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傳統村落遺產保護的新視角

馮智明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廣西桂林541004）

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

空間：傳統村落遺產保護的新視角

馮智明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廣西桂林541004）

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社區研究方法確立了村落作為一個多重屬性的社區空間所具有的獨立性與特殊性。文化遺產及相關概念本身貫穿著“空間”的屬性，傳統村落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新型遺產，更無法回避空間問題。文章運用人類學的空間理論進行研究，有助于傳統村落遺產保護實踐打破窠臼，構建保護新模式。只有視傳統村落為動態的生態系統進行整體性空間化保護實踐，才能體現村落真正的空間意義，讓文化遺產扎根于村落社區。

空間；傳統村落；文化遺產

空間問題是當代理論變革的關鍵概念之一。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界逐漸掀起“空間轉向”研究思潮。人類學對空間的認識從本體論轉向關系論，重新思考作為物質實體的空間的多重屬性、意義及其生產，空間與社會生活、文化秩序、行為實踐等的復雜關系，“空間轉向”為諸多傳統議題提供了顛覆性的討論構架。文化遺產及相關概念本身貫穿著“空間”的屬性。我國各類遺產保護工作如火如荼，近年來提出的“傳統村落”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新型遺產，更無法回避“空間”問題。運用人類學的空間理論進行研究，有助于傳統村落遺產保護實踐打破窠臼，構建保護新模式，無疑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空間理論與人類學的空間研究

“空間”濫觴于后現代地理學與批判社會理論對同質性的全球化空間、空間的多樣性發展、城市空間的性質與社會生產等問題的揭示和反思。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初的西方城市化浪潮，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興起對空間研究的浪潮旨在建立一種空間化的批判社會理論，并把空間植入當代城市問題研究。法國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繼承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遺產，深刻批判了狹義地視空間為物理容器和“場”的傳統理論傾向，為空間的社會屬性正名，引領了社會學、人類學界的“空間轉向”。在其代表作《空間的生產》一書中，他將其理論聚焦于城市空間生產,提出了“（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的核心觀點和“空間生產”概念，認為空間是不斷變動的人類生產實踐的產物，是一種社會關系和歷史構建。他將空間劃分為三個層次：“空間實踐(Spatial Praxis)，即空間的感知；空間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即空間的想象；表征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即空間的生活經驗?！盵1]33-46在他看來，每一個社會空間都是這三個層面的集合體，從而構建了“空間—歷史—社會”三位一體空間辯證理論框架?？臻g生產理論對空間的哲學反思關注的不是具體的物質空間營造，而是空間中社會關系、文化意義、社會權力的形成、生產、重構以及實現。

20世紀80年代，社會人類學者米歇爾·?？?、皮埃爾·布迪厄和安東尼·吉登斯等從多面向深刻地發展了空間理論，致力于研究權利與知識的空間化，社會空間、地理空間與階級的復雜關系，社會關系在時空延伸上的結構化理論等。?？率强臻g理論的另一個思想先驅，他在《規訓與懲罰》《臨床醫學的誕生》等著作中，通過描述全景式監獄、現代封閉式醫院等特殊空間對犯人、病人的監視與“凝視”，分析了社會控制的空間策略和身體宰制問題，關注空間與權力的交織，提出身體的空間政治理論。但其理論缺憾是將身體視為一種受規訓的客體，忽視了主體的感知、能動性和動態性，沒有注意到個體對這種空間形式的社會控制的日常反抗方式。布迪厄的空間觀和他提出的兩個經典人類學概念“資本”“慣習”結合在一起，同樣認為空間是交織著社會關系的空間，個人或團體所屬的任何社會空間，與其占有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份額有對應關系，因而借助“慣習”表達出的社會空間感各有不同。布迪厄的空間觀是一個“盡可能同質的理論分類”[2]12，他試圖構建和闡明空間、慣習、資本與社會階級的錯綜關聯。

