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源式扶貧中的鄉村精英參與

曾明+曾薇

摘要：鄉村精英是農村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對地方內在資源與文化底蘊了解充分，在農村內源式扶貧，特別是關注貧困主體自我發展能力、探求地方特色反貧困路徑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通過個案研究發現，他們在產業合作、社會資本共享、轉變貧困人群觀念等方面對提升貧困者自我發展能力產生了一定效果。但同時，貧困地區面臨的人力資源流失、貧困者主動意識缺失及過度心理依賴等客觀問題，使得精英扶貧難以實現最優效益。為此，需要整合鄉村精英的力量，加強多元主體扶貧參與機制建設，以實現受援者自主能動發展為目的，促進農村內源式扶貧開發。

關鍵詞：農村扶貧；鄉村精英；內源式扶貧；自我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3.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1-0092-04

一、問題的緣起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將扶貧開發作為國家 “十三五”規劃中的一號工程，主張采用針對性的幫扶措施，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切實提高扶貧成效，實現從“漫灌式”到“滴灌式”的轉變，將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我國扶貧開發工作基本方略。[1]在這一政策背景下，需要我們進一步反思以往的扶貧工作，不斷完善農村反貧困模式。目前農村貧困人口數量依然保持剛性穩定，[2]表明強勢政府發展干預模式已不能滿足扶貧發展需求，指令性的扶貧模式弊端開始顯現。過去的扶貧項目仍然以治貧、治愚為主要內容，缺少從地方性資源因素著手的有效反貧困措施，忽略了“以人為本”的內源發展的追求。在外源性發展干預模式在農村反貧困實踐中呈現出效應遞減的情況下，有必要對過去的發展干預方式進行建設性反思，并尋求可能的完善方式，進一步強調對多元化發展道路的追求與表達。而構建基于內生資源的可持續扶貧發展機制，挖掘農村獨特的內在優勢，形成內生發展的動力，是打破農村扶貧“路徑依賴”，實現政策與資源有效耦合的最佳路徑。

鄉村精英作為農村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充分了解當地內在資源與文化底蘊，在帶領貧困者組織生產、轉變觀念、全面發展等方面具有先天優勢。他們能夠瞄準貧困者扶貧需求，提高扶貧效率，并對貧困者開展如產業幫扶，人文關懷、心理疏導等不僅限于經濟救助的多方位幫扶。此外，通過鄉村精英協助政府精準幫扶，能夠有效減輕政府工作負擔，為扶貧工作提出良好建議。因此將精英納入農村反貧困進程中，能有效調動農村中的有生力量，深層次激發農村內源發展動力。但目前學術界關于鄉村精英的研究仍不夠全面，諸多的研究將扶貧納入鄉村治理中并作為其中一小部分進行精英參與分析，對鄉村精英的扶貧角色缺乏一種描述性研究。邢成舉等人從精英資源俘獲的角度研究了農村扶貧目標偏離的問題，[3]對精英扶貧可能出現的問題提出了規避建議，但忽視了鄉村精英在農村社區的帶動與幫扶作用。范婕妤則從“為”與“不為”兩方面對鄉村精英參與扶貧進行研究，[4]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夠深入全面?？偟膩碚f關于鄉村精英與農村扶貧直接結合的研究較為缺乏，對鄉村精英參與農村內源式扶貧較少涉及。

在“扶貧先扶志”的思想基礎上，廣西W市政府積極發揮鄉村精英的個人優勢與引導作用，將其納入扶貧參與體系中，注重對貧困農民脫貧積極性的調動與培養，減少了對外援扶貧力量的依賴。同時，在扶貧舉措中加入地方特色，多方合作帶動農民增強自身“造血”機能，能動發展。在基層政府、社會力量及鄉村精英的共同努力下，W市農村脫貧氛圍濃厚，貧困戶滿意度高，反貧工作成效顯著?！笆濉逼陂g，W市貧困人口數量下降了56%，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了62%。[5]本文將以W市為案例對內源式扶貧開發中的精英參與問題進行研究，即在內源式扶貧開發體系中，鄉村精英是如何參與的，會對地區反貧困產生什么影響，面臨什么樣的困難？如何在內源式扶貧中進一步發揮好鄉村精英的作用？

