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譯是對源語文化的“忠”

何源

【摘要】：直譯被看作與意譯相對立的翻譯方法， 一直倍受翻譯家們的探討與爭論。然而焦菊隱教授卻提出：直譯是意譯的更高階段，基于此觀點以及翻譯標準“忠實”的意義，從而引出采用直譯不僅是對源語文化的“忠”，而且是對語文化的尊重。并且采用直譯法是保證文化健康交流之道。

【關鍵詞】：直譯；源語文化；文化交流

一、翻譯的本質

美國的思想家庫恩 指出，一套語言體系是一雙在整體上把握世界的巨掌，以自己的隱喻和詞語內涵執掌世界。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的本質就是世界存在于語言之中，即“語言是存在的家園”。如果說前者是人類交際工具的“小言”，那么后者則是本體論意義的“大言”。而“小言”則是“大言”的表征（趙彥春，2004）。因此，翻譯是兩套不同體系的符碼之間的轉換，更是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等深層內容的轉換。盡管如此，人類語言的形式—功能體系雖然千差萬別，總體上看卻是可以相互翻譯的，因為這些語言都是表征我們共同的世界，而且所有人類的生物基礎基本相同，生存環境和認知對象也相同，因此無論是語言還是語言所負載的文化都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共同之處和共通之處，也正是這些共同之處和共通之處使翻譯成為可能。

雅克布森將人類思維分為兩大基本方式：隱喻與換喻。所謂隱喻，指的是選擇與替換；所謂的換喻指的是聯系與創造。長期以來，翻譯一直被視為隱喻的過程，即一種語言中的字詞、語法結構、文化標記、文字形式等為另一中語言中的相應成分所代替。也就是說：譯語語篇是源語語篇在譯語文化中的再現，翻譯是源于語篇在目的語語篇中的投射（趙彥春，2004）。

二、翻譯的標準 —“忠實”的意義

我們知道，自古以來翻譯中“忠”的問題，是中西譯論的核心議題。從翻譯誕生開始以及在以后兩千年左右的漫長翻譯實踐中，“忠實”問題就一直相伴中西翻譯家。他們的“忠實”觀在翻譯歷史長河中對人們的翻譯實踐起到了不可磨滅、無以替代的作用。中國翻譯史上的翻譯家從古代的支謙、玄奘， 近代的嚴復，現代的魯迅、陳西瀅，到當代的傅雷、錢鐘書、王左良，以及西方翻譯史上的翻譯家，他們大都有過大量的翻譯經驗（即便是像奈達這樣翻譯實踐較少的理論家也參照《圣經》翻譯的實踐過程進行研究的），他們的翻譯理論的側重點主要放在翻譯方法和技巧的研究上，例如，支謙所謂“因循本質，不加文飾”，說的就是“忠”的方法，玄奘的所謂“五不翻”，則更是談論忠實于原文的問題。就連一代譯論宗師嚴復，他的著名三字原則“信、達、雅”也是談“忠”的問題。錢鐘書則提出了“化境說”，就像原作“投胎轉世”，軀體換了一個，而精魂依然故我，不能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的以至于讀起來不像譯本。

三、直譯是意譯的更高階段

直譯與意譯作為翻譯的方法一直倍受翻譯家與學者們的關注、探討、與爭論。很多程度上我們所謂的“直譯”是與“意譯”相對的一種譯法。傳統的翻譯理論認為“直譯”就是只表現原文的的形式與內容，不對其進行意義的轉換，容易產生偏差，容易拘泥原文，造成譯文的晦澀和生硬。因此要求達到意譯的層次。而我國50年代的翻譯家焦菊隱則提出：直譯是意譯的更高階段。

