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員：建國初期賈汪礦區制度變革的初步嘗試*

王 慎 向明亮

(1中國礦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5；2湖北理工學院 長江中游礦冶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湖北 黃石 435003)

定員：建國初期賈汪礦區制度變革的初步嘗試*

王 慎1向明亮2

(1中國礦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5；2湖北理工學院 長江中游礦冶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湖北 黃石 435003)

1950年下半年，徐州賈汪煤礦開展了旨在提高效率的定員工作，即根據生產計劃，規定各個崗位人員的數量。由于賈汪礦區黨委在建國初期對如何管理煤礦和發展生產還缺乏經驗，故整個定員過程暗流涌動，頗為艱難。這個情形不僅凸顯了當時政治環境的不穩定特點，還折射了礦區黨委、員工在制度變革之際的不適應性。

建國初期；賈汪礦區；定員；制度變革

作為全國重點煤礦之一，徐州煤礦的采掘始于北宋，發展于晚清洋務運動時期。進入20世紀，以韓橋井和夏橋井為主體的賈汪礦區逐漸演變為徐州煤礦的中心，至1948年底，兩井共有從業人員8 482人，日產煤約5千噸[1]301。1949年初，歷經滄桑的賈汪煤礦被新政府全面接管，翌年，旨在發展生產和鞏固政權，中共賈汪礦區黨委在礦區漸次實施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如定員、廢除封建把頭和民主“補課”運動等。其中，定員作為民主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同時也是礦區黨委變革制度、發展生產的初次嘗試，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建國初期賈汪礦區在生產、管理等方面所面臨的問題，以及礦區黨委為此所作的種種努力。

然而，迄今為止，對于建國初期礦區民主改革的研究，當代史或者礦業史學者較多關注的是“廢把”運動和民主“補課”運動。相比較，與定員工作相關的內容，學界鮮有論及，更遑論以賈汪礦區為個案的研究?；诖?，本文擬以檔案為主體資料，先概述建國初期賈汪礦區定員工作的基本情形，繼而探討定員過程中，礦區黨委在管理方面的不足之處，最后再從宏觀角度審視之。

一、定員的基本情形

1950年下半年，賈汪礦區黨委根據煤礦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以及當時的人員組織情況，制定了詳細的生產計劃，確定生產崗位并規定各個崗位所應配備人員的數量，此即定員。這項工作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節約成本、避免浪費和提高生產率，最終目的則是為日后大規模的生產關系變革作準備。

賈汪礦區之所以于1950年下半年開展定員工作，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建國初期煤礦管理混亂、人員龐雜、勞動力浪費嚴重，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如賈汪煤礦1949年的人工系數是225.902，而直接投入生產的人工系數只有122.858[2]23，這表明大約有過半數的工人處于閑置狀態。1950年初，礦區雖然對勞動組織作出局部調整，但效果有限，上半年全礦的平均效率是0.282，竟然低于1949年的0.301[3]2。

以韓橋為例，1950年7月份原計劃效率為0.62，實際卻是0.47；用工系數208.707，超出計劃8.656。對此，礦區黨委總結認為，“工作缺乏計劃性、預見性，招收工人過于隨意或因人設事”是直接原因。如，1950年7月，全礦員工比1949年底多605人，從而導致窩工嚴重和派歇的普遍化，這不僅浪費了勞動力，還嚴重抑制了工人的生產積極性[4]。

另一方面，因為人浮于事而影響了工程計劃的進行和技術裝備的應用。如：夏橋南大巷為安置閑置工人，將當時不宜開采而要保留的煤由長壁面改為殘柱式；大運班因運輸工人太多無法安置，致使安裝柴油車的計劃受到影響；夏橋東石門輪坡改造計劃，也因為閑置人員太多而暫停[5]78。

由此可知，賈汪煤礦生產仍以人力為主，勞動力不能被科學地組織和有效地利用，致使大量人員閑置，而人員閑置又束縛了技術的改進。故此，若要實現煤礦管理制度的科學化和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合理利用人工，提高生產效率，必須通過定員工作整合勞動組織來完成。

