔案第504卷，廣東省檔案館藏粵海關檔案第95全宗。另亦有走私船假冒官船偷運軍品。

(二) 軍品走私的主體

自19世紀五十年代起，沿?？诎吨鸩介_放，混跡于中國的各國洋人為爭取暴利，紛紛從事走私活動，他們是零星軍品的主要提供者。咸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53年9月29日)，蘇松太道吳健彰所部在鎮江附近拿獲英國商船，“內有夷人三名，洋劍一把，洋槍六十桿，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藥一罐?！狄娜斯脱b兵器至鎮江賣給賊匪者，在后尚有一船裝載洋槍一百四十桿，洋刀六十把及洋硝火藥等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10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58頁?！蹲笞谔娜珎鳌酚涊d，“有英國人一名，布國(普魯士)人三名，合眾國(美國)人一名，駕船行經海門山港，被截獲時，將所載貨物投水，然猶起得洋槍與銅帽等件”。*秦翰才：《左宗棠全傳》，復旦大學圖書館藏，2010年未刊本，第49頁。作為清廷特別倚仗的常勝軍統領戈登，也在與太平軍作戰的同時向他們售賣武器以獲利，“至各人軍裝炮械，彼此皆知底細，你處圖利，我處置辦，聽從通商，原無禁令”。*李守孔：《中國近百余年大事述評》第1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第94頁。光緒十七年七月(1891年8月)，英國人梅生從香港購買大批軍火私運至上海供哥老會使用。*王爾敏等：《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225頁。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駐云南法國領事曾私自販運軍品入境。*《覺民報》1900年第38期。上海租界一度成為軍品交易的場所，“各地的土匪或攔路搶劫的歹人，也多往日本租界向日本浪人購買槍支”。*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武漢文史資料文庫》第5卷(租界洋行)，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年，第13頁。

大宗軍品走私，則一般為實力雄厚的洋行所為。有論者言道：“對洋行來說，軍火的銷售，一方面可以攫取暴利，另一方面又助長軍閥戰亂和反動政府的橫行”。*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天津的洋行與買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頁。為謀求暴利和政治投機，各國洋行往往在本國政府的支持下，暗地里向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同時售賣軍品。如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與西方列強進行軍火貿易，變成太平軍和清軍競相追求的目標”，“西方軍事科技和裝備被太平軍和清軍陸續引進，并率先用于中國內部的征戰”。*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出版集團書海出版社，2009年，第83頁。咸豐十年六月十四日(1860年7月31日)，英商太古洋行轉運日本之35箱軍火被清政府海關查獲。*王垂芳：《洋商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461頁。咸豐十一年三月(1861年4月)，上海海關沒收英商寶順洋行職員瓦爾特申請起卸的一個箱子，內有槍支。*王垂芳：《洋商史》，第462頁。另，清廷官方曾查知，“瑞記洋行在德國定購老毛瑟槍三萬枝，限六個月由德運出，恐其中有私運來華之物”；*趙爾巽：《盛京軍署機密函電稿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古籍類電子文獻T28219-27，第24、240、260頁。怡和洋行利用英艦以換防名義將武器運到漢口，秘密上岸存放，尋機出售。*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武漢文史資料文庫》第5卷(租界洋行)，第195頁。日俄戰爭后，日本三井等幾大洋行經其陸軍大臣特許，成立“泰平組合”，分別向中國華南、華北和東北的地方勢力販賣日軍用過的舊軍械。*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234頁。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906年10月29日)，兩廣總督岑春煊通報九龍關法籍代理稅務司巴爾，發現“法國(洋行)運到單響毛瑟槍四萬余枝，碼子九十余萬?！?，并非官府定購。*岑春煊：《為嚴查軍火事》，九龍關檔案第504卷。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1907年8月29日)，《申報》記載，“天津租界某洋行仍有私售槍彈濟匪情事，此種軍械顯有外洋輪船夾帶朦混進口私行出售”。*《再請嚴查外洋輪船夾運軍火》，《申報》1907年8月29日，第4版。

