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理源與杭州浙江興業銀行建筑設計初探

王昕+趙淑紅+侯宇峰

摘 要：以研究近代建筑師沈理源在杭州設計建造的浙江興業銀行為媒介，通過與其同期的其它銀行建筑作品對比分析，歸納總結沈理源的獨特設計手法，并由此探討近代銀行建筑與城市之間的關系及其文化內涵。

關鍵詞：近代建筑師；沈理源；銀行建筑；近代城市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Zhejiang Industrial Bank in Hangzhou designed by the modern architect Shen Liyuan as the example to summarize his design concepts and ideas about the architecture and cities behind through comparison analysis of his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design of other banks.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discuss bo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ank building with the city and the cultural meanings behind the relationships.

Key words：modern architect ； Shenliyuan ； bank architecture ； modern cities

中圖分類號：TU-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6）-12-48（8）

沈理源（1890-1950）出生于浙江余杭（圖1），中學在上海南洋中學度過，經學校推薦轉入意大利拿波里大學（今那不勒斯大學）學習，開始了留學生涯，1915年畢業回國，從時間上來看比梁思成、楊廷寶先生要早不少（梁1927年美國賓大畢業，楊同年賓大碩士畢業回國）。由于在意大利留學，并且留學時期較早，由此推測沈理源先生所熟悉的建筑語言風格是以西方古典式樣為主。關于他的研究較少，現已知與杭州有關的專業活動包括民國九年（1920年）的杭州胡雪巖故居測繪圖，被認為是“最早用現代測繪方法對中國古建筑進行了測繪”，以及1923年設計的杭州浙江興業銀行，而在這之前，1921年沈理源在天津華信工程司主持設計了天津的浙江興業銀行（他的大部分銀行建筑都集中在天津地區），杭州浙江興業銀行大樓建筑是沈理源先生在杭州現已知的唯一一處由他主持設計實施的項目，直至今日仍在使用（現為中國工商銀行羊壩頭支行）。通過測繪及詳細考察這座建筑并與他同期其他銀行建筑設計作品相比，我們嘗試更多地了解和接近沈理源建筑師的設計思路和方式。

近代建筑師沈理源設計了大量的銀行建筑，被譽為銀行建筑師，設計了如中華匯業銀行、鹽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金城銀行等諸多銀行，這在近代時期的背景下，對中國建筑師而言實屬不易，這一方面是因為對于西方古典建筑樣式，需要與中國傳統建筑完全不同的知識背景，若無系統的國外學習經歷，很難把西方古典樣式做到純粹；另一方面，在近代普遍認為西方代表先進發達而中國代表落后的心理之下，中國本土建筑師獲得大型公建工程，尤其是高等級項目的機會較少，因此沈理源建筑師能連續接到眾多銀行項目顯得非常難得。從沈理源建筑師的職業生涯來看，“他的實施作品中沒有一例中國古典式樣的建筑作品”，基本都是西方古典建筑樣式，被稱為“近代中國傳播西方建筑文化的先驅者”，而查閱當時的“中國建筑師學會”成員名單，發現其中沒有沈理源的名字，他也沒有“參加‘上海建筑師協會或者‘營造學社等建筑團體或組織”，這在近代時期建筑師人群數量相對較少的背景下顯得較為獨特，其獨特性在于：1）他與銀行業界建立起的良好關系，從而能在競爭激烈的建筑市場獲得一席之地，擁有實際建造的眾多機會，這從一個側面證明業主的傾向判斷在建筑作品中的決定性力量；2）他沒有參與到建筑專業圈之內，如當時的建筑師學會等，而以自己的見解進行建筑設計，形成了自己的設計方式方法，包括與城市的關系、建筑形式語言等；3）從現有實施作品來看，他實現了建筑內外和景觀環境的一體設計，對建筑的比例和材料使用以及細節控制力很強。本文通過對杭州浙江興業銀行建筑具體分析及其與沈理源建筑師同期其它一些銀行作品的對比，嘗試總結他在處理銀行類建筑時的設計手法，并從該建筑入手，探討銀行這種新的建筑類型與近代城市之間的相互關系。

1 杭州浙江興業銀行建筑

浙江興業銀行舊址位于杭州城南三元坊內開元路之南與中山中路以西夾角形成的略呈方形的基地中（圖2）。這一街區在杭州屬于傳統的城南商業區，靠近吳山河坊街，中山中路是南宋時御街的一段，沿街建有不少銀行及商業建筑，興業銀行大樓坐西朝東，東面臨中山中路，中部是建筑的主要出入口，東面的靠南邊還另設有一通向內院的出入口，北面緊靠開元路，設有通往內院的開口通道，與東面的通道連通，整個平面呈現為向南開口的U字型。從總平面圖來看，興業銀行與城市道路的距離較近，曾經在東面即臨中山中路側留有前院，后被拆除。與開元路隔街相望同樣是臨著中山中路的另一處銀行是李錦沛的建業銀行（圖3），風格完全不同，對與城市街道關系的處理手法完全不同，在這后面將對此進行討論。