此外，就大環境而言，賈汪礦區黨委在1950年下半年實施定員的原因，亦與急劇變化的政局有關。及至1950年6月，黨中央還鑒于政權初創，認為“不可四面出擊”“不可樹敵過多”“不能急躁”[6]397-400。但是，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和鎮反運動的展開，以及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中央立即改變既有政策，決計在礦區逐步實施整頓，期望以此在擴大生產、支援戰爭的同時，還能夠實現權力的下移和政權的鞏固。不過，黨委也清楚礦區的情形之復雜，是故，先從不過多觸及舊勢力、舊制度的定員工作著手，亦是穩妥起見。

即便如此，對于長期搞武裝斗爭的賈汪礦區黨委來說，也深感經驗缺乏，認為該項工作頗為棘手。經過幾次會議討論，黨委決議采取“摸石頭過河”的辦法，即在實踐中積累經驗。根據所采取的方式，整個定員過程可以被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采取“關門主義”和“命令主義”。工作伊始，礦區黨委就因為經驗不足，加之上級要求第四季度生產效率需要提高至0.48，其中10月份就要達到0.366，任務急迫，故產生了急躁思想。黨委認為只要將黨政工團的干部力量集中起來，搞突擊，就可以解決問題，其結果便是“少數干部包辦代替”[7]5，如9月19日夏橋三段184人上井，就是由“幾個干部決定了定員與編余的名單”的結果。此外，主要負責干部對“定員的意義不明確”，認為定員一方面是為了生產，另一方面是解決成分問題，即編余的人員“都是”而且“必須”是“壞”的，如“偽頑成分”“宗派分子”“犯錯誤的”，抑或老、弱、病、殘等類。這樣一來，定員工作只好在“秘密”的狀態下采取“命令主義”[8]20。

事實證明，在政權初創、內外環境嚴峻的情形下，采取不依靠群眾、不重視宣傳的“關門主義”，注定會對定員工作產生適得其反的作用，影響正常生產。例如，韓橋井有的編余人員認為定員就是“屎殼郎推車——滾蛋”，夏橋電廠編余工人則發牢騷說：“反正不給吃了”，于是，礦工的消極思想抬頭，怠工、睡覺現象蔓延，致使9月10日減產了15噸，11日減產了12噸；9月20日三段礦工萬才運、馬振五因其堂哥被編余，心存不滿，故意合伙破壞鼓風機。這些問題說明，第一階段的定員，由于黨委執行政策不嚴格，在原則性的問題上不明確，對群眾路線貫徹不力，宣傳教育工作準備不充分，以致工作陷入“事務主義”中。其結果不僅不利于生產，還影響了礦區工人的團結、甚至新生政權的鞏固。

第二階段，采取“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1950年9月下旬，礦區黨委的工作轉入第二階段。一方面，從生產的實際需要固定人工，并留下適當的輪休百分數。以韓橋為例，定員以前的輪休率最高曾達35.7%，效率為0.49，直接效率為1.16；根據工程的情況，編出了650人，輪休率立即降至6.2%，效率升至0.66，直接效率升至1.55，日產量提高了1 630.5噸。另一方面，礦區黨委還嘗試發動群眾來定員，即先開“小會”再開“大會”，走訪礦區工人，傾聽群眾的意見。其實，這也是對第一階段工作方法的糾偏、修正[5]16。

不過，在具體過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難以預計的問題。比如，在動員中干部常把“群眾通過”理解為“表決通過”，放棄了“宣傳”“教育”“說服”等環節，違反了自覺原則。這種變相的“命令主義”現象引發了一些工人的不滿，如刨炭工吳立元因不服管理，支會主任通過群眾“表決”，他被迫上井；木工王漢軍因干活時偷睡，也被“擁護”上井?！按祟惱訕O多，已成普遍問題?！眹乐氐那闆r甚至發展到報復和徇私，如黨委的徐正亮、王開山等，主要工作并不放在宣傳教育上，而采取“表決”等強迫命令手段，以致編余工人要“劈”他們[8]3。

