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派在中國的重構

焦典+曹蕊旭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摘要：中國的現代派文學是在西方現代主義直接影響下產生并成長起來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現代派文學是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直接復制。中國現代派文學在接受外來影響的同時表現出強勁的主動選擇的姿態，在表面追求形式創新的背后還潛藏著深層的意識形態動機。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批評走在文學創作前線，對西方現代派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具體到中國對西方現代派文學本土化的接受、消化、傳播，至今沒有給予足夠多的關注。本文用文本細讀，勾連社會歷史文化的方法，從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批評家李陀入手，探索西方現代派文學在中國的重構問題。

關鍵詞：西方現代派；中國現代派；八十年代；文學批評；本土化；重構

80年代的中國在結束了“文革”的文化閉關政策之后，逐漸打破外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隔膜，在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同時，與外來文化進行著不斷的對話和理解，這個時期對中國文學影響頗大的是西方現代派文學。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與西方進行了新一輪的交流與學習。在學習借鑒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時候，中國的作家與批評家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進行了重構。這種重構很多是無意識的，是受主觀條件制約導致的。但也有很多是一種有意識的策略性重構。是為了實現與中國的意識形態文化相符合，甚至是規避一些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實現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這種重構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本義， 但卻對于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起到了極其關鍵的推動作用。

“四小風箏通信”是八十年代有關現代派文學一次重要討論。1981年9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書中所介紹的東西雖然現在看來有些不甚正確，但在國門初開時，這本書卻為中文小說的創作開辟了道路，把現代主義引入了中國。1982年，李陀和馮驥才、劉心武用彼此公開通信的方式討論了這本書以及相關的現代派文學問題，但實際上是以“討論”的形式對高行健的這本小書和現代派文學進行宣傳和支持。

在李陀的信《“現代小說”不等于“現代派”》中，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李陀當時的主張：

一、“現代小說和西方現代派小說有著某種聯系，或者應該有某種聯系。就我們中國現代小說來說，就是注意吸收、借鑒西方現代派小說中有益的技巧或美學因素?！边@與馮的說法幾乎一致，或者可以說這正是八十年代引入現代派的一種策略，即把現代派背后的文化、社會因素有意識地略去，突出它“技巧”的一面。

二、“‘現代小說這個概念又和現代派小說有區別——這個區別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畢竟不能拜倒在洋人腳下，畢竟我們不能跟在西方現代派文學后面跑，畢竟一切學習、吸收、借鑒的目的都是為了‘洋為中用?！?，由此可見，對于現代小說借鑒的這兩方面，李陀更側重的是對于本國本民族的利益，“洋”在某種程度上上只是工具，而不是他們學習研究的興趣本身。在這篇文章中，他還進一步提到不能因為八十年代發生了一場規模巨大的藝術（西方現代主義）學習運動，就說中國當代文學發生了一場現代主義運動，他甚至對用“現代主義”指稱這場中國化的藝術學習運動持有懷疑態度。很多作者都將李陀視為中國當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推動者，認為他對西方現代主義進行“形式——內容”的分離，使得中國現代主義運動在當時獲得了存在的可能性和合法性。事實上從李陀的自己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到他對于亦步亦趨學習西方現代主義的做法是不認同的。

三、“我覺得有一點大馮（指馮驥才）注意不夠，即《初探》這本小冊子并不是在對西方現代派文學進行初探，而是對‘現代小說進行‘初探?！痹谶@里，李陀看似嚴謹地糾正了馮的“文字疏忽”，實際上自己又玩了一個文字游戲。他把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轉換為《“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創造出了一個新詞匯“現代小說”。李陀在這個有意識地偷換概念中，暗含了他自己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規劃與設計。在李陀看來，“現代派”文學的定義是什么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概念的外延，即中國能何種程度上吸收學習西方現代派的東西，從而創造出一種中國的現代文學。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還可以發現一個與今天不同的現象，八十年代的文學批評似乎是走在文學創作的前列，作為指導文學創作的“領路人”出現。西方現代派文學在中國的發展，是先由李陀等人探索理論，然后才在文學創作領域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現代小說寫作高潮。所以要想研究西方現代派在中國的問題，文學批評是一個重要的討

論方面。

回望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這一段時期其實非常復雜，各種理論、爭論形成了一個“爭鳴”的時期。想要對整個時期的批評下個定義，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但是在這一時期確實也存在著一些比較主要的線索，縷清主要線索，再結合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李陀在這一時期的批評理論，可以對現代派在八十年代的傳入、學習、本土化發展過程形成一個重要的觀照。