在他所提出的“思想過程”的問題中，他認為：意譯就是能做到把原作的思想與情感化為譯者自己的。然后用譯者的“說法”，譯者自己的態度、表現方法、文字形象的組織法和自己的筆調，把那個思想和感情重新寫出來。也就是說，只做到意念聯立和整體的傳達，而放棄形象的聯立和意念的重心。因此，譯者的筆調、態度、和表現方法，往往因為和原著的精神不合，很難不因形象而歪曲了它的內容。而“直譯”則是讓意念聯立關系之表現，服從與原文作者的思想過程，和所以產生這個思想過程的民族、地區、意識形態、立場、態度、精神、重點和風格等等。作者的思想的出發點、重心和情感的分寸，原來是用怎樣的方法表現出來的，必須在譯文里盡量予以保存?？傊?，直譯是以原作的思想與情感的整體以及其活動與發展過程為中心的，這是必須直接傳達出來的，至于服從于這個中心之下的個別句子、個別字與片語，卻可以自由意譯，但在中心的要求必須是直譯的條件下盡量直譯（陳?？?，2002）。

同時，從“價值相等”的角度他也對直譯和意譯給出了自己的定義：當你譯孤立的句子的時候，你要辨清原文句子里字或字群的相對價值，用價值相等的中文去翻譯。等到你把全篇句子聯系在一起的時候，你要深深抓住原文的主題，思想與情緒，根據你所消化了的意念聯立關系的“整體”精神，去修正每一句的譯法和句群的譯法，使每一句，每一句群，都能為這個思想與情感的“整體”服務。做到這個程度，便是意譯。進一步掌握原作者的思想過程，領悟他的意識形態，立場，態度，精神，民族與地方的特征的色彩，情感的波動，和他人的特殊表現方法及其重心，然后使意念的聯立關系，即每一句每一字的譯法，都服務于這思想的過程上，那便是直譯（陳?？?，2002）。

因此，我們可以說直譯是對源語意義的深刻的，完整的轉述。有些人認為：為了便于讀者理解，便于符合譯語文化及語言特點，我們應該采用意譯。但是，從翻譯作為一門“二度創造的藝術”來說，我們需要給讀者的是以一種新知識、新文化、新視野，就算從讀者的角度出發，也是要看到新內容，看到異國的、與本國不同的風情、藝術等。

四、直譯是對源語文化的“忠”

當今，西方文化交流頻繁，眾多譯者努力使大量外國文學，哲學，社會科學作品和著作譯介進來，讀者對西方文化和西方語言的了解和了解的水平也已大大提高，我們需要更接近原文的特點的譯文，更具有原文文法與句法結構特點的譯文，哪怕行文看起來不流暢，不優美，不讓人一下子習慣，因為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的主題和情節有差異，有時候無法直接“直譯”，但是它也許可以吧一個更大的思考空間提供給讀者，去要求讀者主觀上更進入作品，更發揮自己的思考能力。另外，從跨文化的角度來講，在翻譯過程中試圖拒絕接受“異質他者”是一種徒勞，文化交流的意譯在于通過對“異質他者”的了解和借鑒，更好地認識、豐富和發展自身，因此，翻譯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基礎上，實現“自我與他者的對話”（鄧志輝，2006）。相反，在譯文中涂上一層濃厚的譯語文化的色彩，就會背離翻譯傳播異族和異語文化的目的。因此王東風在《譯家與作家的意識沖突：文學翻譯中的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一文中警示，翻譯不能得“意”而忘“形”，翻譯應盡量保持原作的“陌生化”詩學，保留“洋味”（王東風，2001）。過分地遷就譯文讀者的文化，就會造成對源語文化的不忠和扭曲，多少有點“張冠李戴”的毛病。因此，只有忠于源語文化，才能保證譯語文化受到同樣的尊重。翻譯只有尊重文化才能走上交流的健康之道。

五、結論

然而，近年來翻譯界出現了一種病態，理論觀點脫離原作，誤譯、誤讀，甚至為了便于傳播和被接受，從而客觀上助長，甚至是教唆譯文質量的下降。因此，譯者應該加強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及理論各方面的修養，采用更為合適、恰當的翻譯方法，最大程度上保持對文化的忠實與尊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最大程度地了解各國、各行業真實而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語言文化、科技文化、意識形態（政治的、哲學的，價值觀的等）文化、企業文化等等。這樣文化才能有效的交流，社會才會迅速的進步，翻譯的真正意義才會得到體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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