“五省通衢”的徐州，向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民風桀驁不馴，尚武崇義。礦區黨委在此次工作中采取簡單、粗暴的“命令主義”，肯定難以服眾；加之當時政治環境存在不確定性，礦工的抱怨、猜忌、對抗等行為都在所難免，這也是那個年代黨委在各類工作中都必須面對和重視的問題。

二、編余工人的安置

在定員工作中如何安置上井的數千名編余工人，這關涉社會穩定和新生政權的鞏固。對此，礦區黨委頒布了“賈汪煤礦編余工人處理辦法”。主要內容如下：1)(礦工)可以出于自愿選擇退休；2)給予退休人員以較高的補助，并協助其向政府申請土地；3)退休人員享有復工優先權。如此待遇令員工“爭先恐后”地選擇退休[9]18。工人普遍說：“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好的待遇?！边€有年老退休的工友說：“連兒子都不養我，這次共產黨還養我老呢！這是幾輩子也沒有想到這樣的事?！庇行├瞎び焉踔良拥匾獮槊飨⒈甗10]5。

然而，在生產力較低的水平下，那么多工人集體退休，即“2 869人回家，這在賈汪還是第一次”[11]，其結果便是，高額的退休補助金令礦區不堪重負，直接導致財政緊張，產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考驗著黨委的應對能力。

為了安置編余工人，礦區提高了退休待遇，尤其是經濟補償，一般的工人可拿到三個月，即80～100萬人民幣(舊幣)的補助金，這是“深怕工人不走而出的辦法”。然而，這項支出極大地超出了礦區經濟承受能力。譬如，1950年11月份，礦區支出費用共3 352 538 553元(舊幣)，合粗糧3 289 062.845斤，其中退休費用即占2 259 255 032元(舊幣)，約為總額的67%。而且，根據中燃部與中國煤礦工會的指示，退休工人應當是不依礦為業，不經常到班的工人，故退休金不能超過兩個月的平均數?？墒?，由于礦區黨委一方面對該指示不作“慎重研究”；另一方面主觀認為山東礦務局已有規定，對退休工人應毫無界限。結果，一些真正依礦為業的固定工也隨之上井，退休金于是超出了平均數，令礦區財政捉襟見肘，連12月份添置冬衣的計劃都因此而擱置[9]2。

礦區黨委還違反了中央“包下來的政策”。所謂“包下來”，目的是在避免工人失業的基礎上為工礦企業儲備后備力量，從而實現工人和國家利益的一致性；本質則是建國初期，黨和政府為穩定社會所實施的權宜之計。具體措施，就是工礦企業以“培養人才、培養骨干、培養技術”為宗旨，通過“辦學?！睂と诉M行教育[5]23。因而，如果把這個政策單純理解為“養著”和“安置”，則是一種“思想上的模糊”[10]12。不過，此次賈汪礦區的定員工作中，編余工人3 349人中有2 869人退休，其中，職員1人，固定工786人，臨時工2 082人。對此，礦區黨委在總結中認為，這樣的情況不僅與中央“包下來”和“長期培養”的方針相抵觸，還在“政治上產生了嚴重的偏向和損失”。畢竟，這些員工“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完全沒有必要解散”[12]。

即便如此，退休工人的生活其實也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大量退休工人返回農村，在土改后所分配的土地上參加農業生產，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根據礦區黨委1951年初在銅山(徐州周邊一個縣)的調查可知，大部分退休工人遇到了下列問題：1)土地不足或者土質不好； 2)生產資料缺乏；3)雖然手握數量可觀的退休金，但大都被用于日常開支，所以生活并不穩定(長期在農村中生活的退休工人暫時還沒有這個問題)。礦區黨委估計，此類退休人員占總數的80%以上，待度過1951年春荒，他們必然會遇見新的困難[13]2。如夏橋已有“少數工人無業，依靠兄弟、子侄為生的現象”，這給“壞分子以造謠的機會”，造成“工人的懷疑、顧慮”，即“說不定哪一次要靠不住”，并可能進一步對“黨的救濟事業政策表示不滿”，這是嚴重的“政治損失”[14]。