從事軍品走私活動的國人，身份復雜，“有軍界，也有商界和黑社會；既有革命黨人，也有反動軍閥、地方豪強”，*連心豪：《近代中國的走私與海關緝私》，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8頁。甚至清廷官僚，等等。他們的動機也各不相同。

首先是各種反清組織，他們為實現武力推翻清廷的目的而急需外洋軍品，是走私軍品的主力。咸豐十一年(1861年)初，瓊記洋行上海分行協理羅伯特·費隆在給其老板的信中寫道，“在南京有買賣可做，極度秘密，采用不聲不響地直接面晤叛軍(注：指太平軍)首領的辦法。他們首先需要武器和彈藥。有多少武器彈藥能夠送到他們那里，他們就買多少”。*[美]斯蒂芬·洛克伍德：《美商瓊記洋行在華經商情況的剖析(18581862)》，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44頁。次年，英國公使布魯斯和賀布上將向英國政府報告，許多船只為上海的洋行運送軍械彈藥給太平軍。一年的時間里，有3000尊各種口徑的大炮在新加坡成交，僅3月份，“一上海洋行供給太平軍以步槍3046枝、野炮795尊、火藥484桶及10974磅，另子彈18000發。另有幾只船被緝獲，滿載供給太平軍的軍械，亦系由洋行偷運者，……香港及各口岸則公開運出軍械，均以接濟叛黨者”。*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62年，第1972—1973頁；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太平天國史譯叢》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63頁。宣統三年(1911年)，日本陸軍中佐寺西請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田中義一提供機槍20挺、子彈20萬發、三十一年式榴霰彈5萬發給革命軍，由三井公司秘密運華。*鄒念之：《日本外交文書選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182頁。與此同時，廣東軍政府與三井公司密商，要求購買步槍1萬支、機槍30挺及其它武器彈藥，價值4. 4萬日元。*鄒念之：《日本外交文書選譯》，第199頁。

其次是部分商人，他們購買走私軍品，除少量用于自保外，大量用于牟取暴利。如，光緒二十七年六月(1901年7月)，《申報》披露，“廣東南?？h境沙頭墟三益、信義兩押店主，曾在順德縣境龍山販運洋槍，多至二百余桿”。*《私槍敗露》，《申報》1901年7月18日，第2版。光緒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申報》再次報道，南京“東首大街各銅器鋪，以私售軍火為事者，不下二十余家?！?曹某)鋪中搜出洋槍各若干枝，洋藥土藥若干桶，子彈銅帽不計其數”。*《破獲軍裝》，《申報》1902年10月24日，第3版。

再次是為數甚多的、為非作歹的各類匪徒。如，“粵省盜匪猖獗，素恃洋槍利器為護符”。*岑春煊：《為嚴查軍火事》，九龍關檔案第504卷，廣東省檔案館藏粵海關檔案第95全宗。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凱也曾致函盛京將軍趙爾巽，“東省胡匪向用火槍，……日俄開戰以來，俄兵所遺者所私賣者更難枚舉”。*趙爾巽：《盛京軍署機密函電稿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古籍類電子文獻T28219-27，第182—183頁。

亦有少數官僚購買走私軍品報效朝廷。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籍候補四品京堂左宗蕃在列強對華禁運軍品期間，通過走私途徑購進“九響毛瑟快槍一千桿并彈子四十萬顆”，獲賞頭品頂戴。*《又奏紳士報效軍火援案懇恩優獎片》，《申報》1902年11月16日，第14版。另外，每當中外發生戰事，清廷常感無奈，“今始外洋禁購軍火，中國官員謹守條約，不復采則巡緝彈壓均無所恃，而各處土匪反可以偷購軍火，是為虎傳翼也”。*呂海寰：《庚子海外紀事》卷2，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36頁?；诖朔N心理，為彌補戰時武器裝備的不足，清廷常常不顧國際禁運規則，在強烈譴責敵對方違例購運軍品的同時，也想方設法購買大批量外洋軍品以充實軍隊。雖為官方進口，但為避免被洋人發現，只能掩人耳目，走私入境。據不完全統計，中法戰爭期間，僅光緒十年五月至十月(1884年7—12月)，清政府通過洋行及委派人員赴香港購買洋槍64408支，各種大炮555尊，水雷、魚雷等1268枚，魚雷艇9艘，駐德公使李鳳苞也為清政府訂購德國毛瑟槍20000支。*滕德永：《清政府的軍械外購與辛亥革命》，《明清論叢》2011年第11輯。甲午中日戰爭期間，清政府購買了大量外洋軍品，包括各種大炮389尊、炮彈172130顆、各種槍支193290支、子彈8717萬粒。*滕德永：《清政府的軍械外購與辛亥革命》，《明清論叢》2011年第11輯。清政府戰時違例購械的行為，實際上從反面刺激了列強去袒護軍品走私，無形中進一步加大了軍品緝私的難度。

