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翻譯過程中的譯者商榷與妥協

張生祥 徐夏瑩

(浙江師范大學，金華，321004)

論翻譯過程中的譯者商榷與妥協

張生祥 徐夏瑩

(浙江師范大學，金華，321004)

歷史上的大型翻譯活動大多采用合作模式，譯者在動態翻譯過程中展開合作與交流，可以說，譯文是譯者之間不斷商榷和妥協的結果。通過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合作翻譯模式的構建與分析后發現，譯者不僅受政治因素和贊助人的影響，而且隨著翻譯工作的深入，合作譯者的構成更趨多元，譯者間的商榷更加動態，譯者的妥協與讓步更加具體。

合作翻譯模式，合作譯者，妥協，商榷

1.引言

綜觀歷史，合作是翻譯實踐中的常態，幾乎每一種翻譯活動都離不開合作，尤其是譯者之間的合作。從東漢至宋代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始于鴉片戰爭后期一直持續到五四運動前的西學翻譯，以及建國之后的政治文獻翻譯無不采用了合作翻譯的模式?？梢哉f，中國翻譯史就是一部集體或者合作翻譯的歷史。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翻譯受到諸多內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作為文本的操作者和轉換者，他們除了要綜合考慮翻譯目的、作者意圖、文本風格、翻譯策略、轉換技巧、讀者認知水平和接受能力等，更多地要學會與其他合作者(們)如何相處，與他們一道富有策略地處理翻譯中遇到的問題，解決“譯文方案”不一致時的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選擇、妥協、讓步。翻譯是一種動態的過程，譯文或譯品的最終落定，往往取決于譯者們能在多大程度上達成共同的意愿，并付諸行動。

2.歷史上的翻譯合作模式

大體上講，中國翻譯史上曾有過三次規模宏大、影響深遠且特色鮮明的合作翻譯活動。第一次是始于東漢時期興盛于隋唐并延續至宋代的佛經翻譯。此次翻譯高潮歷時千年，見證了佛學思想如何從中國文化的邊緣走向中心。第二次是明、清時期西學翻譯活動。為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及先進思想，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和來華傳教士們逐步合作開展翻譯，前期以科技翻譯為主，后期延伸到社會科學、政治思想及文學等各個領域。第三次大規模合作翻譯活動，是始于建國初期的以《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英譯為代表的對外政治文獻翻譯。這是黨和中央政府主動向世界展示和推廣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經驗的大型政治文化活動，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主動“走出去”，對外推介“中國經驗”與中國文化的偉大嘗試，其組織之嚴、規格之高、規模之大都是之前的翻譯活動所無法比擬(張生祥2013)。

2.1 古代佛經合作翻譯

東漢末年到唐朝的600多年是佛經翻譯由萌芽到興盛的時期。早期的佛經翻譯沒有文本，只靠外國法師憑記憶背誦原文，即口授的過程;之后需要一人傳言，即譯成漢語;最后由通曉漢語的譯者進行筆受，即對原文進行修飾。隨著佛經的影響不斷擴大，這樣零星分散的合譯方式逐漸被合理、有序、有組織的集體合作翻譯模式所取代，到隋唐時期發展成為完善的譯場制度。

參與隋唐譯場者皆為精通佛理的高僧大德或士人學子，分工明確、各有職屬，譯場形式更加緊湊。雖然人數減少，但是效率大增(劉立壹2012)。當時玄奘譯場以其龐大規模和完善組織為譯界所知?？蓮膱D1看出這一時期的翻譯工序多么復雜。統治者指派大臣為監護大使統籌監閱譯經活動，具體翻譯工作在譯場內有序開展，大致分為翻譯、校對和定稿三大部分。在翻譯階段，譯主為全場首腦，手執梵文將其譯為漢語;證文負責檢查譯主誦讀的梵文和原文有無訛誤;度語將梵文字音改寫為漢字;證義為譯主的助手，與譯主商榷譯文與梵文的差別;筆受有的記錄譯文，有的也負責將梵文字音譯成漢字;綴文負責整理譯文，使之符合漢語習慣。完成初譯后，參譯要同時校對原文和譯文，確定兩者都無歧義，否則要進行修改。到了定稿階段，因中外文體不同，刊定要將每句每節每章去其蕪冗重復;潤文對譯文進行修辭上的潤飾;梵唄負責用讀梵音的方法唱念譯文，確保音調協調，便于僧侶誦讀。

