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野與交融:從經濟人、道德人走向社會人
——亞當·斯密道德哲學思想再論

嚴 海

(華中師范大學 道德教育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9)

分野與交融:從經濟人、道德人走向社會人
——亞當·斯密道德哲學思想再論

嚴 海

(華中師范大學 道德教育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9)

人是亞當·斯密建構道德哲學思想的邏輯起點。他基于對人類情感的研究，提出了經濟人、道德人的假設，揭示人性在不同領域的價值訴求。經濟人自我觀照，給他其所得、取己之應得，彰顯人性自利自愛；道德人普惠于民，以個體人格關照鄰人福祉，體現社會仁慈正義。兩者心理機制、行為驅動、發展愿景各成體系又互為支撐，自利與利人是其形式上的異，相利則是實質上的同。經濟人、道德人融合具有先天情感基礎；后天制度建設致力于走向物質與精神相統一的社會人。

自愛;同情;正義;融合;規約

亞當·斯密是18世紀英格蘭著名經濟學家、倫理學家，其在著作《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凸顯了人的價值維度。斯密認為人性是利己心和同情心的集合，他對美德來源于慈善、美德來源于自利這兩種道德學說進行了批判。在他看來，絕對的利己主義、利他主義都是對人性的片面解讀，割裂了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的統一。斯密將個體的人格完善置于社會發展的邏輯維度中考察，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商業社會中人的私利與公益何以并行。經濟人、道德人正是斯密問題意識分析框架下的結晶，兩者既有各自獨立的理論視域，又在思想體系上一脈相承，共助財富與美德的同向增長。解讀經濟人、道德人的本真內涵與內在邏輯，揭示社會人的發展路徑，厘清經濟活動、倫理道德的相互關系，可以促進守一(正義)而望多(仁慈)的道德社會形成。

一、經濟人的價值訴求:計其利，謀其功

《國富論》是斯密在經濟學領域的一部著作，該書的出版促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也為斯密贏得 “現代經濟學之父”的美譽。全書始終圍繞著一個主題——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經濟人則構成了這一主題中的主體。

(一)利己——經濟人的行為驅動

自人類社會形成以來,關于人性利己還是利他的研究與爭論從未間斷,斯密基于利己是人的自然屬性、每個現實的人都有經濟方面需求的認識,提出了經濟人假設。在《國富論》中，經濟人的主體指向新興中下層階級的庶民,是從封建領主和城市行會中掙脫出來的具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的勞動生產者，他們用一雙自由之手謀求自己之利。斯密認為，每個人不僅自然具有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權利，而且應當為實現這種權利付諸努力。他將這種天賦人權關照為經濟人的利己訴求，并為經濟人劃定了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邊界。他認為經濟人以追求自身利益為行為起點，以實現自身利益為行為歸宿。

孟德維爾將經濟人的利己稱之為人性的私惡，如果每個人都能做到自利而不損人，公共利益得以最大化實現，那么“私惡即公德”。 斯密接受了孟德維爾“私惡即公德”的哲學告誡，繼而將經濟人的利己稱之為人的自愛。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自愛是一切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值得頌揚的品質，理應得到社會的尊重。斯密給予經濟人自利以道德升華具有深厚的歷史原因。在斯密所處的那個時代，市場經濟剛剛萌芽，宗教改革舉步維艱，把個人求利視為附和魔鬼的邪說的意識根深蒂固，“當時認為，普遍性求利這一概念，對神是有極端侮慢性的”[1]。斯密從人性、德性兩個層面解讀經濟人利己的必要性、合理性，這對于當時的歐洲發展市場經濟、解放生產力起到了重要的引導和推進作用。

