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驅動發展下信息管稅與會計信息質量關系研究

陳彥　李思遠

摘要：在創新驅動發展背景下，我國稅務部門大力開發信息系統，使得稅務管理工作從原來的手工管稅，發展到今天可以實現運用信息系統對涉稅信息進行采集和分析的信息管稅階段。本文采用問卷調查對廣州地區的企業進行研究，探討采用信息管稅這種創新驅動的稅務管理發展方式對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調查的研究結果發現，實施信息管稅后，企業規模越小，會計信息質量的提升效果越佳。從提高效果的影響程度看，研究結果還顯示：企業規模對于資產負債狀況列報準確性提高效果的影響是最強的，其次是對于成本準確性提升效果的影響，最后是對費用列支準確性提高效果的影響。

關鍵詞：創新驅動發展 信息管稅 會計信息質量 企業規模

一、引言

在我國稅務信息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創新型國家的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Paul Romer（1990）指出，有意識的科技創新投入，能夠帶來技術進步，而這種內生的科技進步，能夠帶來經濟發展。Lucas， R. E.（1988）仔細分析了3個模型，認為除了國際貿易外，物態資本投資帶來的科技變化，和在教育投資中帶來人力資本增值一起，都能帶來經濟增長。Carroll， C.（2011）及其他國內學者均提出了類似觀點。但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資本投入到企業后，企業如何通過利潤最大化來實現經濟增長。本文則探究，投資在政府部門的信息化建設，尤其是稅務部門的稅源管理系統，在我們會計領域，能否為企業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提供幫助。

2009年6月，為了解決現代稅源管理中日益加劇的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國家稅務總局提出了信息管稅的戰略決策。信息管稅，是指“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以解決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為重點，以對涉稅信息的采集分析利用為主線，樹立稅收風險管理理念，健全稅源管理體系，加強業務與技術的融合，進而提高稅收征管水平”。從定義可以看到，信息管稅是稅務機關進行征稅的一種策略性措施。

稅收信息化的發展推動了征管模式的變化和稅收業務流程的重組，實現了全國稅收數據大集中，搭建了統一的納稅服務平臺，推行了網絡離線申報、微信申報、APP申報等多種現代申報工具，對于進一步規范健全全國稅源管理體制、優化納稅服務、提高征管質量和效率的稅收征管改革目標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2013年3月7日，國家稅務總局又發布了《網絡發票管理辦法》，決定于2013年4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正式推行使用網絡發票，納稅人通過互聯網即可完成發票領購、配號、開具、查詢等一系列事項，大大減輕了企業在開票管理過程中的總體投入成本負擔。對內，建立了規范統一的行政管理平臺（也稱OA）和工作統籌平臺，將綜合辦公系統、管理輔助系統、信息化管理平臺、數據應用平臺、內外網門戶網站、知識管理平臺納入其中，強化了稅務機關縱向、橫向溝通和數據共享，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在上述前提下，我們有條件去探究會計信息質量與信息管稅之間的關系。討論實施信息管稅后企業規模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有利于回答兩個問題：一是企業在發票管理和納稅申報中，配合稅務機關實施信息管稅，客觀上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有沒有提高？二是如果有提高，那么對于哪些企業提高效果更佳？進而，我們可以指出哪一類的企業為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應該在公司內部投資更多資源去配合稅務機關開展信息管稅工作。

二、文獻回顧

隨著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等先進科技的發展，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不斷進行調整和變革。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起就逐步建立了稅收征管網絡，涉及稅務登記、申報征收、稅源審計和監控、資料檢索和收集、人事辦公等方面的工作。很多西方國家建立了覆蓋面廣且完善的稅務信息系統，大大提高了收稅效果和效率，促進了稅務信息化的發展。稅務信息化管理水平是征稅現代化的一個指標。西方學者關于信息管稅的理論研究大多集中于稅收征管風險管理、流程再造、信息不對稱等理論。美國信息管理專家諾蘭（NOLAN）1979年提出諾蘭模型，把信息化發展概括為初始、傳播、控制、集成、數據管理和成熟六個階段。在諾蘭模型的基礎上，米歇（Mische）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管理信息系統建設的米歇模型更能夠反映當代信息技術發展的新特征。此后，諾蘭模型和米歇模型被廣泛應用到信息管稅的研究當中。墨菲在《美國聯邦稅制》一書中，介紹了提高稅務信息化水平的幾個要點：將現代化的科技手段運用到稅收征管中；制定具有剛性的法律法規；科學設置稅務機構；協調部門之間的工作機制。