一提到八十年代文學，文學批評，就必然要提到78 年的三中全會，此次會議之后，撥亂反正成為基本成為整個文化界的“主旋律”。無論文學界人士想要如何地剝離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但是文學與政治一直是分不開的。與三中全會上展開“真理問題大討論”，確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相對應的，是文學及文學批評上整個的“撥亂反正”。

在這之后文學進入“向內轉”時期，人們發現文學已經成為意識形態的附庸，過度地“向外”成為政治的工具，于是就呼吁“向內轉”，要讓文學回到自身，回歸文學的本真狀態。這一論點一度成為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學話語。這一觀點如今看來似乎是非常合理的，私人寫作、身體寫作等等一系列的文學作品似乎都“向內轉”得過了頭。但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在當時公開提出這種說法還是對以往主流思想的反抗，在當時也一度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前文所敘述的李陀參與的“四小風箏”討論開始了。整個爭論就是王蒙、李陀、馮驥才圍繞著高行健那本小冊子《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討論展開，他們在《上海文學》發表的三封信被稱為“三只小風箏”?！八男★L箏”對現代派進行了一定的詮釋，借鑒了現代派的一些手法，對西方現代派在中國的傳播和學習起了一個開路的作用。如前文所敘述的，這個過程是通過一封封的“公開信”，通過文學批評文章討論出來的。雖然李陀本人也創作了幾篇具有鮮明現代派特色的小說，但總的看來，在這個過程中，至少李陀是主要以一個批評家的身份參與的（畢竟李陀也一直面臨著一些對他沒有作品的質疑）。文學批評是主要的推動力，落到實處的文學創作次之。想要研究這一時期西方現代派在中國的問題，文學批評是必須要關注的。

與現在的文學批評大風氣似乎不太相同，八十年代以李陀為代表的文學批評是走在創作前面的。也就是說，由批評家在理論的高度上先進行高屋建瓴的討論，然后才是涌現出許許多多的文學作品?，F在似乎反過來了，是先有了作品，然后才是一群批評家去對作品進行評價解讀，說作品怎么好怎么不好（說不好的還大大地少于說好的）。實際上，回顧李陀等人在八十年代的文學批評上的表現，對于今天的文學批評現狀也應該有一個反思。文學批評不應該是跟在作品屁股后面的“傳話筒”，至少不能全是。文學批評一個很大的責任就是文學理論問題的探索，為文學創作提供可能的路徑。在這一點上，八十年代李陀等人做了一個示范。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李陀這樣的人物比較特殊，但確實反映了八十年代那種獨特的氛圍。用李劼的話來說：“說他（李陀）是個文學青年，他絕對是個文壇領袖，號稱陀爺。但要說他是文學大家，卻還沒有寫出一部經典大作?！彼麤]有寫出什么大作，但是卻推薦了無數個作家，無數篇作品。假如把他所推薦過的作家和作品列成一張名單和一篇目錄，那么人們會十分驚訝地發現，這差不多就是整個80年代的新潮小說和新潮作家了。

八十年代的“新啟蒙運動”在當時幾乎席卷了整個知識界，文化的現代化是這一新啟蒙運動的最終訴求。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引進與學習就成了順應時勢的選擇。

與思維縝密，講求理論準確的學院派批評不太相同，縱觀李陀的批評文章，更多的是對文學作品，文學理論的敏感，以及非常充沛的情感。新啟蒙運動的最終目的在于文化的現代化，所以“啟蒙者”們往往也并不局限于文學的范圍，而是跨越電影、美術、文學、心理學等領域，形成了一種跨學科的、兼容并包的開放氣度。例如在李陀所寫的批評文章中，有二十多篇都是對電影或者電影理論發表的評論文章。例如：《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作家談電影》、《愉悅人心的暫緩逮捕》、《黃土地給我們帶來了什么？》等。雖然李陀對電影的關注與評論，惹來了李劼對他帶有嘲諷的評價，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來，李陀對電影的這種跨界批評，確實也有力地推動了西方現代派在中國文學上的進程。（譬如現在借由《銀翼殺手》、《摩登時代》等電影進行的“后現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批評）。

總之，以李陀為代表的這種理論為主，爭論問題為主的文學批評，是八十年代西方現代派在中國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對西方理論意識形態的有意誤讀，還是主張純粹吸收技巧的策略，都重構了一個屬于中國的西方現代派。開啟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 也拉開了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再次復興的序幕。

參考文獻：

[1]卓天送.“初探”與“通信”——八十年代現代派的發生[D].廣西師范大學，2014.

[2]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M].桂林：廣西師范人學出版社，2002：5.

[3]陳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4-5.

[4]程光煒.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