整幢建筑呈現出西方古典樣式，氣勢可用宏偉形容（圖4），建筑立面以橫向線條為主，采用橫五段縱三段的構圖，銀行主體高兩層，局部加高為三層，底層是基座層，用粗大的塊石貼在外立面，之上二層以相對光滑的飾面方式裝飾外立面。在基座層之下，其實還有個半地下室，使得一層地面抬高了半層，因此建筑整體被抬高，形成了建筑的整體氣勢以及造就出了主出入口。整個建筑細節繁瑣復雜，四個立面高度及處理重心各不相同（圖5）：沿開元路的北立面主要為兩層體量，基本呈現為對稱形式，中間軸線位置設置了弧形山花，東側因為靠近主入口側邊而加高，西邊開設門洞通向內院；南立面沒有沿街，向著內院展開，設有小門可以直接進入內院，整個南立面中間部分兩層，東西兩側局部加高為三層，東西兩側的屋頂形式不同，中間兩層高的部分成為屋頂平臺；沿中山中路的東立面是主立面，高三層，在南北兩側增加了拔高的弧形山花矮墻，立面中部主入口頂部局部加高，有矢形穹頂及三角形山花，采用愛奧尼雙柱門廊，弧形臺階，與地面形成了六七級左右的高差，把一層平面抬高，烘托出中軸線；與東立面相對的西立面處于內院中，整個立面左右對稱，中間有回廊，有與東面主入口相對應的背面的出入口，抬高一層地坪的高度與東立面主入口處相近，而南北兩側的窗戶在不同高度上，由此可明確判定內部功能發生變化，即為樓梯間所在，通過對樓梯間測繪發現沈理源建筑師在處理樓梯間時，充分利用不同梯段和休息平臺轉換之處，設置儲藏室和衛生間，也只有西立面流露出了沈理源建筑師在處理西方古典風格建筑時的一點例外---外立面清晰地反映著內部的功能。

整座建筑以蘇州金山花崗巖貼面，首層花崗巖貼面留寬而深的縫，二三層亦為花崗巖，但留細而淺的縫，在門窗屋檐下都用石膏雕花裝飾，細節精致。建筑室內營業大廳、辦公室等用材和裝修更為考究，樓板、墻面飾板采用如紅木、紫檀、黃楊、柚木、紅松等高等木料，大部分是從蔣?；I、蔣抑卮父子居住的胡雪巖故居中購得（這也許提供了探尋沈理源建筑師對胡雪巖故居進行測繪及其與興業銀行設計之間關系的線索），另有大理石、缸磚、人造石、瓷磚等材料做臺階、過道、地坪等，營業大廳及其他房間均用石膏雕花吊頂，平頂裝修線腳亦為西式，底層大堂內部通過愛奧尼柱子進行空間劃分，二層室內柱子變為方柱，柱頭進行了變形，所有房間和外立面的窗臺、拱券、窗楣、陽臺（在南、北、東三個立面的二層都有出挑一米左右的小陽臺）、欄桿、檐口、牛腿、鐵柵等細部花飾做工精細，富麗堂皇（圖6）。

近代時期的浙江興業銀行與浙江實業銀行和上海商業儲蓄被稱為全國商業銀行中影響最大的“南三行”，其來源于鐵路銀行（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修建滬杭鐵路總理湯壽潛、副理劉錦藻等發起創辦浙江鐵路公司，自辦滬杭甬鐵路，次年10月，公司附設鐵路銀行，光緒三十三年（1907）呈準設立浙江興業銀行，由號稱“蔣半城”的蔣抑卮以董事職掌實權，銀行中的主要負責人都是浙江籍，不少是杭州人。浙江興業銀行創辦以后，業務發展很快，1915年業務重心移至上海，改杭州總行為分行，1921年左右新增辦事董事陳叔通，亦是杭州人，曾長期擔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對興業銀行的許多重大決定出謀劃策，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陳叔通之弟是建筑師陳植（美國賓大建筑系學士），浙江興業銀行上?？傂屑闯鲎躁愔仓?。當時興業銀行上海本行改為總行（1923），因業務擴大，急需建樓，于是聘請了銀行董事陳植設計了浙興總行大樓，呈現出簡潔的現代風格（圖7），同是興業銀行，但上海的這幢大樓與杭州的興業銀行大樓建筑風格完全不同，這其中業主的選擇與傾向應該起到了重要作用。