(三) 軍品走私的要地

中國陸海邊境線漫長，走私軍品者充分利用這種獨特的地理情況，進行走私活動?！瓣懧贰迸c“海路”相較，通過后者走私軍品更為理想。東南沿海通商口岸眾多，為清末中國提供了軍品走私的“溫床”，港澳地區和與之毗鄰的廣東地區又是其中的重災區。

香港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割讓給英國，澳門于光緒十三年(1887年)被葡萄牙占據，這兩個地區先后成為軍品走私最重要的中轉基地。許多中外軍品走私販常在港澳地區直接售賣軍品，或者私運軍品到廣東轉售。光緒三十年九月十二日(1904年10月20日)，兩廣總督岑春煊指出，“粵省匪徒所有槍枝無二不購自港澳”。*岑春煊：《為嚴查軍火事》，九龍關檔案第504卷，廣東省檔案館藏粵海關檔案第95全宗。盛宣懷函稿中顯示，“軍火均由港而來，港無華官查察之權，又無貨關稽查之責，所以知其端委，而無法塞絕也”。*王爾敏等：《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第1225頁。其實英屬香港當局也曾答應協助清廷查緝軍品走私。宣統三年三月二十日(1911年4月18日)，香港總督陸押在照會中聲稱，“當軍火入港之時，必須報明船政道署，違者查出重罰。若售出口，如系運往中國地方，非領有中國督撫護照者，一向概不準運”。*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委會：《中國海關與辛亥革命》，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226頁。這些防范措施看似周密，實則應付清廷而已。革命黨人士曾回憶，“香港是自由港，凡輪船停泊，旅客往來，均不檢查”。*胡國樑：《辛亥廣州起義別紀》，《辛亥革命》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63頁。澳門與香港的情況極為類似。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二日(1865年4月17日)，“澳門西洋人用合眾國煙那兒香門(注：船名音譯)夾板船，行經鎮海澳，被查收洋槍630桿、洋硝5包、火藥3桶、碼鐵2箱、洋炮5尊與剽刀20把”。*《左宗棠全集》奏稿2，長沙：岳麓出版社，2009年，第62頁。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初八(1908年4月8日)，拱北海關在澳門附近緝獲一批走私軍品，有“快槍50桿，彈藥3000顆”。*《澳門又獲大幫軍火》，《申報》1908年4月8日，第4版。辛亥革命爆發前的10年中，僅通過澳門一地向內地走私的槍械就達50萬支以上。*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4頁。

珠江三角洲與港澳相鄰，是軍品走私泛濫之地。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申報》報道，廣東“黃沙梯云橋畔利隆店被人在南?？h控告，縣尊飭派差役數十名前往查搜，起出洋槍百余桿之多，聞其槍由艇潛載至靖海門起岸偷運入城，私賣軍火例禁綦嚴，無如積習相沿毫不諱避，其門前則修整洋槍，其內則常有軍火出售”。*《海幢梵唄》，《申報》1896年10月10日，第2版。庚子事變后，列強聯合對華實施軍品禁運，廣東的軍品走私活動卻依然猖獗。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1901年5月13日)，《申報》報道，廣東南海境內有人暗中私運軍品接濟會黨。*《奸商藐法》，《申報》1901年5月13日，第2版。宣統元年(1909年)，拱北海關曾抓獲一走私軍火船戶，搜出“火藥25斤，炸藥68筒，每筒4寸余長，銅帽2罐、藥引2捆、銅帽子15罐”。*《嚴訊私帶軍火炸藥》，《申報》1909年3月28日，第11版。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911年10月18日)，粵海關稅務司梅樂和曾向兩廣總督張鳴岐陳述軍品走私之勢，“聞于崖門與廣州灣之間，沿途一帶，皆系海濱，地方遼闊，渡船偷運軍火及私運洋藥均極易易?！?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委會：《中國海關與辛亥革命》，第198頁。

