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機關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踐困境及應對策略

摘 要 目前而言，如何確定檢察機關探尋非法證據的存在途徑，新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規則都沒有做具體要求。實踐中，如何能夠練就火眼金睛，及時發現非法證據的身影，這是令檢察辦案部門十分困擾的問題。本文認為出現問題并不可怕，關鍵還是要開動腦筋想辦法解決問題，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已經2年，一些基層院已經進行有益的探索和嘗試，只有善于總結經驗教訓，完善體制機制，才能確保檢察機關非法證據排除取得實效。

關鍵詞 非法證據 排除 檢察機關

作者簡介：施章明，天津市濱海新區大港人民檢察院。

中圖分類號：D926.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054

一、 檢察機關發現非法證據難題的解決之道

（一）拓寬有效途徑，發現非法證據線索

1.審查案件卷宗等書面材料：

雖然大部分刑事案件沒有辦法通過查閱案卷材料探尋非法證據存在的痕跡，但書面材料作為記錄案件偵辦過程的載體，是批捕、公訴部門承辦人員查辦案件的一手資料，也許案卷材料記載和呈現的內容，對于探尋是否存在非法證據，并沒有太大意義，但批捕、公訴部門承辦人員也能通過細心查閱案卷材料，大致掌握案件基本情況，了解偵查人員辦案思路，進而制作詳細工作計劃，為接下來工作打好基礎。

辦案干警翻閱案卷資料，查閱與案件密切相關關鍵言詞證據，包括涉案當事人的供述、證人證言、被害方陳述，尤其應當仔細查閱涉案當事人前后供述不一致或者前后供述存在矛盾和疑點的地方，以此為重點，確立接下來的辦案重點，利于節約辦案時間。

2.訊問涉案當事人：

承辦檢察官提訊涉案當事人時，首先不能違背刑事訴訟法關于提訊的相關規定，需要兩名檢察干警帶著提訊證在法定的時間和地點對涉案當事人進行提訊，告知其有關訴訟權利，訊問結束后對其當場宣讀，并讓其簽字，避免出現非法取證現象。

在案件偵辦時期，為了突破案件獲取口供，涉案當事人很有可能已經遭受案件偵辦人員刑訊逼供，心理可能遭受嚴重創傷，對檢察人員等司法人員存有芥蒂，對其信任度極低。因此，在檢察環節，無論在批捕環節還是審查起訴環節，辦案干警在開始提訊之前，一定要明白告訴涉案當事人具有的刑事訴訟權利和義務，打消其內心顧慮和擔憂，這樣，檢察官才能便于獲取更多更有價值的辦案信息。

當然，檢察官在開始提訊前，根據手中現有的案卷材料和掌握非法證據線索，一定要制作一份目標性很強的提訊提綱，確保訊問犯罪嫌疑人能夠沿著既有的訊問策略進行，才能保證獲取有效訊息。

3.詢問證人及其他相關人員：

證人在接受詢問時，由于擔心遭到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屬的打擊報復，情緒有可能會因詢問環境、詢問地點和詢問時間的改變發生波動，所以，案件承辦檢察官在詢問時應當加以注意方式方法，但因為證人在案件發生時作為中立第三方，目睹事件發生的整個經過，熟知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害人某種人身特征，可能對案件的偵破有重要作用，辦案干警有時通過詢問證人有可能會探尋存在非法證據的線索。另外，將證人證言與涉案當事人的供述和辯解以及被害人的陳述做對比，從側面可以印證二者之間是否會存在出入。另外，案件承辦檢察官也可通過詢問其他見證人，比如為了偵破案件采取的辨認、搜查等在線的見證人，認真核實偵查機關移送的每一個證據，不放過任何發現可能存在非法證據的機會。