圖1 唐代佛經合作翻譯模式

2.2 明清西學合作翻譯

西學翻譯早期表現為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一些耶穌會士在中國士大夫，如李之藻、徐光啟、王徵、李祖白、楊之華和黃宏憲等人的幫助下進行的科技翻譯活動。然而這一時期的合作翻譯模式僅僅停留在西譯中述，即外國學者口譯文章內容，由中方合作譯者潤色加工，整理成文。精通法文的馬建忠(1960:89)對這種譯書方式提出了批評:“蓋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亦何怪夫所譯之書皆駁雜迂訛，為天下識者所鄙夷而訕笑也?！币虼宋鲗W翻譯的前期規模較小，即便有統治者的贊助，參與合作翻譯的人員無論在數量還是對知識的理解深度上都十分有限。

到了晚清時期，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培養精通外語和科學知識的全面人才變得異常迫切。京師同文館和上海廣方言館便是在此背景下分別于1862和1863年先后設立的。京師同文館的合作翻譯一般是先由學生進行翻譯和潤色，之后由語言水平更高的教習來校核，最后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審定出版。具體翻譯過程傅蘭雅在《江南制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一文中有詳細描述:

至于館內譯書之法，必將所欲譯者，西人先熟覽胸中而書理已明，則與華士同譯，乃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人以筆述之;若有難言處，則與華士斟酌何法可明;若華士有不明處，則講明之。譯后，華士將初稿改正潤色，令合于中國文法。(傅蘭雅，2009)

由此可見，西學翻譯后期的規模不斷擴大，翻譯的合作不僅停留在傳教士和個別士大夫之間，而是在更多有組織、有規模、有秩序的機構內開展。這些機構既有官方的江南制造局，也有教會支持的廣學會等出版機構，還有由有民間商辦成立的商務印書館等。不同機構在不同贊助人支持下，根據特定的翻譯目的組織統籌翻譯活動，包括培養翻譯人才、招納翻譯人員、確定翻譯內容、審定出版譯著等。具體的翻譯合作在中西譯者之間展開，首先他們要完成口譯和筆述的初譯階段，針對不明之處要進行探討和明義，對不確定的表達要進行商榷，為符合中文表達要對譯本進行校改和潤色(見圖2)。

2.3 《毛選》的合作翻譯

新中國成立前，已經有組織和個人在進行毛澤東著作的外譯活動，如共產國際自1927年起在《共產國際》上陸續刊登毛澤東的文章，許孟雄和同事先后英譯了《論持久戰》等幾十篇文獻。然而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較為分散，且局限于個別機構和團體，規模較小。新中國成立后，系統譯介毛澤東著作的事宜被提上日程，官方機構從全國各機關各單位挑選雙語精英。其中包括受過高等教育學識淵博，有過留洋經歷雙語能力扎實的專家學者以及黨政機關干部。后期還有許多外國專家參與到定稿組的審定工作，從而保證譯文的地道表達。圖3比較清晰地展示了《毛選》的合作翻譯模式①。

毛澤東作為翻譯活動的最高統帥不僅對原文有最高解釋權，而且對譯文的形成具有最終決定權。一旦在翻譯中出現大的分歧就需要通過質疑小組上報主席辦公室，由毛澤東本人親自裁決?！睹x》英譯受高層領導的直接指揮，如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胡喬木和中聯部部長伍修權都曾負責《毛選》英譯的統籌工作。具體翻譯工作由實際負責人領導，在翻譯組、定稿組和助手組三個小組內有序開展，先后共有九道工序:(1)翻譯組的兩個譯員組成二人小組進行初譯或初改;(2)送定稿組校改，成為二校舊稿; (3)助手核對;(4)二校舊稿再交由二人小組修改; (5)定稿組核奪，成為核證二校舊稿;(6)顧問修改后再次由定稿組核奪，成為舊稿暫定稿;(7)送中央審查;(8)返回定稿組核奪;(9)形成舊稿審定稿。各道工序之間緊密聯系，各組人員在翻譯過程中不斷進行你來我往式的互動。

圖2 清末西學合作翻譯模式

圖3 《毛選》合作翻譯模式

3.翻譯過程中的譯者商榷與妥協表現

由以上合作翻譯活動可見，譯者在進行文本選擇、翻譯策略取舍和譯本確定時都會受到特定政治因素和贊助人的影響并做出相應的妥協與讓步。通過對主要合作翻譯模式的構建和分析可以發現，合作譯者在合作翻譯模式中的商榷與妥協具有以下發展趨勢。

