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白領女性的言語移情*

鄒 瓊

(湖北理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3)

論白領女性的言語移情*

鄒 瓊

(湖北理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3)

文章以現代都市的白領女性一反過去語言與社會環境相一致的規范要求，多選擇疊字的用語為中心，從女性主義與女性言語變化的關系、白領女性的職業用語特點、移情和白領女性個人審美這幾個方面，對白領女性言語變化的原因進行了剖析。文章從社會學、心理學和美學的角度，探討了白領女性的用語特點。

白領女性；女性主義；言語；移情；審美

男性與女性在言語方面的差異一直都是人文社會科學家們深感興趣的問題之一。西方女權運動的興起促進了婦女問題研究的開展，語言中的性別差異也因此受到了相當一部分語言學家的重視。由于女性社會地位的長期低下，語言學家通常以男女不平等為軸心展開兩性語言學研究，而忽視了在激進女性主義發展之后，人類早已迎來了后現代女性主義的思潮。女性地位雖然有了大幅提升，但女性潛意識層面的精神未體現出相應的提升。而這種矛盾首先反映在體現人類思想的言語載體上。本文從美學的角度分析白領女性的言語移情現象，以探究現當代女性心理和語言的變化。

一、語言與性別

趙蓉輝在《語言與性別：口語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中將語言與性別研究分為兩個階段：零散研究時期和系統研究時期，以20世紀60年代為分界點[1]。

對語言與性別關系的考察最早出現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之后，一批語言學家如格里姆和洪堡特等，他們主要是從語法的層面對陰性、陽性詞語給予解釋[2]。到了20世紀初，語言和性別問題才真正引起了斯多皮斯、馬丁納、葉斯帕森等語言學家的關注。葉斯帕森認為女子在語言的使用方面比男子更加保守。這一時期對語言中性別因素的研究沒有系統性，且明顯體現了男褒女貶[3]。

20世紀60年代，語言學家采用社會學的統計調查方法對人群用語的特點進行分析。這種定量的分析表明性別因素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在影響著人們的語言行為。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使女性地位得到提高并極大推動了語言學對性別問題的研究，出現了所謂的女性主義語言學。萊考夫、特魯吉爾、齊默曼、普什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

萊考夫在《語言與婦女的位置》一書中指出，婦女使用語言的特征包括含糊、軟弱、過分的禮貌，以及沒有幽默感[4]。萊考夫的論述總體就是讓人感覺到女人的語言比不上男人，是有缺陷的?？墒?，這種描述真的符合女性使用言語的實際嗎？是否源自人們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呢？由于女性地位的低下，她們總是采用一種謙卑的語言，而這又長期被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們當成女性特有的語言。所以，萊考夫在闡述語言與性別差異時，無意識地把男人的講話方式確立為可靠的用語方式。

我們不難發現，以往的語言與性別研究都只是停留在對二元結構差異的描述，過分強調男女差異的不平等性，其認識基礎仍舊是停留在對男性話語權的偏袒上，并且都只看到了女性追求平等的一面，沒有看到時代的變化帶來的女性言語的改變。

二、女性主義與女性言語的變化

長久以來，英語中存在大量以男性為中心的詞匯，比如“chairman”“policeman”“fireman”等。對于語言與性別的關系，瑪麗·塔爾博特認為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影響薄弱觀”；另一種是“影響強大觀”?！坝绊懕∪跤^”認為，語言僅僅是反映社會，因此以社會性別為依據的社會分工也反映在使用語言的模式上。另一種“影響強大觀”認為語言不僅僅是反映社會性別分工，它實際造就這種分工。這里瑪麗·塔爾博特提出了“將語言看作鏡子”和“將語言看作再生產能力”，也就是自由女性主義和激進女性主義在語言上的體現，而我們需要的是在這兩者間達到平衡，也就是現代都市女性的言語中所體現的后現代女性主義[5]。

女性主義的發展影響了女性言語的變化，職場白領女性從追求社會平等，到鞏固女性地位，再回歸到以自然為中心的后現代女性主義，或者說是生態女性主義，白領女性的言語也隨之發生著一系列的變化。女性主義是一種政治形式，它致力于引起社會變革，并最終阻止男性和女性之間制度上的不平等，使之不能再繼續被復制生產。

三、白領女性的職業用語特點

語言交際無論是書面語還是口語，都是一個信息交換的過程。這個交換過程，是由表達者利用語言形式，將自己的觀點，即信息內容有計劃地傳達給接受者的過程。完成這個交際過程需要語言交際的基本要素，包括：語言交際的主體、語言交際的客體、語言形式、語言內容以及與此相關的語言環境。語言交際的主體通過這個過程達到自己的交際目的。這些語言要素相互配合，完成交際主體和客體的信息交換過程。

(一)白領女性的文化教養

首先，我們來看作為交際主體的白領女性的文化背景。交際主體的文化水平決定語言的形式、風格。由于文化修養的不同、情趣愛好的差異，即使是表達同樣的內容，不同的人往往會選擇不同的言語形式，不同的文化教養在選詞用句上往往會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一般說來，說話人文化水平越高，粗俗的詞語使用就越少；反之，說話人文化水平越低，粗俗低劣用語就越多?，F代白領女性大多受到良好的高等文化教育，所以在用詞上應該能體現出其文化特點。

