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

摘要：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文章以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為研究切入點，利用2003-2013年全國282個地級市的樣本數據，實證分析了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的關系，實證結果顯示，稅收競爭能夠顯著抑制環境污染，該結論非常穩健，同時從分區域子樣本回歸中可以看出，目前只有中東部地區地市稅收競爭能夠抑制環境污染，這一影響在西部地區地市中并不存在。

關鍵詞：稅收競爭;環境污染;面板模型

一、 引言

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見證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然而在這背后卻是環境所付出的沉重代價，環境污染日益嚴重，霧霾、沙塵暴等極端惡劣天氣屢見不鮮。長期以來地方“粗放型”的經濟發展，使得各地出現了拼資源、拼環境等高消耗的發展模式。由于處于產業鏈的低端，自身創新能力不足，“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的邊際收益不斷遞減。而由其引發的環境污染現象卻不斷凸現，有學者指出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而帶來的損失約占GDP的10%，更不用說惡劣的生態環境給居民生活帶來的健康威脅。因此如何及時扭轉這種局面，在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上，不斷改善環境狀態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在我國的現行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進行著所謂的“GDP競標賽”，吸引流動性要素發展地方經濟是地方官員的首要目標。這種自發的稅收競爭會對轄區環境污染帶來什么影響？這也是本文寫作的目地所在。

二、 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關注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的影響，對于稅收競爭的文獻非常豐富，自Tiebout（1956）起，稅收競爭就成為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熱點。此后由Zodrow和Mieszkowski（1986）以及Wilson（1987）利用嚴格的理論推導，構建了標準的稅收競爭模型，被稱為Z-M-W模型。標準的稅收競爭模型表明地方間政府競爭會導致稅率出現“逐次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因為各個地方政府都想吸引流動性要素最后就會導致均衡稅率過低。此后大量文獻圍繞這一標準模型展開討論，但是大多都支持“逐次競爭”這一觀點。然而隨著公共選擇學派的出現，也有部分文獻反駁這一觀點，他們論述的重點在于地方政府不一定是以轄區居民效用最大化為目標的，而是追逐自身財政收入最大化的“利維坦”似的怪獸，因此稅收競爭有助于約束地方政府行為，使其能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產品（Rauscher，1998、Edwards & Keen，1996）?？梢姸愂崭偁帉ι鐣洕挠绊懺诶碚摻缛源嬖跔幾h。

國內文獻對稅收競爭研究起點較晚，早期文獻集中研究我國地方政府是否存在稅收競爭，主要利用空間計量模型來估算地方間稅收反應函數。大多文獻發現我國省級政府間是存在著顯著的稅收競爭關系（沈坤榮和付文林，2006、郭杰和李濤2009）。隨著數據及計量方法的不斷普及，進來有文獻也研究省以下地方政府的稅收競爭，同樣也發現存在顯著的稅收反應函數（龍小寧等，2014、楊龍見和尹恒，2014）。

對于環境污染研究的文獻也是相當豐富，大量文獻圍繞著可能影響環境的因素進行分析，比如產業集聚、貿易開放、外商直接投資以及財政分權等等（李勇剛和張鵬，2013、譚志雄和張陽陽，2015、白俊紅和呂曉紅，2015等）。但是較少有文獻能從稅收競爭的角度出發進行衡量。筆者認為地方政府作為治理環境的主體，其行為對環境質量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因為相對于產業集聚、貿易開放、外商直接投資等間接因素，地方政府行為是直接影響到環境質量，但大多數文獻忽視了政府在治理環境中發揮的作用。目前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關系的文獻較少，有代表性的有賀俊等（2016）以及劉潔和李文（2013）的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集中于省一級政府，對稅收競爭指標的刻畫要么利用了地區宏觀稅負，要么以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之差來代理，不能很好地反應地方政府稅收競爭的本質。本文以地市級政府的數據為樣本，構建合理的競爭指標，重新度量了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可以為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方面文獻作出有益補充。

