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與“法理”

楊瑩

摘 要：隨著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的上映，引來了其同名小說的再次火熱。本文試從“鄉土中國”的背景出發，對小說中的荒誕與真實進行了全新的闡釋。

關鍵詞：荒誕與真實；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鄉土中國；社會規則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5--01

一、荒誕的故事設計

《我不是潘金蓮》講述的是一個農村婦女（李雪蓮）為了逃避計劃生育，和丈夫秦玉河假離婚，結果卻弄假成真，成了真離婚的故事。

若是從根本上說，這個荒誕的故事緣起于計劃生育政策。當李雪蓮決定要生下意外懷孕的女兒（二胎），又不想讓丈夫被撤除公職之時，便注定與國家意志產生矛盾。同時，李雪蓮偏偏又選擇了一種符合國家意志的方式來挑戰國家意志（先離婚，再結婚）。而這構成了整個假離婚事件的導火索。其次，當假離婚在秦玉河的背叛下成了真離婚之后，法律形式上的真離婚與口頭契約上的假離婚產生了矛盾。李雪蓮在這個崇尚形式才是真實時代，妄圖擺脫離婚證這一形式上的證據，尋求口頭協議背后的真實，這顯然不可行。緊接著，在李雪蓮執拗的堅持下，她通過層層上告，又將這種荒誕性延續到了王公道、荀正義、董憲法等人的生活中。就這樣，她就像一只不斷上升的風箏，離她手中的風箏槌越來越遠。在得知秦玉河死后，那根緊繃著的風箏線終于斷裂，一切追索最終也都成了沒有由頭的笑話。

在這部小說中，李雪蓮似乎并沒有什么冤情可言，她的告狀理由甚至是十分滑稽無理的。其中的官僚也沒有絲毫的戾氣?？梢哉f，李雪蓮的離婚和各級政府沒有絲毫關系，但就是這樣毫不相干的事件遇到國家領導人這一巨大力量時，竟導致了官員的全部落馬。李雪蓮是冤枉的，而這些官員又何嘗不冤枉？而這一環扣一環的鎖鏈，又何嘗不是一種荒誕？

二、真實的“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

小說的荒誕無處不在，可以說《我不是潘金蓮》就是一部充滿著荒誕的黑色幽默。而將這一系列的荒誕置于中國鄉土之中便又成了真實。造成這種荒誕而又真實的喜劇的原因在于這個由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變的深深縫隙。

李雪蓮是生長在鄉土中國的典型代表。在李雪蓮的鄉土世界，“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利而在身內的良心”。她堅信真的就是真的，假的永遠成不了真的。她希望通過王公道這樣一個有話語權的“長老”級人物，維護她心中的“禮”。也正是這個她心中所追崇的“禮”使她寧愿耗費20年的青春也要證明“我不是潘金蓮”。

在禮俗社會，“如果是善良的鄉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壞事決不會到衙門里來的?！倍凇胺ɡ砩鐣?，“憑借一點法律知識的敗類卻會在鄉間為非作惡起來，法律還要去保護他”。李雪蓮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是真理的一方，因此執拗地堅持要告狀。而秦玉河知道“離婚證”才是最好的證明，于是，死不承認。這兩者可以說是傳統與現代的代表，在現今的“法理社會”孰勝孰敗，不言而喻。

李雪蓮想要用“禮俗社會”的方式在這個“法理社會”證明離婚是假的，證明自己不是潘金蓮，不是小白菜，不是竇娥，而是李雪蓮，這本身是荒誕可笑的。但是，在這種荒誕可笑的背后，卻是最嚴肅的現實。作者劉震云先生正是將這個由農村的“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的縫隙中不斷上演著的血淋淋的現實，用幾近夸張的方式表現出來，幽默的背后暴露出來的正是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小說中，一大幫大老爺們（各級官員）站在“法理”的角度，或是站在“為民服務”的角度來解決李雪蓮這一個農村婦女的心結，不僅大費周章，而且盲目可笑?；蛟S，在這種狀況下，請一個大媽大姐，或一個能說知心話的人來勸導李雪蓮，這才是有效的解決方式。小說中李雪蓮不也是聽了那個看廁所的婦人的話才打消了殺人的念頭嗎？不也是因為想和趙大頭過上幸福日子才一度打消告狀的念頭嗎？在“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轉型期，特別是在鄉土社會，是否更應當考慮“法理”之外的人情和真理呢？

“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過渡是必然的趨勢，但或許，在這樣一個大的趨勢下，該怎樣處理類似的狀況才是應當深思的問題。

三、“法理”的運用者

小說共三章，分別是《序言：那一年》、《序言：二十年后》和《正文：玩呢》。前兩章占了整部小說的大壁江山，而作者劉震云卻將其堂而皇之地冠上“序言”二字。又將寥寥數頁的第三章大張旗鼓地立為正文，這其中的深意耐人尋味。

第二章講述的是春運關頭，買不到返程火車票的“又一村”飯店老板老史，為了趕回家陪好友老解打“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事關生死”的麻將，他在紙上描畫了“我要申冤”幾個大字。便立刻如愿以償地被協警護送回鄉。直到最后，我們才得知，原來老史就是二十年前因李雪蓮而落馬的縣長史為民。

上訪的受害者最終以另一種形式得益于上訪，這則故事看似幽默，卻蘊含深刻。老史的車站上訪與李雪蓮不同，這不過是他“玩”的一次游戲。在這個法理社會之中，老史熟悉其中潛藏著的各種游戲規則，他是“法理社會”的真正運用者，，他的行為看似荒誕不經，其實，更是一種看透了社會本質的超脫。他才是小說中真正適應“法理社會”的游戲規則的運用者。也是整部小說的隱藏主人公。

劉震云用這樣兩則看似截然不同的上訪記，將荒誕與真實融會貫通，更將“禮俗”與“法理”的矛盾暴露于大眾的視野之中，留給我們更多的思考。

參考文獻：

[1]劉震云，《我不是潘金蓮》[M].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第49頁。

[2]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94、96頁。

[3]汪樹東，《民間精神與荒誕的權力運作機制——論劉震云《我不是潘金蓮》的敘事倫理》[J].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八期，第2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