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化”協調發展的區域格局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郭慶然+丁翠翠

摘要：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發展是否協調關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成敗。該研究通過構建“三化”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和指標體系，探索中國“三化”協調發展的區域格局及其影響因素，并對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程度進行科學合理的評估。研究表明：2002—2011年中國省際“三化”耦合協調度存在一定差異，東中西地區總體上依次遞減；產業結構、教育經費、R&D經費投入與勞動者素質對“三化”耦合協調度的影響是顯著的，而經濟發展水平、農村金融支持對“三化”耦合協調度的影響不很明顯。

關鍵詞：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產業結構；教育經費；勞動者素質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7）01-0101-09

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簡稱“三化”）發展協調與否是人類文明進步最重要的標志。工業化、城市化可以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農業現代化發展則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支撐和保障?！叭奔仁菍崿F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內容，也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途徑。無論是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還是到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再到十七屆五中提出的“三化”同步，我國的“三化”建設均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國的“三化”建設均取得了長足發展，但由于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分別存在各自的路徑、機理和效應，因此，時而出現高度地耦合，時而又有資源沖突。近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二元制結構、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人口城市化滯后于土地城市化、農業現代化滯后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等一系列問題，突出表現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三農”短板現象異常顯著等特點。因此，推進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國民經濟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從耦合協調的視角對我國“三化”協調發展的區域格局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一、文獻綜述

自近代工業革命以后，西方學者對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三化”發展問題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可以歸納為二元體系理論、二元經濟理論、人口流動模型、結構變革理論和聚集經濟理論等。

20世紀40年代，荷蘭經濟學家鮑?？耍?946）在分析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時指出，發達的資本主義體系與本土落后的前資本主義農業體系是當時出現的經濟問題、社會矛盾的根源。隨后，希金斯（1959）在鮑?？搜芯康幕A上提出了二元化體系論。該理論指出，由于不同的領域有著不同的生產函數，從而對就業有著不同的影響。當二元經濟中的人口增長時，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創造的就業機會不足以全部吸收增加的勞動力，剩余勞動力不得不滯留在農業部門，形成隱蔽性失業。

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1954）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型，該理論假定工業是市場發達、技術先進的城市現代產業部門，農業則是落后、生產率較低的傳統經濟部門。假定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會流向城市中的工業部門，隨著城市工業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張，新產生的工業部門可以完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這一過程既是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及其他資源的流動過程，最終使社會經濟的發展處于一種平衡狀態。

20世紀60年代，托達羅和哈里斯（1969）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失業問題進行研究發現，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不是現在的實際收入，而是預期收入。人口流動模型認為，很多發展中國家城市中雖然存在大量失業，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并未停止，可以說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了城市的高失業率。托達羅澄清了沒有工業化的城市化發展模式并給出了一些建議。遺憾的是，托達羅未對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農業的協調發展過程展開研究。

20世紀70年代，錢納里和賽爾奎因（1975）從結構變革論的視角研究了工業化、城市化的關系。該理論指出城市化發展之初是由工業化推動的，工業化通過調整供給結構以適應由城市化發展的需求，然后城市化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以至于工業結構的內部調整無法滿足城市化帶來的服務需求，工業化的速度開始滯后于城市化進程。從產業結構變動對城市化發展的影響來看，城市化率提升與就業結構密不可分，而且與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上升聯系更為密切。因此，完全可以說是工業化帶動了非農化，非農化帶動了城市化，而且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帶動趨勢是明顯的。結構變革理論表明，工業化帶動了非農產業的發展，進而引起就業結構的變動，接著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提高又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城市經濟學家巴頓（1986）基于微觀的視角，分析了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相關的經濟學成因，即聚集經濟理論。該理論指出，城市化的產生與發展都離不開工業化，即工業化促進了城市化，而城市化由于具有聚集經濟效應又促進工業化的發展。工業化的發展推動城市規模的擴張，帶來人口、市場、技術、服務在空間上的集聚，同時也促進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張。巴頓從微觀的角度解釋了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而對于具體的作用機制并沒有更多的闡述。聚集經濟理論強調了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聚集經濟效應對工業化的促進作用。