上海開埠較早，華洋雜居，軍品走私活動亦極為頻繁。早在鴉片戰爭時期，上海的軍品交易就很普遍。咸豐十年(1860年)前后，上?！俺涑庵锓?、投機者和失意的軍人，都想在混亂中靠私運軍火與太平軍和清軍進行秘密交易而發橫財，甚至參加交戰雙方乘機搶劫或大撈一把”。*張功臣：《洋人舊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第67頁。同治二年(1863年)，兩江總督怡良曾奏稱，“上海逆匪向洋人買銅火藥帽、自來機火槍，雖大雨亦可利用”。*《清文宗實錄》卷12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0頁。

天津港是北方軍品走私的重要地點。趙爾巽檔案曾披露，光緒十七年(1891年)，德國瑞記洋行涉嫌在官購槍支內，夾帶潛運快槍，從天津海關走私入境。清廷高度緊張，因“孫文逆謀方張，洋商夾運大批軍火，顯有隱謀”，*趙爾巽：《盛京軍署機密函電稿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古籍類電子文獻T28219-27，第239、21頁。嚴令“沿江沿海各省督撫認真稽查，一重懸賞，格外獲有私運大批軍火，關道稅屬均準請獎”；*趙爾巽：《盛京軍署機密函電稿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古籍類電子文獻T28219-27，第259頁。天津海關因此“查驗該商(瑞記洋行)與英商遠來洋行原定合同系訂購七密里九口徑毛瑟快槍一萬一千桿，現查獲者系七千八百桿，尚有三千二百桿。據供已運華，且德商所運共有三萬桿，之內除已查獲外共尚有二萬三千余桿，據供有運至香港青島，有運至各口岸之”。*趙爾巽：《盛京軍署機密函電稿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古籍類電子文獻T28219-27，第25頁。

東北地區也是走私軍品的重要地點。光緒三十年(1904年)日俄戰爭時，趙爾巽任盛京將軍，對東北地區的軍品走私高度關注，他在相關函電中曾稱：“日本現換新式槍械，將舊槍械出售，已有商人購定五千桿運赴營口，尚有二萬桿亦將陸續起運，未知是否官購，……此項槍械如非由公家購運，應飭屬嚴密稽查”。*趙爾巽：《盛京軍署機密函電稿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古籍類電子文獻T28219-27，第264頁。宣統三年(1911年)，升任東三省總督的趙爾巽電外務部稱，東北有日本人從事軍品走私交易，“日人在奉私賣槍枝屢查屢犯”。*《趙爾巽電稿》，上海圖書館藏：古籍類465257。趙爾巽此電中還記錄了關于東北沿海港口查緝走私的其它信息。

二、 軍品走私難禁之緣由

鴉片戰爭以降，清廷內外交困，軍品走私持續不絕，成為清王朝難以治愈之頑疾。深究起來，軍品走私屢禁不止主要緣于低效的緝私體制和列強的長期掣肘。

(一) 低效的緝私體制

清廷自咸豐九年(1859年)邀請外籍稅務司共同管理中國海關以來，在洋人主導、腐敗叢生的海關機構中，清廷的軍品緝私工作一直難稱高效。

一是緝私機構混亂，缺乏協調。為加強緝私監管，清廷設置了不少機構，卻往往相互牽制。參與緝私的機構主要有海關、厘卡、鹽運司、軍械局、查驗軍火總局、巡防營等。這些機構均可參與查驗隨船軍火配備、軍火緝私關卡、軍火執照發放等重要工作，往往造成管理的混亂、緝私的低效。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北海關稅務司阿歧森就曾指出，“同是一船既被本關罰辦，而厘廠又罰，或將軍火起回厘廠扣留，本關徒見牌照，無從稽查軍火”，他認為，“查驗牌照應屬海關負責，似于厘廠無涉，主張稽查、議罰兩事貴乎一手經理，應由本關或厘廠專辦”。*《關于查禁私運軍火章程和通知1902—1908》，九龍關檔案第504卷，廣東省檔案館藏粵海關檔案第95全宗。