3.1 譯者構成多元化

隨著翻譯實踐的推進和影響范圍的擴大，譯者多元化首先表現在參與合作翻譯活動的人數不斷增多，同時譯者的質量水平不斷提高。其次，人員組成從原語譯者為主轉變為雙語譯者相輔相成、商榷探討，共同決定譯本形態。最后，參與翻譯活動的不僅有直接譯員，還有來自不同領域的人士，如專家學者、官方行政人員，甚至統治者本人也親自參與到翻譯活動當中并發揮積極作用。

首先是人員數量增多和素質提高。佛經翻譯自東漢末年開始萌芽，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隋唐則發展到鼎盛時期。譯經場所從小規模的白馬寺道場發展成為大規模、有組織、分工細致的譯場，參與人數由幾個僧人發展成為數百至一二千人，人員素質也極大提高，唐代譯場內的僧人大都精通梵漢雙語，深曉佛理。其次是中外譯者在合作翻譯中的構成有所變化。佛學剛進入中華文化，佛經翻譯完全依賴外僧的口授。到了后期，玄奘、義凈等漢僧到印度接受佛學教育并帶回佛經原本，各譯場內有關佛學的研討和講授都使本國僧人對佛經本質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漢僧也能在譯經活動中發揮積極作用。最后，佛經合作翻譯的人員組成更加多元。參與譯經的不僅有僧人，還有朝廷官員以及封建統治者本人。統治者如苻堅、姚興、武則天都親自主持譯經活動，對譯本的產生起著重要作用?！扒赝?姚興)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僧睿1995)后秦文桓帝姚興本人就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在修訂譯本時他親自閱讀舊的佛經譯本，檢驗其中的得失不同，向譯者請教譯本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最后確定宗本。武氏曾經參與《華嚴經》的修訂，她特地派人去于闐取來經書梵本，并為譯本親自動手寫序言，反復申述她做皇帝是符合佛的預示:“貝碟靈文，亦時臻而歲洽?！?馬祖毅2004:70)由此可見佛經翻譯始終在統治者的監督下進行，皇帝的意志對譯本的選擇產生重大影響。

明清時期的知識分子從排斥外來文化轉變為主動學習外國語言文化。同文館等機構培養了一批精通語言和其他學科的翻譯人才，為西學翻譯的大規模開展打下堅實基礎。后來，通過遍布各地的新式學校、形形色色的報紙雜志、種類繁多的西文書籍，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對西方科學進行各種演示和講解，西學的影響逐漸從知識分子精英階層擴展到社會基層。官方機構、傳教士機構和民間機構紛紛參與到西學翻譯中來，比如官方的江南制造局，教會支持的廣學會等出版機構，還有由民間商辦成立的商務印書館等。

參與毛澤東著作翻譯的主體也呈現了這種多元化的趨勢。首先在參與人員的數量和素質上，毛澤東著作翻譯由局限在個別團體和個人的小規模合作轉變為官方組織的大規?！睹x》合作翻譯，參與其中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雙語精英和專家學者。在中外人員構成上，《毛選》翻譯的前期以中方譯者為主，幾乎沒有外國譯者，直到后期才有許多外國專家參與到定稿組的工作，如愛德樂、愛潑斯坦、李敦白和夏庇若等人，他們主要負責譯文的潤色和校對，對英譯工作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參與《毛選》合作英譯的不僅有中外譯者，在人員組成上還有專家學者以及黨政機關干部和政府行政人員，毛主席本人不僅是原作者，而且是這次合作翻譯的最高統帥，對譯本的產生起決定性的作用。從人員構成上可見《毛選》合作翻譯的規格更高、組織更嚴密、政治性更強。

3.2 譯者協商動態化

在翻譯實踐的初期，由于原語和譯入語文化之間長期缺乏交流，精通原語和譯入語的外語人才匱乏，口述加筆受的合作模式被廣泛采用。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是口述者對原文的理解，還是筆受者對譯文的表達都因為無法相互校驗而存在很大的主觀性。隨著參與合作翻譯的主體不斷多元化，越來越多具有一定認知水平的譯者能夠對譯本的形態提出自己的見解，原來靜態的口述加筆受的合作方式逐漸向動態的商榷與探討的方向發展。

