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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伯2165號背《金剛經疏》研究*——基于文獻學的考察

2017-10-23 08:51
中國中古史集刊 2017年2期
關鍵詞:羅什遺書題記

前 言

在敦煌文獻的研究中,寫本題記因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尤為學界所重視[1]誠如鄭炳林先生所言:“敦煌文獻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佛經,敦煌寫本佛經是研究敦煌佛教最珍貴的文獻資料,在敦煌寫本佛經中大部分都有寫經題記,在題記中表明了這篇佛經的抄寫者及保存寺院等信息,這些題記是研究敦煌佛經來源的最好材料?!眳⒁娻嵄郑骸锻硖莆宕鼗椭T寺藏經與管理》,載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年版,第338 頁。,研究成果亦相當豐富。其中,最為顯著者,莫過于池田溫先生所編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2]〔日〕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對于以前題記方面的論著,池田先生在該書的《解說》中亦有詳細的述評(第14—20 頁)。。此后,學界對寫本題記的研究有很好的持續性,成果不斷涌現。[3]比較有代表性的如: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版;鄭阿財:《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卷子題記》,載《慶祝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402 頁;魏郭輝:《敦煌寫本佛經題記研究——以唐宋寫經為中心》,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此外,相關成果甚多,魏氏論文“緒論”第1—6 頁對前人的研究成果亦有回顧,可供參考,茲不具列。方廣锠先生曾言:“題記是我們研究敦煌遺書的重要資料。一件遺書,往往因為上面附有題記,而使它價值倍增?!盵1]方廣锠:《漫談敦煌遺書》,原載《學習與探索》2008年第3 期;后載氏著:《方廣锠敦煌遺書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 頁。伯2165 號寫卷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個案。眾多敦煌文獻之中,此件寫卷因卷末抄有題記,而受到了學界持續的關注。早在1923年,羅福萇所譯伯希和(Paul Pelliot)的目錄《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已經注意到此件題記中的年份記載。[2]伯希和:《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羅福萇譯,《國學季刊》第1 卷第4 號,1923年,第717—749 頁。王重民先生所編的《伯希和劫經錄》中對此題記即有收錄。[3]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載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58 頁。此號寫卷錄文亦見于該書重印版(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58 頁和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二)《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58 頁。謝和耐(J.Gernet)與吳其昱(Wu Chiyu)二位先生主編的《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1 卷,對題記的內容進行了提示性的說明。[4]J.Gernet, Wu Chiyu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0, p.108.隋麗玫(Marie-Rose Seguy)《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題記分年初錄》一文著錄了包含有年份記載的題記內容,亦對此件寫本中年代信息給予了提示。[5]隋麗玫:《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題記分年初錄》,載《敦煌學》第1 輯,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1974年版,第39、40 頁。黃永武先生所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認為伯2165號背當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釋》,但未有錄文。[6]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43 頁。金岡照光先生所編《敦煌文獻目錄》中,采用了黃永武先生的定名成果,并提示王重民先生的目錄有說明文字。[7]金岡照光編:《敦煌文獻目録:スタイン·ペリオ蒐集》(漢文文獻編),東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1990年版,第216 頁。施萍婷先生主撰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將此題記列屬于伯2165《六門陀羅尼經論并廣釋開決記》,而對于伯2165 號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釋》的定名,當是參考了黃永武先生的成果。[1]敦煌研究院編,施萍婷主撰稿,邰惠莉助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27 頁。除了上述各種目錄對此題記的關注之外,董作賓、陳祚龍、池田溫、上山大峻、林聰明等諸位先生,對此號寫卷皆有所關注。[2]董作賓:《敦煌紀年——敦煌石室經卷題記年表》,《說文月刊》第3 卷第10 期,1943年,第83—100 頁。陳祚龍:《敦煌古抄內典尾記匯校初、二、三編合刊》,載氏著:《敦煌學要籥》,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72 頁。韓建瓴:《題跋》,載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75 頁?!踩铡吵靥餃鼐帲骸吨袊糯鷮懕咀R語集録》,第288、553 頁?!踩铡成仙酱缶骸抖鼗头鸾踏窝芯俊?,法藏館1990年版,第197 頁。林聰明:《敦煌文書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02 頁。姜亮夫:《敦煌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309 頁。林聰明:《敦煌吐魯番文書解詁指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81、219頁。釋永有:《敦煌遺書中的金剛經》,載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9 頁。李小榮:《〈宋高僧傳·利涉傳〉補正——以敦煌文獻為中心》,載鄭炳林、樊錦詩、楊富學主編:《敦煌佛教與禪宗學術討論會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 頁。

本文將在諸位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此件經疏的性質、內容等方面的問題進行論述。

一、經疏寫本概況及正背面關系述論

(一)寫本概觀

此件首缺尾全,前四行上部殘缺,第五、六行中間有缺。其卷末有題記,說明了釋經及抄寫的緣由。其所存內容為鳩摩羅什所譯《金剛經》的解釋,所釋經文范圍:《大正藏》八冊,750 頁上欄行27 至752 頁下欄行2。關于此件的定名,《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定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而《敦煌遺書最新目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等皆定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釋》,茲從《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之定名。此件內容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部分內容與斯2047《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相同。依題記可知,此經疏出于開元四年(716),并為沙州寂法師于開元十二年(724)所宣講,表明此經疏于開元年間在敦煌地區。

此件行楷書寫,行間有朱筆、墨筆涂改、加字,另天頭和地腳處有校改字,表明此件乃經多次加工而成。卷中有朱筆點讀和科分符號,并有“菩提”、“菩薩”和“涅槃”的合文。題記中“開元四年十一月出”,為朱筆所書。