二是緝私規章復雜，執行不力。清廷為嚴控軍品走私，制定了繁雜的緝私章程。但由于治外法權的存在，清政府的緝私法令對外國人并無真正約束力?！恫榻娀疝k法》*《英政府限制軍火運華章程》，《申報》1907年10月4日，第5版?！恫榫冘娀鹳p罰章程》*張人駿：《為詳定拿獲大批軍火賞罰章程事》，九龍關檔案第504卷，廣東省檔案館藏粵海關檔案第95全宗?！栋拈T禁運軍火辦法節略》*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第7冊第212卷，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3391頁?！督顾竭\軍火辦法六款》*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第7冊第212卷，第3376頁?！断拗拼慌渲密娀鹪囖k章程》*《限制稽查各項船支配置軍火試辦章程》，上海圖書館藏：古籍類485227?！妒『硬轵炣娀鹂偩终鲁獭?張人駿：《為照知查驗軍火總局稟奉核準辦司章程事》，九龍關檔案第524卷，廣東省檔案館藏粵海關檔案第95全宗?！抖悇仗幮掠喫劫徿娦祬f款》*《稅務處新訂私購軍械協款》，《申報》1911年5月1日，第18版?！抖悇仗幒贤饨回斦戃娊逃r商等部所訂禁運品辦法》*《稅務處改訂槍彈進口新章》，上海圖書館藏：古籍類抄本554261?！恫榻竭\軍火協約》*《東方雜志》1909年第9期。等清廷所定的繁瑣規章，不僅缺乏穩定性和可操作性，而且難以貫徹落實。從光緒二十年四月(1894年5月)開始，盛宣懷檔案中關于“拿獲洋槍獲得賞銀”的條目就有很多記錄，其中相當一部分走私的洋槍是準備接濟日本軍隊的，但直到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1895年10月10日)，清廷才針對緝獲洋槍出臺具有吸引力的獎勵措施。*《光緒二十年一月至二十一年十月收付賬目》，盛宣懷全宗檔案，上海圖書館藏：034929。此時甲午戰爭早已結束，獎勵條例對戰時的軍品緝私行為再難發揮激勵作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又頒行《軍火進口章程》，*《四川官報》1907年第7期。但只強調各海關對軍火進口嚴加管束，無官府成案者不得進口；而對于那些未從海關進口的軍品或以其它方式使軍品流入租界的行為，并無管理規定，對洋人私販軍品也無應對之法，直到宣統元年(1909年)清廷頒行《查禁私運軍火協約》，*《東方雜志》1909年第9期。才試圖彌補這一漏洞。許多緝私章程在制定之前缺乏深入、嚴密的考察論證，頒行之后甚至影響了沿海的正常貿易。如《限制稽查各項船只配置軍火試辦章程》給各地商船帶來了諸多不便，宣統元年正月(1909年1月)，有船戶向兩廣總督張人駿報告，“韶州之河西船，槍碼過少，不足御盜。北海商船客自帶槍碼，與牌照不符?！鞔d貨有貴賤之殊，貨貴者防盜益嚴，需械必多。船有一定，而所載之物并無一定”。*張人駿：《為札發更訂限制各船配置軍火章程及照式事》，九龍關檔案第524卷，廣東省檔案館藏粵海關檔案第95全宗。后來，朝廷只好對商船御盜放寬了限制。