二、內源式扶貧中精英參與的合作治理

1.精英參與的場域與地方性知識優勢。長此以來，貧困農民的自立自強主體意識和自我發展能力的培養沒有得到與物質幫助同等程度的關注與適當的投入。為貧困農民服務、真正幫助其能動發展的初衷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效果的不明顯而逐漸轉變成為施舍心理和同情感受，將反貧困發展的主體即這些地區的貧困農民放到了客體的位置，各級政府逐漸成為慷慨的施與者、拯救者，承擔了脫貧與發展的主體責任，扶貧對象則成了被動的受眾與施舍接受者。且隨著扶貧工作的深入推進，區域性及連片性貧困問題不斷緩解，個體貧困現象更為突出，一些能力弱、積累少、依賴性強的貧困戶，已成為反貧困難度最大、負擔最重群體。[6]村民自身脫貧能力缺失，使得其依賴于基層政府及鄉村精英帶領他們擺脫貧困陷入窘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村民難以展現個人能力，參與公共事務通道堵塞。弱勢村民在農村公共管理中扮演著被動、服從的角色，他們人微言輕且不懂相關知識，認為展現個人能力、參與公共事務是村干部、鄉村精英的事，與自己無關。長此以往，弱勢農民的利益表達渠道受阻、話語權被削弱，對話機制落后僵化，進一步被農村社區邊緣化。二是村民依賴心理嚴重，過于依靠政府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過去的農村扶貧干預方式強調政府在物質、技術方面的扶助，甚至是直接的經濟救濟。由于傳統思維及利益短視，養成了農民嚴重的依賴心理，助長貧困農村“等、靠、要”風氣，以致貧困地區被動扶貧，村民消極參與。三是村民功能性活動普遍存在缺陷，如文化素質不高、無理財觀念和生活陋習嚴重，且習慣開展個體性的生產勞動，缺乏組織性和互助合作意識。因此，村民需要一個“領頭者”或“代表人”幫助他們摒棄陳舊思想觀念，拓寬利益表達渠道，彌補資源因素不足，激勵其發揮反貧能動性，并從社會生活各方面帶領他們擺脫邊緣地位，脫離貧困現狀。

從精英角度來看，他們事業發展相對成功，在農村具有較高威望和較大影響力，掌握各類優勢資源，具有現代的思想觀念和強勢的社區地位，社會網絡運作機制靈活先進，個人素質相對較高，并且在農村生活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反貧困方面起著“先富帶動后富”的作用，作為農村扶貧參與的主體之一，對農村反貧困事業有重要影響。一方面，鄉村精英與貧困農民利益共生，對農村脫貧有較強烈的參與意識。另一方面，精英迫切需要口碑認同、個人價值實現與爭取鄉村公共事務的發言權，來獲得更大的事業發展?？梢哉f，鄉村精英是連接農民與政府及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橋梁。因此，精英往往愿意帶領農民脫貧致富、增強農民自我發展能力，實現貧困農村的能動發展，以獲得雙贏。再者，過去的扶貧方式缺乏對地方性知識的關注，忽視了影響貧困和脫貧的社會文化因素。鄉村精英了解貧困地區資源環境與人文環境，能夠快速掌握貧困戶的現實需求，減小扶貧政策實施度，提高扶貧工作效率。

2.合作治理觀照下的精英參與。內源式扶貧中的精英參與是公共參與的必然要求。隨著政府主導的農村扶貧進入攻堅期，發揮各方作用合作扶貧也顯得益發重要。農村扶貧作為一種與貧困地區人民息息相關，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產生巨大影響的公共服務，必然要求在農村社區占據優勢地位的鄉村精英作為重要的參與主體，推動扶貧公共政策的有效執行，減少政府管理成本，培育農村社會資本。公民參與內在理念與內源式扶貧強調的“以人為本”實踐理念一致，強調重視農民的話語權，[7]而鄉村精英無疑是貧困人群意見表達的代表，是與政府合作開展扶貧的重要力量。