由此可見，編余工人的安置工作與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以及新生政權的鞏固都有直接的關系。不過，囿于當時主客觀條件，這項工作無論在經濟層面還是在政治層面都有所不足，這為賈汪礦區黨委此后推行其他變革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

三、定員工作之得失

賈汪礦區在1950年下半年實施定員后，礦區的生產和管理都出現了“新氣象”。首先是初步建立了合理的勞動組織。由于從井下抽出臨時工2 080人，減少了勞動力的流動量，勞動組織的混亂狀態有所改善，派歇、窩工現象基本消失，管理人員反映，“派活都容易了”。其次是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由于定員固定了勞動組織和勞動力，基本解決了因人設事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產力。12月份，全礦的直接效率從0.973提高至1.15。三段四區中班工人說：“定員真好，過去下110人出102個炭，現在下70個人出90個炭?！弊詈?，激發了工人的生產積極性。由于定員和計件工資的推動，勞動報酬得到保障，不僅穩定了工人的勞動情緒，還加強了工人的責任心和事業心，樹立起工人“依礦為業”的主人翁心態，三段工人高安義說：“定員以后越干越有勁了?！盵10]11

由于礦區黨委在定員工作中，準備不足，經驗缺乏，加之大環境的不穩定，導致一些新問題的出現，主要如下：

其一，定員變成裁員，忽視定崗員工的管理。礦區黨委由于對政策理解不夠，認為“提高效率需要減少人數”，結果定員變成了大裁員，致使青壯工2 639人和熟練工1 311人離開礦區。與此同時，在整編中又沒有設立調配人員的部門，以致原來缺少員工的段，沒有得到及時調補，如夏橋井木工定484人，缺25人；石工定95人，缺39人[15]。這就是沒有統籌兼顧、只忙于減少人數的結果。此外，黨委對定崗員工的管理及其生活訴求也有所忽視，例如，對于輪休，“井領導還沒有緊密打算，數字都沒有統計”；對于考勤，“仍因人事制度不嚴，曠工與假缺沒有明確的界限和嚴格的管理而不能統計”，故而，夏橋井10月份出勤率只有75%，11月份出勤率則比10月份低4.4%[10]2。至于11月中旬，大量井底工人要求上井，除了受“勞動強度的增加和編余工人退休費高的影響”外，主要就是“沒有把定住工人放到工作的主要位置上來處理和重視”，缺乏生活關懷所致[10]3。

其二，固定工變臨時工，對工人身份缺乏明確的界定標準。定員工作的主要目標是求得勞動組織的穩定和效率的提高，如果不把那些不依礦為業的臨時工，亦即“半工半農”的人員編出，定員目的就難以達到。由于經驗不足，黨委和基層組織對于“半工半農”沒有給予正確的解釋，故缺乏明確的界定標準和政策依據(指代臨時工，但又不全是)。此外，黨委還主觀地認為只要把“依照生產需要”[5]2的口號打出去，就能夠解決問題，結果便是違反了實際情況，定錯了許多依礦為業的員工，造成大多數人都是“半工半農”。這不僅在礦區引發了干部、工人之間的矛盾以及工人之間的不團結，甚至還造成群眾“對編余的恐慌心理，混亂了自己的階級陣營”，工人“你我互指，互不服氣，互不承認”，影響了生產組織的穩定。如三段工人吳繼寶、吳繼坤，群眾“要他們上來，說他們是半工半農”，因無標準，他們說“讓人干活的才是，我不上”。即使上來的工人也“普遍不服，不承認自己是半工半農”[16]。這樣的情形不僅嚴重影響了工人之間的和諧，還造成干群關系的緊張，影響了生產。