三是緝私隊伍力量薄弱。清廷為加強緝私工作，不斷增添緝私工具、充實專業隊伍。然總體來看，緝私工具配置普遍較差，緝私人員也缺乏足夠的職業自信、豐富的實踐經驗和應有的敬業精神，他們既不想得罪地方勢力，更不敢開罪西方列強。在走私花樣繁多的情況下，往往無所適從，大量的軍品走私活動根本無法被查禁。如，廣東水師由于查緝專用兵輪數量極為有限，長期依托各種小舢板及傳統扒船進行巡緝；此裝備雖遠遜于走私船，卻因規模較大而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不被政府重視而陸續裁減。各地緝私部門在緝查過程中，不愿承擔責任，甚至對下屬查獲軍品的行為不加鼓勵反而斥責，使緝查工作難上加難。光緒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1892年2月25日)，《申報》報道，“去臘有人由實叻返里，因出洋已廿余年，未知中朝禁令，帶有六門手槍一枚。被某弁搜獲照章科罰，并將洋槍呈繳。提署彭軍門以該弁遇事生風大加申飭，該弁乃垂頭喪氣而退”。*《論今昔商情之不同》，《申報》1892年2月25日，第1—2版。清末，外患不斷，戰爭頻仍，戰時軍品走私現象異常頻繁。清廷在戰時往往將主要兵力投入戰場，使得緝私力量大為削弱，戰時軍品走私緝查工作漏洞更多，尤其是以夾帶等方式偷運的軍品數量激增，相關部門常常抓扣不及。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四(1895年4月28日)，兩江總督張之洞上奏為對日作戰前線轉運兵員、購買軍械、租用輪船事宜，談到了緝查力量不足的情況：“前因南洋海防戒嚴，江南各兵輪船蚊船均經分泊要隘以備戰守之用，所有吳淞口巡察海面稽查入口外國兵商各船”。*《購買租用大小輪船轉運兵械札》，盛宣懷全宗檔案，上海圖書館藏：031369-17。軍品緝私力量嚴重不足時，甚至有被人繳械的風險，宣統三年六月初四(1911年6月29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電稱，“伊通有匪六百余，內有剪發二百余，擬是日人隨帶大車多輪，有搶去預警槍枝之說”。*《趙尚書奏議》，上海圖書館藏古籍電子文獻T28072-142，第7483—7484頁。

(二) 列強的長期掣肘

自咸豐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國駐滬領事接管江海關夷稅征收權，中國海關變成列強駐華使館之附屬物后，*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頁。以海關為主要依托的軍品緝私就一直處于列強的掣肘之下。緝私部門處理軍品走私時，只要涉及列強，清廷往往以“和平速了為宗旨”。*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第7冊第211卷，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3364頁。

列強中最早向中國走私軍品的有英、法、美、德等國，他們常常態度蠻橫，肆無忌憚。如，曾有“英國輪船名古董者，泊虎門山澳，卸載火藥與洋槍，揚言人民如敢攔阻，立即開炮”。*秦翰才：《左宗棠全傳》，第49頁。一旦中國內部或對外發生戰事，善于發戰爭財的西方列強慣于向交戰雙方同時出售軍品，視戰時國際軍品禁運慣例如無物。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后，英、美等國號稱“中立”，暗地里卻偏袒法國，法國海軍偷襲福建馬尾軍港，即以香港、澳門為接濟軍械糧食之處。對此，清廷既不敢得罪英國港督當局，也沒有更多有效辦法進行查緝。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爆發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迫使清政府訂立《辛丑條約》，條約規定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間(1901年至1903年)列強對華軍品禁運。這一規定促使外國軍品價格倍增，“外國各廠局、中國通商口岸各洋行凡向之以經售軍火牟利者，此時既不售之官場，即不得不于此中，別謀生財之道。于是華人之不肖者，往往勾通西人將軍火輾轉販售之”。*《論粵督岑制軍飭查私販軍火事》，《申報》1903年10月23日，第1版。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美國商人曾接濟廣西匪徒軍械火藥。*《請禁接濟》，《申報》1902年4月18日，第2版。辛亥革命爆發后，面對聲勢浩大的反清革命運動，各國列強宣稱對交戰雙方實行軍品禁運。不過暗地里，列強仍將大量軍械輸送給革命黨人。*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委會：《中國海關與辛亥革命》，第28、165頁。