國內學者圍繞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郭書田（1992）指出應當依靠農村工業化推進農業現代化。錢津（2010）指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基礎。因此，必須高度重視農業現代化。賀葉璽（2011）認為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是相互作用、相互相成的共生關系。徐大偉等學者（2012）運用協同效應理論對“三化同步”的內在機理進行論證指出，利益趨于一致是“三化同步”的內在基礎，信息充分與對稱是“三化同步”有效實現的必要條件。錢麗、陳忠衛、肖仁橋（2012）認為基礎教育、產業結構以及R&D經費投入對耦合協調度具有積極的影響。曾福生、高鳴（2013）運用SBM-HR-Regoprobit模型發現，現代農業發展沒能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堅實的保障，是“三化”中的“短腿”，農業科技和政策有利于解決現代農業發展的瓶頸。劉海兵、劉麗（2014）運用“三化”發展指數和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對“三化”互動關系進行研究指出，工業化的進步能夠引起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城市化對工業化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盡管不顯著，但呈現逐年遞增趨勢。

顯然，已有文獻就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之間發展的基礎理論、內在機制、影響因素、政策建議等做了大量研究，也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夯實的理論基礎與實證平臺，但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觀層面的分析，有待進一步深化與細化?！叭眳f調發展其實是一個系統耦合，從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該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系統耦合的視角出發，對“三化”協調發展的耦合機理進行系統分析，構建“三化”協調發展的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與指標體系，探索2002—2011年中國“三化”協調發展的區域格局及其影響因素，并對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程度進行科學合理的評估，從中找出存在的問題，以尋求協調發展的策略，對于中國順利實現2020年國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倍增計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二、耦合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工業化子系統、城市化子系統與農業現代化子系統耦合作用是極其復雜的非線性關系，采用單一指標無法反映三者之間的內在機制與作用規律。遵循整體對應、重點突出、數據可獲性與可比性等原則，在科學性、可獲得性、可比性、關聯性、動態性等原則的指導下，采用多指標綜合評價分析法，根據“三化”耦合協調發展的作用機理，構建了三者耦合協調度指標體系。其中，工業化指標體系包括：人均GDP、工業產值比重、非農勞動力就業比重、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總資產貢獻率、R&D支出占GDP比重、發明專利數、工業固體廢物處置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每年高等教育畢業生數、教育經費投入、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等13項；城市化指標體系包括城市人口比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建成區占國土面積比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用水普及率、人均公園綠地面積、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醫療、養老保險人員比重等10項；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包括：農民人均純收入、第一產業就業比重、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單位面積農業機械動力、農業勞動生產率、單位面積糧食產量、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平均每百人經營耕地面積等8項（見表1）。

（二）耦合協調度模型與計算方法

耦合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系統或運動形式通過各種相互作用彼此影響以至協同的現象，是各子系統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動態關聯關系。耦合度是描述系統或要素彼此相互作用影響的程度。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可以定量分析不同區域在不同發展階段的“三化”耦合協調度。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三個子系統的綜合效益評價函數為：

u（x）=aix′i j ；u（y）=bi y′i j ；u（z）=ci z′ij

式中，u（x）、u（y）與u（z）分別代表工業化子系統、城市化子系統和農業現代化子系統的系統綜合評價函數，ai、bi、ci分別為各子系統中每個指標的權重，x′ij、y′ij、z′ij為各項指標標準化后的值。

1. 數據標準化處理。由于所選指標性質不同而存在不同的量綱，為了消除數據的數量級以及量綱的不同而造成的影響，需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這里采用極差標準化對數據進行無量綱處理，假定某地區第i年第j個指標值為xij，若此指標的最大值為xm ax，最小值為xm i n，為避免求熵值時對數計算的無意義，對數據進行非負化處理，借鑒張琰飛的做法，統一加0.01。

x′ij =+0.01

其中，i=1，2，…，m，表示年份次序；j=1，2，…，m，表示指標個數。

2. 指標權重確定。為克服主觀因素帶來的偏差，各指標權重的賦值采用熵值賦權法進行計算。熵值賦權法是根據各指標的信息載量的大小來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它通過分析各指標之間的聯系程度及各指標所提供的信息量來決定指標的權重。具體步驟為：

（1）計算第i年第j項指標的比重Rij：Rij =。

（2）計算指標熵值，hj=RijlnRij。

（3）將熵值逆向化，lj=l-hj。

（4）計算指標xj的權重，wj=。

（5）進行加權線性求和，計算出指標得分：

ui=wj x′ij。

目前對于協調度的計算有不少學者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建立多個系統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即Cn={（u1，u2，…，um）/[Ⅱ（ui+uj）]}1/n，ui（i=1，2，…，m）是各子系統綜合評價函數。由此可推理出三個系統的耦合度函數，即