空間理論與“空間轉向”思潮深刻影響了近年來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臺灣地區人類學者黃應貴對人類學的空間研究有深入的思考，指出其不僅是一種新的切入點與方法，也有助于對多面向空間屬性的新認識，并認為空間研究與以下人類學傳統議題結合的重要意義：（1）反思文化概念，建構社會共有的象征與概念；（2）儀式研究；（3）親屬制度研究；（4）性別研究；（5）原始思維和宇宙觀研究[3]26-31。早期人類學不乏對空間問題的關注，尤其是對村落空間和家屋的研究。例如，日本人類學家福田亞細男在《村落領域論》一文中集中討論了日本傳統村落的空間結構問題,建構了村落“三重同心圓結構”模式，對三重同心圓領域的不同象征意義及其關系進行了闡述，并深入研究了不同層次的村落領域、境界和與之對應的儀式、慣例和觀念等[4]。村落空間不僅是一種簡單的物質空間和自然環境，而是具有經驗和價值之分。家屋研究更是蔚為大觀?？寺宓隆ち芯S-斯特勞斯提出“家屋社會”[5]的概念，認為家屋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再生產空間和繼嗣單位，也是一個獨立的交換單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家屋研究民族志將家屋視為生命體，對家屋空間的生成、象征意義以及與人觀的關系等進行深刻描述，屬于經由空間象征探討社會結構的理論進路。CARTSEN J和STEPHEN H J在《關于家屋——列維-斯特勞斯和對列維-斯特勞斯的超越》一書中對此有全面的總結和評述[6]。近年來的空間轉向催生了命名為空間人類學的新分支，“呈現出兩種發展趨勢:一個是在傳統田野地點反思的基礎上,開啟了多點民族志的實踐；另一個則是在批判社會理論影響下,出現了邁向多維互動的空間民族志”[7]。邊界與移民、民族與認同、多樣化與全球化現象、旅游與真實、建筑、規劃和設計、種族/階級/性別隔離正在引起以空間向度作為新方法論框架的人類學家的注意[8]。

二、文化遺產的空間維度

從法律詞匯“遺產”承繼而來的“文化遺產”概念的產生和演變過程，歷來就貫穿著“空間”的維度。其中，“遺址”“場所”“場域”“文化場所”“文化空間”“文化景觀”等概念凸顯了文化遺產的內在空間屬性。1954年的《海牙公約》首次提及“文化資產”（Cultural Property），并將其定義為：“對每一種民族文化遺產具有重大意義的可移動或不可移動資產，考古遺址（Site），具有歷史或藝術價值的整體建筑群……”①1964年的《國際古跡遺址維護與修復憲章》（威尼斯憲章）定義了“歷史紀念物（Historic Monument）”的概念：“不僅是單項建筑，包含任何一種獨特文明、一項重要發展或歷史事件的城市或鄉村場所（Site）屬此列?！?972年的《保護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公約》將文化遺產分為“古跡、建筑群、遺址（場所）”三類，其中場所（Site）被定義為：“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的聯合工程，以及包括有考古地址的區域?！雹趶纳鲜龆x可以看到文化遺產中“Site”的重要性，既指建筑等物質空間、地點，也包含其中孕育的獨特文明，“將每個文化遺產項目與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環境聯系起來，它首先意味著文化遺產在經緯度上標注的具體地點，其次還包含著有形的物質遺存空間及其附著的日常生活意義”[9]。

“文化景觀”概念也具有“空間”的物質、社會、精神的多維含義，是人與自然空間互動的產物。文化景觀在1992年的第16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正式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與遺產運河、歷史街區和文化線路同屬世界遺產中的四種特殊類型，現已有40多項，我國的廬山和五臺山便屬此列。文化景觀被定義為：“人類社會和聚落長期憑借自然環境的給予和限制，以及持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力量影響下的有形證據?！盵10]文化景觀遺產聯結了人、自然與文化，“擴展了我們關于生物與文化多樣性相互交叉關系的思維，指引著未來人與環境關系的發展方向”[11]。重點在于保護人與自然互動的過程和產物,既是人類認知、利用自然空間的過程，也是人類運用自身的意義體系構建多維空間并進行空間生產的過程和結果。

“場域”本是一個社會學、人類學概念，指與社會互動相聯系的自然或人工化的環境，以及其中的社會關系和網絡。2005年頒布的《遺產結構、場所與地區的場域維護西安宣言》將“場域”引入世界遺產保護中：“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區域的周邊環境（場域，Setting）指的是緊靠古建筑、古遺址的歷史區域和延伸的、影響其重要性和獨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獨特性組成部分的周圍環境。除了實體和視覺方面的含義之外，周邊環境還包括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所有過去和現在的人類社會和精神實踐、習俗、傳統的認知或活動、創造并形成了周邊環境空間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當前活躍發展的文化、社會、經濟氛圍?！雹邸皥鲇颉笔菍ξ幕z產景觀完整性、整體性原則的全面注解，比“場所”更關注文化遺產的整體環境，包括實體和視覺的“環境空間”及其相關的經由人與環境相互作用所創造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實踐。這一概念事實上與人類學對空間的認知如出一轍，強調文化遺產空間是自然地理或人為環境，同時也包括社會關系、文化習慣、宇宙象征、政治經濟條件和意識形態。