列強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有時會與清廷合作打擊個別洋商走私軍品的行為。光緒十二年八月三十日(1886年9月27日)，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致函盛宣懷言及，“二十七日英國阿興頓輪船進口，本關拿獲違禁之放槍銅帽一百五十盒，估值關平銀十五兩，茲特送上即祈飭放，按估值十分之一賜給關平銀一兩五錢充賞”。*《赫德致盛宣懷函》，盛宣懷全宗檔案，上海圖書館藏：033681。赫德身為英國人，卻對盛宣懷查緝英國輪船走私軍品表示大力支持?？此扑钦驹诳偠悇账玖鼍S護清廷利益，背后卻隱藏著保護英國官方對華軍售渠道正當性的意圖，實質是為了維護英國官方軍品售賣之利益。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初五(1908年4月5日)，《申報》曾報道清廷與法國駐粵領事合作稽查軍火事，言及“由外洋潛運軍械入境者亦多于此處(廉州)起岸，現北海法領事擬請中國派委兵艦一二艘，常川駐泊俾緩急有恃”。*《法領請派兵輪常駐北海廣東》，《申報》1908年4月5日，第11版。然而，中法官方合作緝私并沒有切實制止法國人的走私。宣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910年3月7日)，粵海關關員搜查法國哈德安輪船，查獲“炸藥18.12兩，舊手槍1枝，四十五加力碼子4盒共200顆；三十八加馗巴碼子2盒共100顆；手槍碼子50顆”。*《粵省又獲私運炸藥槍械》，《申報》1910年3月7日，第5版。

大多數情況下，清廷軍品緝私得不到列強的配合，“二辰丸”走私軍品事件即是典型。光緒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2月)，清廷偵知，澳門廣和居商人譚壁理等委托日本商船“二辰丸”將神戶辰馬商行的步槍1500支、子彈4萬發共重29噸的軍火，自日本私自運往澳門。清廷派出廣東水師4艘兵船在澳門附近巡邏并將該船查獲，在船員已承認走私的情況下，日本駐華公使反誣清廷越境截捕商船，要求清廷速放該船并道歉。葡萄牙公使柏德羅也照會清廷外交部，認為該船被拿有損葡國主權。無奈之下，清廷釋放“二辰丸”號，共耗資21400日元買下所扣留的全部軍火，并鳴炮21響向該船致歉。清政府的軟弱行為，使廣東地方當局查緝軍火的工作陷入被動。時人認為，“此案失敗，則條約、關章均成廢紙，查緝濟匪軍火之令立須收回，即不收回，亦同虛設”。*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第7冊第211卷，第3353頁。

結　語

晚清政府雖對軍品緝私工作常抓不懈，但軍品走私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這與清末中央政權式微、社會凋敝、民變頻起等背景密不可分。緝私機構混亂、緝私章程雜亂、緝私力量薄弱、清廷外交軟弱等問題，均是軍品走私屢禁不止之重要原因。打擊軍品走私是一項綜合性工程，既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國際地位有關，更與其社會是否穩定、緝私機構及人員的工作效率密不可分。晚清軍品走私屢禁不止，直接反映了中國封建專制體制日漸衰微的社會現實。一個國家面對的走私與緝私問題，實質上是一面鏡子，可以映射出其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等多重面相。單純就緝私而緝私，不從宏觀著眼解決其背后的癥結，軍品走私就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

(責任編輯張陳)

Weaponry Smuggling and the Reason for It in Late Qing Dynasty

FeiZhijieShaoXianjun

(Shanghai Campus,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Shanghai 200433;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cademy, Yantai, Shandong 264001)

After the Opium War broke out,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corrupt and unable to handle the rebellions and uprising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weaponry smuggling increased considerably. There were two main methods of smuggling: secret carrying or hiding. The smugglers were mainly foreigners who traveled or worked in China, powerful foreign firms, and anti-Qing organizations, businessmen, bandits, bureaucrats.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ir neighboring Guangdong were heavily infested with weaponry smuggling, whereas Shanghai, Tianjin and Northeast China were also ridden with smuggl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aponry smuggling prospered in spite of official bans. The basic reason was the inefficiency of the anti-smuggling system and the interference of foreign powers.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aponry smuggling; anti-smuggling; Customs; foreign firms

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晚清華洋軍品貿易與近代軍事變革”(15BZS097)

費志杰，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基層政工系副教授。邵先軍，海軍航空工程學院人文社科系講師。

K252；E295.2

A

1009-3451(2016)04-009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