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老區土改與鄉村社會變化
——以太行解放區為中心的考察

郝　平

(山西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西太原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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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時期老區土改與鄉村社會變化
——以太行解放區為中心的考察

郝平

(山西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西太原 030006)

本文以太行解放區為考察中心，在對相關史料進行解讀的基礎上論述了老區土改所引發的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經濟方面，滿足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激發了民眾的生產熱情；政治方面，通過整黨運動，轉變了黨員干部的工作作風，調整了基層黨支部的構成，使基層民主政權得以鞏固和發展；社會方面，移風易俗，在沖擊舊有思想觀念的同時塑造了新的社會風氣。

太行解放區土地改革鄉村社會

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到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先后在全國各地創建了一大批革命根據地，被統稱為老區。開展土地改革是推進老區社會改造和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長期以來，學界對土改運動的探討大都著眼于土改歷史意義的反思、土改前后的鄉村地權變動、階級劃分與鄉村社會重構*李海金：《身份政治：國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構——以土地改革以來鄂北洪縣為分析對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郭德宏：《舊中國土地占有狀況及發展趨勢》，《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李金錚：《相對分散與較為集中：從冀中定縣看近代華北平原鄉村土地關系的本相》，《中國經濟史研究》2012年第3期；李里峰：《階級劃分的政治功能——一項關于“土改”的政治社會學分析》，《南京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等議題，雖有很多學者已關注到土改所引發的鄉村社會變革，但相關探討仍有待深化。鑒此，本文以太行革命根據地為考察對象，力圖從鄉村社會史角度來審視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希冀豐富和加深對這場運動的認識。

太行革命根據地位于晉冀魯豫邊區的腹心地帶，既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華北敵后創建的重要抗戰基地，亦是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的前沿陣地與可靠后方，其范圍包括山西、河北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區，因其所處位置為太行山脈而得名。從太行區的土地變革情況來看，在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和《中國土地法大綱》公布之前，經過1942年開始的減租減息運動和貫徹1946年中央的“五四指示”，太行區已經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基本上達到了平分土地的要求。全國土地會議召開后，太行區進一步解決土地變革中遺留下的一些問題，到1949年5月，全區土地改革全部結束。*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1937—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2—324頁。土地改革之前，這里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皳珔^22縣159村的調查表明：10%的地主和富農占有49.7%的土地；35%的中農占有的土地比重為31.4%，52%的貧雇農只擁有18.4%的土地?！?李枝榮：《山西土改史話》，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260頁；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太行革命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選編》(內部資料)，1983年，第518—519頁；齊武:《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成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2—103頁。經過土地改革運動，太行區的土地狀況得到大幅改觀，其中地主、富農的土地平均減少了80%和40%以上，*李枝榮：《山西土改史話》，第260頁。農民獲得的土地高達3762636畝，有80%的農戶得利；貧農、雇農、赤貧每人可得到2畝土地，中農每人則有3分7厘至5分不等。土改后，貧農人均占有耕地為3畝3分，中農亦有3畝5分。*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太行革命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續編》(內部資料)，1984年，第24頁。事實上，作為一項前所未有的社會改造工程，土地改革不僅僅是一場旨在重新分配的經濟運動，更是一場意義深遠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對農村基層政權、鄉村社會風俗等方面均產生了重要影響，可以說土改的實施將民眾帶入了一個未曾經歷的新世界。

一、民眾生活水平提高，生產熱情高漲

對于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目的，劉少奇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貧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產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產。土地改革的一個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著眼于生產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93頁。因此，作為一場經濟運動，土地改革的基本指向便是為了解決農村的生產發展問題。

土地改革以后，太行區民眾不僅獲得了生產生活所需要的土地，還獲得了一些其它生產生活資料，這就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產條件的改善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據1947年，根據地政府的調查表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農、貧農、赤農、雇工在土改中獲利頗豐*《太行土地改革諸問題》，(1947年6月)，山西省檔案館藏：1-9-19-4。。隨著負擔減輕和收入增加，人們的經濟狀況日漸改善，生活水平也在不斷上升。1946年，平順縣西溝貧農王四則的一番話生動描述了該村土改后的生活情景：“過去俺是吃的糠菜，穿的是疙瘩衣裳(補丁落補丁)，全家人伙蓋一條被子，用玉菱桿圍起來就頂房子住?，F在，一個人蓋一條被子，能鋪塊氈子，冬天還有件棉襖子，今年又蓋了三間新房子?！?《人民日報》1950年7月5日，第2版。