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中的“文化空間”概念進一步彰顯了遺產的空間屬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表述為：“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痹谶@之后，專項名詞“文化空間（場所）”④便被頻繁提及，國內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專家、學者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度祟惪陬^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申報書編定指南》進一步明確了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兩種表現形式之一的“文化空間”的具體含義:“一種表現于有規可循的文化表現形式,如音樂或戲劇表演,傳統習俗或各類節慶儀式；另一種表現于一種文化空間,這種空間可確定為民間和傳統文化活動的集中地域，但也可確定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時間；這種具有時間和實體的空間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它是文化現象的傳統表現場所?！盵12]219“文化空間”這一概念更具有人類學“空間”概念的理論內涵，因為它首先是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產生和傳承的物質空間或場所；“在這個‘場’里有人類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認定,是一個文化場；在這個自然場、文化場中,有人類的行為、時間觀念、歲時傳統或人類本身的‘在場’”[13]。換言之，文化空間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包含了自然空間或物理空間、時間、歷史、文化表現形式、人類活動的“活態空間”；如果只有物質景觀或空間存在而無人類活動，社會空間和精神空間便是枉然。因此，“文化空間”凸顯了“空間”概念的動態和社會意義。

三、空間化實踐：傳統村落遺產保護的新視角

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社區研究方法確立了村落作為一個多重屬性的社區空間所具有的獨立性與特殊性。如前所述，早期西方人類學者已對村落進行了物理、生態、結構等多層次的空間劃分[14]，或通過家屋和村落空間象征分析社會結構。在“空間轉向”思潮影響下，村落空間民族志興起，關注村落內外的文化、權力和認同等空間實踐。當前，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代表的文化保護與管理研究亦主要以微型社區為個案，主張尊重人權和滿足社區文化需要，保護村落空間形態、文化景觀與社區發展并行[15]。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對于中國鄉村生活社會學調查的建議》一文中指出:在中國研究,最適宜于開始的單位是鄉村,因為大部分的中國人住在鄉村里；而且鄉村是足夠小的社區,可供給一兩個調查員在一二年之內完成一種精密研究的機會⑤。秉承西方人類學功能學派的學術思想，費孝通認為，以村落為單位進行研究可以“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述出一個地方的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將村落視為理解中國社會的一個“完整的切片”[16]91-92。這使以村落為單位的社區研究在中國人類學研究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傳統村落社區是中國社會的基礎，也是大量文化遺產產生與依托之地。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諸多理念如整體保護、活態保護、社區保護、積極保護、文化空間和文化生態保護等，均注意到文化遺產與傳統社區及其文化空間（環境）的依存關系。方李莉于2001年提出文化生態失衡問題[17]。學界在各地進行了大量的民族文化生態村、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生態博物館、民族村寨博物館等實踐，均試圖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扎根于傳統社區（村落）。

從2012年開始，我國啟動了傳統村落的全面調查和保護工作，頒布了《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兩批共1 561個)，著重村落的傳統建筑、獨特選址與格局、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三個方面。馮驥才認為，傳統村落是與現有的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大不相同的另一類遺產，兼有二者，互相融合，互相依存，是一個獨特的整體，是一種生活生產中的遺產。近幾年來，學界對第三類傳統村落遺產展開了初步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維度：其一，理論研究，厘清傳統村落的概念、內涵、定位及價值認定等基本問題[18]；其二，各省市傳統村落空間分布格局及成因；從地形地貌、海拔等自然因素，民族構成、人口、經濟發展等人文因素上探索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格局，提出保護建議[19]；其三，傳統村落的保護研究與實踐；運用整體性保護、文化空間保護等理念進行了一些傳統村落保護的個案研究[20-21]?？偟膩碚f，傳統村落遺產研究方興未艾，現有的實踐大多關注村落歷史建筑修復、單項知識或技藝層面的保護，考查人與村落空間、文化關系的整體性保護實踐還比較缺乏，大量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從“空間”理論入手探討村落的形態與內涵，將為傳統村落遺產保護研究與實踐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與路徑，并且是不可規避的維度。