(二)利他——經濟人的行為路徑

只有考慮他人利益訴求、保障他人利益實現，經濟人利己目標才能付諸現實。斯密為經濟人達成利己設計出利他的方法，并從三個維度進行了制度解讀。首先，從商品交換的維度。他認為“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目的。生產者的利益,只有在成為促進消費者的利益的必要條件時,才應加以關注。這原則是完全自明的”[2]227。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雙重屬性,生產者在制造商品時不僅要考慮商品為自己帶來的價值，同時還要滿足商品對他人的使用價值。想得到我需要的，必先給予你所需要的，如此商品交換才能在利益互惠中完成。其次，從勞動分工的維度。他認為“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2]13。給其所需，對于他人而言只是停留在受動層面，而激發他人利己，他人才能主觀能動地促成雙方利己目標的實現，經濟人自我利益才能得以最大化。斯密認為在社會分工的環境之下,人人追求個人利益,主觀上是利己,但客觀上也在利他。最后，從市場調節的維度。一方面經濟人利他是遵循市場規律的主動適應；另一方面還受到 “看不見的手”的被動調整。當每個人都自由選擇某種方式追求自身利益時,“看不見的手”會促使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同步實現。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又仿佛“有一只無形的手在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他并不想要達到的目的……他們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3]?！翱床灰姷氖帧痹谧岳退年P系上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它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于個人與社會的最佳選擇。

(三)約束——經濟人的行為制衡

經濟人是自利人，但自利的行為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規制之下。一個社會集體成員之間既有利益的一致性、公共性，也有個人利益的差異、沖突?；趯w的忠誠和公共秩序的維護而采取的自律行為可能會犧牲個人某些方面的私利，實現集體利益，個人利益則可以由此得到更大的滿足。自利與道德、法律約束之間相互依存，在經濟社會中沒有經濟人的自利行為，經濟制度、市場道德就沒有明確的指向和存在的意義；而沒有經濟制度、市場道德的約束，人人都從自利出發而不敬畏他人利益，市場秩序將會混亂，個人利益實現將無從保障。在斯密看來,經濟人是立足于自身利益,以道德和法律為約束,能夠在自己所處的經濟環境中進行理性分析,善于選擇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人。

道德和法律的規制是經濟人理性自利的兩個重要前提，但斯密的追隨者卻遠離了這個軌道。邊沁認為，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具有一致性，無需道德和法律的約束，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進程就是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進程。盧卡斯詮釋新古典經濟人時則偏離了經濟學的倫理維度,將道德和法律的規制從經濟人的內涵之中完全剔除。而在李嘉圖的視野中,求利即是經濟人的全部,道德倫理的特性完全不在其考察的范圍之內，“經濟人在社會中似乎只有一種活動,即謀利的活動;只有一種要求,即生計的要求;只有一個目的,即成為富人的目的。他被假設為沒有道德,沒有真理,沒有藝術;其理想不是善,不是真,不是美，只是富”[4]。斯密的追隨者對經濟人的自我解讀已背離其經濟人思想的原初設定，隨之而至的是經濟人理論庸俗化而遭到的多方批判。

從經濟人行為動機、行為路徑、制衡機制三個層面解讀亞當·斯密的經濟人思想，揭示了經濟人本真內涵。斯密將人作為市場主體,以利己是經濟發展的動力為邏輯起點，以利他是利己的方法為主線，以自律是利己的保障至人人互惠為歸依，構建了經濟人理論體系。斯密的經濟人思想在引導個人達成自我利益的同時,也促進他人利益的實現,從而達到社會共同進步的愿景。

二、道德人的精神追尋:明其道，正其義

在斯密撰寫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中，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解析正義、仁慈產生的根源，闡述人的行為應遵循的道德準則，揭示道德人是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石。

(一)同情——道德人的心理機制

在斯密生活的那個年代，“道德情操”是用來說明人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克制私欲的能力。斯密竭力要證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個人是如何在經濟活動中控制自私的情感和行為的。在這樣的背景下,道德人應運而生。在斯密看來，道德人就是利他的人,同情心構成了道德人利他的心理機制?！兜赖虑椴僬摗烽_篇即指出：“人，不管被認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的人性中顯然還有一些原理，促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使他人的幸福成為他的幸福必備的條件，盡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覺得快樂之外，他從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其他好處。屬于這一類的原理，是憐憫或同情?！盵5]2同情是對他人情感的同感共鳴，是觀察、感知、體驗他人情感的心理活動，在本源上是他人情感在本體的移情反映，同時也是以他人為鏡，體察本體情感與他人情感合宜與否。斯密以植根于人內心深處的同情來解釋利他美德的性質、特征、效用，將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或道德認可的方法，揭示人的行為在同情的支配下具有利他的傾向。道德人以同情心關照他人利益，促使本體做出利他向善的行為。