三、 模型設定與數據處理

參考劉潔和李文（2013）及賀俊等（2016）的做法，本文設定的計量模型為：

envit=？琢+？茁1×taxcompeit+？茁2×pergdpit+？茁3×klit+？茁4×popdensityit+ui+tt+？著it

其中，envit為城市i第t年的環境污染指標，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選取了工業廢水排放量和工業廢氣排放量，為了消除規模效應以及減少異方差性，我們在實證中，分別對這兩種指標對數化。本文的關鍵解釋變量為稅收競爭指標（taxcompeit），現有文獻中對稅收競爭的處理大多是地區實際稅收負擔來代理，隨著數據及技術方法的不斷改進，最近也有文獻基于微觀企業個體來加總獲得企業層面的實際有效稅率來代替。但在本文研究中，我們主要關注在于地市級層面上，地方稅收競爭可能會對本地區內環境質量的影響。因此需要從宏觀層面考慮?；诟队潞蛷堦蹋?007）等人的研究思路，我們構造出地市級層面的稅收競爭指標：

taxcompeit=■

其中分子為第i市所在j省在第t年的宏觀稅負水平，分母為第i市在第t年的宏觀稅負水平。該比值越大說明第i市的宏觀稅負水平越低，政府參與稅收競爭程度就越高。由于現有城市年鑒及區域經濟年鑒并沒有報告地區稅收總額，我們加總一個市當年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以及營業稅總和，用該值來近似衡量地市級稅收收入。

此外，我們也控制住了相關的控制變量，具體而言，我們控制了地市級層面人均實際GDP（pergdpit），該指標可以用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由于污染企業一般集中于第二產業中，而第二產業在推動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我們預期該指標為正。此外，我們也控制相應的資本—勞動比（klit），由于缺乏分行業的資本數，我們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代理，一般而言，人均資本水平越高，說明資本密集度越高，因此可能增加環境污染，但是由于我們沒有區分行業類別，而金融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使得人均資本水平顯著提高，但對環境污染沒有顯著關系，因此，資本勞動比對環境污染的影響不明。最后我們也控制住了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一般而言，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由于可利用資源的相對缺乏，會使得城市污染水平上升，因此我們預期該指標對環境污染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我們也同樣控制住了不可觀測的城市固定效應以及年份效應，為了消除異方差性，在后文實證中，所有控制變量均取其對數值。

我們的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樣本區間為2003年～2013年。由于環境相關變量是從2003年開始披露，所以研究的樣本起點設定在2003年。在我國由于直轄市的行政權限以及發展規模遠遠高于一般的地級市，因此，在模型中刪去直轄市的數據，最后由于西藏地區數據缺失嚴重，同樣在樣本中沒有包含西藏的地市級數據。最終，我們得到的數據為包含全國282個地級市2003年～2013年的平衡面板數據。

四、 實證結果

對計量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1、模型2、模型3是以工業廢水排放量為被解釋變量，模型4、模型5、模型6是以工業廢氣排放量為被解釋變量。

如表1所示，模型1、模型4利用OLS回歸法分別估計了稅收競爭對工業廢水排放量及工業廢氣排放量的影響。模型顯著稅收競爭能夠顯著降低環境污染水平。具體而言，隨著稅收競爭增加1%，會顯著降低工業廢水排放量0.11%，顯著降低工業廢氣排放量0.46%?？刂谱兞恐腥司鶎嶋HGDP和人口密度都會顯著促進工業廢水及廢氣的排放量，符合前文預期，而資本勞動比同樣對工業廢水及廢氣的排放量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由于OLS要求模型中的殘差項與所有控制變量正交，前提假設過于嚴格，如果存在不可觀測的城市固定效應，會使得OLS估計產生偏誤，由于我們采用的是城市面板數據，因此可以利用固定效應法消除這種不可觀測的固定效應，降低內生性的影響。固定效應估計結果如表1中模型2、模型5所示?？梢钥闯?，利用固定效應估計后，稅收競爭同樣會顯著降低工業廢水及廢氣的排放量。固定效應能夠消除一定的內生性，但是由于稅收競爭會與工業廢水及廢氣的排放量產生逆向因果的關系，會使得我們的固定效應估計仍然不能避免內生問題。對于內生性的解決方法中最優的方法是選取與內生變量相關，但是與模型殘差項無法的工具變量。本文選取了一階滯后的稅收競爭變量作為工具變量，利用面板工具變量法進行估計。LM檢驗的P值均為0，拒絕工具變量識別不足的原假設，弱工具變量的Cragg-Donald統計量分別為64.52和64.41，遠遠大于10%偏誤下的臨界值16.38，這說明所選取的工具變量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問題。面板估計結果如表1中模型3、模型6所示?？梢钥闯隼霉ぞ咦兞糠ê蠖愂崭偁帉I廢水及廢氣排放量的影響系數與方向和由固定效應得出結論類似，不過系數較大，由于工具變量法傾向于高估，這也符合我們的預期，同樣控制變量中，人均實際GDP和人口密度對工業廢水及廢氣的排放量具有正向影響，而資本勞動比的影響與OLS得出的結論相反，由于我們無法分行業測算資本勞動比，所以可能會出現資本勞動比對工業廢水及廢氣排放量顯著為負的影響。