其三，好心辦壞事，繞了彎路。由于管理經驗不足，礦區黨委雖然在執行政策時不乏認真和謹慎，但仍有偏差，經常顧此失彼，甚至出現“好心辦壞事的情況”。正如華東局對徐州礦區的評價那樣，“賈汪黨委對于定員工作是認真的，這從集中力量開展工作可以看出，集中了一百多干部，黨政工團也被要求統一認識……但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卻思想模糊”[17]6。所謂“思想模糊”，就是面對具體問題，無法靈活應對，常犯“教條主義”或“主觀主義”的錯誤，這在安置編余工人的過程中可見一斑。首先，黨委主觀上確實想對群眾負責，故自始至終都強調了自愿，且承諾給予退休工人以土地和貨幣。但是，無奈政策水平太低，執政經驗不足，對于“自愿”到什么程度，似乎很難把握，往往把“辦法弄錯”[15]2。當工人大批要求退休時，都無條件的放行，這是“在一種沒有原則的幼稚的情緒之下工作著”。其次，對于退休金不加限制，錯誤以為“退休待遇照顧得好，表現了我們對工人負責”；以為不滿足那些退休工人的要求，就是“脫離群眾”。實際上這是“變相鼓勵工人退休”，“違反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也違反了國家的利益”[18]4。最后，賈汪黨委在定員工作中把老工友、殘疾工人也列入編余工人范疇，給予退休待遇，這就是對政策理解不夠，執行過于隨意的體現。因為中央曾規定“老工友不得退休”，但賈汪礦黨委“沒有宣布這一點，也沒有貫徹”，而且，黨委基層組織還對這些工友的體格作了“不適當的強調，過分渲染了體格弱的方面”。這其實是站在“非群眾觀念的立場”[19]2上看待老工友，因而影響了其他工人的生產情緒。

其四，影響了干群以及黨委內部的關系。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這次制度變革在員工中引發了不同的反應，觀望、懷疑、支持、反對同時存在，不僅工友關系緊張，干群之間，甚至黨委內部也出現了一些過激行為。例如，干群之間，由于礦區黨委常在“命令主義”和“群眾路線”之間猶豫、搖擺，這引起了部分工人的不滿和消極對抗，更為極端者，某些地段甚至出現群眾強迫黨委干部帶頭編余和退休的現象。一段青年團支書記鄭年基、委員劉安民都是“編余工人強迫他們帶頭上井的”；六段支會主任王開山的父親也是在群眾要求“帶頭作用”的口號下“逼上來的”；韓橋王京全(黨員代表)的弟弟也被迫“帶頭”上井。另外，因“命令主義”引發的反彈還包括赤裸裸的人身威脅。據1951年1月的不完全統計，因為編余問題，引起群眾不滿，結果“一個支會主任被打，六個支會主任受到威脅”，還有些“好滋事的極端不滿的分子放空氣(言)要打死其中的兩個支會主任”，因此，支會主任“普遍增長了對自己工作的恐慌情緒”。再如，黨委內部，也“存在著企圖以定員來解決(黨內)某些具體問題，如歷史節點和思想認識等”，甚至“發展到以定員作為‘教育’(實則懲辦)黨員的手段”。如，夏橋井曾通過黨內決議，“勒令”一些黨員如王廣才、杜松泉上井。王廣才“堅決對立”，結果脫離礦山；杜松泉干脆退休了[20]13。據此可知，1950年下半年賈汪礦區的定員工作乃得失兼具，既促進了生產，也引發了問題。

四、余論

總之，透過現有資料可以發現，建國初期，面對制度變革和利益之得失，賈汪礦區內部不同的“理性人”都呈現出了復雜的政治面向。

從工人角度觀察，在政權甫定、黨政立足未穩、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的情形下，焦慮、懷疑、不安、對抗等情緒會不受控制地四處蔓延，如果再輔以利益的刺激，這樣的情緒就立即轉變為具體行動。因此，賈汪礦區的定員工作始終表現為“暗流涌動”的特點。不過，這些消極因素終將會隨制度變革的深入推進和政權的鞏固而逐漸消失，這已被后來的事實證明。