內源式扶貧中的精英參與也是合作治理的內在要求。在復雜的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主體的多元化、完善的合作治理模式是克服治理困境、規避治理失敗風險的關鍵因素。[8]目前，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農村社會秩序的穩定成為國家政權建設的重要內容，而無論擁有多么強大力量的國家都無法與分散的農戶進行一一對接，因此作為基層政府與農民的“橋梁”，鄉村精英的合作是重要的一環。[9]同時在農民參政意識與自身素質提高的情況下，鄉村精英的參與能真正實現多元主體參與和多元扶貧方式相結合。在發揮政府在扶貧領域的主導作用和責任的前提下，構建有效的利益整合、規范監管等運行機制，可實現政府、社會和市場三方的良性互動和有效合作，確保扶貧事業穩定、持續發展。[10]

三、鄉村精英扶貧參與效果分析

精英參與扶貧并不是要“主導”或“領導”農民脫貧，而應充當支持者、協助者和資源鏈接者等角色，激勵農民自主性脫貧，幫助他們在行動中發現自己的能力，并將貧困農民納入社區自有的資源鏈條，在社區文化和資源網絡完整性的前提下，培育“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實現貧困群眾的全面發展。從W市來看，鄉村精英參與農村扶貧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內容：

1.構建多元特色產業互動合作模式。建立推動農村特色產業成形，助力政府推動、市場引導的資源整合型扶貧機制。鄉村精英結合自身技術要素和資源優勢，借助其“輻射作用”和“暈輪效益”，配合基層政府打造農村特色優勢產業集群，帶動更多的農戶參與進來，提高農民自我能動發展能力。以W市M縣為例，以傅某為代表的精英回鄉建立H企業，主營業務為桑蠶布業，并帶動周邊村鎮農民興起桑蠶養殖潮。H企業主要桑蠶基地覆蓋M縣9個鄉鎮78個村，其中鄰縣的桑蠶基地就達3萬多畝以上，涉及農戶6萬多戶。再如大力發展“瑤文化”生態旅游業，通過外包產業形式，帶領農民參與產業合作，不僅為政府財政減負，還能提高產業專業化、服務人性化?！熬?政府+農戶+企業”的特色產業互動合作模式，促進了農村富民產業的發展，實現了農民充分就業，推動“一村一品”產業格局成形，如S村高嶺土開采、X村百香果種植、C村大鯢養殖等，促進農村扶貧由“輸血式”向“造血式”過渡，幫助農民擺脫貧困特別是物質貧困，實現扶貧效益可持續。

創新生產方式與合作理念。偏遠山區傳統農業小而散的生產方式面臨技術落后、資金短缺、難成規模、生產效率低的問題。鄉村精英基于當地資源要素，因地制宜地改進生產經營方式，直接有效地形成可觀的規模及效益，幫助貧困戶實現勞動致富。如通過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發展“現代農場”產業，貧困戶憑借土地經營權入股扶貧項目，改善土地拋荒、資源浪費的情況。還有些鄉村精英利用“農工商結合”就地取材，發掘當地特色產業。采用加盟式合作、股份式合作、聯營式合作等方式，增加貧困戶分紅，并將分散的勞動力集中起來形成組織化生產。同時鄉村精英重視生產技術更新，以其為主體的技術推廣方式有效避免了農民土地經營權與轉讓利益脫節、生產積極性不高等問題。