斯密關于同情的認識與盧梭的觀點相互關照。他們對同情的解讀共通于三個方面，即同情是人的本性、同情節制自愛、同情是美德來源。區別在于，盧梭的同情論是作為批判商業社會，贊揚人類社會回到自然狀態的理論武器；斯密的同情思想則致力于建構商業社會的美德體系，推動財富與美德并行。

(二)仁慈、正義——道德人的精神之核

斯密從人性論出發分析人，認為利己讓我們追求財富以及社會聲望，從而引申出審慎(自愛)美德，利他出于同情，孕育出仁慈和正義美德。仁慈是減少自身利益去增加別人幸?；蛘邷p輕別人痛苦，都是可親之德，自由而不能強求的。仁慈促使我們愛鄰如愛己，讓道德人行為合宜、品性優雅，得到旁人擁躉。斯密的哲學啟蒙老師哈奇森基于美德來源于慈善的預設而高揚仁慈的價值；斯密則更為關注正義美德的效用。斯密指出，社會如能進入仁慈的境界當然很好,但最重要的是正義，“仁慈是增添社會建筑光彩的裝飾品，不是支撐社會建筑的基礎，所以，只要建議人類實踐仁慈就夠了，但絕無必要強迫人類實踐仁慈。相反，正義則是撐起整座社會建筑的主要棟梁。如果它被移走了，則人類社會這個偉大的結構……一定會在頃刻間土崩瓦解、化成灰燼”[5]104。正義美德的要義是不損害他人的利益, 即我為鄰人做了正義的事是我不做任何傷害鄰人的事。一方面，它是一種義務須強制人們遵守，違反正義必將受到處罰；另一方面，正義又是消極的美德，人們無所作為即可盡到正義的全部責任。斯密認為：“一個僅僅是克制他自己不去侵害鄰居的人身、財產或名譽的人，的確說不上有什么絕對正面的功勞。然而，他卻已完全履行了所有被特別稱為正義的規則?！盵5]98利益是道德的基礎，道德是利益的調整，斯密將不損害他人利益作為正義最核心的道德內涵，繼承發展了休謨“自私是建立正義的原始動機”的思想，從而將經濟人利己不損人的行為納入正義的倫理范疇，擺脫了傳統正義觀中“我為鄰人做了正義的事，是做了有益于鄰人的事”的精神束縛，他清晰的告訴世人正義之德不僅存在于促進他人利益的情感之中，而且還存續于對我們的個人利益和幸福的審慎追求之中。斯密立足于商業社會的時代背景對正義美德的解讀是西方正義思想史一次重大的理論突破。應當說，斯密的正義觀是從人的情感發源，但最終實現的是人的感性向理性的思維轉換。這種轉換揭示了人類社會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擺渡的過程中，社會關系由血緣、地緣為基礎的人與人之間依賴關系被以物質利益為紐帶的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系所取代，使個體走出了先賦的身份規定，融入到后至的職業角色之中。他充分關照人己雙方的利益訴求并試圖調和利己與利他的對立關系，使經濟人的利己和道德人的利他共同導向正義的道德之軌。

斯密放縱仁慈、恪守正義的思想與儒家的仁義學說既相似又不同。兩種理論都從人類眾多的美德中擇取了仁慈、正義作為利他美德的要素，并據此推演出人們日常行為中應遵循的社會規范。不同的是，斯密主張以外鑠的形式，即用制度去捍衛公平正義；儒家則以修身內省的方法維護倫理綱常。由此折射出道德取向的區別：斯密更為注重正義的價值；儒家則強調成仁的意義。

