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大學教材出版的緣起及特點探究

【摘要】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材出版不僅具有特定緣由，而且具備自身特征，文章嘗試從民國大學教材出版的緣起和特點入手，對民國大學教材的初生及發展情形展開探索，以期豐富和完善民國大學教材出版相關研究。

【關鍵詞】民國；高等教育；大學教材；編輯出版

【作者單位】楊軍，廣西師范學院。

近年來，“民國熱”的興起，使《開明國語讀本》《民國老課本》等中小學教材多次被影印或重編出版，進一步推動了關于民國中小學教材出版的探索步伐。民國時期國人自主編撰出版的大學教材不僅有其特定緣由，且具備自身固有特征，故筆者嘗試從民國大學教材出版的緣起和特點展開分析，以期豐富和完善民國大學教材出版相關研究。

一、民國國人自主編輯出版大學教材的緣起

中國高等教育自清末京師同文館、京師大學堂等高等教育機構建立以來，便開始受制于外國，從教科書的外文版選用到課程設置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日本、歐美等西方大國的影響。民國建立后，國人對外國大學教材等出版物的選用與依賴有增無減。據《民國時期總書目》的統計顯示，民國時期包括高校教材在內的教育類書籍引進初始階段為31種，到全盛階段則達177種，[1] 這尚未包括原版教材的引進和譯介。而伴隨高等教育及現代學術的發展，教育學人積極倡導教科書中國化，并在出版界的響應之下，開始了國人自主編撰出版大學教材的局面。

1.高等教育的發展及學術自立的要求

發端于清末的中國高等教育在民國時期取得了較大發展。統計數據顯示，1915年，全國僅有10所高等院校，而在北京大學教育改制的推動下，中國高等教育的革新和發展進程逐步加快，10年后的1926年，民國公立大學已達51所。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高等教育逐步走向規范和成熟，“從1928年至1936年，全國大專以上學校從74所增加到108所”[2] ，在校人數也逐年增長。高等教育的發展迫切需要符合本國教育實際的配套教材，以擺脫長期選用外文教材的尷尬局面。

高等教育的發展推動了學術的進步，各學科門類分工愈加細致，且出現了能勝任各學科的專門人才。與此同時，外國教材和講義的弊端在學術進步的語境下暴露得尤為明顯，“不僅各異其是，且使學生缺乏參考書籍，不宜從事比較研究”[3] 。于是，當時的有識之士指出，一個獨立國家不宜在自主興辦的高等學府長期使用外文課本授課，且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的學術已達到一定水平，不出版自主編撰的大學教材，不利于推動學術的獨立發展進步[4] 。高等教育的發展、學術自立的要求和專門學術人才的出現，使擺脫外國束縛自己編寫大學教科書成為可能。

2.蔡元培的積極倡導

在高等教育蓬勃發展的背景下，身為教育界意見領袖的蔡元培也對大學教材的本土化做出了思考，并倡導編撰“國化教科書”。1931年，蔡元培在《國化教科書問題》的演講中指出，“我國各學校所應用的各項教科書——社會科學的或自然科學的除外國文而外，都應當使之中國化，再明白點講，就是除開外國文學一項，其余各種科學都應該采用中國文做的教本”[5] 。概而言之，其主要觀點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采用外國教材是文化落后國家接受現代知識“不得已的過渡辦法”。誠然，中國高等教育初創之時，高等教育事業正處于起步階段，缺乏自主編撰本土化教材的實力，而歐美等國的高等教育雄踞世界前列，中國大學選用歐美大學教材可以說是無奈之舉。而當時，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均取得較大發展，也擁有各學科專業人才和學術精英，再使用外國教材已然不合時宜。第二，教材的選用須與本國國情、教育實際相適應。由于各國國情和學制的差異，外國教材不可能完全適合中國學生，“現在中國的新教育不是中國固有的，是從西洋販來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國國情與需要的地方”[6] ，故應自主進行教材的編寫。第三，原版外文圖書價格昂貴，加大學生壓力。高等教育的發展使得當時多引入和譯介出版外文教材，必然涉及版權貿易問題，而外國歷來重視精神產品，高額的版權轉讓成本往往帶給出版商巨大壓力，并最終無形轉嫁到作為購買主力的學生身上，加之“近年金貴關系，學生負擔過重，更無力多購西文參考書目”[7] ?；诖?，以蔡元培為首的教育界領袖積極發聲，主動倡導由國人自主編撰出版大學教科書，提倡大學教科書中國化。