4.與涉案當事人委托的辯護律師進行溝通交流：

上文中，筆者已經提到，新刑事訴訟法強調要充分保障律師的辯護權和執業權，將律師接觸刑事案件的時間提前至偵查時期，由于偵查階段涉案當事人處于羈押狀態，辯護律師理所當然就成為涉案當事人最信任的人，以往，承辦檢察官認為，刑辯律師與自己處于對立地位，不愿過于與其溝通和交流，實則大謬，律師作為辯護人，具有獨立于涉案當事人的地位，律師在偵查階段掌握的案情，有可能是檢察人員沒有了解和知曉的，因此，承辦檢察官要充分與辯護律師進行溝通和交流，從中發現可能存在非法證據的線索和信息。

5.其他途徑：

一般而言，公安偵查部門向批捕、公訴等業務部門移動案卷材料，并沒有涉案當事人被押送到看守所之后接受體檢的報告材料，這對于檢察部門發現非法證據十分不利。體檢報告反映出的情況，能夠還原涉案當事人進入看守所時身體表征的基本狀況況，例如是否有傷痕和其他身體表征狀況是承辦檢察官發現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等非法證據的重要依據 。因此，筆者認為，今后，公安機關移送案卷材料，應當將犯罪嫌疑人的體檢報告一并隨案移送至檢察院，便于批捕和公訴部門排查和發現是否存在非法證據。

（二）重視和發揮同步錄音錄像作用

具體辦案中，筆者調研發現，承辦檢察官審閱審訊時期同步錄音錄像還有困難，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公安機關有些案件偵辦人員缺乏規范執法意識，還停留在老辦案思路，唯口供論，重結果不重過程，加之辦案經費沒有到位，錄音錄像設備和技術不能滿足客觀需要，有些案件偵辦人員在訊涉案當事人時并沒有采用同步錄音錄像的措施；二是檢察機關內部一些辦案人員思想僵化，就筆者走訪基層檢察院了解到，一些辦案人員在發現和排除非法證據，仍然采取老辦法，通過審查公安機關移送的案卷材料這種最原始的方式發現線索；當然，更為主要的原因在于，法定的辦案期限明確規定，批捕部門決定批準逮捕的時間是7天，起訴部門決定提起訴訟的時限是一個月，在這短暫的30日或者7日內，如果存在涉案當事人人數較多的情況，審查同步錄音錄像根本不太可能。

二、強化檢察機關排除非法證據的效果

（一）績效考核機制需要改革創新

好制度能使壞人變好人，壞制度也能使好人變壞人。如果檢察部門工作考評機制仍像過去一樣唯數字論，那案件承辦人員主動排除非法證據的意愿就可想而知，毫無疑問，這會有損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落地生根，也會損害檢察部門的辦案質量和效果，陳滿案和錢仁鳳案的悲劇很難保證不會再次出現。因此，目前而言，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設計一套符合辦案客觀規律的人民檢察院工作業績考評評價機制，這樣才能最大限度激發案件承辦人員排除非法證據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其實，為調動案件承辦人員排除非法證據的積極性，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將非法證據的排除數據計入檢察部門內部工作業績考評范疇，使之能夠科學評價檢察部門案件承辦人員工作好壞的一個重要因素。把非法證據的排除情況與案件承辦人員的工資、薪金相結合，并作為案件承辦人員晉職晉級、評先評優的一個科學評價標準。例如，如果案件被移送到批捕部門，批捕部門辦案干警由于疏忽，本應將非法證據予以剔除卻并沒有剔除，而起訴部門的辦案人卻發現該非法證據并依法予以剔除，那么批捕部門辦案人就要受到相應懲處而起訴部門辦案人應當受到獎勵，以此類推，當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起訴部門辦案人應當將非法證據予以剔除卻沒有剔除，致使案件到法庭審理階段，由審判人員依法將非法證據予以剔除，那該起訴部門辦案人需要受到相應懲處，而審判人員要予以表彰。當然，如果應當剔除而沒有剔除的非法證據違法性很嚴重，事關案件的定性和走向，則應當追究相關人員和部門負責人的責任，嚴重的已經構成刑事犯罪。