(三)關照他人利益——道德人的三重境界

道德人強調他人利益、社會利益的重要性，同情心使人們情感達到一個利他共同點，其意義在于通過個體自身人格完善，以利他方式推動社會美德的形成, 建構普遍的道德原則。道德人利他分為三重境界:完全利人、成人達己和成己利人。完全利人是指道德人的行為以他人利益訴求為出發點,以幫助實現他人利益為歸宿，對自己沒有任何私利可言,甚至有時還犧牲個人利益，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成人達己是在幫助他人實現利益的同時，也達成自身訴求，這是道德的中級層面;而成己利人是出于自利需要，為了利己而去利他, 是道德人最樸素的追求。完全利人是一種無私利他的道德表現，屬于仁愛的利他主義。把仁慈上升為道德標桿，是否定個體合理利己的絕對利他，在現實生活中以個案形式相對存在，令人敬畏。但這種德性觀對個體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的要求已非常人所及，完全利人是“最高且偶爾善原則，它只應該且只可能指導每個人的偶爾行為”[6]，因而在經濟社會中不能作為對大眾普遍的道德要求。成人達己和成己利人都包含了互惠思想，是利己的利他主義。他聯系了人性利己與利他的兩面，是進化上相對穩定、內涵上較為豐富、存在上比較普遍的道德觀。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闡述的一個基本原理是同情產生利他的美德。一方面同情是否合宜，基于他人贊許或反對的情感反射，獲得他人贊許、實現自己想要的感覺本身就蘊涵樸素的功利色彩；另一方面，斯密認同利益是道德的基礎，在他的視闕中利益與道德并不是決然對立。斯密的道德人思想歸屬于利己的利他主義，成人達己和成己利人既契合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同時又在道德層面引人向善，從而構成經濟社會主流的道德標準。

道德人在利他中蘊含的利己與經濟人在利己中實現利他，形成了道德人與經濟人對話的基點。經濟人利己是自愛的顯現,道德人利他是仁愛的表達。從自愛走向仁愛,經濟人與道德人交互融合，為斯密實現兼相愛、交相利的經濟道德設想提供了主體保障。

三、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融合:兼相愛，交相利

經濟人利己、道德人利他，形似分離，實為一體。從利己走向利他，是經濟人向道德人的應然追尋；在利他中實現自利，是道德人向經濟人的實然回歸，利己與利他構成兩者形式上的異，互利則是實質上的同。經濟學、道德倫理學從今天看來分屬兩個學科，但在斯密所處的那個年代則歸集于道德哲學范疇。經濟人、道德人是斯密人性二元認識論統攝下的思想結晶。經濟人、道德人走向融合，走向物質與精神、經濟與道德相統一的社會人，是斯密兩大思想體系的匯融與延展，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時代選擇。

(一)經濟人、道德人走向融合具有先天的人性基礎

在斯密的人性觀中,人性既不是完全利己也不是絕對利他?！熬烤故鞘裁匆蛩卮偈箍犊畬捄甑娜嗽谒袌龊?，以及猥瑣卑鄙的人在許多場合，為了他人較大的利益而犧牲他們自身的利益呢？……它是理智，是原則，是良心，是我們心里面的那個人?！盵5]163人的良心并不以財富多寡、品性善惡而有無，它天然存在于每個人身體之中，促使人們愛鄰如愛己，只是表現程度因人而異。在肯定人性利他一面的同時，斯密又指出人性利己的另一面。人們自愛的本性與同情心相伴隨，然而人本能又是自私的，總是在自愛心的引導下追求自身的利益以致妨礙同情心的充分發揮。關照自己、自我保存是人性自然的表達，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發展環境中安身立命是人的第一需要。在斯密看來，人性是利己與利他的集合，利己是我與己的心靈對話，出于對自我利益的追逐；利他源于同情感，是我與他之間的心靈交流。利己與利他構成了一個物體的兩個面，共存于人的心靈之中，形成了經濟人與道德人融合的心理基礎。在斯密心目中理想類型之人是既能壓制自私的原始情感，又能以同情心敏銳地感知他人、關照他人。人性是利己與利他的集合，盡管斯密所持的這種人性觀在其自身構建的學術體系中缺乏形而上的支撐，同時在他所處的那個年代也未能得到科學理論的有力辯護，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生物學研究表明：利己與利他在人性中客觀存在，人體內有利己與利他的基因載體，并借助基因把利己和利他行為傳播。馬斯洛從心理學的視角也揭示人性有不同層次的需要，既有生理、安全的利己需要，也有尊重、自我實現的利他需要，人性動機的發展與需要的滿足密切相關。于此，斯密的人性觀得到生物學、心理學的雙重支撐，經濟人與道德人融合也成為人性和諧的應有之意。