在佛經翻譯初期，漢僧無從考證外僧背誦的原文和傳達的譯文是否準確，而外僧不擅長漢語表達因此也不能確信修改是否恰當，要想實現你來我往式的協商互動略顯困難，于是就出現了贊寧在《宋高僧傳》中所說的“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贊寧2009)。后來隨著佛法水平不斷提高，輔譯的漢僧能夠與主譯的法師進行探討。比較著名的例子是鳩摩羅什和僧睿法師對竺法護所譯《正法華·受決品》的討論:

昔竺法護出《正法華·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笔沧g至，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鳖曉?“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乎?”什大喜曰:“實然!”(釋慧皎2010:351)

在永徽六年，尚藥奉御呂才和玄奘之間有一場關于“因明”的著名辯論，爭論的焦點是關于“生因”與“了因”、“宗依”和“宗體”、“喻體”和“喻依”等表達。通過玄奘的耐心說服，呂才于是辭屈謝退。這不僅是一場關于佛理的爭辯，也是一場關于梵語和漢語轉換的爭辯。正因為呂才對因明譯本在文字上產生不少誤解，玄奘從此就更加強調翻譯中潤文、證義工作，并請求朝廷派文學大臣協助(虞愚1981)?？梢妱討B的協商也促進了合作翻譯模式的合理化。

《毛選》合作翻譯的最大特征就是溝通與合作，因此這種動態的協商幾乎貫穿整個英譯過程。譯文出版前，譯稿要在翻譯組、定稿組和助手組之間來回多次，合作譯者們用不同顏色和字體在文稿上書寫修改意見，從而實現相互之間的交流互動。若產生一些大的意見分歧，就要通過互動甚至交鋒的討論環節來確定譯本。比如“圓桌會議”的討論方式，即定稿組成員一起圍坐在長桌前商討譯文中的問題，一方面及時了解其他譯者的工作情況并化解分歧，一方面也通過針鋒相對的討論方式擦出思想的火花，讓最好的譯法越辯越明。

3.3 譯者妥協具體化

首先，隨著參與翻譯的人員增多及譯者的認知水平提高，合作翻譯模式下會涌現更多的意見和分歧，然而一次翻譯活動不可能將所有意識全部體現，合作譯者必須對不同的翻譯策略和譯本做出取舍，譯者間的相互妥協由此產生;其次，合作翻譯的主體不斷多元化，尤其是官方政府部門甚至統治者的直接參與，翻譯活動變得更加合理、有序，但是也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和贊助人的束縛，因此譯者的妥協又表現為對組織者的妥協;最后，不同翻譯實踐對譯者的翻譯策略和能力品格有不同的要求，特定的規范和方針讓譯者的妥協變得具體化。

佛經翻譯見證了佛教文化從中華文化的邊緣走向中心，佛教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統治者的支持。如之前所述的許多統治者都大力宣揚佛學并贊助佛經翻譯，直接統籌譯經活動，利用佛教對人民進行精神統治。而佛經譯者為了擴大佛法影響、廣收信徒，往往對統治者的要求進行妥協。比如證圣元年，武則天組織了梵本《華嚴經》的翻譯，主譯者實叉難陀，助譯者菩提流志、義凈、復禮、法藏等，武氏也親自參與。唐譯《華嚴經》有意把三十九品中的第一品改譯為《世主妙嚴品》，一開始就神化“世間主”，即神化武氏女皇及周武統治(馬祖毅2004:70)。武氏還親自動手為《華嚴經》寫序言，反復申述她做皇帝是符合佛的預示:“貝碟靈文，亦時臻而歲洽?！?馬祖毅2004:70)佛經翻譯的后期，不少佛經譯者都對翻譯經驗進行了總結，并對譯者的能力和品格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斗ň浣浶颉穼嶋H上代表了作者支謙在《法句經》合譯之后對佛經翻譯的認識、反思和思考，對譯者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飾”的翻譯方法。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是對當時佛經翻譯的經驗教訓總結，為之后的佛經譯者提供啟示和借鑒。彥琮的“八備說”則規定了翻譯大師應該擁有的品質，對佛經譯者提出了知識、能力、品格、素養等各方面的要求。

晚清時期，西學翻譯以組織的宗旨、需要為導向。組織西學翻譯的機構不同，翻譯的內容也不同，教會組織所譯西書就以介紹國際知識，包括世界歷史、地理、風俗人情類的書籍為主;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等政府譯書組織更偏重應用科學類的書籍，如聲光化學、兵工制造類;民間譯書組織則有更大的選擇自由，根據時事需要的不同而變化。對翻譯內容的選擇其實體現了譯者對組織者和贊助人的妥協。求強求富是當時統治階級的迫切需求，西方的堅船利炮和科學技術是當時西學的中心內容，因此官方組織的翻譯機構翻譯了大量有關新式軍隊、西方兵法、采煤探礦、農工經濟等形而下的書籍，如《行軍指要》、《制火藥法》、《工程致富》、《探礦取金》等。