2.共享社會資本網絡實現開發扶貧。農村社會每個人都處于交織復雜的社會網絡之中，但精英之所以掌握優勢資源，恰恰是由于他們可以借助自身某些優勢，使自己處于農村社區網絡的核心位置，從而建構為自己經營活動服務的網絡，形成自己的社會資本。若鄉村精英扶貧參與過程中將貧困者納入農村關系網絡，能夠有效加強農村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合作生產，先富帶動后富。如S縣鄉村精英自組果蔬專業合作社并吸納60多戶貧困戶加入，通過發展“水果上山”工程，預計為貧困戶人均年增收15000元。該縣T村15名經濟能人牽頭成立生豬養殖合作社，與當地大型豬肉廠合作建設年出欄生豬3500頭的養殖基地，構建暢通的營銷網絡，采取大戶帶動、農戶散養的方式，幫助貧困戶每戶每年獲得4000元以上的固定投資回報。[11]這種形式的合作彌補了貧困農戶在技術、資金及產品銷路等方面的不足。農村精英之所以能提供資源共享路徑，得益于緊密聯系、互利合作、信任和諧的農村關系網絡，從而提高了貧困農民組織性和互助合作意識。甚至可以將這種和諧的社會關系延伸至生活各方面，最終實現農村社會資本的共享。在開展傳統的物資技術援助之外，在外部發展力量對于地方性知識的關注和影響貧困和脫貧的社會文化因素理解不夠全面和深入的情況下，鄉村精英則具有先天優勢。他們關注到“人”的問題，并嘗試通過貧困戶勞動技能培養、文化掃盲培訓等項目提高參與主體的組織能力和發展意愿。

3.實踐示范推動觀念脫貧。相對外部發展力量，鄉村精英在扶貧中更關注地方性知識，對貧困地區社會文化因素的反思，注重新思想的傳播，積極引入生態文明、人文發展、內生增長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并通過開展潛移默化的社交影響和有意識的培訓滲透農村生產生活。2015年W市積極動員由干部、教師、大學生等組成的志愿者，深入基層進行思想扶貧及人文關懷。如針對村民垃圾隨地亂丟亂放的生活陋習，L村黨組織第一書記——鄉村精英玉某，到駐點村宣傳“清潔鄉村、生態鄉村”的理念，推動L村垃圾處理池的改造，實現農村垃圾集中處理，轉變了農村的生活方式。這些結合當地特點的非正規教育，不僅可以促進農村人口文化水平的提升和綜合素質的提高，還能幫助農民走出脫貧能力缺失困境，增強人文反貧困能力。與此同時，鄉村精英還注重正式教育幫扶活動，如對貧困者子女教育幫扶與農村小學基礎設施建設資助。在政府“雨露計劃”的幫扶基礎上，追加資金扶助，通過“教育資金+政策資金+民間資金”，確保貧困者子女的接受教育機會。W市一部分鄉村精英積極推動本地企業與高職院校合作，為畢業生提供工作崗位，同時解決了企業用工不足的問題，實現雙贏。

四、精英扶貧參與的現實障礙分析

雖然鄉村經濟精英憑借獨特資源稟賦與個人優勢，在過去的扶貧開發工作中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但農村社區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致貧因素，仍是鄉村精英扶貧參與中的障礙。

1.內源式發展缺乏人才基礎。改革開放以后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城鄉二元化使得大量優質勞動力由落后農村向發達城鎮單向流動。據廣西自治區統計年鑒及相關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廣西常住農村人口比例不足64%。鄉村人力資源外流、精英資源流失及農村人力資源總量不足已成為農村貧困落后、發展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近年來，回鄉就業的農村大學生比例依舊非常低，留守青年文化素質普遍不高。而鄉村精英普遍具有出眾的個人能力、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在發現市場經濟所隱藏的無限機會后，更趨于離開農村追逐更大的利益。這些優質勞動力與鄉村精英人口的流失，使得農村形成以留守老人、兒童為主的人口構成，進而導致農村發展能力萎縮。人才基礎薄弱，農村新舊精英傳承困難，精英扶貧作用難以發揮，農村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加劇形成“落后留守的農村”。

2.受援者被動參與反貧困。一方面，扶貧政策措施的設計與決議幾乎都是由各級政府制定和實施的，甚至由個別領導“拍板決定”，沒有扶貧主體的參與表達與決策，主體利益協調性不夠，有些實際效果與群眾愿望相去甚遠，導致政策脫離群眾，難獲支持。為體現政績或完成上級要求，基層政府往往將脫貧硬性指標強加在貧困者身上，農民參與持續性難以保證，弱勢群體“被脫貧”現象仍然存在。如云南西雙版納布朗村鼓勵村民種植茶葉，并無條件提供茶苗，以增加貧困群眾收入，助其擺脫貧困。事實卻未得到村民的積極響應，政府無奈采取強制性手段才得以完成種植計劃。另一方面，貧困者信息封閉，溝通渠道受阻，利益訴求依舊難以表達。通過精英為利益代表的表達方式易產生“話語攔截”，導致貧困群眾有求難應、有苦難言。