依題記,此件為沙州大乘寺尼妙相于開元十二年所抄。

(二)此號文書正背面關系考察

關于伯2165 號寫卷正背面的情況,伯希和最早在其目錄中提及:“二一六五《六門陀羅尼經論并廣釋開決記》(背有經文,開元四年及十二年書)”[1]伯希和:《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羅福萇譯,《國學季刊》第1 卷第4 號,1923年;此處參看的是孫彥、薩仁高娃、胡月平選編:《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匯編·敦煌學研究》,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第620 頁。。此后,學界關于此號的正背關系認識,基本上與伯希和的觀點保持一致,進步之處是對背面內容有了更為準確的認識。王重民先生對背面情況有所補充。[2]王重民先生認為此號“背面佛經,無題,然當為般若經解釋”,后并有對卷末題記的錄文,參見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載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258 頁?!抖鼗瓦z書最新目錄》認為背面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釋》。[3]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第643 頁。此后的各種目錄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獻》都沿用了這一定名成果。

由此可知,相關的目錄和圖錄皆認為:抄有《六門陀羅尼經論并廣釋開決記》(下文簡稱作《廣釋開決記》)的一面為正面,而抄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釋》(下文簡稱作《金剛經疏釋》)的一面為背面。然而,這一認識是否正確呢?以下將著重對此號寫卷的題記進行討論,來檢驗上述認識正確與否。

關于此號寫卷題記,伯希和于其所著目錄中已注意到此題記。王重民先生所編的《伯希和劫經錄》中對此題記即有收錄。謝和耐與吳其昱二位先生主編的《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1 卷,對題記的內容進行了提示性的說明。施萍婷先生主撰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將此題記列屬于伯2165《廣釋開決記》。

除了上述各種目錄對此題記的關注之外,董作賓、陳祚龍、池田溫、上山大峻、林聰明等諸位先生,對此號寫卷皆有所關注。上述研究中,對此題記進行錄文的,當屬王重民、陳祚龍、姜亮夫、池田溫、施萍婷、李小榮等諸位先生的成果具有代表性。[1]所列諸位先生的論著中對此題記皆有完整的錄文,而其他學者的論著,主要是依據此題記中出現的“開元四年”和“開元十二年”進行寫本的編年研究,未能對題記的整體狀況進行研究,故于此暫不加以討論。筆者在參考諸家錄文的基礎上[2]其中,姜亮夫先生《敦煌莫高窟年表》中的錄文,依據的是王重民先生的錄文,不予參考。池田溫先生文中,分別于288 頁、553 頁對此題記進行錄文,對照發現,后者是對前者的訂正,本文以后者為討論對象。,對此題記重新錄文:

1.第三了[3]“第三了”,諸位先生錄文皆漏錄。

2.涉少事尋師,長多講說,然于《般若》[4]“然于《般若》”,王文漏錄。,不甚用功。豈期年迫桑

3.榆,力衰目[5]“目”,陳文、池田文同,王文、施文作“日”,李文作“日(目)”。闇,乃被學者請釋此經。涉辭無堪,請者不

4.信,辭不獲免,聊述[1]“述”,陳文、池田文、施文、李文同,王文作“屬”。所懷。屬以時[2]“以時”,據殘筆畫及文義補。寒,筆不從志。兩[3]“兩”,王文、池田文、施文、李文同,陳文作“而”。上講

5.說,間無余暇。惟[4]“惟”,王文、陳文同,池田文作“雖”,施文、李文作“唯”。終所記,未必可觀。諸勝己者,幸為詳審。有

6.不可者,以可替耳。

7.開元四年十一月出(朱筆)

8.開元十二年二月十日,沙州寂法師下聽,大乘[5]“乘”,王文、池田文同,陳文、施文、李文作“云”。寺尼妙相抄第四本[6]“第四本”,王文、陳文漏錄。

關于題記的兩點說明:其一,關于“第三了”,《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1 卷中已有提示[7]J.Gernet, Wu Chiyu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 p.108.,卻為諸位所疏漏,反映出學界對這一目錄成果的利用不足[8]此問題榮新江先生在《鳴沙集》中早已做過提示:“根據原卷對這些外觀加以詳細描述的法國和英國編纂的目錄,卻很少見到人們加以利用?!眳⒁姌s新江:《鳴沙集——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1 頁;亦見于氏著:《辨偽與存真:敦煌學論集》,“《鳴沙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 頁。類似提示,亦見于氏著:《學術訓練與學術規范——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3 頁。。其二,關于此卷中朱筆的問題,寫卷上除存有朱筆的點讀之外,還有朱筆??保耗帧罢l”,朱字校改作“惟”;墨字“云”,朱字校改作“乘”;朱筆添加“開元四年十一月出”八個字。以往學界的錄文,對這一朱筆部分雖有說明,但錯誤一直延續[1]關于此題記的朱筆現象,王重民先生在《伯希和劫經錄》有說明:“又朱筆記云:‘開元十二年二月十日沙州寂法師下聽,大乘寺尼妙相抄’?!眳⒁娡踔孛瘢骸恫:徒俳涗洝?,載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258 頁。但核對圖版,我們發現此說明中對朱筆文字的提示是錯誤的,然此錯誤為姜亮夫《敦煌莫高窟年表》、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和林聰明《敦煌吐魯番文書解詁指例》所沿襲。,由此又反映出學界對圖版的參看不足。[2]《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7 冊,從收錄此題記的圖版中我們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朱字部分,然此卻為后來的多位研究者所忽視。另外,關于墨字“誰”和“云”的朱筆校改,王重民先生因曾于巴黎見過原卷故注意到了,其最早的錄文是準確的;后來施萍婷先生錄文的錯誤蓋因忽視圖版中的朱筆現象所致,而李小榮先生當是參看了施萍婷先生的成果而沿襲了錯誤。對于圖版利用和錄文規范方面,榮新江先生在《鳴沙集》序中亦有提示。

下文將結合此號寫卷的整體情況,談談筆者對此題記的認識。

依《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7 冊的圖版所示,此號寫卷的整體情況為:正面文獻為《廣釋開決記》,首尾俱全;背面文獻為《金剛經疏釋》,首缺尾全,卷尾處抄有本文所論述的題記。