在中國，信息管稅的研究在很長時間的摸索和發展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信息管稅對征管效率的提升作用越發明顯。國內部分學者從信息管稅的作用，引申出信息管稅的內涵，如西安國稅樊唯理認為從信息管稅的內涵來看，“信息管稅是以信息為媒介，促進稅收征納良性互動”“以網絡為平臺，消除信息‘孤島”“以科技為支撐，提高稅收征管質效”。國家稅務總局宋蘭認為，信息管稅是全面提高稅收征管水平的必由之路，加強業務與技術融合是信息管稅的關鍵，有學者將稅源監控和會計規范聯系起來。山東國稅黃玉遠認為，推行信息管稅“有利于保障稅收收入穩定增長”，有利于“提高稅源精細化管理水平”，“有利于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價值”。當然，通過對信息管稅實踐的研究國內一些學者也指出了目前信息管稅發展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案。劉慧芳對信息不對稱理論與稅收征管的關系進行了詳細分析，提出要解決稅收征管中的信息不對稱，需要從機制、稅收立法、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完善。朱振國從數據采集和分析的角度指出當前稅務部門信息管稅存在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數據信息采集操作不夠規范、缺乏數據信息分析應用平臺等問題，并從思想、機制、納稅服務方面提出解決辦法。

上述觀點基于理論和實踐對信息管稅模式進行探討，指出了在不同信息時代和不同政治體系的大環境中，這種稅收管理活動應用推廣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后一部分探究了會計信息質量的研究，討論了會計信息供給和監管方兩個不同利益相關者。其不足之處在于：首先，這些文獻大多是在傳統管稅模式下，特別是基于公司內部層面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因素所進行的論證，沒有涉及到新型信息管稅模式下對會計信息質量的需求；二是沒有考慮到這種信息管稅模式約束下如何促進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進一步提高。

（二）對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評價的基本內容。在我國現行體制下，不同類型的自然資源由不同的政府主管部門負責管理。按照“誰主管，誰負責”“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這些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對自然資源資產承擔著極其重要的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特別是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以及礦山生態環境治理、大氣污染防治等領域。對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評價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一是審查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在制定特定類型自然資源資產的政策、規劃和制度時，是否科學、是否合理、是否規范，在政策、規劃、制度出臺后，是否及時加以監督和落實，在執行中發現問題是否及時加以調整、修訂和完善。二是審查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對分管領域自然資源資產的財政資金收支情況是否監管到位，對特定類型自然資源的資金使用是否合理，有無將用于自然資源的資金挪作他用。三是審查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對分管領域自然資源資產的保護、利用與發展情況，要通過一些特定的考核指標來評價其在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的工作績效。四是審查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是否存在利用掌握行政審批權等，搞“權力尋租”，變相吃拿卡要，或者直接搞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

（三）對相關企事業單位主要負責人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評價的基本內容。與自然資源資產關系密切相關的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對自然資源資產的開發、保護與利用負有直接責任，因此，除了對地方政府黨政負責人、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進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外，對相關企事業單位主要負責人也要進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主要包括：一是審查相關企事業單位主要負責人對自然資源資產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的執行與落實情況。二是審查相關企事業單位對自然資源資產的取得、使用、管理與保護情況。三是審查相關企事業單位對自然資源資產進行會計核算時的真實性、合規性、合法性情況。四是審查相關企事業單位對自然資源資產開發、利用以及出讓、出售中的合規性、合法性和效益性情況。

三、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評價的基本指標

（一）自然資源資產存量指標。反映領導干部在任期內所轄區域、部門、單位所擁有和掌管的自然資源資產期初存量情況。無論是地方政府黨政負責人、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還是相關企事業單位主要負責人，在上任初始，必須摸清所轄范圍內自然資源資產的現有情況，要做到心中有數，了如指掌。如果領導干部連“家底”都搞不清，很難想象其能管好、用好、保護好各種資源和資產。存量指標是對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評價的基礎性指標，審計時應特別注意本期領導干部的期初存量與前期領導干部的期末存量之間的連續性和關聯性。

（二）自然資源資產消耗量指標。反映領導干部在任期內為推動和促進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所付出的自然資源及其環境的代價和成本。消耗量指標既包括單位消耗量，也包括消耗總量。前者如單位GDP資源消耗指標、單位產品能耗指標等，后者如水、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消耗總量、農田消耗總量、森林采伐消耗總量等，審計時應特別注意區分可再生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程度。

（三）自然資源資產利用效益指標。反映領導干部任期內在自然資源資產利用方面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情況。以城市土地為例，其利用效益指標主要包括：（1）土地利用經濟效益指標。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支比例、單位GDP建設用地占用量、閑置土地處置率等。（2）土地利用社會效益指標。如城市人均居住面積、城市人均道路面積、公共設施用地比重等。（3）土地利用生態效益指標。如城市人均綠地面積、城市人口居住密度、城市濕地公園面積等。