就黨委而言，政權初創，生產亟需發展，“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墒?，在當時的形勢下，“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21]1427-1428。那么，如何在“發展、恢復生產”和“對付不拿槍的敵人”之間尋找平衡點，根據此案例可知，賈汪礦區黨委顯然還準備不夠充分，在具體問題上也應對失當，“階級斗爭”印記明顯，故致使多方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抱怨和抵制。其實，在建國后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即便是中央層面的黨和政府也一直在為解決此問題而努力地探索著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所以，無需對賈汪礦區黨委求全責備，畢竟那是一個歷史性的難題。

最后，還需要指明的是，此次賈汪礦區的定員工作只對生產關系作了局部調整，并沒有太多地觸及舊體制、舊勢力，但這絕非表明礦區黨委的讓步與妥協。不久，隨著“廢除封建把頭”“三反五反”“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運動的漸次開展，一切方才表明，1950年的定員工作亦是其后大規模制度變革的一次初步嘗試。

[1]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劉鴻生企業史料:下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01.

[2] 賈汪煤礦1949年下半年工作總結(1950年1月)[Z].徐州礦務局檔案館:全宗號28-7.

[3] 賈汪煤礦1950年上半年工作總結(1950年8月)[Z].徐州礦務局檔案館:全宗號28-9.

[4] 韓橋井工作近況[N].徐州礦工報,1951-03-04(2).

[5] 市委關于機關、工礦企業的建黨、教育材料(1951年1月)[Z].徐州檔案館:全宗號23-2.

[6] 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M]∥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397-400.

[7] 賈汪煤礦關于廢除封建把頭、講理大會情況(1951年2月)[Z].徐州礦務局檔案館:全宗號28-23.

[8] 賈汪煤礦民主改革補充材料(1950年12月)[Z].徐州礦務局檔案館:全宗號29-4.

[9] 賈汪煤礦定員工作總結(1951年3月)[Z].徐州礦務局檔案館:全宗號3-1.

[10] 賈汪煤礦1950年下半年工作總結(1951年1月)[Z].徐州礦務局檔案館:全宗號28-13.

[11] 孟林.1950年以來煤礦工人數量變化對比[N].徐州礦工報,1954-03-20(1).

[12] 賈汪煤礦工人教育工作概述[N].徐州工商報,1952-01-11(4).

[13] 徐州市郊張莊鄉經濟情況、階級動態調查報告(1951年5月)[Z].徐州檔案館:全宗號23-4.

[14] 市區失業工人救濟事項[N].徐州工商報,1952-05-12(3).

[15] 市委關于工礦管理、小麥收購及土產交流會的報告(1951年2月)[Z].徐州檔案館:全宗號23-4.

[16] 賈汪礦建黨總結[N].徐州礦工報,1956-10-25(3).

[17] 關于退休工人的安置和處理(1951年1月)[Z].徐州礦務局檔案館:全宗號22-1.

[18] 賈汪礦區關于退休工人的安置和處理(1951年5月)[Z].徐州礦務局檔案館:全宗號22-1.

[19] 1952年市委工作總結報告(1952年12月)[Z].徐州檔案館:全宗號3-5.

[20] 賈汪礦黨團組織發展情況調查報告(1953年3月)[Z].徐州礦務局檔案館:全宗號28-2.

[21]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M]∥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7-1428.

(責任編輯 尹春霞)

Fixing the Number of Staff:A Preliminary Attempt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Jiawang Mining Area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WANGShen1XIANGMingliang2

(1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Jiangsu 221115;2Research Center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Culture &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Huangshi Hubei 435003)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50,fixed number of staff in each position was introduced in Jiawang coal mine in Xuzhou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plan to improve efficiency.However,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party committee of Jiawang coal mine had little experience for coal min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the whole process of deciding the number of staff needed in each position didn't go smoothly.This situation reflected not only the unst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but also the inadaptability of the staff and party committee of the mining area during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iawang mining area;fix the number of staff;institutional reform

10.3969/j.ISSN.2095-4662.2017.04.002

2017-04-15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近代中國礦業勞工問題研究(1895—1949)”，項目編號：15BZS079；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項目“建國前后黨贏取民心問題研究：基于高校思政教育視角”，項目編號：15YJC710060。

王慎，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共黨史。 向明亮，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國近代社會史。

K207

A

2095-4662(2017)04-0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