據資料記載，興業銀行大樓占地3.385畝，建筑面積3487.42M2，一層安排營業及辦公用房，二層供住宿與閱覽，三層用作藏書、健身與娛樂，地下層為金庫，全樓共有大小房間78間，分成東西兩大體塊，圍繞中間大廳空間展開布置，因此杭州浙江興業銀行的平面基本是方形對稱的（圖8），與東邊主入口對應的是西邊的廊道空間，樓梯間和衛生間對稱排在西側南北兩翼。平面中心是兩層高的大堂空間，頂部覆以兩個連續的坡屋頂（圖9），這部分在后期被改成了略帶拱形的大玻璃頂。在各層平面中，除了中心的大廳以及一層營業部分之外，其余大量的是小尺度的房間，小尺度的房間如何有效組織是考驗建筑師的難點。沈理源建筑師通過圍繞中心大廳的回字形走道把各個小房間串聯排布，而由于整體平面呈方形，這種回廊式布局又必然帶來角部房間難以處理的問題---要么出現放大的房間，很有可能是套間，要么打開成為公共使用部分平面，沈理源建筑師在東側體塊采用了角部局部放大的方式，而在西側體塊的角部設置了樓梯間和衛生間等公共功能，使得角部空間釋放出來，另外柱子在室內也發揮了巨大作用：整個內部空間被柱子劃分成沿著外墻展開的一系列小房間以及中間通高的大型公共空間兩大塊內容，這也幫助建筑師解決了大小空間相錯容易形成的房間比例失當的問題，同時內部的大空間設置避免了中間進深大而易形成房間的采光問題，通過頂光和側面光線已經能夠很好地塑造銀行內部的堂皇之感。據銀行老員工回憶，興業銀行的室內曾采用了大量的彩色玻璃，圖案繪制精美。而建筑的外墻面由于窗戶（窗臺）造型細節豐富而形成了多變的凹凸，小陽臺加壁柱的限定使得單元式的小空間布局方式得到體現。

從外觀來看，杭州興業銀行建筑最大的特點是對柱子的設置，四個立面都設有大量柱子：沿中山中路的東立面在一層主入口處設有愛奧尼雙柱門廊共四棵柱子，在二層設有一排愛奧尼混合式樣的壁柱；沿開元路的北立面在二層也設置了大小不同的愛奧尼混合式壁柱；西立面面對內院設置了繁復的小雙壁柱以及單根大壁柱；同樣是面對內院的南立面則設置了大的壁柱。結合室內的不同樓層柱子的形式不同，可以發現沈理源建筑師對柱子這一元素頗為偏愛，這也許是與其古典建筑教育背景相關，在西方古典建筑樣式中，柱式系統占據重要地位，控制著整個建筑的風格，從整體比例到具體細節，因此對于柱子的偏愛在沈理源建筑師的建筑作品中表現明顯。

2 設計語言初探

除了杭州浙江興業銀行，沈理源建筑師更多的銀行設計作品在北京、天津兩地，通過觀察對比京、津兩地與杭州浙江興業銀行設計建設時間接近的幾處銀行，如北京鹽業銀行、北京原中央銀行、北京中華匯業銀行、天津鹽業銀行、天津浙江興業銀行（圖10）等，可以發現在建筑師設計作品中有些類似的形式語言，在多處使用，總結如下：

2.1 柱子元素占據重要位置，在外立面中，他喜歡用柱廊，并且常用巨柱式及雙柱，柱子常常兩至三層高，成對出現在入口門廊附近，但除了在主入口附近的柱廊，在建筑中其它立面的柱廊大多為‘假柱廊，即并不具備走廊的功能，與建筑墻體之間距離很近，常常是狹窄的柱后空間，甚至就緊貼著墻壁，其空間形式功能多于實際功用，制造出淺淺的柱后空間。柱頭多為愛奧尼折衷式樣，類似科林新與愛奧尼柱頭的結合，柱身并不是標準式樣的愛奧尼或科林新柱式的樣子，有些有凹槽，有些沒有，從比例上更像是多種柱式的混合。即便柱廊消解時，柱子依然努力表示出其存在的地位，柱子與墻體依附于墻體，兩者的邊界變得模糊，但柱子并未消失，如在天津的中南銀行中，墻與柱之間采用圓弧的方式使兩者成為一體，柱子卻依然表現出其存在的力量，柱子在頂部和地面處與檐口和基礎則直接相撞（圖11）。