隨著土地的獲得以及生產生活水平的提高，太行區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也日趨高漲，最顯著的體現就是踴躍參加互助組，1946年，和順縣松煙村參加互助組的農戶占84.33%；就連過去沒有互助組的邢臺滑子村的狀況也有了明顯改善，有91.55%的勞動力參與了新建立的互助組，達到總戶數的86.74%；路家口參加互助組的則是100%。*齊武:《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成長》，第130頁。松煙村、石坡藥村新增犁、鋤、镢等大農具129件；野湖泉、牛槽溝、松煙等5村增加畜力79頭；石坡、水幻、滑子等村新增紡車71輛，織布機9架，參加互助組的種棉戶也隨之大大增加。*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五：土地問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0頁。

在當時生產工具極端缺乏、牲畜嚴重不足、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通過互助合作方式將民眾組織起來，使有限的資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作用得到了最大發揮。也正因為這樣，土改后太行根據地的互助合作組織迅速增加。1947年1月的統計顯示，該區平均每縣參加互助組織的人數占勞動力總人數的78%，相當于1945年的2倍，1944年的4.5倍。榆社縣1945年參加互助組織的輔助勞動力(主要指還沒有勞動技能的青少年)只占全部勞動力的6.5%，1946年則占30%。*董志凱：《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279頁。

與此同時，老人、婦女都積極參加生產勞動，這些半勞力的加入彌補了勞動力的不足。男女老少齊上陣，開展轟轟烈烈的生產運動。人們積極采取糧食增產措施，改良品種、防治蟲害、修整土地。修河筑堤、興辦水利是增加農業產量的重要手段。據太行區和順、平定、昔陽等6縣統計，土改后兩三年間因修渠、修灘增加的土地面積達50萬畝，水澆地增加7800頃，糧食增產19萬石。*梁維直：《華北太行區土地改革后的成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秘書處：《土地改革參考資料選輯》，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第91頁。

農業生產得到恢復、發展的同時，太行根據地的民眾還積極開展多種經營，想方設法增加經濟收入。最突出的是手工業和家庭副業迅速發展起來。全區有52萬名婦女參與了紡織手工業生產，有紡車43萬輛，織布機10萬架。1946年，僅平順縣供銷合作社就賺洋1200萬元，運輸合作社賺洋3000萬元；1947年，全太行區合作社總資金已達9億元。*梁維直：《華北太行區土地改革后的成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秘書處：《土地改革參考資料選輯》，第91頁。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民眾的購買力也大幅提高，進而推動了工商業的發展。到1946年10月底，太行區邢臺鐵廠由土改前的兩家增至21家。武安、長治、安陽等地的鐵廠相繼恢復生產。*《解放日報》1946年9月14日，第2版。長治市的坐商由原來的340戶增至1300多戶。土改后，河南郟縣增加工廠16家、商家128戶、行店27戶、合作社4處、攤販716戶。*《人民日報》1950年7月5日，第2版。各行各業的復蘇使太行區的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二、基層政權得以鞏固和發展

作為一場劃時代的變革，土地改革的歷史意義是多方面的，它一方面實現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調整了農村的生產關系，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部分地解決了農民的貧困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卷，第293頁。，另一方面，經濟秩序的調整也對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提出了相應的要求。如何鞏固和發展農村基層政權，扭轉基層黨員干部在土改中暴露出的不良工作作風，調整和整頓農村基層黨組織中存在的問題，就成為攸關土地改革運動能否徹底實現的關鍵?！皩r村黨的支部不加整頓，黨的土改政策便不能實現，群眾的覺悟組織性便不能進一步鞏固和提高，生產運動便不能在組織起來的道路上蓬勃開展起來，這已經被實際運動所證實了?！?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太行革命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選編》(內部資料)，第253頁。