(二)經濟人、道德人走向融合受到后天的制度規約

在《國富論》《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對于經濟人、道德人行為標準都做了同一性的界定:不損害他人利益。不損害他人利益是正義美德的底線訴求，同時也是自利行為的道德邊界。斯密認為，唯有正義準則是明確而精細的，規定它所要求作出的每一種外在行為，其他美德的要求都是模糊不清的。道德的概括性原則構成了正義準則的主要內容，它“是透過實際經驗，發現所有屬于某一類的行為，或所有發生在某種情況的行為，都受到贊許或非難而逐漸在我們的心底形成”[5]192。一方面正義準則是人們必須共同遵守的義務，違反必將受到強制懲處；另一方面，正義準則來源于日常行為經驗總結，人們遵循制度安排就能夠產生自我認同，從而理性地將正義準則外化為自身行動指南。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闡述的正義準則，于《國富論》則表現為法律。法律的重要功能就是維護正義。法律和道德構成社會制度的兩極，是人的理念、情感的社會化、制度化體現，是人之為人的法則，打上了人的思想烙印。而與之相對應的是自然制度。自然制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凸顯自然秩序和自然規律。人類歷史受自然制度支配，是合乎理性、有規律的發展。在伏爾泰看來，自然制度是法律和道德賴以建立的基礎，自然制度或自然法的根本宗旨就是“既不在于使別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別人的痛苦使自己快樂”[7]?；舨妓箘t將自然法界定為：“理性所發現的誡條或一般法則。這種誡條或一般法則禁止人們去做損毀自己的生命或剝奪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盵8]作為斯多亞學派的信徒，斯密對自然秩序、自然狀態深信不疑。而斯密的一個創見是把商業社會中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或者說市場發展的必然性要求也納入到自然制度的體系之中，認為“看不見的手” 、公正旁觀者、自然女神等都是這種認識論下的產物。認為“看不見的手”并不關注人內心情感，它不受人主觀意識的影響，潛移默化將利己導向利他。公正旁觀者則時刻體察人的內心世界，不偏不倚地審度激情所支配行為的合宜性，既防止過度仁慈傷害自我，又壓制自私以維護正義。自然女神是天道、王道、人道的人格化身，她感化著人們的信仰，潤澤著人們的心靈，引人向善、行善。社會制度、自然制度合力所形成的公序良俗促進經濟人、道德人融合，進而走向社會人。

(三)經濟人、道德人走向融合是社會人的必然要求

人之所以為人，是兼具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對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的需求是維系自我生存的需要，追求個體利益、實現生命延續是人之本能。人同時又是社會的存在物,只有在社會共同體中才能得以存續,這就要求自我必須與他人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在利他中實現利己才能解決人的生存、發展問題。人的自然屬性衍生利己之心，利己訴求的多樣性使人趨向分化；人的社會屬性產生利他之心，利他方法的一致性又促使人走向聯合。利己目標多元、動態，利他方法同一、永恒。利己與利他在人的社會活動中相互融合，人是社會之人促使經濟人與道德人走向統一。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濟形態由原初的自然經濟發展為集約的市場經濟，每個個體的經濟活動構成了社會經濟活動的總和。從微觀層面看，經濟人從事經濟活動的主觀動機是謀求自身利益，但利己心驅使經濟人通過勞動創造商品滿足他人和社會之需，即在客觀上服務于他人與社會。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經濟人與道德人實質上是同一個人，兩者在經濟活動中走向融合共生。從宏觀層面看，在經濟社會中人的行為與經濟活動、思想意識密不可分。經濟人創造物質財富為道德人提供生存基礎和生活保障，決定了道德人存在的可能；道德人又為經濟人提供行為導向和倫理支持，賦予了經濟人存在的價值，兩者相輔相成、統一于社會人的本體之中。

