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東妮亞》中的男性人物研究

黃巧

摘要：《我的安東妮亞》是美國作家薇拉·凱瑟20世紀初創作的“草原三部曲”之一。本文將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重點分析《我的安東妮亞》中的主要男性人物，探討其與自然和女性的關系，旨在證明男性只有與自然、女性和諧相處才能找到更多的生命意義。

關鍵詞：《我的安東尼婭》；生態女性主義；男性；自然

薇拉·凱瑟是美國知名作家，以描寫西部草原著稱。小說《我的安東妮亞》自出版一直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幾十年來涌現了對凱瑟筆下女性的大量研究，迄今為止鮮少有人對男性做過系統的研究。本文將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重點研究小說中的男性人物，探討其與自然和女性的關系。

“生態女性主義”最早由法國女性主義者弗朗西絲娃·德·奧波妮提出。女性與自然聯系緊密，二者具有相似的特征：都可以繁殖和創造，都經歷了父權社會的長期壓迫，都有消除歧視，爭取平等的目標。生態女性主義者普遍認為，對自然和女性的錯誤壓迫是相互聯系的，必須要消除。女性主義者要奮起反抗，就必須消除雙重壓迫，因為“不試圖解放自然，那么解放女性（或其他任何被壓迫群體）的嘗試也不會成功”[1]?；诖?，本文致力于《我的安東妮亞》中男性與自然、男性與女性兩條線的剖析，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生態女性主義。

一、男性與自然的關系

（一）對自然的征服和過度剝削

自然通常以一種微妙的、深刻的方式作用于人類，人類在自然面前是渺小、微不足道的。小說中安東妮亞及家人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來到草原這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父親約翰“年老體弱，又不懂得種田” （179），全家面臨巨大的困難。約翰漸漸變得絕望，在新的環境中迷失了自己，最終自殺了。約翰的命運昭示了老一代拓荒者的失??；他們把征服土地的希望留給下一代，卻沒有意識到他們的企圖注定失敗。正如凱瑟在另外一部草原小說《啊，拓荒者！》中提到，“土地不愿意有人來干擾它，它要保持它固有的兇猛的力量，野性的美和連綿不斷的哀愁”[2]，土地作為一種自然力量，有自己的尊嚴和獨立性。

對于不尊重、不熱愛自然的人，自然只不過是他們為一己私利加以利用的工具。安東妮亞的哥哥安布羅希就是如此：他整日在田間勞作，同時迫使妹妹從早到晚在田間干重活，希望從土地上獲得最大的好處。安布羅希還經常獵殺草原上的動物，對家中的牲口也極盡剝削之能事，直到榨干它們身上最后一滴血。當他的牛沒有多大利用價值時，便立即賣掉它們，用這錢買了一批馬回來。在他眼中，動物就只是為了人類的便利而存在，這樣的心態使得自然對他的回報并不多。

（二）對自然信念的動搖

《我的安東妮亞》中，吉姆·伯登與自然有許多接觸，在草原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然而他只在草原上待了3年就搬家了，一次次搬遷使他離草原越來越遠。從黑鷹鎮搬到林肯，再去哈佛求學，去紐約謀生，整整二十年都沒有回過草原。即使吉姆最終回到草原看望安東妮亞，羨慕好朋友的大家庭和農場，他仍然可以感覺到家務的繁雜、草原的寂寞和人間世界的遙遠。很明顯，吉姆遵循了傳統的成功模式，往上走得越來越高，離草原也越來越遠。因此，吉姆對草原和自然的信念并不強烈，最終屈從了想要出人頭地的欲念。然而，物質上的富足并不意味著生活的幸福。吉姆在成長過程中一步步遠離了土地。眼見兒時的玩伴安東妮亞已經扎根土地，充滿生命力，吉姆只能懷念他逝去的青春。

二、男性與女性的關系

（一）家庭內部的控制剝削關系

男性對女性的控制由來已久，歷史上，“女性在外部世界沒有真正的權力，在精神生活和決策權上沒有地位”[3]。女性不僅遭受來自團體的壓迫，還有單個男性的壓迫，父權社會下的家庭給予父親、兄弟和丈夫優越性和絕對的權力。小說中大部分男性自詡一家之主，在家庭事務內外都擁有絕對的決策權。

就兄妹關系而言，安波羅希在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安東妮亞總是對他百依百順甚至有些敬畏。安布羅希讓妹妹從早到晚在田間勞作，還讓她做一些女孩子不應該做的雜務，引起周圍農場工人的嘲笑。麥收季節，更是像要求男人一樣讓妹妹從一個農場到另一個農場不停地干活。就算安東妮亞到黑鷹鎮上幫工，還是沒能免于哥哥的剝削：安布羅希把妹妹每個月的工資全數拿到手，再由他決定開支，以便更好得控制妹妹，加強一家之主的地位。

