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收益權能否成為信托財產

摘 要：近年來，隨著監管機制對金融創新的鼓勵，信托產品在短時間內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但這種繁榮的背后卻存在法律方面的隱憂，資產收益權的特殊性使其能否成為信托資產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明確資產收益權的性質，確定其能否成為信托財產顯得尤為必要。

關鍵詞：資產收益權；信托；性質；權能

一、資產收益權不是一種物權

資產收益權不屬于所有權。根據《物權法》規定“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辟Y產收益權的客體不僅包括不動產，還包括債權、股權等無體權利。權利人僅對基礎資產產生的收益享有權利，也不如所有權享有四項權能那樣完滿，因此我們無法將其籠統地稱為一種所有權。其次，資產收益權也不屬于用益物權。依據物權法定原則，物權的種類和內容只能由法律來規定，不能由當事人任意創設。我國《物權法》規定的用益物權類型并無資產收益權。用益物權具有物權的支配性與排他性，而對資產收益權而言，顯然不具有這些屬性。這是因為資產收益權衍生并依賴于基礎資產，一旦所有權人讓渡基礎資產，資產收益權人對基礎資產的受讓人不具有支配性與排他性?？梢?，資產收益權難以納入物權的范疇。

二 、資產收益權不是一項債權

有人認為資產收益權本質上是一種將來債權，即融資方對特定資產的經營管理中將來所享有的對第三人的金錢債權，資產收益權轉讓即上述將來債權的轉讓。但筆者認為，債權作為一方向他方請求給付的權利，這種法律行為首先就要求給付的標的確定、可能及合法。以股權收益權為例，是股東向他方請求相應的股息紅利或剩余財產分配的權利，這種股息紅利未來給付取決于公司的營利能力及股利分配政策等，并不確定。如果給付標的不確定，該項債權是否成立自然令人質疑。其次，把資產收益權歸于未來債權的定性也與其它學科的認識矛盾。若為一項未來債權，它應具有財產屬性，未來會為企業帶來相應利益。但從財務會計的角度來看，資產收益權從未被企業確認為一項單獨的資產，而是隱含于基礎資產中，記載于資產負債表。融資企業簽訂資產收益權轉讓合同換來相應資金后，在資產負債表中也未體現出資產收益權資產或其基礎資產的終止確認與銀行存款資產的取得。況且企業簽訂此類收益權轉讓合同多是為融資需要，如果這類合同被認定為資產權利的轉讓協議的話，就好比把一項資產換成了另一項資產（銀行存款），僅是資產形態的轉化，根本達不到融資目的。證監會發布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征求意見稿）》規定專戶產品的投資范圍包括非上市的股權、債權與收益權。它將收益權與債權相并列也間接說明監管層并不認可收益權是一種債權。

三、資產收益權本質上屬于基礎資產的一項權能

筆者認為資產收益權本質上并非一種真正的權利，而僅是基礎資產的權能。如所有權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能，它們是所有權的固有權能而不是數量上的集合。所有權人可以出租所有物，但這并不是說將占有使用的權能分離轉讓，而是權利人在所有權之上設立權利負擔，這種權利的負擔并不改變權利人的合法地位和所有權的性質。其它特定資產收益權也一樣，以股權為例，公司法規定公司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等權利。享有資產收益是股權的最基本權能。這種潛在的權能不是一種真正的權利，而是股權性質的體現。只有當被投資公司宣告發放股利后，這種權能才衍生出一種與股權相獨立的數額確定的應收股利債權。股東無論是將股權質押，還是將股權資產收益權轉讓，本質上都不是將股權中資產收益的權能分離出去進行質押或轉讓，而是在股權之上新設立物權或債權性質的權利負擔，這種權利負擔并不會改變股東的合法地位。

第二，承認資產收益權不是一種獨立的權利與目前實踐操作相契合。目前融資企業轉讓其基礎資產收益權于受讓人時，并沒有任何權利讓與的公示手段。物權轉讓有轉移占有或登記作為公示手段，債權轉讓有通知第三人作為公示手段，但是資產收益權轉讓并沒有公示手段，基礎資產仍屬于原權利人所有，融資企業也從未終止確認一項資產收益權的資產。融資企業與受讓人之間雖有一紙資產收益權轉讓協議，但并沒有真實出售權利的行為。更重要的是這種收益權的轉讓并沒有達到企業破產風險隔離的效果。企業轉讓一項資產權利于他人后，意味著風險與報酬也同時轉讓于他人，如果融資企業發生破產，那么收益權的受讓人是沒有權利參與企業的破產清算之中。但是融資企業的實際操作卻并沒有這樣的結構設計。這意味著如果融資企業發生破產清算，收益權的受讓人仍要做為普通權利人參與破產清算，這顯然與一種獨立權利讓與的法律效果大相徑庭。

視資產收益權為一種權能也與企業財務會計的處理相統一?；A資產權利人簽訂資產收益權轉讓協議并獲得資金后，會在資產負債表中借記一筆銀行存款，由于是在基礎資產之上新設立一個權利負擔，企業負有義務，體現為企業的一種負債，通常企業會貸記“長期應付款”。這樣企業資金資產增加也達到了融資的目的。這種理解不僅可以解釋資產收益權的本質，同時也不會與其它學科的理解相矛盾。

資產收益權作為一種權能的實質使其明顯與信托財產所要求的確定性和可轉讓性相違背，資產收益權信托因此也存在不合法性。因此需要通過立法手段對資產收益權特定化和明確化。這種立法是結構融資、資產證券化以及其他商事實踐所需要的一種立法，將未來收益權、應收帳款等，通過法律規定，使得它特定化、確定化、類型化，并且能夠保證它具有可轉讓性、隔離性。通過立法，可以將不具有轉讓條件的財產獲得可轉讓性，進而成為信托資產的。這種立法可通過民法典和商事單行法解決。在民法典制訂中，可考慮設立財產法總則，對財產權法定主義和財產的可轉讓性作出系統規定，為商事單行法留下接口，商事單行法可對結構融資等特殊商事活動中的財產權可轉讓性作出特別規定。資產收益權信托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日益迅速，已成為金融行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我們可以預期，隨著金融創新的日益深入，會有更多新型的權利被納入信托財產，及時立法或者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將其確定化顯得尤為必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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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晶宇.《資產收益權信托守法法則》[J].《首席財務官》，2013年9月

[3]雷俊杰.《資產收益權信托法律問題研究》[J].《華東政法大學》，2015

作者簡介：

陳媛媛（1990.10～），女，漢族，四川成都人，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教育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