經濟人與道德人走向融合是經濟社會建設的客觀需要，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觀訴求，但也應當看到經濟人與道德人融合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對立中實現統一。作為個體的經濟人在不同時期的利益訴求、作為群體的經濟人在同一時期的不同訴求，呈現出一種動態、甚至是沖突的格局。人的利己心強烈、利他心薄弱，這就需要我們構建多元的方法把經濟人的利己動機及逐利行為調控在利他和惠及社會的范圍之內，在人人互利之中找到平衡。經濟人與道德人和則兩利，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分則互損，經濟衰退、社會動蕩。內、外因共振才能促進經濟人與道德人互利共存，從而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不斷進步。

愛己方能愛人，利他才能利己。作為人類發展史上第一個系統地提出市場經濟理論的思想家亞當·斯密，其經濟人、道德人理論至今仍然散發著璀璨的光芒。長期以來，國人深處“鄙薄事功，恥于言利”的文化環境之中，鄙視經濟人，弘揚道德人，在價值導向上以社會價值來取代個人價值；在實踐活動中, 以集體利益來壓制個人利益，形成的后果是經濟與道德的激烈沖突，民眾沉浸在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喜悅之時，內心卻又充盈著道德水準下滑的精神之殤。斯密將利己與利他進行了有機融合，在經濟學中凸顯倫理學的道德維度,在倫理學中又注入了經濟學的價值基因。正如約瑟夫·克羅普西所言：“斯密的教誨是要清楚說明道德與保存自我，而這學理能結出的果，是要讓人從傳統的道德桎梏中釋放出來，讓人活在不繁茍的統治下，可各自按著人的意愿，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盵9]經濟人、道德人思想根植于市場經濟的制度設計之中，共同推動人類社會文明進程，彰顯和諧社會人的發展軌跡，為我們解決經濟社會中的道德墮落問題給予了可資借鑒之處。他的思想留給我們的重要價值并不局限于破解多少現實矛盾,更為珍貴的是為我們走出當前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種路徑啟示。

[1] 羅伯特·L.海爾布羅納.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M].蔡受百,馬建堂,馬君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19.

[2] 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3] 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4.

[4] 王亞南.政治經濟學上的人[M]∥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王亞南經濟思想史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0.

[5] 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謝宗林,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6] 王海明.新倫理學:中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635.

[7] 北京大學哲學系.十八世紀法國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99.

[8] 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97.

[9] 約瑟夫.克羅普西.國體與經體——對亞當·斯密原理的進一步思考[M].鄧文正,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139.

(責任編輯 陳詠梅)

Division and Blending:From Economic Men and Moral Men to Social Men——On Adam Smith's Moral Philosophy

YANHai

(Institute for Moral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9)

People is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Smith's moral philosophic thought.Based on the study of human emotions,Smith put forward the 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 and moral man to reveal the value demands of human nature in different fields.Driven by egoism,economic man shows his personality of self-interest and self-love by giving due income to others and taking his deserved.But moral man,governed by sympathy,takes care of others' welfare by his personality,reflecting the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of the society.Both of them had their own system i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behavioral motivation and behavioral targeting,but also had mutual support.Mutual benefit is the foundation of identity.The integration of the economic men and moral men,which have an innate emotional foundation and a postnatal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leads to a harmonious social men.

self-love;sympathy;justice;fusion;protocol

10.3969/j.ISSN.2095-4662.2017.04.007

2017-05-02

嚴海，博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道德教育。

B08

A

2095-4662(2017)04-00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