另外，檢察機關內部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組織人員，對偵查監督和公訴部門一段時間內辦結的案卷材料進行評查，讓考核機制落到實處，同時，也能更加及時有效的監督辦案人員嚴格規范執法辦案。如果案件評查過程中發現存在非法證據應當予以排除而沒有排除的，也要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并對案件進行深入調查。當然，強化外部監督十分重要，如果發現案件承辦人員沒有依法依規履行職責，非法證據應當剔除而沒有剔除，涉案當事人以及辯護律師有權提出控告，由控申部門受理并移送紀檢監察部門處理。

（二）優化辦案程序，整合辦案資源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一般刑事案件的辦案期限，偵查監督部門在七日內對于是否批準逮捕涉案當事人作出決定，審查起訴部門要在一個月內作出是否提起公訴的決定，這是法律設定的“硬杠杠”，沒有絲毫捷徑可言，任何刑事案件的偵辦都不能逾越法律規定的辦案期限，哪怕檢察環節需要排除非法證據，也沒有例外。既然，辦案期限不會因為檢察環節需要排除非法證據而予以相應延長，那么在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和條件下，只有嚴格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就整合辦案資源，優化辦案程序，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既不超期又能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及時準確有效的排除非法證據。

優化辦案資源，首要的就是不違背遵守法律法規、司法原則的前提下，把案件辦理工作盡量往前趕，盡可能早的接觸案件有關情況，為接下來辦案承辦工作留出必要的時間，為檢察機關批捕和公訴部門審查案卷材料時能夠得心應手。在公安機關偵查部門作出正式提請批準逮捕涉案當事人之前，偵監部門可以提前介入到案件的偵辦活動中，派員參與某些刑事案件的偵破工作，以圖盡早探尋破解難題，如果需要，也可以提前取證，及時糾正和監督案件偵辦人員的違法違規取證行為；在公訴階段，案件承辦人員如果能在審查起訴之前，將公訴部門許多工作前移至偵查階段，兩個部門的承辦人員可以就案件的罪與罰、此罪與彼罪等諸多定罪量刑問題進行溝通交流，了解案件相關證據情況，主導偵察活動的走向，固定有關證據，為審查起訴、排查是否存在非法證據等工作贏得寶貴的辦案時間。

整合辦案資源，案件管理中心要爭當領頭羊。通過從各業務部門抽調內勤人員成立案管中心，將委托訴訟代理人、告知辯護權利等法律文書的填寫和派送工作移至案管中心，將批捕、起訴等業務部門的辦案承辦人員徹底從繁重的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使他們能夠集中精力辦鐵案、精品案 ，另外，案件管理中心作為檢察機關受理案件的進出口，通過對每一本案卷進行統一登記和編號，通過統一業務辦案軟件系統的數據分析，確保每一名辦案人員手中的案件數量能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幅度，不會出現案件的堆積，也能讓每一名辦案人員集中精力，騰出更多的時間審查案件是否存在非法證據排除情況，這樣可以為承辦檢察官節省大量的辦案時間，也便于其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

（三）強化審判機關的司法審查功能

目前，檢察機關現有的績效考核機制仍然將某些數字作為評判工作好壞的重要標準，年度業務數據的考評不僅關系著檢察機關全市排名，更關系干警切身利益。假設某個案件存在非法證據，但案件承辦人員由于疏忽沒有對該非證據進行排除，案件審理是，審判人員發現該非法證據，依法對其剔除，據此判處涉案當事人輕罪或者無罪?？上攵?，案件被判無罪，對一個單位亦或是檢察干警個人來說，影響無疑是巨大的，能夠引起干警的關注和注意，因此，人民法院的無罪宣判反過來能敦促檢察部門對自身工作進行深刻反省。

注釋：

王振川.治一治刑訊逼供這一頑癥——談談刑訊逼供的成因、危害及其治理.人民檢察.2006.11-18.

王磊.基層檢察院案件集中管理工作研究.中國海洋大學.2013.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