作為中共基層政權在鄉村生根發芽的中堅組織，基層農村黨支部的地位無疑十分重要，它向上面對的是自己的領導者，向下面對的是那些朝夕相處的農民階層。因此，農村黨支部的建立、發展、整頓及改造對土地改革的進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上，整頓黨組織是一個重要議題。在劉少奇看來，黨內不純潔和官僚主義作風是土地改革不徹底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現在土地改革不能實現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們黨內，而不是在黨外”，“要先從黨內整起，黨整好了就保證了土地改革的徹底完成”。*《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講話》(1947年8月21日)，山西省檔案館藏：A21-2-16。批判和整頓黨內尤其是農村基層黨組織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地方主義、自由主義等作風就成為改善干群關系、團結各階層人民、徹底實現土改的重要工作。

雖然太行解放區早在1946年冬即已實現“耕者有其田”，但在土改運動后期暴露出的干部作風、支部建設等方面的問題還是引起了太行區黨委的重視和關注，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對太行解放區的干群關系產生了不利影響，還給土改運動的深入發展及徹底完成帶來了負面效應。

首先是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問題。在長治張莊，“革命隊伍內部紀律松懈和對群眾強迫命令發展蔓延到驚人的地步，隨之而來的是報復主義、宗派主義、徇私枉法，以及享樂主義產生的小偷小摸、逃避公役、亂搞男女關系等。作為舊政權特征的濫用職權又開始復發，雖然還不十分嚴重。有錢、有閑、有文化并有一套傳統，這是地主階級的保護色，現在的干部沒有這些保護色，他們的違法亂紀行為赤裸裸地暴露出來，與人民的美好理想是格格不入的?！?韓?。骸斗怼粋€中國村莊的革命紀實》，韓倞等譯，邱應覺校，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54—255頁。不止長治地區出現了干部作風問題，太行解放區的其它地區亦出現了類似的問題，如太行區區委宣傳部部長張磐石率領工作團對武安九區進行調查后指出，“作風有毛病，強迫命令，獨斷專行，不民主，成為各村主要特點。由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可以說上級越是認為是好支部，問題越多。為爭取模范村和完成任務，不管群眾受得了受不了，封鎖上邊，統治下面，一般群眾對干部的感覺是新石板(方言：太死板的意思)。石洞、田二莊群眾把干部稱之為‘一窩蜂’，村干部對群眾的吊、打、罵非常嚴重，在群眾中引起不安，另外去年(指1947年)各地群眾給干部擦臉洗黑后，干部的報復行為很普遍?！?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太行革命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續編》(內部資料)，第142—143頁。

其次是干部在土地分配過程中利用職權多分多占，貪圖私利?！霸谖浒簿艆^的土地分配過程中，田二莊十六戶貧農所分土地數高出全村平均數0.2畝，但村長支部書記二人的土地等于十六戶貧農所有的好地之和，即使其他村莊每戶所分土地的質量和數量懸殊不大，但干部卻高于普通民眾的平均水平?！?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太行革命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續編》(內部資料)，第143頁。在武鄉，農村支部中黨員干部在土地分配時多占便宜的現象亦較為普遍，其實早在抗戰期間的減租減息、支差服務、合理負擔等運動中黨員干部多占便宜、貪圖小利的便大有人在，特別是在1946年土改運動的果實分配上，黨員大部分分得多分得好，在互助生產上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于是普遍造成了黨脫離群眾的現象。*《武鄉六區區委一年來的支部總結》(1947年12月24日)，武鄉縣檔案館藏：第148卷第94件。

再次是農村黨支部成分不純的問題。太行區的黨組織在土地改革之前，就已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1937—1949》，第326頁。1948年2月，太行區黨委對全區業已結束土改的村莊進行調查，根據支部的純潔純度劃分出4種類型的村莊，其中支部不純的村莊占到全區村莊的60%以上，這些村莊的典型特征是干群關系不和諧，支部內有少數不純分子或壞分子存在。*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太行革命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選編》(內部資料)，第253頁。如武鄉縣大良村的支部問題就比較嚴重，該村黨支部成員共有89人，其中地富分子占到支部總數的29.2%，占其原有階層總數的81.3%，而中農、貧農盡管在支部的比例達到了70.8%，但僅是原有階層總數的36.8%，不及地富階層相關比例的一半。*《武鄉六區區委一年來的支部總結》(1947年12月24日)，武鄉縣檔案館藏：第148卷第94件。