3.出版界的大力支持和響應

圖書資源的大規模擴散與傳播，離不開出版機構的支持。在高等教育發展及教育學術界的倡導下，大學教材的編輯出版得到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出版機構的響應和支持。

這一時期，出版界積極支持自主編撰出版大學教材有兩點緣由：第一，中小學教材市場競爭漸趨白熱化，已無太多待開拓空間。民國基礎教育的發展，為教材的出版開辟了廣闊市場?！睹駠鴷r期總書目·中小學教材卷》的統計數據顯示，當時共有90余家出版機構在不同時期參與了中小學教材的出版，且其出版實力排序也同占據的教科書市場份額大小順序一致。中小學教科書出版對出版機構的重要性顯而易見，而作為常規的出版業務，眾多出版商的聚集也加劇了其競爭的白熱化。比如1903年，商務印書館就開始編寫小學“最新教科書”，并在各地開辦分支機構。1912年，中華書局便以“中華教科書”崛起，為擴大編印業務還建立了印刷廠。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等也通過教科書的出版贏得了一席之地。此時，中小學教材市場無太多開發空間，而伴隨高等教育發展的大學教材則是可待開拓的出版藍海。第二，出版界“教育普及、學術獨立”理念的踐行。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和民族獨立意識的提升，出版機構逐步開始了大學教科書本土化的探索實踐。早在20世紀20年代，商務印書館便已出版過以大學名義命名的“大學叢書”，如“北京大學叢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叢書”“燕京大學叢書”“清華大學叢書”等，不過由于出版規模小又局限于某所大學，且無公認標準，在廣泛流通上存在缺憾。而隨著出版條件的成熟，王云五組織商務印書館開始了統一大學用書編輯出版的嘗試，其“編印以本國文撰寫之大學教本”，并成立由學術界、教育界等各界要人組成的大學叢書委員會，讓他們負責叢書的目錄擬定、組稿、審查等業務。隨著中華書局、正中書局、世界書局等出版機構的積極參與，大學教材出版作為一種特殊出版形態逐漸在全國出版界、教育界獲得關注。

二、民國大學教材編輯出版的特點

民國大學教材出版雖然沒有中小學教材出版那樣繁榮，且在出版界的參與程度及出版規模上都與后者存在差距，但由于其不斷摸索嘗試，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編輯出版理念和實踐方式。

1.由“獨立”走向“統一”

在大學教材的出版嘗試中，商務印書館是最早介入的，不過其在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大學叢書卻只具備獨立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以某校命名的大學教材往往只適用于該校，不具備推廣和傳播的條件。如早前出版的“北京師范大學叢書”就多為教育、體育類教材，這種針對高校自身特色而出版的大學教材，顯然難以滿足眾多不同類型高校學科體系多樣的需求。其二，出版社與各大學及學術團體訂立出版合約，但“書稿的稿源、審查工作都由對方負責，實質上是依賴館外高等教育界的力量編輯圖書”[8] ，使得出版社的編輯與出版環節被迫分化，削弱了出版機構的職能?；诖?，王云五開始了統一的大學叢書編撰出版業務。1931年，王云五在“教育普及、學術獨立”的出版方針基礎上，提出“集合國內研究有專長的學者，共同編譯一套統一的大學叢書”的想法，使其后的大學教材出版逐漸適應各高校教學科研的需求。不僅如此，為了大學教材出版的統一和規范，商務印書館還通過組織成立由55人組成的大學叢書委員會，讓其負責目錄擬定、征稿、審查等事項。由于這些編委均由當時出版界、教育界、學術界的人士擔任，且多為知名教授學者，委員之間的協調和商議形成了統一的出版標準，并“按照各大學必修的科目，請各學科專家著譯或擔任編輯”[9] 。商務印書館則依據制定的《商務印書館印行大學叢書章程》，與大學叢書委員會統一協作，開展出版業務。由于具有統一的標準且具備規模龐大、體系完整的優勢，這一時期的“大學叢書”出版后大受歡迎，以至多所國立、省立、私立大學不同程度地采用其作為大學課程的教本或參考書[10] 。至此，大學教材統一規范的思路和標準得以形成，并逐步得到認可。