(二)白領女性的社會角色規范

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曾經指出：“各個行業有自己的行話，‘隔行如隔山’。這句話不僅適用于業務，也部分地適用于語言?！盵6]根據職業習慣，人們往往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行話，比如說白領女性談論更多的可能是時尚、美體、公司業績等，而街邊小販談論更多的可能是生計。作為交際主體，白領女性在交談時，總是在以自己的特定身份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要想交流達到理想的效果，除了要有對象意識以外，還要有自我身份意識，說話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即社會角色的規范。每個角色都有社會賦予的權利和義務，在交際中，每一種角色所執行的語言行為都應該與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相符合。人們要說什么，如何說，都受到潛在的話語角色的選擇、調整及轉換。比如，白領女性和商販，還有教師、醫生等的言語行為都有相應的規范特征，這些規范特征是社會對這些角色的一種期待。同樣的語言內容，不同身份的人來說，就會有不同的效果。人們的言語行為必須同話語角色相適應，否則就會影響話語的交際效果。由此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話語要同建構主體的話語角色相適應；第二，話語要同接受主體的話語角色相適應；第三，話語要同交際雙方的話語角色關系相適應。

(三)白領女性用語與社會環境的制約

人是社會的人，人的一切言語活動都受到社會的制約，同時，人的言語活動也反映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王麗琴在她的《女性交際語言學》中，反復強調說明這里所說的語言環境不是句子內部的上下文語境，而是指說話的現實交際環境和社會文化背景[7]。這里我們主要談論同一社會文化背景下的交際?，F實交際環境包括時機因素、場合因素，即我們所常說的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對什么人說什么話?，F實交際環境對言語交際的制約作用，表現為交際者談論的話題和所使用的語氣應當與他所處的時機、地點，尤其是現場的氣氛有所應和、保持協調。例如吃飯，白領女性面對上司或者客戶只能采取規范的職業用語“就餐”，而對于工作之外的私人生活圈中則可以說“吃飯飯”。同一個詞語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義，同一事物在不同客體下，有不同的稱呼習慣。

四、移情與白領女性的個人審美

話語主體在言語交際過程中，一旦選擇了一定的話語角色，也就確定了其話語建構的基調，即選擇了一定的言語規范。一旦交際雙方對彼此的話語角色關系進行了認定，就意味著他們要遵守各自的話語角色規范，達到話語同交際對象的適切性和同雙方話語角色關系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由于話語主體和客體個性的差異，比如心理差異、性格情緒的差異，話語過程常常有違反話語角色規范的情況出現。下文主要從美學的角度來分析女性的這一言語現象——言語移情。

(一)言語客體與移情

在美學中，“移情”主要是指人在觀察外界事物時，設身處在事物的境地，把原來沒有生命的東西看成有生命的東西，仿佛它也有感覺、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動，同時，人自己也受到對事物的這種錯覺的影響，多少和事物發生同情和共鳴。

女性主義理論所指的“移情”是建立在一種能力和愿望的基礎上的，指主體的感覺或精神進入到一些特定的事物，并完全欣賞它們的能力和愿望。把它應用在語言和社會性別研究的問題中，就是女性主體的感覺和精神進入到言語移情的狀態，這與現代高壓下都市女性的工作強勢狀態有關。

在兩性社會形態下，女性要想獲得男性的認同，就不得不有意識去適應男性的角色期待。女性在承襲自己好不容易在社會中維系起來的地位的同時，仍舊得繼承傳統女性委婉的一面。例如，疊字的使用，是男性對女性角色期待的一種結果。吃飯、洗澡本來都是毫無感情的客觀事件，是人們的基本生活內容，而白領女性由于工作壓力的關系，移情于外物，以舒緩壓力，將吃飯、洗澡賦予情感，從而形成“吃飯飯，洗澡澡”這種類似兒童語言的用語。這樣的用語，也反映出女性內心的孤獨寂寞，與在社會關系中占據越來越高的強勢地位正好形成鮮明對比。

(二)語言變異的審美干涉

女性言語移情是一種語言變異現象。語言處在變異、變化和發展之中，這是事實。語言變異、變化和發展，有它自身發展的原因。而人和人類社會對語言的發展顯然有干涉。人的審美意識干涉影響語言的發展的現象，可稱之為人對語言變異的審美干涉。人的言語美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言語美以語言形式美為外顯特征；第二個層次的言語美以話語為審美媒介，創造出意象美，語言形式美特征隱退。白領女性的言語移情表面喪失語言形式美，卻創造出意象美，同時滿足了男性和女性心目中對高壓狀態下完美女性的理想追求。影響語言變異的因素來自人的干涉，即兩股調節力量——實用的調節力量和審美的調節力量的結合。

女性言語的變化到都市語言的變異，無不都體現著語言之中的人情因素。人及社會的變化引起言語審美情趣的變化，從而帶來相對強勢的白領女性言語移情。

[1] 趙蓉輝.語言與性別[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2] 趙蓉輝.社會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3] Otto Jespersen.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

[4] Robin Lakoff.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M].San Francisco:Harper Colophon Books,1975.

[5] 瑪麗·塔爾博特,艾曉明.語言與社會性別言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6] 呂叔湘.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讀后[J].讀書,1980(4):90-99.

[7] 王麗琴.女性交際語言學[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 龔 勤)

On the Language Empathy of White-Collar Women

ZOUQi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Huangshi Hubei 435003)

This paper has mainly described the phenomenon of child-oriented speech of women of white collar,which contradicts with the conformance of language and social environment.It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sm and women's language changes,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language of women,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empathy and women's personal aesthetic view upon language.The paper makes the description from the social,psychological,and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white collar women;feminism;language;empathy;aesthetic

10.3969/j.ISSN.2095-4662.2017.04.012

2017-04-19

湖北理工學院校級科研項目，項目編號：15xjr08Q。

鄒瓊，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

H03

A

2095-4662(2017)04-006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