表1是全國所有樣本的回歸，但是在現實中，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因此我們也有必要進行分區域的子樣本回歸，為了節省篇幅并未報告OLS與FE-IV回歸的結論，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稅收競爭對工業廢水及廢氣排放量的影響在不同地區有著不同影響，總體來說，對于位于中東部地區的地級市而言稅收競爭依然會顯著降低工業廢水及廢氣的排放量，而且東部地區下降幅度顯著高于中部地區。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在于位于東部省份的城市往往面臨著非常激烈的稅收競爭，為了能成功地吸引流動資本，東部地區地級市會顯著降低工業廢水及廢氣的排放量，營造出更適宜的環境，從而吸引流動資本，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依靠“粗放型”產業拉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時機已過，東部地區城市更注重于服務業的發展，產業優化過程中，對環境具有較大破壞的傳統工業企業會不斷淘汰。而對于西部城市而言，稅收競爭對工業廢水及廢氣的影響均不顯著，這也符合現實，因為由于地理位置先天缺陷，西部地區發展遠落后與東部沿海地區，在稅收競爭過程中，西部地區預期不會成功吸引到流動資本，因此不會參與競爭過程，這也符合Cai和Treisman（2005）提出的結論，對于初始稟賦處于劣勢的地區，可能理性預期到不可能在于其他地區競爭中勝出，索性就不參與競爭中。因此稅收競爭對工業廢水及廢氣的排放量不產生顯著影響。

五、 結論

本文基于2003年～2013年鑒全國281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實證考察了稅收競爭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并進行了相應的分區域樣本回歸，主要結論及啟示有以下兩點：

（1）地方政府間的稅收競爭會對環境污染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無論采用何種估計方法，這一結論非常穩健。因為無論是資本還是高水平人才，這些稀缺的要素選擇流向時越來越多地考慮環境的影響，使得地方政府更加關注轄區內環境。

（2）由分區域子樣本回歸的結果來看，稅收競爭對環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在不同地區有著明顯的不同，特別體現在西部地區城市中，稅收競爭對環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不明顯。這一結論提醒我們在制定環境政策時不能提出“一刀切”的政策。對于西部地區而言，不能為了吸引資本而大肆破環環境，應當提前注重環境保護，避免出現先污染后治理的情況?？茖W規劃產業結構，對于由中東部地區轉移而來的產業進行有挑選地接收。

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新的階段，過去三十多年的持續快速的發展已經成為歷史，在新的挑戰下，更應當科學合理地規劃產業布局，提高創新能力。雖然當前我國環境污染情形不容樂觀，但是只要做好科學規劃，在不久的將來，肯定會實現生態發展和經濟發展雙贏。

參考文獻：

[1] 沈坤榮，付文林.稅收競爭地區博弈及其增長績效[J].經濟研究，2006，（6）：16-26.

[2] 郭杰，李濤.中國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研究——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09，（11）：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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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賀俊，劉亮亮，張玉娟.稅收競爭、收入分權與中國環境污染[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4）：1-7.

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科研基金項目“金融發展對政府支出結構的影響”（項目號：16XNH002）。

作者簡介：蒲龍（1988-），男，漢族，甘肅省隴南市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財政理論與政策、稅收競爭。

收稿日期：2017-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