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助力未成年刑事檢察工作的思考

摘 要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通過互聯網進行數據統計、分析以及對今后的發展做出規劃和布局，已經成為了很多行業的日常，但是由于刑事檢察工作的特殊性以及未成年人的案件的保密需要，對互聯網大數據的分享、利用顯得并不充分。

關鍵詞 未成年人 互聯網+ 大數據

作者簡介：閆巖，天津市北辰區人民檢察院助理檢察員，研究方向：檢察理論及實務。

中圖分類號：D926.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053

近年來，犯罪主體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我國18歲以下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24%，所以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長關系著國家的未來，關系著無數家庭的幸福安寧和社會的和諧穩定。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凸顯，無疑為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專章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彰顯了黨和國家對此的高度重視。正在進行的中央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也將探索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作為一項重要內容。

一、未成年人特別程序的制定對檢察工作的新要求

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機構的工作模式大致為：實行“捕、訴、監（法律監督）、防（犯罪預防）”一體化工作模式，由同一承辦人負責同一案件的批捕、起訴、訴訟監督和預防幫教等工作。這就意味著，檢察機關辦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法和成年人涉罪案件的工作方法會有巨大的區別。這些區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工作思路的變化

從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面對的要么是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要么是實施了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惡果總會侵蝕到未成年人的心理，如何讓案中的未成年人從心理上減輕或者祛除這種不良影響，檢察官不宜再以往日的生硬形象出現在當事人面前。

（二）工作模式的變化

因為檢察機關的辦案人需要自審查逮捕階段開始，工作延伸至涉罪未成年人服刑結束，其工作幾乎貫穿整個刑事訴訟過程。與傳統分訴訟階段而分工不同的工作方式相比，其工作內容的整合性上要強了很多。

（三）工作強度的變化

由于檢察權在訴訟程序上的延伸，檢察官們從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審查逮捕階段至服刑結束或者附條件不起訴終結，可能會跟蹤案件1年以上。而且，未成年刑事檢察工作不單單是訴訟內的，還有相銜接的各類社會工作。這樣一來，大量的工作內容所帶來的壓力，極可能造成失誤出現。

（四）工作領域的變化

在未成年刑事檢察工作獨立之前，一名從事刑事檢察工作的檢察官是一名司法工作者，而現行的未成年刑事檢察官，則需要是一名心理學專家、教育專家、社會工作者和司法人員的復合型人才。這樣多的身份變化，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刑事檢察工作的效率，如何打破這種瓶頸的限制，也是擺在檢察官面前的問題。

二、當前的互聯網+未檢工作與突出問題

現階段基層未成年刑事檢察工作的主要問題：

在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參與訴訟的單位、人員要比普通訴訟案件的范圍更廣、更多，每一個參與單位都會針對案中的當事人形成一份材料。這些材料涵蓋了當事人的社會生活、家庭生活、工作或者學習生活以及證實案情事實的證據材料。諸多方面的文證材料搜集單位、訴訟節點和用途也各不相同，比如在審查逮捕階段，檢察機關需要從公安機關了提請的案卷材料中解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和犯罪嫌疑人社會危險性的材料；需要從涉罪未成年人所在地的村居委會、司法行政機關或者就讀的學校了解該名未成年人是否具有接受監督、幫教的條件；需要從未成年人的家庭了解其家庭結構是否完整，是否具備正常的家庭教育和監護條件。此外還需要向檢察機關所在地的共青團區/縣委匯報登記涉罪未成人的基本情況和基本案情，用于預青工作的信息采集、未成年人所在地的鎮/街未成年人工作的考核與下一步社會矯正的準備等等。以上僅是未成年刑事檢察審查逮捕階段檢察機關未檢部門的工作內容，在之后的審查起訴階段，未檢部門的工作量還會成倍的增長。

因為未檢部門的檢察干警大多人員數量較少，而且很多干警還兼職著偵查監督或者公訴部門的工作，使得他們不能像偵查人員一樣，將精力都投入到未成年刑事檢察的信息搜集和分析上去，只能委托或協同相關單位、部門開展工作。這樣一樣，工作量雖然降低了，可工作效率和精準性并沒有提升。在司法實踐中，推諉踢皮球的現象屢見不鮮，更有甚者可能為了單位/個人的私利拒絕配合或者提供不真實的信息。未檢檢察官們無法將全部有效材料及時統籌成冊，使得評價一名未成年案件的當事人尤其是涉罪的未成年人時，不能有針對性地了解未成年人的各方面情況，會使立法之初的本意，無法貫徹落實在實踐當中，在檢察機關的辦案環節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教育、挽救措施淪為空談。