作為一個具有多重屬性的社區空間，村落既包括可見的物質形態的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居住空間、自然景觀，也包括非物質形態的文化空間，以及生活于村落空間中的居民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活動。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了村落有機體，是一個活態的、動態的、整體的空間存在形態和演化系統。從空間理論出發，結合我國傳統村落的形態特征，傳統村落文化遺產的保護可以獲得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啟迪。

（一）傳統村落是一個動態的文化時空系統

文化保護不僅要保護文化事項，更要保護其依附的文化環境，重視人、文化與文化環境的相互生成和制衡關系，傳統村落遺產保護的宗旨就在于此。我國傳統村落多依山傍水而建、聚族而居，有特定的朝向與布局，筆者將其定義為包括物質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多維而有機的空間，其文化環境是一個動態的文化時空系統，結構為雙重維度：文化時間與文化空間，以及內部自組織系統和外部環境系統的互動。文化時間是指從歷史過程和傳統延續角度審視文化，以及各民族獨特的時間觀念、節律與文化創造；文化空間是指在村落物質空間上生成的意義空間，包括村落景觀、民眾的日常生活、儀式、社會組織、文化表征等所有文化遺產。二者緊密相關，文化時間決定了文化空間的動態性，因此，傳統村落的構建與演變是社區內部自組織系統與外部環境系統長期相互影響、互動與適應的過程。傳統村落遺產保護一定要打破以往忽略社區空間結構、功能以及社區內外環境互動的靜態研究范式。

（二）傳統村落建筑結構、建造技藝及其文化意涵研究

根據“傳統村落”的定義，首先是傳統建筑風貌完整。我國各地的傳統村落多根植于農耕文明，村民因地制宜建造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風格的建筑，包括傳統民居、小橋、涼亭、祠堂、廟宇、戲臺、水井、廊道、牌坊、廣場、商鋪、作坊等，各地因歷史、文化、物產等的不同而選取不同的建筑材質、建制與種類。需要對傳統建筑主要集中修建年代、建筑種類、風貌特征、用地面積、整體保護程度等基本情況做統計，并深入分析建筑形態及其蘊涵的文化，其中包括對傳統建筑的歷史、空間構成、建造技藝、儀式活動，以及相關的文化內涵和文化象征。例如，南方少數民族大部分民居為全木質干欄建筑，防潮防蟲，是因地制宜、適于人居的智慧結晶。筆者在研究桂北瑤族三層干欄家屋的空間結構和建房上梁儀式的研究中發現，瑤族人將身體的生命特征和空間性與更廣闊的空間進行象征對應，以身體為本原來構想物質空間和宇宙空間，典型者如家屋的建造[22]。對這一空間觀的闡發有助于深入理解瑤族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模式，并運用到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的實踐指導中，而不會出現亂改亂建、破壞原有神圣空間等民居改造現象。

（三）傳統村落的選址與空間營建研究

傳統村落的第二個入選要求是村落選址和格局保持傳統特色，這一要求是傳統村落空間形態特征的直接體現。不同的村落選址和格局受到所處地域、自然地理、當地人的謀生方式、經濟水平、民族文化與心理等因素的深刻影響。例如，南嶺民族走廊一代有“南嶺無山不有瑤”“漢人住街頭，壯人住水頭，苗瑤住山頭”之說，不同的自然環境造就的村落空間形態區別很大。但總體而言，“因地制宜、依山傍水、聚族而居、天人合一”是我國傳統村落空間結構和空間形態最顯著的特征。為了準確把握這一模式，可以運用空間理論對傳統村落的選址依據與空間營建特征進行深入研究。例如，基于風水實踐和空間認知的村落整體景觀、結構，遷徙歷史與定居過程對村落景觀的影響，以及村落空間與瑤族文化的相互生成關系，揭示村落空間格局背后體現的當地人民獨特的生態智慧、空間認知與空間觀念。例如，人類學諸多民族志表明，人類對居住空間的營建源于中西方均非常常見的“身體小宇宙”觀念，將人的身體與自然、宇宙空間進行類比，是一種人與自然相感共生的原始思維模式，即如身體人類學者約翰·奧尼爾所說的“世界身體”：“從前，人們通常以自己的身體來構想宇宙以及以宇宙來反觀其身體——宇宙和人類身體之間存在著一種和諧性和整體性。人類是通過其身體來構想自然和社會的，首先是將世界和社會構想為一個巨大的身體。以此出發，他們由身體的結構推衍出世界、社會以及動物的種屬類別?！盵23]15-17