就夫妻關系、家庭關系而言，哈林先生是小說中典型的一家之主形象。身為成功商人的哈林先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出差，但只要他在家便要求家里絕對安靜：孩子們不得不早早上床睡覺或去吉姆家里玩；任何人都不允許發出任何噪音。哈林先生還要求妻子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甚至不允許孩子們分走絲毫的注意力。當他談論生意時，妻子必須整晚做他的聽眾；不管晚上多晚，只要他想喝咖啡，妻子都必須隨時奉上。即使哈林先生不在家，家人也可以感知到他的存在。象征他權威的安樂椅，無人敢坐。連作為外人的吉姆也覺得“哈林先生那一套有點專制和唯我獨尊的味道”[4]。另外，哈林夫人不得不尊重丈夫的一切決定。當哈林先生因為安東妮亞跟其他女孩去跳舞而解雇她時，哈林夫人盡管不愿意，卻不敢違背丈夫的決定，畢竟家里是哈林先生當家做主。

（二）傳統男性對女性的期待和控制（以吉姆·伯登為例）

朱迪思·普蘭特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最基本的特征是所有的壓迫都有共同的根源，即一種把男性（而非女性）放到第一位或僅次于上帝的第二位的哲學觀念[5]。這種分級結構不斷重復，甚至體現在最親密的人際關系中。男性優于女性已經深深扎根于大多數人心中。小說中吉姆·伯登也受到種種父權思想的毒害，總想證明他比身為女性的安東妮亞更優越。安東妮亞比他年長幾歲，讓吉姆覺得很討厭她那種高人一等的腔調。直到吉姆抓住機會、在安東妮亞面前用鐵鍬打死了一條蛇，他才感到揚眉吐氣，因為自那以后安東妮亞再也沒有對他擺出趾高氣揚的樣子。

小說中，吉姆展現了傳統男性對女性的態度：他把自己放在主體地位，搬出小鎮并不斷改變、進步，但卻一直以女性固有形象來審視安東妮亞[6]。作為傳統男性，他喜歡安東妮亞打扮得美美的、散發女性氣息，不喜歡她像男人一樣勞作，同時希望她可以一直安分守己。當安東妮亞跟拉里·多諾萬私奔，懷了孩子卻被拋棄，一度成為鎮上的笑料時，吉姆對她非常失望。很明顯，只有當安東妮亞符合吉姆的期待時，吉姆才喜歡她。吉姆對鎮上另一“幫工女孩”莉娜·林加德也抱有傳統的期待。莉娜的美貌使之成為鎮上男人們追逐的對象，引發了一系列丑聞，甚至受到其他同性的苛責。吉姆多次勸說莉娜像當時的大部分女孩一樣結婚，但莉娜并不打算結婚，不依靠男性也發展得很好。

此外，以吉姆為代表的鎮上男性雖然被幫工女孩們吸引，卻并沒有認真對待感情。女孩子們的美貌太耀眼，因而被看作對社會秩序的威脅。三位波西米亞的瑪麗們是一系列丑聞的女主角，被認為“像烈性炸藥一樣危險”[7]。但其實鎮上的男人根本沒法分清她們三個，也看不出安東妮亞和瑪麗姐妹有什么不一樣，女性作為他者被固化成 “可交換的、可替代的、全部相同的、同類的” [8]的形象。把女性看作一樣的人，男性實際上剝奪了他們的個性化，把男性對女性的控制自然化。

本文從生態女性主義角度對《我的安東妮亞》中的主要男性進行研究，梳理男性與自然、女性的關系，發現小說中大部分男性任意剝削自然、壓迫女性。凱瑟在寫小說時對自然的認識及小說所傳達的生態意識在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尤其重要。本文對小說中男性對女性態度及言行的分析也有助于當今讀者更好地理解并維持健康的兩性關系。男性只有處理好與自然、女性的關系才能尋找到更多的生命意義。

參考文獻：

[2][4][7]小說譯文參照《啊，拓荒者！我的安東妮亞》，薇拉·凱瑟著，資中筠、周微林譯，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年，11，266，296

[1]Gaard， Greta.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

[3]Plant， Judith， ed.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9， 255.

[5]---. “Learning to Live with Differences： The Challenge of Ecofeminist Community，” in Ecofeminism： Women， Culture， Nature. Ed. Karen Warre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1.

[6]Rosowski， Susan J.. The Voyage Perilous： Willa Cathers Romanticism.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88.

[8]Plumwood， Val. “Androcentrism and Anthropocentrism： Parallels and Politics，” in Ecofeminism： Women， Culture， Nature. Ed. Karen Warre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7， 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