（四）自然資源資產極限值指標。反映領導干部在任期內對各種資源的保有量、消耗量以及使用效率是否達到或突破所設定極限值的情況。從國家層面來講，我國首次設置了能源消耗上限，如計劃在2020年前把能源消耗控制在50億噸標準煤當量內；在2016—2020年5年間，把每個GDP增長單位使用的能源量削減15%以及碳強度削減18%；在2020年之前把碳強度減少到2015年水平的40%—50%。這些指標將會層層下壓、層層落實，必定會成為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重要考核與評價指標。

（五）自然資源資產惡化狀況指標。反映領導干部在任期內由于主客觀原因造成自然資源嚴重破壞、自然環境嚴重惡化的情況。為改變過去只重發展不重環境的弊端，必須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黨政領導干部績效評價的重要位置。審計時應注意區分是客觀原因導致的還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從而實事求是地界定領導干部應承擔的責任。

四、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評價的基本方法

（一）數值評價法。數值評價法不是指單一的一種評價方法，而是指利用一些絕對值、相對值以及數學模型來評價自然資源狀況的各種方法。比如環境質量評價方法主要有：指數評價法、概率統計法、經濟分析法、等效數值評價法等，目前對大氣環境質量、地表水環境質量等的評價采用的都是等效數值評價法。

（二）考核評議法。根據數據來考核不是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評價的唯一方法。因為自然環境與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應積極吸納社會公眾參與評議，廣泛聽取群眾意見，這樣既可以調動社會大眾保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又可以實事求是地評價領導干部生態環境責任的是非功過，既“接地氣”又“接人氣”。

（三）報表分析法。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反映了自然資源在核算期初、期末的存量水平以及核算期間的變化量。該表是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評價的重要依據，也是對領導干部任期內政績考核的重要依據。此外，審計人員還應根據國土資源、環保、水利、農業、林業等自然資源主管部門以及統計部門的報表及有關資料信息，梳理分析自然資源資產的增減變化及原因，從而對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履職情況做出有理有據的評價。

（四）綜合分析法。由于自然資源資產涉及面很廣，影響因素很多，因此，開展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應當從不同角度、根據各種指標、結合有關方面來綜合分析和評價。既要注重自然資源規模數量的變化，更要注重其質量狀況；既要全面地進行考量，又要有針對性、有重點地進行剖析；既要考慮客觀因素，更要關注人為因素；既要肯定成績，也要如實地反映問題和不足。

五、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評價結果的運用

（一）實行審計評價結果公告制度。前已述及，各級領導干部在自然資源資產的管理、開發及利用方面，承擔著雙重受托責任，即一方面受政府委托，應對國家負責，另一方面受全體國民委托，應對人民群眾負責，因此，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結束后，既要向政府報告審計結果，也要向社會公眾公告審計評價結果。實行審計評價結果公告制度，有助于維護政府對領導干部的管理監督權，也有助于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二）建立和完善審計評價結果運用的協調配合機制。審計機關與組織人事部門、紀檢監察機關等除日常工作需相互配合、相互協助外，審計機關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中如果發現被審計單位或領導干部有違反黨紀、政紀行為的，應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及時移送紀檢監察機關，情節輕微的，應書面告知組織人事部門；紀檢監察機關對審計機關移送的案件，應根據權限范圍，及時調查處理，并將處理結果書面反饋給審計機關。這種協調配合機制既要保證溝通協調渠道暢通，又要避免相互之間脫節或扯皮，從而確保審計評價結果運用的效果。

（三）建立和完善審計評價結果問責機制。中央提出了自然資源資產審計的三條標準與要求，即“資源消耗上限、環境質量底線、生態保護紅線”，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地方政府黨政負責人，還是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以及相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如果在任期內，當地GDP資源消耗突破上限、環境質量突破底線、生態保護踏越紅線，作為領導干部就要追究其領導責任。要明確各級領導干部責任追究的情形，并根據情節輕重、責任大小進行責任追究。尤其是對于造成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給國家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領導干部，不論是已經調離、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須嚴肅追責，終身追責。S

參考文獻：

[1]張婷.我國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研究現狀述評與改革建議[J].商業會計，2015，（24）.

[2]陳波，卜璠琦.論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目標與內容[J].會計之友，2014，（36）.

[3]董賢磊，余芳沁.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相關問題及建議[J].商業會計，2014，（18）.

[4]張永祥，別必愛.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研究[J].審計月刊，2014，（12）.

[5]蔡春，畢銘悅.關于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理論思考[J].審計研究，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