2.各大出版社競相參與大學教材的編撰出版

民國大學教材出版盡管未能造就出版的繁榮景觀，但在高等教育事業發展、中小學教材出版低迷及學術自立思潮的影響下，成為出版社不可多得的出版業務。出版社從事大學教材出版業務不是盲目的，而是依據大學的學科門類和細分專業制定出版規劃，開展出版業務。如1932年，商務印書館就依據制定的《商務印書館印行大學叢書章程》，計劃在五年內出版300種大學教材。在實際運作環節中，其一方面將大學叢書委員會審查合格的出版專著，列入大學叢書系列；另一方面，自1933年起，制定每年新出40種大學叢書的規劃。至“八一三”事變前，商務印書館共出版317種大學叢書，涵蓋學科細分之下的多門專業，如王力的《中國音韻學》、鄭振鐸的《文學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金岳霖的《邏輯》、孫本文的《社會學原理》、熊慶來的《高等算學分析》、薩本棟的《普通物理學》等。其中，教育類、工程學、經濟學、算學四類叢書的出版最盛，平均達到30種，也反映了國內學術研究的情況。

不僅商務印書館參與大學教材的出版，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民營出版機構也競相參與。據學者肖朗、吳濤的統計，中華書局前后共出版了100余種“大學用書”。1931年，世界書局紀念特刊上刊載的“世界書局圖書目錄分類索引”中，印有“?？拼髮W教本及參考書”條目，指出已出版的文學系、理學系、法學系、教育學系、農學系、工學系、商學系等各科教科書及參考書。1938年，其在《中央日報》刊登的廣告上詳列了哲學系和教育系的大學用書，并做出“各系均備，不及備載；陳列門市，歡迎參閱”的說明，累計出版了140余種。除了商務、中華、世界等大型出版機構，貴陽文通書局、黎明書局、言行出版社、中華文化服務社等多家中小出版機構也曾以“大學文庫”“大學叢書”或“大學用書”之名競相參與大學教材的出版。雖然他們在規模、實力上無法與商務印書館的大學教材出版相比擬，但也深受其影響和啟發。

3.教育部的介入確立編輯原則、審查辦法及出版計劃

20世紀30年代的前半段是中國社會相對穩定、出版業繁榮發展的時期。隨著戰爭的全面爆發，出版業出現急劇倒退現象。戰爭過后，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大書局迫于形勢，紛紛裁員，迫使許多訓練有素的編輯離開了崗位。1939年，教育部成立大學用書委員會，并聘請在某一科目素有專攻的專家學者擔任委員。1940年，大學用書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大會，并通過了編輯體例、書稿審查辦法等決議。教育部介入后，主要在三方面做出規定：在編輯程序上，采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如首先編輯各學院公共必修課用書，其次編輯各系必修課用書，再次編輯各系選修課用書。在編輯方法上，采用三種方式：一是采選成書，即對出版社已出版的大學用書加以甄選，合格且征得作者同意后，可修訂作為部定大學用書，出版時在封面加印“部定大學用書”字樣并注明該書的來源出處；二是公開征稿，即向社會各界尤其是學術界、教育界征集書稿；三是約稿，即向知名專家學者邀約編撰。在審稿標準上，書稿需經初審、復審和核定的“三審”程序并經委員會通過后，最終由教育部核準付印。此外，教育部還擬定了較為詳細的出版計劃，如預計在1944年秋季出齊7種各學院共同必修用書，在1945年秋出齊70余種分院必修用書，1946年秋出齊400余種分系必修用書，1947年秋出齊分系選修用書。

民國大學教材得以編撰出版有其特定緣由，總體而言，歷史和現實的因素使然。歷史上，中國的高等教育曾長期受制于外國，且具有明顯的西方烙印，嚴重阻礙了中國的教育自主和學術進步。高等教育發展及學術獨立思潮的興起、教育界意見領袖的“國化教科書”倡導、出版機構的支持和響應等現實，讓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材出版具備了思想及實踐層面的雙重支持，使大學教材的出版呼之欲出并最終得以實現。大學教材作為一種獨立的出版類型也就此誕生。在這一過程中，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大型出版機構的大學教材出版嘗試起到了先鋒模范作用，其開創性創舉不僅使得大學教材出版走向統一，而且逐步規范化和系統化，后來出現的大多大學教材出版嘗試，在選題、組稿、出版、發行等編輯出版實踐層面也對其有所繼承和模仿，從而造就了大學教材出版在這一時期的興盛局面。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出版機構多以遷徙或停業收場，為持續大學教材的編撰出版業務，教育部逐步從編輯原則、審查辦法等宏觀層面加以介入，在對高等教育領域進行文化控制的同時，客觀上也使得大學教材出版得以恢復和維系?？傊?，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材出版不僅具有特定緣由且具備自身特征，在此背景下，作為獨立且獨特的出版類型——大學教材得以誕生并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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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肖朗，吳濤.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與近代中國大學教材建設[J] .高等教育研究，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