為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保證土改的徹底進行，晉冀魯豫中央局于1947年10—12月在武安縣冶陶鎮召開“冶陶會議”，“冶陶會議”以后，太行區黨委決定開展以“三查”(查階級、查立場、查工作)“三整”(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作風)為內容的整黨運動，以求解決在土改運動深入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干部問題，從而改善和密切黨和群眾的關系。農村黨支部的整頓時間較長，先后進行了一年多。整黨中主要以思想教育為主，此外還普遍在支部中建立3個制度：工作制度、民主制度和學習制度。工作制度主要是要求黨支部經常給黨員布置工作，檢查黨員在群眾中的活動與工作任務的完成情況。民主制度主要是要求定期過組織生活和改選支部委員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檢查總結工作。學習制度規定了要定期、深入地學習黨綱、黨章。這些制度的建立和貫徹執行，不僅使黨員干部的工作作風有所改變，而且使黨支部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1937—1949》，第324—326頁。

通過整黨，廣大黨員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覺悟。武安九區趙莊黨員李會則說，可惜整黨來的太遲了，早整兩年，咱就不會犯這么多錯誤！黨員靳明則說,從這次整黨里看出，黨始終在挽救我，過去俺要飯的時候，爹娘給俺一個碗，叫俺要飽了飯就算了，黨不光叫俺翻了身，還叫我走正道上去。*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太行革命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續編》(內部資料)，第151頁。在整黨運動中，各地對少數錯誤嚴重又不改正的黨員進行了嚴肅的組織處理，并對組織不純問題進行了整頓。在壺關縣14個實驗村，開除黨員11名，行政處理48名，黨支部的構成在整黨后發生了較大變化，其中富農成分的黨員大幅減少，中農成分黨員相對減少，貧農成分黨員相對增加。*《關于實驗村民主整黨填補和支部調查工作材料》(1948年6月2日)，壺關縣檔案館藏：編號7，永久卷。在襄垣縣六區杜村，2名地主、7名富農、1名中農被清除出黨組織，10名貧農和4名中農被吸納進黨支部。*《關于徹底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指示》(1948年5月3日)，襄垣縣檔案館藏：編號312?？梢哉f，整黨運動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太行區農村基層干部的工作作風問題，對黨支部的組織結構做出了調整，密切了干群關系，有效鞏固和發展了農村基層政權。

三、社會風氣發生深刻轉變

土地改革進行過程中，太行根據地的舊有思想觀念受到猛烈沖擊，特別是長期存在的陳規陋習得到糾正。隨著學文化、講民主、講科學、講衛生活動的開展，全區的社會風氣發生了巨變。

生產發展，生活水平提高，民眾學文化、學科學的熱情也在高漲。各級政府順應當地需求，在區、鄉、村普遍設立文化站和民校，開展冬學教育，組織農民識字，進行科學衛生、時事政策、法令等方面的宣傳教育工作，領導農民開展文娛活動。據太行區黎城、平順等縣218村的統計，參加冬學者中90%是14—25歲的青年。經過學習，多數人可以認識200字，優秀者甚至達到600字，能寫日用便條和簡單信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秘書處：《土地改革參考資料選輯》，第48頁。此外，婦女們也獲得了受教育機會。自1944年組織識字班到1949年，太行區榆社縣云竹鎮桃陽村60多名青年婦女從未間斷學習；識字班后來發展成補習學校，婦女們進一步學習了國語、珠算和地理等知識，其中5人能閱讀報紙。*《新華日報》(太行版)1949年3月8日，第4版。內容豐富的社會教育活動受到太行區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既提高了他們的素質，又改善了社會風氣，促進了社會進步。

