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態辨析

摘 要：濫用職權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罪名，但是由于該罪與玩忽職守罪規定在同一個條文中等等原因，使得學界關于該罪名的罪過形態產生了較大的分歧。本文通過分析認為該罪名是過失犯罪的緣由，對之進行了商榷，以期梳理明晰本罪是故意犯罪的根據。

關鍵詞：濫用職權罪；重大損失；罪過

《刑法》第397條第一款規定了兩個罪名，即濫用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在罪過形態方面，關于玩忽職守罪屬于過失犯罪基本上沒有爭議。而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態爭議很大，不乏有學者認為這是過失犯罪。

濫用職權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律的規定，超越職權實施有關行為，或非法行使職權范圍內的權利，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盀E用”一詞就包含著故意的意思，即對形式上屬于一般職務權限的事項，為了不當的目的或者采用不法的方法，實施違反職務本旨的行為。

因此筆者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即行為人認識到了自己的行為會（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希望或放任其發生的主觀心理態度。

而關于認為濫用職權罪是過失犯罪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①僅僅以“明知是逾越職權的行為而為之或者明知是依照職務應當履行的義務而不為之”為必要內容，和濫用職權行為引起的重大損害無關的觀點，不符合刑法第14條關于犯罪故意的規定。②認為凡是刑法規定作為犯罪成立條件的危害結果，都應該是主觀罪過的對象，也都是行為人應該認識或控制的結果，凡是刑法沒有要求行為人認識與控制的結果，都不可能是決定犯罪成立的條件。本罪中，法條明文規定了“重大損失”，這作為犯罪結果應當被行為人認識。③一般在刑法中結果犯多為過失犯罪?！俺朔捎刑貏e規定的以外，故意犯罪不以危害結果的實際發生為犯罪成立的必要條件?！雹鼙咀锼跅l文中，規定了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兩個罪名。法定刑相同，而對相同的客體造成侵害，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有相當的距離。如果認為濫用職權罪是故意犯罪，則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協調。⑤本罪中，法定刑規定為“……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毕噍^其他故意犯罪、職務犯罪，本罪都顯得法定刑偏低，例如司法解釋中規定的“重大損失”包括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或者輕傷9人以上，或者重傷2人、輕傷3人以上，或者重傷1人、輕傷6人以上的。這相較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等罪名的社會危害性實為更大。

雖然上述觀點具有一定合理性，筆者對仍然認為濫用職權罪屬于故意犯罪。針對上述意見的主要理由有：①上述前兩點理由都是關于故意犯罪應當認識全部的構成要件，“重大損失”的結果雖然被規定在本罪中，但這是一種客觀的超過要素，即不要求行為人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如果認為本罪是故意犯，應當有對結果的認識。但是根據責任主義，這不意味著故意犯罪的行為人必須認識到所有的客觀要素。本罪中，行為人只需要認識到自己是在實施濫用職權的行為，就已經符合了構成要件，不需要具體“重大損失”的認定標準，亦即“重大損失”是本罪中客觀的超過要素?？陀^的超過要素的存在，只需要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有蓋然遇見可能性，不要求行為人認識、希望與放任。②結果犯并不意味著是由過失犯所導致，故意殺人罪就是典型的故意犯罪，同時也是結果犯。③有論者提出將濫用職權罪認定為故意犯罪會導致與過失犯罪的玩忽職守罪在罪刑關系上失調，但這實際上是立法的技術問題，甚至可以說是立法漏洞，但這不能否認兩罪在主觀方面存在的區別。并且該條文并非絕對確定的法定刑，還是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兩行為如果侵害相同法益時，由于主觀上的區別，自然不會給予兩者具體的相同刑罰，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④本罪規定在刑法分則第八章瀆職罪的第一個罪名，只是簡單的規定了濫用職權、重大損失、等措辭，屬于簡明罪狀，亦即本罪屬于故意的瀆職行為的總領式、普通式、兜底式的條文，周光權教授獨著的教材中就將瀆職犯罪中的濫用職權類分在一起論述。況且，本罪第一款規定了“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即本罪并不排斥出現特殊的重處罰，也不妨礙本罪屬于故意犯罪。⑤除了對上述認為濫用職權罪是過失犯罪的意見之外，按照歷史解釋的方法可以發現，本條中濫用職權罪是1997年刑法中新增加的罪名，原先濫用職權行為規定在1979年刑法的第187條玩忽職守罪之中。但是1987年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正確認定和處理玩忽職守罪的若干意見（試行）》將玩忽職守罪的表現形式規定為13個方面64種，其中許多都是屬于濫用職權的行為。也正是因為濫用職權行為的特殊性，新《刑法》才會將之列為一個獨立的罪名。綜上五點，濫用職權罪是不能由過失心態所構成的犯罪。

參考文獻：

[1]李潔.《論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式》，載《法學家》，1998年第4期.

[2]韓光軍.《論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的罪過形式》，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

[3]蔣鈴.《濫用職權罪罪過形式的深度檢討》，載《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13年第2期.

[4]黃國盛.《濫用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的區分新解》，載《人民檢察》，2010年第19期.

[5]賈宇主編.《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P560.

[6][日]大塚仁.《刑法概說·各論》，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P583.

[7]陳興良.《刑法疏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P650.

[8]陳忠林.《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態新論》，載《人民檢察》，2011年第23期.

[9]張明楷.《犯罪構成體系與構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P228.

[10]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P1095.

[11]鄧文莉.《<刑法>第397條中的“重大損失”在濫用職權罪中的地位》，載《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1期.

[12]周光權.《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P495-507.

作者簡介：

楊智宇（1993.1～），男，漢族，江西九江人，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