妥協和讓步在《毛選》合作翻譯中有諸多體現。譯者間的妥協直接表現在“圓桌會議”上的討論。比如翻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這句話時，大多數譯者主張用slut來譯“懶婆娘”，而美國背景的李敦白則堅持用slattern這個詞。牛津字典的解釋對堅持slut的人有利，但是韋氏大詞典卻支持李敦白的觀點，大家為此掙得面紅耳赤。從最終出版的外文社版譯文來看，李敦白在這場爭論中占得了上風(巫和雄2013:147)。譯者同樣要對贊助人進行妥協，首先譯本選擇的都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那些歪曲主席思想及缺乏嚴格考證的內容不會在考慮范圍之內，在譯本確定時也要聽取毛澤東本人的意見，“本本主義”譯為“Book Worship”，“紙老虎”譯為“paper tiger”都是由毛主席本人親自決定的。針對《毛選》英譯而制定的工作條例、計劃方針及工作總結均對譯者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要求，比如《關于“毛選”第三卷英譯稿的一些情況》中明確提出“徹底消滅政治性錯誤;……譯文高度忠實，文字上分寸貼切;……力求術語準確，文字通順”(巫和雄2013: 254)等要求。在《關于毛選英譯工作總結》的手稿中反復提到了嚴復“信達雅”翻譯標準中的“信”，強調譯文要在政治上“忠實”于原文這一翻譯原則，并且對當前英語編譯的主要危險——自由主義提出了批評(潘衛民2015)。由此可見，《毛選》合作譯者都是戴著鐐銬的舞者，他們在政治上絕對不能出錯，思想上也要向贊助人和主流意識形態做出妥協，必須牢記原語文本的權威對原文本絕對忠誠，然后才能憑借自身的語言水平和翻譯技巧最大限度地體現譯入語文化意識和讀者意識，讓譯文符合譯入語語言規范。

4.結語

參與合作翻譯的主體之所以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和中西交流推進以及翻譯人才涌現、素質提高密切相關。因此在翻譯實踐中，譯者要有開放的視野，不能閉門造車，應該主動了解外來文化，取其精華。其次，教育機構尤其是大學和高校要注意培養全面型翻譯人才，讓學生不僅掌握語言技能，而且涉獵其他學科知識，注重培養專門領域的譯才。

商榷的動態化趨勢告訴我們，高質量的翻譯應該集思廣益，不同的意見相互碰撞往往產生思想的火花。參與合作翻譯的各主體間應該加強溝通和交流，作者和譯者之間、合作譯者之間、贊助人與譯者之間應該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從而保障作者的意圖充分表達，贊助人的要求及時傳達和體現，譯文的風格得到統一，并且譯文是產生最佳效果的理想表達。

合作翻譯中的妥協與讓步啟示我們，譯者應該對贊助人、主流意識形態、譯入語的主流詩學等宏觀因素有清晰的認識，針對不同的翻譯策略和譯本能夠進行有意識的選擇。此外，翻譯規范應該隨著實踐的開展而不斷完善，這樣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今后對翻譯人才的要求必定越來越高，所有從事或即將從事這份工作的人應該抱有憂患意識，積極做好應對挑戰的準備。

附注

①參考巫和雄(2013:144)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毛選》英譯工作人員構成圖。

傅蘭雅.2009.江南制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A］.翻譯論集(羅新璋、陳應年編)［C］.北京:商務印書館.27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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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衛民.2015.尊重史料，還原《毛澤東選集》英譯歷程［J］.上海翻譯(1):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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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生祥.2013.《毛澤東選集》的傳播為中國拓展國際話語空間［N］.中國社會科學報(11－27):B04.

(責任編輯 管新潮)

H315.9

A

1674－8921－(2016)06－0095－05

10.3969/j.issn.1674－8921.2016.06.016

張生祥，博士、德國波鴻大學社會科學系博士后，浙江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跨文化翻譯與翻譯傳播。電子郵箱:zhanglarry@126.com

徐夏瑩，浙江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電子郵箱: xxydaisy@163.com

*本文系 2014年度浙江省哲社研究基地課題(編號14JDFZ01YB)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