3.受援者脫貧意識差，依賴性強。自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采用的扶貧方式多以外援為主，即以政府為主體自上而下的開發式扶貧與全權負責及以鄉村精英為代表的社會力量扶助的扶貧形式。在此情況下，一些貧困者認為扶貧是政府與精英的事，與自己無關，甚至認為“自己沒有文化、什么都不懂，就算努力效果也不大，還是要靠政府接濟”。囿于傳統思維、資源弱勢及利益短視，貧困農民長期寄希望于政府和精英帶領他們擺脫窘境，導致貧困地區對外援力量嚴重依賴，“等、靠、要”的消極反貧觀念意識形成習慣，甚至“越扶越貧”。M縣干部L直言：“貧困戶不勤奮干活，一直依賴政府，沒有自力更生、脫貧致富的思想，這才是最可怕的?！遍L此以往，扶貧工作負載大、動力不足，反貧困效益難以持續。在貧困群眾自我發展能力、自立自強的主體意識與心理適應素質尚未提升的情況下，要改變傳統的扶助方式和政府主導的扶持模式十分艱難。

4.利益沖突的二元困境。包含兩方面沖突：一是農村社區的利益沖突。農村社區并非同質的整體，社區內部參與對象存在不可避免的差異性與多樣性，如性別、年齡、族群、思想觀念、資源條件等各方面的不同而導致的利益和需求的差異。不同的社區成員因相互猜忌、排擠、傾扎及扶貧資源的爭奪而產生個體矛盾，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甚至導致農村公共管理的失敗，直接影響到農村扶貧成效以及經濟社會穩定發展。二是扶貧公共利益與精英個人利益沖突。扶貧核心在于公共利益的保障，因此，強烈的集體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質十分必要。但鄉村精英是獨立“理性經濟人”，難逃自利性，甚至引發扶貧的“公地悲劇”。僅2016上半年，W市查處扶貧領域違紀案件750件，[12]精英扶貧資源俘獲成為扶貧阻礙。若不制約這種自利行為，只會使扶貧工作帶有利益導向，不僅難為村民提供公共福利、保障公共利益，還會制約貧困戶自我發展能力，增加返貧可能性。隨著農村參與式扶貧的推進實施，農村治理內卷化與農戶參與矛盾凸顯，扶貧資源的精英俘獲成為可能，致使資源分配差異拉大，優勢資源更為集中，原本弱勢的農村群體更為邊緣化。不僅難以改善鄉村貧困現狀，反而擴大農村收入差距，增加反貧困難度，陷入鄉村精英扶貧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沖突的二元困境。

五、結論

過去由政府主導自上而下的國家干預式扶貧，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一刀切”現象，脫離農村實際情況與貧困主體的需求性，存在扶貧路徑依賴與貧困主體心理依賴的現象，使得“多元主體扶貧參與”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在此背景下，鄉村精英在農村扶貧參與中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他們是構建農村多元特色產業互動合作模式的重要力量，能夠在農村社區共享社會資本網絡，同時通過實踐示范推動觀念脫貧。但是我們不可過于放大鄉村精英的扶貧作用，因為鄉村青年和優質勞動力的流失、受援者被動參與反貧困、脫貧意識差及利益沖突二元困境等貧困農村難以克服的客觀問題，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精英扶貧效果。因此要實現扶貧效益最大化，仍然需要政府的直接參與，同時也要為鄉村經濟精英乃至所有社會積極力量創造條件，拓寬多主體參與扶貧的可能性途徑，保障政府、精英、受援者及社會力量各司其職，使受援者最大限度地獲得能動發展的機會以及求取發展的能力，構建長效扶貧內源機制，力求扶貧效益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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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W市市紀委.今年上半年查處扶貧領域違紀案750件[EB/OL]. http：//www.gxjjw.gov.cn/staticpages/20160803/gxjjw57a1a1ae-117510.shtml.

【責任編輯：張亞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