C3=

其中：C3為三個系統的耦合度；u（x）、u（y）與u（z）分別為工業化系統、城市化系統和農業現代化系統三個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由此得到的耦合度只能說明三個子系統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而難以反映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當三個系統發展水平都較低時，同樣可以得到三個系統協調度較高的結果，但是這種協調與三個系統發展水平均較高時的協調度內涵是不同的。由于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具有相互交錯、動態演進和不平衡的特征，而協調度模型可以更好地評判中國區域“三化”交互耦合的協調程度，借鑒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其計算公式如下

D=，T=Φu（x）+φu（y）+γu（z）

其中，C為耦合度；D為耦合協調度；T為工業化系統、城市化系統和農業現代化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Φ、φ、γ為待定系數。由于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在耦合協調過程中其相互協調促進作用是不對稱的，工業化的快速、穩定發展一定會促進城市化、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而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反過來也會影響工業化，所以，取Φ=0.4，φ=0.3，γ=0.3。為了更好地反映工業化系統、城市化系統和農業現代化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況，對其耦合協調度等級進行劃分（如表2所示）。

3. 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02—2011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作為樣本。選取二三產業就業比重代表工業化水平，年底城市總人口數占年底總人口數的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農業部門產值比重與農業部門就業比重之比，即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代表農業現代化水平。這里我們取耦合協調度模型中的α=0.5，β=0.5，將相關數據帶入模型進行計算，其結果如表3所示。

本研究采用《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2）標準，統一選取我國2002—2011年省際面板數據，根據“三化”耦合協調的機理，構建三者耦合協調度指標體系，對我國地區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協調度以及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文中所有數據均來源于2003—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和國泰安數據庫、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統計年鑒等，并剔除了價格因素的影響，采用的經濟分析軟件是stata12.0、ArcGIS10.1。

三、中國地區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的測度

由于我國地大物博、面積廣闊，各地區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狀況存在很大的差異，導致各地省區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賴以生存的客觀基礎各不相同，各?。ǖ貐^）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由不同的因素推動和影響，各種因素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向的不一致導致了各?。ǖ貐^）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及協調程度的不同。根據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協調度模型對我國以及各個省區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態進行測度，探索我國區域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耦合協調發展的情況，結果見表3，圖1、圖2，它們分別表示2002—2011年中國各個省和區域“三化”耦合協調的變化趨勢。

1. 從整體上看，2002—2011年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耦合度協調度均值為0.565 5，處在勉強協調階段，說明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個系統互動作用關系不太明顯，還有較大的發展潛力，且考察期內“三化”耦合協調發展的水平變化不大，耦合協調度從0.548 9增加為0.576 7。因此，中國“三化”耦合協調發展問題并未得到較大的改善，這主要是由于“三化”系統的整體功能及綜合發展水平不高，從而使得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不高（0.565 5）。

2. 從省份分析看，2002—2011年內廣東、上海、福建、北京、浙江、重慶、江蘇、遼寧、湖北、四川等省耦合協調度相對較高，“三化”協調發展水平也處在比較協調的階段。北京、上海、廣東、天津、遼寧、江蘇為代表的東部地區，利用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先進的科技水平、較大的對外開放度以及優越的國家支持政策，吸取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與大批國內外企業，引起產業空間集聚，同時城市功能持續完善，農業產業化水平得到快速發展，工業化以及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使得“三化”耦合協調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湖北、江西、吉林、黑龍江、青海、新疆等中西部地區，盡管在市場環境、對外開放與技術條件多個方面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水平未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可是這些地區能源、礦產資源豐富，且主要是全國農業生產基地，農業技術也比較成熟，同時由于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省內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轉移，引起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規模效應明顯。西藏、寧夏、貴州等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對外貿易和技術水平等方面還不如中東部地區，工業基礎薄弱，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水平較低，農業化產業化規模還沒有形成，導致“三化”協調程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1年廣東、上海、福建、北京四個?。ㄊ校┑墓I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協調度都在0.70以上，屬于耦合協調等級的中級協調階段，而其他地區均處于初級協調或勉強協調階段。因此，“三化”耦合協調度較低的省份（地區）應當借鑒這四個?。ㄊ校┑摹叭眳f調思想與先進的管理經驗，我國“三化”耦合協調度將會不斷提高。

