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馬》看老舍在旅英期間關于中國國民性的探討

戴雪蓉

【摘要】老舍旅英時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二馬》，塑造了一對在英國生活的弱國老馬父子和階層不同個性突出的英國人形象。作者坦言創作在于“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而且“更注重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其子舒乙強調其父生前創作《二馬》主題為“救國救民”。文中人物的塑造、矛盾的設置離不開作者創作初衷，因此筆者側重通過分析他者觀照下的中國人、自我觀照下的中國人和英國人的形象，進一步歸納特定年代背景下老舍眼中的中國人形象，認識和揭露中國國民性弊端和淺談老舍在異域文化下關于如何改善國民性的探討。

【關鍵詞】二馬；形象；國民性；異域文化；弱國子民

一、老舍筆下的異國形象與國民性書寫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在《形象》指出：“一切形象都源于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系的自覺意識之中”，此中形象是在文化交流中摻雜想象再現的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塑造，不是基于對客觀事實的準確再現，對于異國形象的描述，作家會不自覺地摻雜本民族對待他者的態度，在這基礎上所塑造的異國形象必定隱含著自我的意識和心理機制。胡戈·狄澤林克在《論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發展》中提及“每一種他者的形象的形成同時伴隨著自我形象的形成?！币蚨话憧梢酝高^文本分析異國形象特點而推敲出作家對自我民族的反觀。

一般而言，作家在創作異國形象是無法脫離其固有的意識形態，形象的塑造蘊含作家自我意識和心理機制。在《我怎樣寫二馬》中，老舍回憶“在材料方面……像故事中那些人與事全是想象的……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著些什么”，雖然“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倍仙岣怯谩爸梁靡膊贿^是一種還不討厭的報章文學”概說《二馬》實質，《二馬》中的人物形象確實是作家基于意識形態的需要去反映現實中的人目的而描寫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從文中的中國人、英國人形象看出20世紀20—30年代老舍心中的國人的國民性和英國人的國民性，即使作者認為“至于小馬，我又失敗了……他是個空的，一點也不像個活人?！倍鴮τ诵蜗蟮拿鑼?，老舍直言道“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有寫出來?！比宋锼茉斓钠鎱s也凸顯兩國國民性的不同之處并容易在對比中汲取“救國救民”的良方。

二、他者觀照下的中國人與自我觀照下的中國人和英國人

以溫都母女為代表的普通英國人全受作小說的，寫戲劇的等作品影響，一律視“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陰險，最污濁，最討厭，最卑鄙的一種兩條腿兒的動物，……作一切至少該千刀萬剮的事情的?！本瓦B曾在中國傳教的伊牧師“在半夜睡不著的時候總是禱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國變成英國的屬國；他含著熱淚告訴上帝：中國人要不叫英國人管起來，這群黑臉黑頭發的東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此番種種赤裸裸地展現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和偏見，自驕自傲的英國人，卑微到極致的中國人。

除卻被視作糟糕至極的低等人外，在英國人眼中，中國人懦弱到了極點，絕無反抗的意愿且甘愿不做“人”。溫都姑娘瑪力第一次見小馬時不加掩飾地袒露對中國人的厭惡而小馬的忍讓竟被她認為“中國人，挨打的貨，就不會生氣?！焙翢o中國人的自尊意識的老馬甘愿配合英國人表演，比如為了亞歷山大的人情答應拍攝辱國性的影片，配合鄰居的嘲諷，肯定子無虛有的事實。而稍微對中國人抱有理智的教授和新知識分子伊姑娘雖不囿于成見也認為中國人仍需好好攫取知識，有所創新，勿固守成見。

不論生存的土壤是哪個國度，具有國民劣根性的種子照常生長。僅比照二馬父子，新一代的奮進襯托出老一輩的“舊”。老馬身在異域保持著原有的守舊思想觀念，安安分分令人可恨，就像老舍自言“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彪m說在老舍眼中他是不怎么壞也不怎么好的普通老派中國人，但是“他是‘老民族里的一個‘老分子，是民族衰弱、國民精神頹敗的形象表現?！比绻诎惨莸哪甏?，我們無從指責他，但是在國家危難，慘遭列強凌辱的年代里，他卻保持著固執的安身立命不作為且為他人可笑也不自省的愚昧者，況且愚昧者自恃一家之長身份，以孝理強固一家之長的威嚴，無視進步青年有理可循的妥協讓步，輕輕將兒子的請求撫平，也狂妄地議論貶低先進青年的務實行為。父子間存有矛盾是正常的，一代新人總有新的思想和做法，特殊的是時代進步的跨度加大了，新舊中國人的矛盾被更快地暴露了，而異國的環境，東西方文化的沖突下，更是在時代更替中加大暴露新舊中國人的矛盾。

老舍自嘲作品“至好也不過是一種還不討厭的報章文學”，報章文學的價值在于真實與客觀，作者借中國人之眼肯定和贊譽屬于英國國民的文明。比如無論是坐收房租的溫都太太還是爛酒鬼亞歷山大盡管他們自持種族的優越卻沒有忘記勞動的價值，對物質的追求。另一是，作家不認同大多數英國人熱衷貶損其他國家的行為卻欣賞他們對本國的無比贊美和驕傲，他們有身為國家的主人的自由意識。這是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所缺少的，即便是身在異域，弱小的國友也沒有抱團取暖，相反卻讓外國人看了笑話，身在倫敦的華工：有所作為的傻愛國華工黨卻也無法不與傻不愛國黨打架。老舍以局外人點出“錯處全在中國政府不管他們！”盡管出發點是同情和體諒，卻也不得不讓看出中國國民的略根性：私事大過國事，私利大過公利。

三、作家對改善國民性的希冀

《二馬》的創作是作者超越了中西二元對立的模式，既對自我文化不妄自尊大，也溫和地點出其落后性；對于西方文明也沒有全盤否定也沒有一概接受，這是作者理性書寫的結果。老舍因著旅居英國的閱歷和西方文明的累積，在身處異域社會文化環境下和當時國家孱弱的情形中，將創作眼光從對比中英民族性出發，客觀地比較著兩方的不同之處，從小說創作出發，從小說創作上看，作者更傾向于破解國與國的誤會加大國家間交流的可能性，中國國民也應學習先進的西方文明，改善不良的國民性，在西方優勢的映射下更應反思自我缺陷，這種具有跨國度的文化視野和寬廣的胸懷對于當時具有啟發意義，也給了自己和國人關于未來如何改善國民性和未來建設怎樣的社會等極大的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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