2.2建筑位于街道轉角部分常采用斜切角的方式處理，通常這個地方被當作入口，在另外端部設置次入口。建筑臨兩面街道時，轉角部分的處理方式表明著這個建筑與周圍環境相處的態度。在杭州浙江興業銀行中，開元路與中山中路的轉角處也是建筑的轉角處，而在天津浙江興業銀行中，轉角處被處理成了出入口的方式，但實際卻并不是真正的出入口，因此我們會發現，當轉角部分不是出入口時，沈理源建筑師會使用抬高的柱廊制造出主入口的效果，并且柱廊與后面墻壁形成淺空間，這種處理方式表明了對城市街道的態度：或者切角形成出入口，或者設置柱廊形成出入口的意象，無論是否設置出入口，一旦切角，就表明了一種退讓的態度，因為這種退讓會使得建筑前自然形成一塊入口空地，使得臨街建筑與城市街道之間有了喘息之地，而同時這種尺度需要控制，過大卻也一樣會失去建筑與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力。

2.3 底層抬高半層，形成半地下室，這樣進入首層需要通過大臺階，對于主入口氣勢形成頗有幫助。這里的底層實際有大半層是露在地面以上的，在實際使用中可能會有視線干擾的問題，因此大部分這種半地下室都用來做庫房或是輔助用房。在形式上的作用強于功能。

2.4立面采用水平線條劃分為主的文藝復興為主的折衷式樣，角部喜歡加隅石，在整個建筑中部采用豎向方式加以突出軸線，而整個頂層通過使用不同材質以及局部退進的方式得到強調，成為單獨一層，加上中間部分頂部使用三角形山花等手段，使得整幢建筑的古典建筑風格明顯。對于屋頂層的重視無疑是無論中西古典建筑中都非常重視的傳統，在沈理源建筑師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對于屋頂部分的著重處理。

2.5大部分時候使用石材，有時喜歡使用紅磚，紅磚與石材結合的例子也不罕見。紅磚的使用案例情況出現在天津，石材則普遍出現在杭州和天津、北京的銀行中，因此紅磚的使用也許是與地方材料呼應的方式之一。

2.6建筑外圍形狀順應街道走勢，圍合出內院，內院承擔了工作性質，并往往與次要街道相通，形成次出入口，與周邊其他建筑通過庭院獲得有空隙的連接方式。在杭州浙江興業銀行中留出了兩個內院，在北京鹽業銀行中亦留出了兩個內院。

3 關于近代建筑的公共性以及與城市關系初探

通過對沈理源20世紀早期設計銀行建筑對比觀察，除了摸索出一些設計

手法語言之外，還格外關注其作品與城市的關系，這在近代中國是尤其值得關注的一件事，因為正是從近代開始，中國城市的公共性逐漸被提到了重要位置。對建筑的公共性而言，其主要來源在于兩方面：一是與城市的關系，而與城市的關系本質上取決于土地的性質，前兩者的作用力體現在建筑與城市之間相互空間組織方式，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如沿街立面與街道的景觀空間關系是互相滲透的還是各自獨立等；二是建筑類型功能設置，其使用性質對人們體現出的平等性等，而最終的公共性，在于是否“提供了潛在的文化價值觀念的作用”。中國傳統城市中最大量的建筑類型是住宅，土地性質是私有，其他國家控制的土地，大宗的如兵營、官衙、官員住宅、官營工場、以及其他官有土地等，這些土地以條塊分割的方式存在，形成城市中一個個封閉獨立的空間，城市的空間格局最大的要素是“墻”，人們的行動并不具有太多公共性，建筑與街道空間的關系較弱，沒有互相的參與，包括立面與街道的關系、院落的關系、入口的處理方式等。對一個城市而言，空間格局大致由街道及外部空間場地、公共類型建筑和居住類建筑以及自然要素構成，街道的起點、終點、轉折點以及街道的寬度、邊界形態等等，往往與建筑的邊界形態、建筑的性質相關。沈理源的銀行作品，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中形成，大多位于兩條街道夾角處，在轉角處設置主入口，并后退，形成城市公共用地空間，兩側相對較遠設置次入口，并沿街面設置柱廊，使得建筑界面與城市街道發生對話。

近代中國從城市建筑角度來說，最大的變化應該是發生在公共性上，包括新的類型產生，如學校、火車站、工廠、銀行等，這是一種秩序的改變，從顯見的城市格局改變，到內在意識的改變，建筑是個媒介，也是個風向標，無論是采用什么風格進行建筑設計，在處理與城市關系以及空間塑造時，這種意識是最重要的地方，沈理源建筑師的作品恰恰體現出了這種改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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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