3. 從區域分析看，通過對2002—2011年的中國“三化”耦合協調度的均值空間分布進行分析發現，2002—2011年中國“三化”耦合協調度的均值呈現出東高西低的特征。而且2002—2011年中國“三化”耦合協調度的均值在?。ㄗ灾螀^、直轄市）之間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它們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筆者將中國省際地區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區域①，從表3中可以看出，廣東省、上海市和福建省的耦合協調度處于最高狀態，10年中平均穩定在0.76以上。同時，從圖2中可以看出，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程度比較高的省份多分布在我國東部沿海以及東南沿海地區，其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發展程度遠遠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協調程度一般的?。ㄊ校┒喾植荚谖覈胁康貐^，而協調程度較低的?。ㄊ校┒喾植荚谖覈鞑康貐^。由此看出，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發展在空間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性特征。例如2011年北京的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水平分別為94.50%、86.50%和14.54%，其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水平比較高，而農業現代化水平偏低。這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是以犧牲農業發展為代價的，進而制約著北京市耦合協調度的提高。而且中國的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水平雖然遠不及東部地區，但是它們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或者其他地區，因此，中部和西部地區它們的農業現代化水平較高，引起“三化”耦合協調度的差異不太明顯。

總體來說，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耦合協調度從不協調或基本協調等級向協調等級逐漸過渡，但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四、影響中國地區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的因素

為進一步研究我國“三化”耦合協調度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筆者利用面板數據模型對耦合協調度的影響因素進行估計和檢驗。根據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需要，研究采用以下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x1）。選取人均GDP反映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以2000年為基礎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2）產業結構（x2）。近年來，中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時期，產業結構變化勢必會對“三化”協調發展產生較大影響，而一個國家（地區）的三次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緊密相連。因此采用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表示產業結構。（3）科技投入（x3）。由科技投入帶來的技術創新為“三化”協調發展提供技術支持，故采用R&D支出占GDP比重衡量科技投入。（4）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重（x4），表示教育投資對“三化”耦合協調度的作用。這種作用的主要依據是人力資本理論——教育投資一般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提高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水平，進而促進“三化”的協調發展。尤其是在農村地區推行職業教育對促進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產生重要影響。例如要在農業生產中推廣農用機械與先進技術，就要求農業勞動者具備相應的職業素質。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有效推動農業發展、農業科技進步與農業現代化進程。（5）農業貸款與第一產業GDP的比重（x5）。農業資金是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基礎，并且農業資金來源依賴金融支持的力度。因此，選取農業貸款與第一產業GDP的比重表示農業現代化的金融支持，（6）勞動者素質（x6）。勞動者是先進技術的承載者，“三化”的發展也與懂文化、掌握先進技術的勞動者緊密相連。因此，選取6歲及6歲以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口比重（x6）反映勞動者素質。在我國農村地區，由于農業發展基礎、農業勞動者的素質、農業科技創新和技術推廣能力較低，導致整體上我國的農業現代化水平較低，進而制約著“三化”協調發展。研究采用STATA12軟件計算，利用面板數據回歸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估計結果見表4。