首先,我們來看看學界對此題記歸屬問題的研究。王重民先生認為,此題記當屬伯2165 號背《般若經解釋》[3]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載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258 頁。,此后,池田溫和上山大峻先生也有同樣的觀點[4]〔日〕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第288、553 頁?!踩铡成仙酱缶骸抖鼗头鸾踏窝芯俊?,第197 頁。這里有兩點說明:(1)池田溫先生對伯2165 號,有重新的定名《金剛般若經釋》(第288 頁)和《金剛般若經涉注》(第553 頁);(2)上山大峻先生在此號寫卷的正背關系上,認為正面抄有《金剛般若經》的注疏,背面則抄有《廣釋開決記》。關于伯2165 號寫卷的正背關系,下文還將進一步探討。。然學界亦有不同的看法,陳祚龍、姜亮夫、施萍婷、李小榮幾位先生都將此題記與正面文獻《廣釋開決記》相聯系。[5]陳祚龍:《敦煌古抄內典尾記匯校初、二、三編合刊》,載氏著:《敦煌學要籥》,第172 頁;姜亮夫:《敦煌莫高窟年表》,第301、308 頁;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第227 頁;李小榮:《〈宋高僧傳·利涉傳〉補正——以敦煌文獻為中心》,載鄭炳林、樊錦詩、楊富學主編:《敦煌佛教與禪宗學術討論會文集》,第170 頁。由此可知,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意見并不統一。

為了弄清楚此題記的歸屬問題,我們需要對此號寫卷的正背面文獻進行分析。關于經卷的形態,請參看《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1 卷中的介紹[1]J.Gernet, Wu Chiyu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 p.108.,茲從略。為了討論的方便,現以伯2165 號《廣釋開決記》和伯2165 號背《金剛經疏釋》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中圖版正背關系為參照。[2]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7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316 頁。對于此寫卷中的《廣釋開決記》,上山大峻先生認為其當與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法成(Vgo.Chos-grub,?——869)相關聯。[3]〔日〕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第195—202 頁。據《敦煌學大辭典》所言,法成為吐蕃僧人,又稱管法成。[4]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 頁。此處,劇宗林先生所撰“法成”條目,認為其漢姓為管(vgos),而上山大峻先生認為應為吳(’go)。結合法成的生平來看,《廣釋開決記》的產生年代有可能在9世紀中期前后,則其抄寫年代在此之后,所以可以判斷伯2165 號《廣釋開決記》的抄寫年代在9世紀以后。伯2165 號背《金剛經疏釋》首缺尾全,卷末有五行跋文,跋文下有朱字“開元四年十一月出”,之后還有一行抄經題記:

開元十二年二月十日,沙州寂法師下聽,大乘寺尼妙相抄。

由此可知,伯2165 號背《金剛經疏釋》抄寫于開元十二年(724)。綜上,通過對伯2165 號寫卷正背面文獻的考察,我們可以粗略地了解此號寫卷的流傳情況:開元十二年,大乘寺尼妙相利用該卷的一面抄寫了《金剛經疏釋》,另一面后來被用來抄寫了《廣釋開決記》一卷。

關于此題記的歸屬問題,正確的看法是王重民、池田溫兩位先生所指出的,其應該是屬于伯2165 號背《金剛經疏釋》,而非《廣釋開決記》。[1]王重民、池田溫先生的觀點,可參看前注所列論著。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上山大峻先生在對法成著作的研究中,論及伯2165 號寫卷時,將《廣釋開決記》列作伯2165 號背,還提示另一面抄有《金剛般若經》的注疏,且卷末有題記(參見〔日〕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第197 頁)。另外,陳祚龍、姜亮夫、施萍婷、李小榮等先生將此題記誤列于《廣釋開決記》名下;姜亮夫、李小榮兩位先生,并以此題記中出現的“開元四年”、“開元十二年”來探討《廣釋開決記》在唐代的流傳情況。錯誤產生的原因,蓋因前賢對敦煌文獻圖版的利用不足。

為了建構寫本學的知識體系,方廣锠先生用力頗多,對敦煌寫本中的多主題遺書類型進行了精細的研究。[2]可參見方廣锠:《漫談敦煌遺書》,載《方廣锠敦煌遺書散論》,第101—104 頁;另可參見氏文:《敦煌遺書中多主題遺書的類型研究(一)——寫本學札記》,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學論壇暨“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研究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論文,北京,2011年4月。伯2165 號為兩面抄寫,正面背面各有一個主題文獻,應屬于方先生所論述的類型一,即遺書原抄某一文獻,其后該文獻因故廢棄,有人在其背面抄寫另一文獻。兩個文獻的抄寫時間有明顯的先后之別,內容沒有內在的邏輯關系。[3]語見上注方廣锠先生的會議論文。編號時,應該把先寫的一面稱為正面,后寫的一面稱為背面,但也不時出現將正、背面顛倒的情況。本文討論的伯2165 號寫卷就是這樣的情況。

既然我們已經清楚了伯2165 號正背面文獻抄寫的先后順序,遵循上述原則,伯2165 號的正背面關系應該是:抄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釋》的一面為正面,而抄寫《廣釋開決記》的一面為背面。由此可知,學界以往關于此號寫卷正背面關系的認識是錯誤的,而《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7 冊中圖版所示的正反面關系亦是錯誤的。

二、經疏所引佛典考述

此件經疏援引了諸多佛教經論對經義進行詮釋。茲條列如下,并一一考述:

1.論云“然燈行非上,以后時記”者,有上所得,記在后時,行非上,故不得者。得相未亡,非此經意。

此處“論”之所指為天親菩薩造、元魏菩提流支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其與此件經疏所引內容相對應的部分乃謂:

偈言:以后時授記,然燈行非上;菩提彼行等,非實有為相。[1]天親菩薩造、(元魏)菩提流支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大正藏》第25 冊,第1511 號,第791 頁上欄第17—19 行。

由此可知,此件經疏“論云”的內容——“然燈行非上,以后時記”,并非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內容的直接引用,而是對經論內容進行了省略式的提煉。此條內容剩余的部分,乃對“論云”內容的進一步解釋。

2.故《涅槃》云:“以身惡業,加之不瞋,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眼見;以口惡業,加之不瞋,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聞見?!?/p>

此處的《涅槃》當為《大般涅槃經》之略稱。與經疏中所引《涅槃經》經文內容相對應,我們將南北二本《大般涅槃經》[2]關于南北本的由來及二者異同,詳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430 頁。的內容列表1:

表1 南北二本《大般涅槃經》內容

由此可知,南北本此段經文部分的差異在于:北本為“以口惡業,加之不?!?,南本為“以口惡業,加之不瞋”。通過比較我們可知,此段經疏中的引文內容與南本《大般涅槃經》的內容是一致的,如此經疏中“《涅槃》云”的內容當引自南本《大般涅槃經》。

3.《仁王》頌云:“三賢十圣忍中行,唯佛一人能盡源?!?/p>

此處《仁王》當指《仁王經》。據現存經錄所示,該經共有四譯[1]依智昇《開元釋教錄》所載,該經已有四譯:竺法護、鳩摩羅什、真諦、不空,然當時前三譯一本在藏,二本闕(參見[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大正藏》第55 冊,第2154 號,第626 頁中欄第15 行、699 頁下欄第20 行)。,然依《大正藏》所收,《仁王經》現存二種,其一為后秦鳩摩羅什譯,題為《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2]羅什之譯本,見于《大正藏》第8 冊,第245 號,第825—834 頁。關于此本《仁王經》是否為羅什所譯,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湯用彤先生在論述羅什之譯經時,認為:“其《梵網》、《仁王》二經,均有可疑,故未列入?!保▍⒁姕猛骸稘h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鳩摩羅什及其門下”之“什公之譯經”,第213 頁。按,此引文中“梵網”,原文作“梵綱”,誤,當因“網”、“綱”之繁體字“網”、“綱”二字相近所致)據早期的經錄所示,此《仁王經》究竟是何人所譯并不明朗,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4《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第一》有云:“《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保ㄕZ見[梁]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69 頁)由此可知,僧祐乃將其列為失譯經之類。另外,《出三藏記集》卷8 載大梁皇帝《注解大品序第三》有云:“唯《仁王般若》具書名部,世既以為疑經,今則置而不論?!保ㄕZ見[梁]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第296 頁)隋代法經等《眾經目錄》卷第2 即將此經列為眾經疑惑之類(參見《大正藏》第55 冊,第2146 號,第126 頁中欄第8 行)。日本學者小野玄妙先生認為《仁王般若經》絕非羅什所譯,認為《歷代三寶記》等諸錄卻以此經二錄于竺法護、鳩摩羅什名下,而遺毒于后世(關于鳩摩羅什與《仁王經》關系之論述,參見〔日〕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綜論》,楊白衣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3 頁)。;其二為唐不空譯,題為《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1]不空之譯本,見于《大正藏》第8 冊,第246 號,第834—845 頁。,經前并有代宗所作之序。關于歷史上《仁王經》的傳譯與流布情況,夏廣興先生通過對各種經錄和《仁王經》相關注釋書的綜合研究,認為前三譯的歷史真實性皆值得懷疑。[2]夏廣興:《〈仁王經〉與唐代社會生活》,《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2 期,夏先生文中引用梁武帝《注解大品序》中“唯《仁王般若》具書各部,世既以為疑經,今則置而不論”(按,此段引文中的“各”,應改為“名”,參見[梁]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第296 頁)的記載,認為“在梁代,《仁王般若經》經典是存在的,且首次作為偽經使用”,且這種傾向在隋代法經等《眾經目錄》中仍然存在(詳細論述,參見夏文第65 頁)。筆者認為從早期各類經錄的記載來看,《仁王經》的傳譯情況不甚明了。正因如此,《仁王經》才被僧祐列為“失譯”之類,亦陷入如梁武帝所言之“世既以為疑經”的境遇,且后來被法經等列為“疑惑”之類。如此,也只能說早期流傳的《仁王經》被視作“疑經”,而非夏先生所言之“偽經”,畢竟二者還是存在本質區別的。盡管鳩摩羅什譯《仁王經》的真實性存有疑問,但是此部冠羅什之名的《仁王經》在歷史上有著巨大的影響。敦煌文獻中所存羅什譯本《仁王經》即有多件,其中有斯3472 號、斯5978 號、北3481 號(淡61)、北3482 號(張44)、北3483 號(菜076)[3]以上諸號羅什譯《仁王經》,參見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索引》,第58 頁。、斯10264 號[4]此件《仁王經》,圖版收錄于《英藏敦煌文獻》,定名為“失名道經”。劉屹先生據《英藏敦煌文獻》第12 卷的目錄提示,歸其為“失名道經”(參見劉屹:《〈敦煌道經·目錄編〉補遺》,《北京圖書館館刊》1999年第3 期)。王卡先生對其道經的屬性,產生了懷疑,認為其應為佛教文書(參見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 頁)。后來經過馬強才先生的比定,此件“乃佛教文書,應定名為《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卷下第5《護國品》殘卷”(參見馬強才:《敦煌文書S.10264 的定性與定名——一份〈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殘卷》,《圖書館雜志》2008年第4 期)。、北敦14483 號(新0683)[1]關于此件的題名、殘存及年代情況,參見林世田、薩仁高娃:《國家圖書館劉廷琛舊藏敦煌遺書》,《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1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92 頁。而關于此件詳細情況的介紹,可參考林世田、薩仁高娃兩位先生所作的敘錄,參見林世田、薩仁高娃:《國家圖書館劉廷琛舊藏敦煌遺書敘錄與研究》,刊于http://www.nlc.gov.cn/newhxjy/wjsy/yj/gjyj/201104/t20110428_42209.htm。。另外,斯2502 號2《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2]此件有題記:“開皇十九年(599)六月二日抄寫訖?!保▍⒁姸鼗脱芯吭壕帲骸抖鼗瓦z書總目索引新編》,第76 頁)(隋智顗說,灌頂記)乃是關于羅什譯《仁王經》的注疏。敦煌文獻中亦存有不空譯《仁王經》的寫本:斯124 號、伯3971 號。[3]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索引》,第36 頁。馬強才先生以此兩件來論述羅什譯《仁王經》在當時的流傳情況是不妥的(參見馬強才:《敦煌文書S.10264的定性與定名——一份〈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殘卷》)。從數量上來看,似乎羅什譯本的流傳度更大些。