（四）傳統村落文化時空環境的橫向與縱向考察

傳統村落的第三個入選要求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我們認為應該還非物質文化遺產于民，并將其扎根于村落社區。這就需要將村落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整體文化空間來進行研究與保護。傳統村落空間是一個動態和演化的生態系統，應放置于空間與時間的橫縱向維度進行考量，并重視保護與發展的關系。除了對口述歷史、口碑文獻、口頭文學、表演藝術、禮俗活動、節日慶典、飲食、服飾、手工技藝、祭祀儀式、風水實踐、宇宙觀、人觀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傳承現狀、傳承方式、傳承人生活史等方面進行調查研究之外，村落文化時空環境的橫向與縱向考察包括：

1.橫向關注空間和民族（走廊）

（1）傳統村落物質空間構成特征及其與民族文化的相互生成；（2）以儀式空間為核心的傳統村落精神空間構成特征與傳承機理，包括廟宇、村寨邊界等神圣物質空間、儀式和反映人神關系的宇宙空間觀；（3）以日常交往空間和家族制度、社老制、寨老制、石牌制（少數民族）等社會組織為核心的社會空間構成特征及傳承機制；（4）本村落與相鄰村落以及周邊其他民族的空間互動整合。

2.縱向關注時間和歷史

（1）在當地民眾遷徙、定居、建村和現代化的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中，傳統村落空間形態的演化和文化環境的產生流變；（2）村民依據對自然時間的認知而建構的文化時間，如歷法、節日等社會文化生活節序的變遷；（3）當前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文化建設、遺產保護的宏觀文化環境中，傳統社區空間演化及內部自組織的能動適應方式。

四、結語

傳統村落是我國社會的基本單元，聚合的村落空間在喚起民眾集體意識和認同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凝聚作用，其空間意義遠遠超出一個聚落或建筑群的物質性意義。傳統村落遺產作為我國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外的第三類遺產，以其綜合性與整體性為大量的傳統村落找到了保護與發展之路。以人類學的空間視角觀之，只有視傳統村落為一個動態的生態系統，關注村落內外空間和環境的動態演化與發展，進行整體性的空間化保護實踐，才能體現村落真正的空間意義，讓文化遺產扎根于村落社區。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村落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事實上就是一種空間生產實踐。在申報各類以村落社區為傳承場域的遺產并進行傳承保護實踐的過程中，村落物質空間或被改造或被重組，文化空間中的傳統被挖掘出來或衍生出新的表現形式，被賦予新的意義；而村落內部的各種空間組織機制也會依據其傳承、演化規律做出相應的回應與調整。

注釋:

①見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1954．網址為：http：／／en．unesco．org．

②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網址為：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95300.

③見光明網2005年10月21日:《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通過〈西安宣言〉》。網址為：http://www.gmw.cn/01gmrb/2005-10-22/content_320792.htm.

④我國統一用文化空間。

⑤見《社會人類學方法》。拉德克利夫·布朗：對于中國鄉村生活社會學調查的建議。夏建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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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穆剛

Space:A New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Heritage Protection

FENG Zhim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 541004,China)

The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of community research establish the independence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village as a multi-attribute community space.Cultural heritage and related concepts itself runs through the“space”attribute,the traditional village as a whole new heritage,the space problem cannot be avoided.The study of the space theory of anthropology is helpful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villag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 a new model of protection.Only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being taken as a dynamic ecosystem to carry the holistic space of protection practice,can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village space be reflected,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rooted in the village community.

space;traditional villages;cultural heritage

G122

A

1673-8004（2017）02-0001-06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2.001

2016-10-31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南嶺走廊瑤族傳統社區文化環境的保護與發展研究”（13CMZ035）；桂學研究協同創新中心2016年度項目“桂北瑤族傳統村落遺產的整體性保護研究”。

馮智明（1982—），女，重慶酉陽人，土家族，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文化人類學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