三、“互聯網+”助力未成年檢察業務發展的路徑

在未成年刑事檢察工作方面，已經成型的互聯網服務還停留在初步的互聯網接入層面，如上文所述的佛山市人民檢察院未檢部門推出的微信平臺法治宣傳工作，這種宣傳陣地的多樣化，還不能真正稱作互聯網+未檢工作。通過上文對基層人民檢察院未檢部門司法實踐問題的介紹，我們可以借鑒自偵部門的大數據云平臺服務，搭建有著中國特色的未成年刑事檢察云平臺。

（一）整合檢察機關未檢部門人力資源

作為未成年人互聯網數據接入平臺，其內容的保密性應當是首當其沖的，與此相對應的應當是專門的未檢部門干警，該云平臺的數據服務業務在經授權后，專人專用。這樣一來，可以倒逼很多沒有設立未檢部門或者未檢部門與其他業務部門混合的基層檢察院增設獨立的未檢部門，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通知》中提到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面臨的未檢專門機構建設問題。

（二）整合數據資源，避免為大而全帶來的散與亂

在信息社會中，信息是有價值的資源。搭建云平臺，其數據來源、采集是確保整個系統能夠實際使用的基礎。首先要建立合法、真實的數據庫，其數據資源應當來自偵查機關的基礎采集數據、認證單位提供的社會資源數據以及互聯網實名數據。

筆者認為可以從數據采集角度和數據加工角度，保證數據的合法性、真實性、有序性。從采集角度看，在數據提供的主體身份上嚴格控制信息來源渠道，未成年刑事案件以及其延伸，可以建立與偵查機關和經規章制度確立的社會調查單位聯網的數據共享平臺，將案件的初始資料錄入該云平臺，并形成涉案未成年人的原始資料。隨著訴訟進程的發展，該平臺可以接入檢察機關所在地的政府信息網絡和由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網絡平臺。為完善對未成年人綜合考評，進行教育、挽救的工作，可進一步通過實名認證的互聯網數據豐富對涉案未成年人的認知，走近未成年人，讓幫助、教育工作抓到實處、深入心里。從信息加工角度看，大數據云平臺的建設者、維護者，應當與檢察機關簽訂相應的保密協議，并構建數據加密頻道，讓不同的接入單位和使用者，有著不同的查看權限。伴隨著我國新一輪的司法體制改革，檢察機關去行政化的變化，傳統的科室、審批體質或將不在，大數據云平臺服務的上線，恰好可以串聯起從地方基層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未檢部門，為將來運行發展的大部制提供可靠的數據支持。未成年案件以及未成年檢察綜合工作的內容通過云端數據統計、加工，形成具有指導性的報告。該加工過程，還應分劃為統計權限和查閱權限，并隨著改革垂直管理的發展，配給不同管轄權的檢察機關抓取數據的權限。

（三）大數據云平臺對傳統未檢工作的改變

首先，未成年人特別程序的落實亟需社會力量的支持，不論是涉案未成年人的羈押必要性評估還是未成年人的社會化矯正，都離不開社會第三方的投入。大數據云平臺的運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社會體系對未檢工作的介入水平，如需要對涉案未成年進行評估，通過云端的聚類算法，全維度的分析人員信息，隨時抓取涉案未成年人的社交網絡、家庭狀況、位置信息、偏好特征等數據；如需要教育、矯正涉案未成年人，則可以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讓相關社會力量接入云平臺，直接在線上與未檢工作聯通聯合。這種方式也使得經費相對薄弱的基層檢察機關能夠通過市級甚至省級政府投入，獲得相關社會資源的支持。其次，未檢工作特殊評價機制可以通過云平臺的大數據儲存和分析能力，得以建立。未檢大數據云平臺上能夠建立大容量運算和存儲系統，構成云盤，構建用于存儲涉案的文檔型電子數據，并通過標簽化等方法，與其他涉案結構話數據進行關聯分析。當數據集成后，在云平臺中逐步引入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我們根據涉案人的姓名、案件類型等基本情況，平臺就能夠給出方向性的建議，這種建議并不是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卻能避免辦案人員主觀地將案件分類先入為主。另一方面，大數據的邏輯運算建立在真實的數據量基礎上，當全國的數據不斷集成在云端，我們就能得到客觀的測量結果，從而形成全國性常模、區域性常模、特殊常模，基于以上科學數據的采集和測量，才能逐步形成未檢工作特殊評價機制，并避免“一刀切”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