因為此件注疏的抄寫時間比不空譯《仁王經》要早,所以此段引文當出自羅什譯《仁王經》。與注疏引文相對應,現存羅什譯《仁王經》有云:“三賢十圣忍中行,唯佛一人能盡原?!盵4](后秦)鳩摩羅什譯:《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8 冊,第245 號,第827 頁中欄第12 行。兩者的差異,在于此件注疏中“源”,《大正藏》本作“原”。隋智顗《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中有言:“三賢十圣是因位,名忍中行;佛居果地窮原盡理,名能盡原?!盵5](隋)智顗說、灌頂記:《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大正藏》第33 冊,第1705 號,第273 頁中欄第2—3 行。從文義上看,還是“盡原”為佳,所以此件注疏中之“源”,應為“原”之借字。

4.《花嚴經》云:“依于如如,不依國土?!?/p>

此處《花嚴經》乃指《華嚴經》[6]《華嚴經》的“華”寫作“花”的情況,在敦煌寫本是較為常見的。,引文部分當出自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之《盧舍那佛品》。不過,《大正藏》所收《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二乃云:“依于如如,不依佛國?!盵1](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9 冊,第278 號,第409 頁中欄第9 行。二者存在的差異在于“國土”和“佛國”?!度A嚴經》注疏和其他佛典注疏中也有引用《華嚴經》此句的情況。茲分列如下:

(1)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有云:

文云:普賢身相,猶若虛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國耳。[2](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大正藏》第35 冊,第1732 號,第105 頁下欄第9—10 行。

(2)敦煌寫本北敦1053 號《華嚴略疏》卷1[3]圖版參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編、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5 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360 頁。錄文成果參見悟緣:《華嚴略疏卷第一》,載方廣锠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8 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2 頁。有云:

“依于如如,不依佛國”者,上如理如,下如智如,言智會理如,智體亦如。明法身依于真如之智,智是妙本也。[4]錄文成果參見悟緣:《華嚴略疏卷第一》,載方廣锠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8 輯,第36 頁。

(3)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10 有云:

問:菩薩亦有三身三土不?答:隨分有之?!度A嚴》云:普賢身相,猶如虛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國。如如即法身土,余二可知。[5](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大正藏》第34 冊,第1721 號,第610 頁上欄第1—4 行。

(4)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12 有云:

一者法身普遍一切處,故總攝三世佛法身,皆是普賢法身。如《華嚴》云:普賢身相,猶若虛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國也。[1](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大正藏》第34 冊,第1721 號,第631 頁中欄第12—15 行。

(5)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12 另有云:

問:《華嚴經》云:普賢身相,猶如虛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國。今云何言從東方來?[2](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大正藏》第34 冊,第1721 號,第631 頁中欄第29 行—下欄第1 行。

(6)唐湛然述《法華文句記》有云:

問:《華嚴》云:普賢菩薩,依于如如,不依佛土。今何故云從東方來?[3](唐)湛然述:《法華文句記》,《大正藏》第34 冊,第1719 號,第359 頁上欄第16—17 行。

(7)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10 有云:

由證普遍賢善之理、能證之道,名為普賢,故《華嚴》云:普賢身相,依于如如,不依佛國。[4](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大正藏》第34 冊,第1723 號,第852 頁上欄第28—30 行。

(8)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10 另有云:

《華嚴經》云:普賢身相,依于如如,不依佛國。[1](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大正藏》第34 冊,第1723 號,第852 頁中欄第12—13 行。

(9)隋吉藏造《凈名玄論》卷8 有云:

無復此報,故言無土,所以經云:普賢色身命,猶如虛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國。何有土矣![2](隋)吉藏造:《凈名玄論》,《大正藏》第38 冊,第1780 號,第906 頁中欄第24—26 行。

(10)唐慧沼撰《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2 有云:

此從理名,即是理身。十地所證十種法身,如勝天王般若說。又法苑中三身,義林具引。亦如《華嚴經》:普賢身相,猶如虛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土。[3](唐)慧沼撰:《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大正藏》第39 冊,第1788 號,第209 頁中欄第25—28 行。

(11)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2 有云:

釋言:舍空依于真如,離真如外更無所依,故《華嚴》云:普賢菩薩,依于如如,不依佛國。虛空亦是。[4](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大正藏》第44 冊,第1815 號,第504 頁中欄第12—14 行。

(12)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19 有云:

眾生有土,諸佛無土,隨化現居眾生處故。故經說言:普賢菩薩,依于如如,不依佛國。普賢既爾,諸佛亦然。[1](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大正藏》第44 冊,第1815 號,第837 頁上欄第21—24 行。

(13)隋吉藏撰《法華統略》卷3 有云:

釋普賢,普有二義,一體普,二用普。體普者,《華嚴》云:普賢身相,猶如虛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國。[2](隋)吉藏撰:《法華統略》,《卍新纂續藏經》第27 冊,第582 號,第531 頁中欄第12—13 行。

(14)唐道暹述《法華經文句輔正記》卷10 有云:

問華嚴至如如。若彼經云:普賢身相,猶如虛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土。[3](唐)道暹述:《法華經文句輔正記》,《卍新纂續藏經》第28 冊,第593 號,第815頁上欄第15—16 行。

(15)唐智度述《法華經疏義纘》卷6 有云:

總攝三佛法身,皆是普賢法身。如《華嚴》云:普賢身相,猶如虛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國。[4](唐)智度述:《法華經疏義纘》,《卍新纂續藏經》第29 冊,第594 號,第117 頁下欄第14—16 行。

從以上十五條引用《華嚴經》經文的情況來看,其中十二條作“依于如如,不依佛國”,三條作“依于如如,不依佛土”,但是卻沒有此件經疏中“依于如如,不依國土”的用例。由于存在“不依佛土”引文的用例,我們可以知曉古代僧人撰疏時所引經文并不一定與佛經原文一致,存在憑記憶而作或隨意改造的情況。此件經疏中引《華嚴經》時,作者所引經文作“不依國土”,即與《華嚴經》的原文“不依佛國”不一致,但不知是作者因記憶有誤而致,還是刻意而為。如果是作者刻意而為,則似乎使得此件注疏的本土化的色彩有所加深。