原本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農村家庭關系發生了極大改變。太行二專區襄垣縣李來成兄弟妯娌不和，經常拌嘴吵架，甚至鬧到要分家的地步。在新社會道德風尚的影響下，決定建立家庭會議制度。根據性別和勞動條件，對家里每位成員提出適當的工作要求。通過內部分工，使所有人各盡其能，合理使用勞動力，家庭收入因此增加不少。一個過去少吃缺穿的家庭，轉眼變成吃穿用頗有盈余的家庭，家庭氣氛也非常和睦。李來成家的事跡被編成劇本、說唱本，廣為流傳。*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1937—1949》，第292—293頁。這樣的新型家庭在鄉村社會有著空前的模范作用，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成為全區效仿的對象。太行區鄉村社會中的家庭關系和人們的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太行區黨委十分重視婦女解放工作。婦女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受到充分關注，政府“明令保障婦女的土地所有權”。*《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解放區農村婦女工作的決定》(1948年12月20日)，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稿》第2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30頁。各地要求土地證上須注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權；必要時，還可給婦女單發土地證。針對農村長期存在的男尊女卑、重男輕女思想，太行區有效落實上級“關于婦女土地所有權問題，必須首先在法律上與實際上承認男女農民有同等權利，并保障其所有權”，“任何人、任何地區不能對此有所修改或動搖其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婦女的土地所有權問題的指示》，中央檔案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531頁。的指示，對改嫁婦女、離婚婦女、未婚婦女的合法權益作了詳細規定。婦女獲得了和男人同等的土地，從而擁有了家庭土地財產中的一定份額。政府鼓勵婦女參加生產，婦女的經濟地位較土改前有了極大提升。這就為該群體的徹底解放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正如當時《新華日報》所報道的：“過去是：母豬不敬神，娘們不算人，好男人到縣，好女人到院?，F在則完全變了，共同財產，共同勞動，共同處理?！?《新華日報》(太行版)1949年3月8日，第4版。

婦女的婚姻自主意識也在日漸增強。她們慢慢認識到，婚姻是自己的事，父母不應強加干涉。青年婦女普遍要求婚姻自由、自主，而且有不少人開始付諸行動。這么一來，舊的婚姻習俗受到強烈沖擊。比如，家庭成分好壞成為她們選擇人生伴侶的標準。太行區北流村的一名女中共黨員因為未婚夫思想守舊而解除婚約，轉而和程家山村政治主任結為夫婦，成為革命“先鋒”。*《新華日報》(太行版)1949年3月8日，第4版。隨著婚姻自由之風日趨盛行，太行區以前結婚坐花轎、拜天地的習俗也開始被舉辦現代婚禮儀式所代替。社會風氣的轉變極大地鼓舞了婦女參加生產、政治活動的熱情，也大幅提高了她們的經濟、政治地位。將這部分占有重要比例的人群發動起來，對于根據地的發展和鞏固有著深遠意義。

結　語

解放戰爭時期，太行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不僅對當地的土地進行了重新分配，使原有嚴重失衡的土地狀態得到較大改變，而且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盡管有學者就土地改革對鄉村社會農業生產的實質影響提出質疑，但這次運動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全面影響是毋庸置疑的?？蓞㈤喭跞鸱迹骸锻恋刂贫茸兏锱c鄉村社會變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345頁。首先是獲得土地的普通民眾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產熱情極度高漲，進而使鄉村社會的各行各業都得到迅速發展；其次，經濟條件的改變為基層政權的鞏固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通過對基層黨支部的調整和鞏固，進一步密切了干群關系；再次，伴隨著土地改革而開展的一系列社會教育運動，對于扭轉鄉村社會的舊有風氣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婦女群體在這場變革中發生的空前改變更是不容忽視?？梢哉f，鄉村社會史為研究者提供了認識老區土改的新視角，從而跳出了以往過多關注經濟變革的局限。

(責任編輯尹正達)

Land Reform in Revolutionary Areas and Social Changes in Country Regions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A Survey Focused on Situations in Taihang Liberated Areas

HaoPing

(College of History &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This paper, based on a survey focused on the situations in Taihang Liberated Areas，gives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ated historical records. It expounds the profound social changes resulting from the Land Reform. Economically, it satisfied the peasants’ desire of “land for farmers”, bettered the life of the people and increased their 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 Politically, the Party Rectification Movement helped to improve the work style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djusted the forma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ranches, and therefore consolidated and developed the grass-roots democratic regimes. Socially, prevailing habits and outdated social customs were transformed, old ideas and values were smashed and new ones were shaped.

Taihang Liberated Areas; land reform; the countryside

201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農村基層檔案資料搜集、整理與出版”(12&ZD147)

郝平，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K269.6；E297.4

A

1009-3451(2016)04-01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