由表4可知，（1）經濟發展水平對全國、東部和中部地區的“三化”耦合協調度并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但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西部地區具有顯著的負效應。其原因主要在于東部和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卻相對落后，導致經濟發展水平對“三化”耦合協調度的影響并不明顯；相比較而言，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三化”耦合協調度較高。因此，就全國整體而言，地區人均GDP對“三化”耦合協調度的影響不顯著。這一結果與錢麗、陳忠衛、肖仁橋（2012）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2）產業結構對東部、中部地區以及全國整體“三化”耦合協調度具有顯著的負向效應，但對西部地區“三化”耦合協調度的影響不顯著。即東部和中部地區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越高，則“三化”耦合協調度越低。其原因在于東部與中部的大部分地區反哺農業的效果也不明顯，導致這些地區的農業現代化水平較低，進而造成東部、中部“三化”的耦合協調度也隨之下降。（3）R&D經費支出對“三化”耦合協調度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研發經費支出促進局部與整體“三化”耦合協調度的提高，即推動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發展。因此，需要加大對研發經費的投入，提升技術水平和區域創新能力，為“三化”協調發展提供技術支持。（4）教育經費投入對“三化”耦合協調度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在“三化”發展過程中，勞動者基本素質的高低以及經營管理者能力的強弱，主要取決于他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質量。尤其是農村勞動力綜合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到農業增長方式能否順利轉變，也關系到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度快慢與質量高低，更關系到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成敗?？梢哉f，沒有農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也會受阻。因此，必須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做好農業職業技術培訓工作，盡快提高廣大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5）農村金融支持對中部、西部地區乃至全國整體而言均不具有顯著影響，但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對東部地區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這表明農村金融支持的力度還不夠，尤其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農村金融支持的力度，合理分配和利用農業金融資金，推動農業發展，使其有效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和進步，進一步推動“三化”整體協調。（6）勞動者素質對“三化”耦合協調度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即勞動者素質越高的地區，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之間的耦合協調度會越高，即6歲及6歲以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口比重與“三化”耦合協調度為負相關關系。因此，勞動者素質已經成為制約“三化”協調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西部地區，更要重視基礎教育造成的勞動者素質偏低對“三化”耦合協調的不利影響。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該研究選取2002—2011年“三化”的相關數據，通過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對中國省際區域“三化”耦合協調度進行測度，著重分析了2002—2011年來中國“三化”協調發展的區域格局及其影響因素。通過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結論：（1）東部地區“三化”協調發展水平總體上有所提高，但中西部以及全國總體而言，“三化”協調發展水平總體上卻具有下降趨勢。（2）2002—2011年“三化”協調程度位居前5位的地區依次為廣東、上海、福建、北京和浙江，這些地區均為東部省份，而且這些地區的“三化”協調程度總體上均呈上升趨勢；“三化”協調程度位居后10位的地區依次為西藏、河北、山西、河南、山東、寧夏、內蒙古、新疆、廣西和貴州，盡管“三化”協同程度較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但也有部分東部和中部地區。（3）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R&D經費支出、教育經費投入、農村金融支持、文盲率對“三化”協調耦合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產業機構、R&D經費支出、教育經費投入、農村金融支持和文盲率對東部地區“三化”協調耦合度的影響是顯著的；產業結構、教育經費投入和文盲率對中部地區“三化”協調耦合度的影響是顯著的；經濟發展水平、R&D經費支出、教育經費投入、勞動者素質對西部地區“三化”協調耦合度的影響是顯著的。就全國總體而言，產業結構、R&D經費支出和教育經費投入對“三化”協調耦合度的影響是顯著的。根據這些研究結論，給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提升工業化、城市化水平，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

在“三化”協調發展中，工業化是核心，起動力作用；城市化是平臺，起帶動和引領作用；農業現代化是基礎，起支撐和保障作用。對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要充分發揮城市化的引領作用，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戰略，提升城市的中心輻射作用，加大對農業人力資源的投入，提升農業勞動者素質，進而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對于中西部地區，應認識到工業化在“三化”協調發展的核心帶動作用，只有提高工業化發展水平，城市化、農業現代化才會實現較好的發展，“三化”才能實現協調發展。

（二）加快東中西合作互動，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三化”協調發展是一個綜合性問題，不單單是某一區域的“三化”協調發展，同時也是一個系統性問題，一個區域“三化”不協調，最終會影響整體的協調發展?；谖覈叭眳f調發展的格局，東部地區應該充分利用先發優勢，帶動中部、西部地區發展，將先進的技術、經驗引入到中西部，特別是加快農業現代化發展，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幫、扶、帶力度；中部地區應該借助自身優勢，突出強項，應充分利用中部地區崛起的戰略機會，增強中部地區糧食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發揮城市群的輻射帶動作用；西部地區應該抓住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機遇，加快工業化進程，調整工業結構，提升工業發展水平和質量，穩妥推進城市化進程，解決好“空心村”問題，保證農業的高效率發展。

（三）加大教育、科技經費支出，提高全體勞動者素質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全方位推進需要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和建設者，也需要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和工業轉移。為此，必須作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繼續加大教育經費的資金投入，提高勞動者素質。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農村地區，需要加快普及基礎教育，逐步縮小城鄉差距。第二，進一步增加R&D經費支出，壯大科技研發人才隊伍，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第三，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對農村勞動力進行文化和技術技能培訓，既要提升進城農民工的文化技術素質來增加非農就業機會，增強其在城市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又要對扎根農村和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進行職業技術培訓。同時，城市地區必須竭盡全力吸納農民就業，提供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各種服務，拆除城鄉戶籍壁壘，將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及時轉變為真正的城市居民，成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建設者和受益者。

（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國家支農政策體系

農業發展滯后是制約“三化”協調發展的重要原因。為此，必須繼續堅持“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方針，加快“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進程，要做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工作，走以工業化帶動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同時，化解城市發展不平衡現狀，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以防“城市病”的發生，把中小城市、縣城、中心集鎮作為農民轉移就業、定居的重點，促進農民向市民轉變。加大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三農”投入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