5.《金光明經》云:“諸佛妙境,最勝所居?!?/p>

《金光明經》有三譯:其一,北涼曇無讖譯,四卷,題曰《金光明經》;其二,隋寶貴等取前譯補譯,合入其缺品八卷,題曰《合部金光明經》;其三,唐義凈譯,十卷,題曰《金光明最勝王經》。此三譯之中,義凈譯本最為晚出,但文義周足,流傳更廣,影響亦更大。[1]上述三個譯本在敦煌文獻中均有存,但相較而言,義凈譯本的數量是最多的(參見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索引》,第51、86—91 頁)。此件經疏所引《金光明經》的經文,卻不見于《大正藏》所收《金光明經》三個譯本中的任何一個。推其原因,蓋有兩種,其一,《金光明經》或存在另外一個譯本;其二,此件經疏所引《金光明經》的經文為間接引用,經過作者的改動。從現存經錄和各類藏經而觀,《金光明經》存在另一種譯本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第一個原因可暫時排除。此處出現異文的最大可能就是此件經疏的作者在引用《金光明經》時對原經文內容進行了改動。我們從義凈譯《金光明最勝王經》中找到了與經疏引文較為相似的一句,其云:“諸佛之境,如來所居?!盵2](唐)義凈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大正藏》第16 冊,第665 號,第403 頁上欄第8 行。由此可以判斷,此件經疏的作者將“諸佛之境”改成了“諸佛妙境”,并將“如來所居”改稱了“最勝所居”,可見此件經疏此處引文當出自義凈譯《金光明最勝王經》。

6.《仁王經》云:“三賢十圣住果報,唯有如來居凈土?!?/p>

關于《仁王經》的傳譯情況,上文已經做了論述。如上文所述,因此件經疏的抄寫時間比不空譯《仁王經》要早,所以此段引文當出自羅什譯《仁王經》。羅什譯《仁王經》有云:“三賢十圣住果報,唯佛一人居凈土?!盵1](后秦)鳩摩羅什譯:《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8 冊,第245 號,第828 頁上欄第1 行。由此可以看出,此件經疏將原經文內容“唯佛一人”改成了“唯有如來”。

7.《佛地論》說:“一四天下,有一須彌山。須彌山外,有七重金山。金山之中,有七內海水,水皆八得。金山之外,有大咸海。咸海之內,有四大洲。一一大洲,各有五百中洲。十千小洲,周匝即有鐵輪圍繞,故名一四天下。四天下外,復四天下,東西南北,連接而住。數此為數,其數至千,名小千界。小千界外,復有鐵輪周匝圍繞。小千之外,復有小千,東西南北,連接而住。數此為數,其數至千,名中千界。中千界外,復有鐵輪周匝圍繞。中千之外,復有中千,東西南北,連接而住。數此為數,其數至千,名大千界。大千界外,復有鐵輪周匝圍繞。成壞同時,為一佛剎。三重至千,故名三千。一佛化所及故,故名大千?!?/p>

此件經疏此處所言之《佛地論》當指親光菩薩等造、玄奘譯的《佛地經論》。然經疏中的引文與《佛地經論》的原文存在很大差異。為方便比較,茲引親光菩薩等造、玄奘譯《佛地經論》卷6 的內容如下:

經曰:又如世界大小輪山之所圍繞,如是如來妙觀察智不愚,一切自相共相之所圍繞。

論曰:此中顯示斷一切疑因相。如器世界一妙高山,七大金山,八大海水,四大洲等,總于其外有小輪山周匝圍繞。如是為一積數至千,復總于外有次輪山周匝圍繞,名小千界。如是為一復數至千,更總于外有次輪山周匝圍繞,名中千界。如是為一復數至千,總于其外有大輪山周匝圍繞,有大風輪總持其下,名一[1]“一”,明本作“為”(參見親光菩薩等造、[唐]玄奘譯:《佛地經論》,《大正藏》第26 冊,第1530 號,第318 頁注1)。三千大千世界。[2]親光菩薩等造、(唐)玄奘譯:《佛地經論》,《大正藏》第26 冊,第1530 號,第318頁上欄第6—15 行。

二者文字上存在不小的差異,但論述的中心同為佛教的世界觀念,在主旨上有一定的相似性。由此可以看出,此件經疏的作者在引用《佛地經論》時,對原文進行了很大的調整。

8.《涅槃經》云:“唯斷取著,不斷我見。我見者,名為佛性?!?/p>

如前所述,《涅槃經》為《大般涅槃經》的省稱,存南北本之分。此件經疏所引《涅槃經》經文內容,俱可見于南北二本。[3]經文內容參見(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12 冊,第374 號,第395 頁中欄第12—13 行;(劉宋)慧嚴等:《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12 冊,第375 號,第635 頁下欄第8—9 行。由于此件經疏前面引用《涅槃經》時,所引經文內容與南本《涅槃經》是一致的,所以此處引文亦同。

9.《攝大乘論》云:“男女根境,喻之于幻?!?/p>

《攝大乘論》為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基本論書,簡稱《攝論》,印度無著菩薩所撰,但梵文原本已佚。傳至中土先后有三種漢譯,即北魏佛陀扇多譯,二卷;陳真諦譯,三卷;唐玄奘譯,三卷。其中流行較廣、影響較大的是真諦和玄奘的譯本。此件經疏引述《攝大乘論》的內容“男女根境,喻之于幻”來論證“如幻”一詞,但此句號并不是直接出自《攝大乘論》中,可能是作者對《攝大乘論》的原文進行了改動。陳真諦譯《攝大乘論》卷2 有云:

由名不定體相雜,此義相違。此中說偈:

于名前無智,多名及不定;

義成由同體,多雜體相違。

法無顯似有,無染而有凈;

是故譬幻事,亦以譬虛空。[1]無著菩薩造、(陳)真諦譯:《攝大乘論》,《大正藏》第31 冊,第1593 號,第120 頁中欄第14—19 行。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2 有云:

由名不決定雜體相違故。此中有二頌:

由名前覺無,多名不決定;

成稱體多體,雜體相違故。

法無而可得,無染而有凈;

應知如幻等,亦復似虛空。[2]無著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大正藏》第31 冊,第1594 號,第140頁上欄第16—21 行。

10.《楞伽經》云:“不實速如電,是故說如幻?!?/p>

《楞伽經》共有四譯[3]智昇在著錄實叉難陀譯經時有云:“《大乘入楞伽經》七卷(第四出,與宋功德賢等出者同本,久視元年五月五日于東都三陽宮內初出,至長安四年正月五日繕寫功畢)?!保ㄕZ見[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大正藏》第55 冊,第2154 號,第565 頁下欄第24—25 行),今存三本:其一,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名四卷《楞伽》[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正藏》第16 冊,第670 號,第479—514 頁。;其二,元魏菩提流支譯,名《入楞伽經》,十卷,名十卷《楞伽》[2](元魏)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大正藏》第16 冊,第671 號,第514—586 頁。;其三,唐實叉難陀譯,名《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名七卷《楞伽》[3](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大正藏》第16 冊,第672 號,第587—640 頁。。此件經疏所引的經文內容當出自求那跋陀羅所譯的《楞伽阿跋多羅寶經》[4](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正藏》第16 冊,第670 號,第494頁上欄第7 行。,即與禪宗有莫大關系的《楞伽經》。

11.《涅槃經》云:“得如幻三昧,斷閻浮有?!?/p>

《涅槃經》的傳譯情況,如前所述,有南北之分。與此件經疏所引經文內容相對應,南北二本《涅槃經》均作“得如幻三昧,能斷閻浮提有”[5]經文內容參見(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12 冊,第374 號,第448 頁中欄第18—19 行;(劉宋)慧嚴等:《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12 冊,第375 號,第690 頁中欄第9—10 行。。依前面首次《涅槃經》引文之例,此處所引經文亦當出自南本《涅槃經》,但是文字上存在差異?!赌鶚劷洝吩浳闹械摹澳堋焙汀疤帷倍衷诖思浭柚须m然皆被省略,但絲毫不影響文義。[6]首先,(隋)吉藏撰《仁王般若經疏》中有謂:“得如幻三昧,斷閻浮提有?!保▍⒁姟洞笳亍返?3 冊,第1707 號,第357 頁中欄第12 行)由此可知,省略“能”字是不影響整句文義的。其次,“閻浮提”在佛典中被省略為“閻浮”是較為常見的。

12.《攝大乘論》:“身業如影?!?/p>

《攝大乘論》的傳譯情況,前已有述。此件經疏的引文并非直接出自三種譯本《攝大乘論》,可能經疏作者在引用《攝大乘論》時對原文進行了改動。陳真諦譯《攝大乘論》卷2 有云:

若實無法,善惡二業,愛非愛果報,云何得生?為決此疑,故說影譬。[1]無著菩薩造、(陳)真諦譯:《攝大乘論》,《大正藏》第31 冊,第1593 號,第120 頁下欄21—22 行。

另外,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2 有云:

云何無義?凈不凈業,愛非愛果,差別而生。為除此疑,說影像喻。[2]無著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大正藏》第31 冊,第1594 號,第140頁中欄23—24 行。

以經疏所云之“身業如影”與二種《攝大乘論》的譯文相比較而言,此件經疏的引文與陳真諦譯《攝大乘論》的關系似乎更近一些。

13.《維摩經》云:“是身如影,屬諸因緣?!?/p>

《維摩經》,全稱《維摩詰所說經》,鳩摩羅什所譯,共三卷。據《開元釋教錄》記載,歷東漢至唐初,包含羅什譯本在內,此經前后七譯,三存四闕。[3](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大正藏》第55 冊,第2154 號,第629 頁上欄第15—16 行。在存世的三個譯本中,要數羅什的譯本更為流行,影響更大。此件注疏所引經文當出自羅什譯《維摩經》,然內容上存在差異。羅什譯《維摩經》有云:

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4](后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第14 冊,第475 號,第539 頁中欄第19 行。

二者之所以產生差異,乃因經疏作者在引用《維摩經》經文時做了簡省。

14.《溫室經》云:“三界受影福?!?/p>

《溫室經》,乃《溫室洗浴眾僧經》之略稱,前后兩譯,一本闕。[1]智昇《開元釋教錄》有云:“《溫室洗浴眾僧經》一卷(按,亦直云《溫室經》)后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按,《拾遺》編入第一譯,前后兩譯,一本闕)?!保▍⒁姡厶疲葜菚N撰:《開元釋教錄》,《大正藏》第55 冊,第2154 號,第601 頁上欄第16—17 行)又謂:“《溫室洗浴眾僧經》一卷(按,或云《溫室經》西晉三藏竺法護譯[第二譯]右一經前后兩譯,一存一闕)?!保▍⒁姡厶疲葜菚N撰:《開元釋教錄》,《大正藏》第55冊,第2154 號,第631 頁上欄第4—6 行)據《大正藏》所載,《溫室經》現存者為后漢安世高之譯本。[2]安世高之譯本,收于《大正藏》第16 冊,第701 號,題名作《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然據題名之校注可知,宋、元、宮本題名無“佛說”二字,與智昇《開元釋教錄》中著錄的經名是一致的(參見[后漢]安世高譯:《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大正藏》第16 冊,第701 號,第802 頁校記7)。其中有云:

觀諸三界中,天人受景福,道德無限量,諦聽次說之。[3](后漢)安世高譯:《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大正藏》第16 冊,第701 號,第803頁上欄第22 行。

此句中的“景”字,宮本(即宮內省圖書寮本)作“影”[4](后漢)安世高譯:《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大正藏》第16 冊,第701 號,第803頁校記11。,“景”有“影”之義[5]《說文》釋“景”為“光也”?!犊滴踝值洹芬都崱丰尅熬啊痹疲骸耙粲?,物之陰影也?!庇忠夺屛摹纷⑨尅吨芏Y·地官·大司徒》之語“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言:“景,本或作影?!庇帧犊滴踝值洹芬额伿霞矣枴丰尅坝啊痹唬骸啊稌ご笥碇儭吩唬何┯绊??!吨芏Y·地官·大司徒》土圭測影?!睹献印吩唬簣D影失形?!肚f子·齊物論》云:罔兩問影。如此等尤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為景?!庇纱丝芍?,“景”有“影”之義。。此件注疏的引文當來自“觀諸三界中,天人受景?!钡囊欢钨薯?,只是作者對《溫室經》原經文進行了改動,將兩句概括為一句而引用。

綜上,此件《金剛經疏》共引經論14 處,分別引用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1 次)、《涅槃經》(3 次)、《仁王經》(2 次)、《花嚴經》(1 次)、《金光明經》(1 次)、《佛地論》(1 次)、《攝大乘論》(2 次)、《楞伽經》(1 次)、《維摩經》(1 次)和《溫室經》(1 次)。內容上既有經,亦有論;形式上既有原封不動地直接引用經文,亦有對經文進行改寫的間接引用。此件經疏主要利用一些大乘經、論來為《金剛經》進行注解,對相關經義進行闡發。此種或可稱為以佛典自注。

三、伯2165 號背《金剛經疏》對經尾“四句偈”的詮釋

《金剛經》經文內容有謂:“若復有人,于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盵1](后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8 冊,第235 號,第749 頁中欄第21 至23 行。

這是“四句偈”一詞首次出現在鳩摩羅什譯《金剛經》中,全文共出現了六次。關于四句偈的地位,正如朱棣《金剛經集注》中引顏丙所言:“《金剛經》者,乃《大藏經》之骨髓,而四句偈者,又《金剛經》之骨髓?!盵2]此語出自顏丙對《金剛經》的注釋,參見朱棣集注:《金剛經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9 頁。但是對于此四句偈的具體所指,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3]顧偉康先生將歷史上關于《金剛經》“四句偈”的諸種意見分為六類,分別進行了評述(參見顧偉康:《金剛經解疑六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3—85 頁)。諸種意見之中,以經文中最后的偈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4](后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8 冊,第235 號,第752 頁中欄第28—29 行。為四句偈的看法最具影響力。故此段偈語被視作整部經文內容最精練的概括,堪稱精髓之語。

下面,我們著重來看看此件經疏是如何解釋此段偈語的:

“一切有為法”,是所觀境?!叭鐗簟敝痢叭珉姟?,喻示境相?!皯魅缡怯^”,結勸修學。然依論釋,頌有九喻,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云。[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7 冊,第315 頁。

此處經疏的內容是對四句偈的逐句注釋?!耙磺杏袨榉ā?,經疏注釋為“所觀境”,指的是所觀察的對象?!叭鐗簟敝痢叭珉姟?,乃指代經文“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的內容,其中包含夢、幻、泡、影、露和電等六種譬喻,而此六種譬喻皆是用來比喻上一句“所觀境”——“一切有為法”的。經疏對最后一句“應作如是觀”的注解是“結勸修學”,由此可知此一句偈語之作用是總結勸誡習佛者要修行學習,將一切有為法之境皆視作夢幻等相。

敦煌寫本斯2047 號《金剛經疏》中有相似的內容,其云:

若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切有為法,是所觀境。如夢亦如電,喻示境相。應作如是觀,結勸修學。然依論釋,訟有九喻,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云。[2]斯2047《金剛經疏》,《大正藏》第85 冊,第2738 號,第129 頁上欄第12—16 行。

另外,此處經疏的解釋,唐窺基所著《金剛般若論會釋》中亦有類似的表述:

此經偈分為三:初一句總舉有為法,為所觀境;次兩句正以九喻教,觀九釋(種)有為;下一句結勸修行。[1](唐)窺基撰:《金剛般若論會釋》,《大正藏》第40 冊,第1816 號,第782 頁下欄第7—9 行。

此件經疏是對羅什譯《金剛經》的注釋,所以此處注文是對“如夢”至“如電”共六種譬喻的解釋,然而其他諸種譯本和世親《金剛般若論》都列出了九種譬喻。如何對這一矛盾進行解釋呢?此件經疏接著有謂:“然依論釋,頌有九喻,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云?!贝思磳α骱途庞鲀煞N現象矛盾的調和之語。此件經疏接著對無著和世親關于譬喻的論述進行了總結。無著的解釋是以四種有為相對“星”、“翳”、“燈”、“幻”、“露”、“泡”、“夢”、“電”、“云”九種譬喻進行了分類。此處四種有為相,具體所指為:自性相、著所住味相、隨煩(順)[2]“煩”,當作“順”,據后文“隨順過失相者,無常等隨順故”改。過失相、隨順出離相。而關于四種有為相和九種譬喻之間的對應關系,此件經疏有云:

自性者:共相見如星,無智闇中,有彼光故,有智明中,無彼光故。人法我見如翳,以取無義故。識如燈,渴愛閏(潤)取,依熾然故。

著所住味相者:顛到(倒)境故,如幻,以顛到(倒)見故。

隨順過失相者:無常等隨順故。如露者,顯示體相無有,順無常故。如泡者,顯示隨順苦,受如泡故。

隨順出離相者:過去如夢,念處轉故;現在如電,不久住故;未來如云,彼粗惡種子,似虛空引出心故。[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7 冊,第315 頁。

從經疏此處的解釋可知,其以四種有為相對《金剛般若論》及其他譯本中的九喻進行了歸類,而羅什譯本之六喻亦可歸屬于此四種有為相,如此,二者之間的差異,就消融并統一于四種有為相的概念之中了。

通過對此件《金剛經疏》的簡單考察,我們對其產生和流行情況有了一定的認識。由卷尾朱筆題記可知,此件經疏的產生時間可能為開元四年(716)。由卷尾墨筆題記可知,此件經疏為敦煌大乘寺尼妙相于唐開元十二年(724)二月,聽寂法師所講之后而抄。從經疏內容來看,其與斯2047 號《金剛經疏》之間有不少相同之處,兩者的差別是此件經疏解釋更為詳盡,而斯2047 號則較為簡略。兩件經疏的解經特色及比較研究,將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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